制度与结构的分歧：杨小凯与林毅夫经济学思想之比较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杨小凯与林毅夫是两位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路径与人生经历截然不同，却深刻影响了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的理解。 生活经历的差异是理解二人分歧的关键：杨小凯从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中崛起，狱中十年铸就了他对专制制度的警惕和对自由市场的信仰；林毅夫则是抱着篮球从金门岛游泳而来，一开始就被待为座上宾，得知恩图报。他从两岸跨越的机遇中起步，亲历改革开放的成功，形成了对政府引导的实证乐观。 这种巨大反差的经历差异不仅塑造了他们的理论范式，也折射出两种对立立场：杨的制度反思与批判，警醒权力滥用带来的长期风险；林的制度优越叙事，将中国经验推广为发展中国家的普世工具。2025年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中，这种张力尤为显著，例如近期学术评论指出，林的“新结构经济学”虽实用，却被质疑为“科学相对主义”，以中国特殊性挑战主流经济学普世性，而杨的批判则提醒，忽略制度盲点可能放大理论局限。 一、不同的学术起点与问题意识 杨小凯的学术起点源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增长停滞的深刻反思。生于湖南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撰写批判性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被监禁十年，狱中自学经济学，后赴美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移居澳大利亚任蒙纳士大学教授。这段苦难经历让他坚信，经济增长离不开制度变革：没有法治与产权保障，分工深化将受阻，导致经济陷入劣等均衡陷阱。他的手稿和哈佛时期研究聚焦“制度—分工—增长”的逻辑链条，强调宪政转型以避免权力集中带来的扭曲。这种从个人苦难中提炼的洞见，使其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深度，警示短期繁荣背后的制度风险。 林毅夫的起点则截然不同，聚焦于“如何理解并复制中国与东亚的成功经验”。生于台湾的他，1979年从金门游海至大陆，被迫放弃国民党军官身份，投身改革开放浪潮，后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并于2008–2012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亲历中国从贫困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转型，这成为其理论基石：发展战略须与国家要素禀赋匹配；若产业政策顺应比较优势，便能催生持续增长。这衍生出“比较优势跟随”（CAF）与“比较优势背离”（CAD）框架，以及“成长识别与扶助框架”（GIFF）的“六步法”工具箱，用于识别潜在产业并提供政府扶助。林的视角更实证导向，源于机遇性经历，但批评者如丹尼·罗德里克指出，这种“事后解释”可能忽略制度缺陷，例如2025年学术评论称，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性因素置于首位，却低估了政府失灵的风险。经历差异在此显现：杨的苦难强化了对制度前置的警醒，林的成功则放大对政府能力的信心。 二、理论核心的对照 杨小凯的理论核心围绕分工与制度，受狱中自学启发，他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在于分工深化，这需要低交易成本，源于产权明晰、法治保障与政治竞争。没有这些制度基础，短期增长将因腐败、寻租与市场扭曲而停滞。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引入“超边际分析”，揭示分工网络如何通过市场规模扩展驱动创新与效率，强调制度改革的前置性。这种框架源于对专制经历的反思，视政府过度干预为分工的敌人。 林毅夫则聚焦比较优势与政府扶助，受改革开放亲历影响，他主张产业选择应顺应要素禀赋结构；政府作用在于克服外部性与配套失灵，降低产业升级门槛。CAF框架评价战略成败：顺应禀赋则成功，背离则失败。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操作指南，但罗德里克等批评者认为，林的“新结构经济学”虽整合新古典元素，却可能重蹈旧结构性主义的覆辙，过度依赖政府干预，忽略可证伪性。经历差异导致分歧：杨强调制度前置，以走出劣等均衡；林关注产业配合，以复制成功经验。前者批判深度强，后者政策实用性高。2025年的讨论进一步凸显，例如林对中美贸易战的分析，称中国市场规模是技术领导力的关键，却被指忽略制度约束对创新的抑制。 三、方法论与可证伪性的差别 经历差异延伸到方法论。杨小凯以历史经验与制度比较为基础，超边际分析逻辑严谨，揭示制度质量与分工网络的关系，但政策落地较为宏观抽象，常被批评缺乏操作路径。其框架可证伪性强：若无宪政转型，增长不可持续，东欧转型案例即为印证。这种抽象性源于其海外学术生涯，远离本土政策实践，却赋予理论普世穿透力。 林毅夫倾向技术化与操作化，将产业升级拆解为GIFF的六步法，提供政府工具箱，便于应用，尤其在强政府能力背景下。但CAF/CAD框架易事后归因：成功归为CAF，失败归为CAD，可证伪性不足。2025年学术评论指出，新结构经济学虽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却在解释产能过剩时力不从心。林的实用方法源于体制内经历，如世界银行角色，但也因此被质疑受政治语境影响。 四、关于“制度优越性”的隐含叙事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工具，但在中文语境下，常被解读为“政府有为等于体制优越”，将理论拔高为政治叙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升级，意味着现有体制自带优势。2025年8月《人民日报》文章中，林将习近平经济思想赞为“根植中国、面向全球的科学理论”，强化了这一叙事，但引发质疑：是否低估权力滥用风险？这种叙事源于林的成功经历，却忽略了杨式警醒。 杨小凯持相反立场，他警告：无政治与法律转型，政府“有为”将异化为寻租与腐败。中国改革的长远风险在于过度依赖政府能力，忽视制度供给。他的观点在近年学术讨论中持续回响，例如2025年X平台帖子引用杨的思想，强调中国经济需警惕“有限政府”缺失导致的扭曲。这种批判源于其苦难经历，视制度反思为经济学家的良知。 五、现实中的硬质疑 现实质疑凸显经历差异的影响。首先，产能过剩与债务错配：若政府总能识别比较优势，为何中国出现钢铁、水泥等领域大规模过剩？林解释为“执行偏差”，但这恰是制度约束缺失的体现，杨的分工理论预见此风险，强调产权不明晰将放大扭曲。 其次，技术范式转移风险：在AI、绿色能源等领域，单纯“跟随比较优势”可能导致路径锁定，错过前沿。杨的制度框架更有适应力，强调宪政竞争激发创新，而林的GIFF虽实用，可能强化依赖性。 第三，转轨国家对比：东欧与前苏联经验表明，产业扶助难替代制度改革。没有宪政与法治，分工与市场易坍塌。中国模式虽成功，但推广至非洲等地的“一带一路”项目，2025年面临债务陷阱质疑，印证杨的警告。这些质疑凸显，杨的苦难经历赋予理论预见性，林的机遇经历提供实效但易忽略风险。 六、评判与结论 林毅夫的价值在于提供“如何做产业政策”的技术化语言与操作指南，适合强政府能力背景，推动了全球南南合作，如世界银行报告所述。但其局限显而易见：低估政府失灵与政治约束，将成功样本外推为普遍规律，易沦为制度优越性的自我证明。2025年评论如“工业政策2.0还是旧结构性主义？”质疑其创新性。这种局限源于其机遇经历的乐观偏差。 杨小凯的价值在于洞察长期增长的制度根源，强调分工深化与宪政转型，具有历史穿透力。他的理论虽缺乏短期操作性，被指“过于宏观”，却提醒：经济增长需自由与约束的平衡。这种深度源于其苦难经历的深刻反思。 一句话总结：林提供“工具箱”，杨提醒“地基”。生活经历的差异至关重要：杨的苦难铸就警醒，林的机遇铸就实效。若无坚实地基，工具箱可能建造出寻租的高楼大厦。在2025年全球变局中，二者对话呼吁融合：用林的实效策略筑基杨的制度警醒，方能实现可持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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