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是乔治亚州立大学威廉·C·佩特战略传播学讲席教授，即将出版著作《争夺软实力：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塑造》。2025年11月20日，雷普尼科娃教授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评论中美两国的软实力及其平衡与失衡。她认为川普政府的美国软实力在撤退，而习近平的中共政权软实力有所收益。但她可能根本不知道，习近平的中共政权不是没有展示或不愿努力加强其软实力，而是根本没有软实力。一个封建独裁且靠腐败手段运作的政权，哪有什么软实力可言？不过，战略传播学讲席教授的思维和看法也许对我们有益，不妨一读：

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他一直在瓦解美国传统的软实力渠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已停止运作，美国之音也深陷立法和法律纠纷。国务院大幅削减了人员和项目。新的签证和移民限制政策使美国对潜在游客的吸引力下降，也降低了美国的准入门槛。华盛顿对盟友采取的胁迫性和交易性做法损害了国际社会的信任。《纽约时报》刊登了前北约官员杰米·谢伊的文章，他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称为美国的“软实力自杀”。

许多专家和评论员认为，美国的损失正是中国的收获。已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他今年早些时候曾警告说，中国“随时准备填补特朗普造成的权力真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黄彦忠也持类似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助长了中国的魅力攻势”。

但正如我在2022年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所论述的，美中软实力竞争并非零和博弈。两国在构建软实力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中国倾向于通过务实利益来拉拢其他国家，而美国则将理想和价值观置于其对外拓展的核心。接受国，尤其是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往往将中美提供的软实力视为互补，并同时接受两者，而非被迫选择其中之一。

过去三年，尤其是在特朗普连任之后，中国的相对地位无疑有所提升。随着美国的退缩，中国在世界眼中成为了一个更易于接近、更可靠的合作伙伴。但这并未使中国成为全球软实力领域的领导者。尽管北京在外交中依然强调务实的策略，但它对低收入国家的国际援助却不增反减，也鲜有迹象表明会取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中国也没有像美国那样，致力于向世界推广某种特定的治理模式。北京目前总体上比以往更受好评，但这种态度的转变在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即使是对中国持最积极态度的国家，也对中国的行动既赞赏又不满。中国或许正因美国软实力的退缩而被动地提升自身地位，但这并不足以保证其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坚持既定路线

中国对软实力的解读与奈伊最初的定义有所不同。奈伊的定义强调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是国家在不诉诸胁迫的情况下影响他国的关键要素。在中国的著述中，文化力量与物质力量密不可分：北京认为，其经济发展模式、技术创新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物质援助，而不仅仅是其传统文化和原则，才是软实力的载体。

当中国领导人试图吸引发展中国家时，他们始终强调中国追求互利共赢的经济目标，并认为人权的概念根植于经济权利和物质福祉，而非个人和政治自由。外交的本质在于向其他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无论是贸易协定（通常会伴随着某种文化盛事来宣布）、基础设施项目，还是吸引成千上万官员、政策制定者、记者和学生赴华交流的培训和教育项目。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提供的援助之外，几乎别无选择。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称，特朗普政府削减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拨款，使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发展援助承诺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美国高额关税使得中国——尽管其贸易做法饱受诟病——在经济上比美国更具开放性，而中国仍然积极开展贸易。中国对国际访客的开放态度——目前允许70多个国家的公民免签入境30天——也与日益收紧的美国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美中软实力竞争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场争夺影响力的较量。

然而，尽管特朗普的政策为中国提供了机会，但中国似乎并未加大发展援助力度。北京近期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援助规模小于以往，而且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会改变。例如，在5月份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33个成员国）举行的峰会上，北京承诺向该共同体成员国提供92亿美元的信贷，不到2015年同一峰会承诺金额的一半。9月份，中国承诺向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14亿美元的贷款，低于2014年承诺的50亿美元。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由10个国家组成的经济和安全联盟。这些削减反映了北京试图“调整”其“一带一路”倡议，将重点放在“小而美”的项目上——实际上是缩减规模——这很可能是为了应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压力以及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攀升的债务。尽管中国仍在向许多资源丰富的邻国以及美国和俄罗斯等高收入国家提供贷款，但它越来越谨慎地避免过度向发展中国家放贷。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对埃塞俄比亚，中国甚至完全停止了新的贷款。

也鲜有迹象表明中国有意填补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削减援助后留下的其他空白。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对外援助预算（与发展融资基金分开）仅为美国2025年之前预算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以优惠贷款而非赠款的形式发放的。今年，北京仅在少数情况下——例如增加对柬埔寨最大排雷组织的捐款以及非正式地保证向尼泊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才积极响应受美国国际开发署削减援助影响的国家的需求。这些零星的例子并不构成中国外交政策的全面调整。

中国并非在所有经济领域都采取了保守策略。近年来，中国与拉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和私人投资有所增长。然而，推动这一扩张的主要动力是商业主体，而非国家（尽管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模糊不清）。

中国模式？

美国也减少了在海外推广民主价值观和人权，不再费心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充满抱负的民主国家。这造成了另一个真空，理论上，中国可以用自身的意识形态议程来填补这一空白——但北京可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与美国相比，中国运用软实力的方式通常较少侧重于推广政治理想和价值观。这种情况可能正在缓慢改变，尤其是在中国官员谈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并在峰会外交和为外交政策制定者举办的培训课程中推广一条通往现代化和民主的替代道路之后。但与美国曾经的宣传不同，中国的宣传并没有清晰地阐明其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也没有提供一套连贯的“输出”模式。这或许是有意为之，因为这赋予了中国灵活性，并有助于其将自身塑造成一个不如美国那样咄咄逼人的全球强权形象。

北京当前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主要主题是将中国与西方区分开来。在演讲和公开评论中，中国官员经常谴责西方霸权，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负责任且稳定的大国。例如，今年7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在俄罗斯媒体上发表评论，批评美国背离战后全球秩序，并以此为参照，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能够信守承诺的国家。9月，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并启动了全球治理倡议，以表明其致力于推进多极化进程的决心。

在与非洲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的讨论中，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倾向于将不干涉、仁慈的中国与更具干预性和冲动性的美国进行对比。例如，中国的现代化路径被描述为包容各国差异，而非强加一套西方规则。强调美国政策的不公平性（无论真实存在还是人们认为存在），可以促进基于不满的团结，从而拉近一些国家与中国的距离。例如，由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已将其议程从边境安全扩展到全球外交，并从2001年的六个国家发展到如今拥有十个正式成员国、十四个对话伙伴和两个观察员，还有更多国家正在等待加入。然而，中国的信息传递仅限于批评美国的主导地位，并要求在国际机构和治理机制中拥有更多发言权。它未能描绘和倡导一种替代性的世界秩序。

同样，美国民主近期的动荡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向更易于接受的国际社会推广其治理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的具体构成尚不完全清晰。正如我在一项针对非洲政策制定者培训研讨会的研究中发现的那样，中国的教育者和官员并没有试图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宣传成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模式，而是借鉴并颠覆西方的一些概念来推广它。中国被呈现为另一种民主模式，只不过这种模式更加高效，更能适应公众的反馈。此外，这些培训课程的中国负责人很少提供如何效仿中国的路线图，即使是在诸如扶贫这样中国被广泛认为卓有成效的领域。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一位埃塞俄比亚官员要求中国讲师至少提供一些关于埃塞俄比亚如何才能效仿中国成就的具体建议。另一位中国专家插话说：“我们不是来提供建议的”，从而结束了进一步的讨论。与农业或中国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培训或许能提供更具体的经验，但非洲官员和记者告诉我，关于中国更广泛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具体建议非常有限。如果没有这些建议，北京或许会将自身作为值得借鉴的榜样，但不会将其作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取得新的进展。近几个月来，诸如拉布布玩偶、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及几款热门电子游戏等中国流行文化产品的日益普及，以及包括人工智能平台DeepSeek在内的中国技术，都催生了诸如“中国如何变得酷炫”之类的标题。这种文化影响力可以转化为对中国价值观和治理原则的更大认同，尤其是在外国公众热衷于那些歌颂中国历史、传统和未来科技的电影和电子游戏时。像拉布布娃娃和DeepSeek这样的出口产品更直接地体现了中国的商业和技术实力——这可以增强中国的物质软实力，但未必能传播其理念。

相对收益

软实力始终难以准确衡量。民意调查是一种近似方法，数据显示，自特朗普连任以来，中国的支持率至少有所提升。皮尤研究中心7月份对24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对美国持好感的人数仍然多于对中国的人数，但差距正在缩小。自2024年春季以来，美国的正面形象大幅下降——例如，在加拿大，对美国的正面看法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中国则略有提升。在最近一项针对五个主要拉美国家的调查中，所有受访国家都显示，更多人倾向于选择中国而非美国作为经济伙伴。

但这些积极迹象并非没有前提。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与非洲和拉丁美洲普遍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情况不同，中国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声誉几乎全是负面的。在这些地区，即便华盛顿有所收敛，人们对北京构成的安全威胁的担忧也可能超过了对中国经济机遇的向往。

此外，对中国作为经济伙伴的认可并不等同于对中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皮尤研究中心7月份的调查显示，在25个国家中，有66%的受访者（中位数）对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中能否做出正确决策”缺乏信心。这种对中国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截然不同的看法，在与政策制定者的对话中也屡见不鲜。曾参加过中国外交培训项目的埃塞俄比亚官员告诉我，他们钦佩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赞赏其提供的物质援助，但他们对北京承诺的互利共赢仍持怀疑态度，并质疑“这是双赢还是中国赢？”许多人难以清晰阐述中国在追求自身利益之外的全球事务立场。

中国并未对其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提出明确的愿景。

人们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微妙不满和担忧很少能在调查中体现出来，但它们确实会以其他方式显现。即使在像埃塞俄比亚这样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国家，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也向我表达了对“一带一路”项目长期影响的复杂情感，既有赞同也有担忧。许多学生提到埃塞俄比亚欠中国的巨额债务（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第二大贷款国），并担心如果埃塞俄比亚无力偿还贷款，中国最终可能会接管其关键项目和行业。在中亚，许多国家也相对亲华，过去十年间，针对中国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等问题的抗议活动日益增多。对于那些倾向于在大国之间保持中立或避免结盟的国家而言，美国的退出更令其感到不安，因为这将使中国的存在无人挑战。

现在就断言中国软实力地位的相对提升是中国的最终胜利还为时尚早。目前来看，北京似乎并未充分利用美国的衰落，而是采取了克制态度。中国依然像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那样，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可靠且易于接触的发展伙伴，但它在海外投入更多资源方面也一直保持谨慎。中国的意识形态信息仍然主要基于对西方的不满，而非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性国际愿景或提供具体可复制的政策经验。许多外国公众仍然对中国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全球领导地位方面。

然而，北京的保守做法或许是出于战略考量，而非软弱或忽视软实力的表现。中国避免过度承诺，也避免让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全球愿景面临更严格的审视，同时仍然享受着美国撤军带来的被动收益。与过去的华盛顿不同，北京更感兴趣的是为其独特的道路正名，而不是说服其他国家效仿。目前来看，强调中美之间的鲜明对比或许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