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亞·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是喬治亞州立大學威廉·C·佩特戰略傳播學講席教授，即將出版著作《爭奪軟實力：中國在非洲的形象塑造》。2025年11月20日，雷普尼科娃教授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評論中美兩國的軟實力及其平衡與失衡。她認為川普政府的美國軟實力在撤退，而習近平的中共政權軟實力有所收益。但她可能根本不知道，習近平的中共政權不是沒有展示或不願努力加強其軟實力，而是根本沒有軟實力。一個封建獨裁且靠腐敗手段運作的政權，哪有什麼軟實力可言？不過，戰略傳播學講席教授的思維和看法也許對我們有益，不妨一讀：

自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第二個任期開始以來，他一直在瓦解美國傳統的軟實力渠道。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已停止運作，美國之音也深陷立法和法律糾紛。國務院大幅削減了人員和項目。新的簽證和移民限制政策使美國對潛在遊客的吸引力下降，也降低了美國的准入門檻。華盛頓對盟友採取的脅迫性和交易性做法損害了國際社會的信任。《紐約時報》刊登了前北約官員傑米·謝伊的文章，他將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稱為美國的“軟實力自殺”。

許多專家和評論員認為，美國的損失正是中國的收穫。已故政治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Nye）是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他今年早些時候曾警告說，中國“隨時準備填補特朗普造成的權力真空”。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學者黃彥忠也持類似觀點，認為特朗普政府的舉措“助長了中國的魅力攻勢”。

但正如我在2022年發表於《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中所論述的，美中軟實力競爭並非零和博弈。兩國在構建軟實力方面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中國傾向於通過務實利益來拉攏其他國家，而美國則將理想和價值觀置於其對外拓展的核心。接受國，尤其是所謂的“全球南方”國家，往往將中美提供的軟實力視為互補，並同時接受兩者，而非被迫選擇其中之一。

過去三年，尤其是在特朗普連任之後，中國的相對地位無疑有所提升。隨着美國的退縮，中國在世界眼中成為了一個更易於接近、更可靠的合作夥伴。但這並未使中國成為全球軟實力領域的領導者。儘管北京在外交中依然強調務實的策略，但它對低收入國家的國際援助卻不增反減，也鮮有跡象表明會取代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中國也沒有像美國那樣，致力於向世界推廣某種特定的治理模式。北京目前總體上比以往更受好評，但這種態度的轉變在不同地區差異顯著，即使是對中國持最積極態度的國家，也對中國的行動既讚賞又不滿。中國或許正因美國軟實力的退縮而被動地提升自身地位，但這並不足以保證其在未來幾年內擁有更大的全球影響力。

堅持既定路線

中國對軟實力的解讀與奈伊最初的定義有所不同。奈伊的定義強調文化、價值觀和外交政策是國家在不訴諸脅迫的情況下影響他國的關鍵要素。在中國的著述中，文化力量與物質力量密不可分：北京認為，其經濟發展模式、技術創新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物質援助，而不僅僅是其傳統文化和原則，才是軟實力的載體。

當中國領導人試圖吸引發展中國家時，他們始終強調中國追求互利共贏的經濟目標，並認為人權的概念根植於經濟權利和物質福祉，而非個人和政治自由。外交的本質在於向其他國家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案，無論是貿易協定（通常會伴隨着某種文化盛事來宣布）、基礎設施項目，還是吸引成千上萬官員、政策制定者、記者和學生赴華交流的培訓和教育項目。

隨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發展中國家除了中國提供的援助之外，幾乎別無選擇。據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稱，特朗普政府削減對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撥款，使得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雙邊發展援助承諾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美國高額關稅使得中國——儘管其貿易做法飽受詬病——在經濟上比美國更具開放性，而中國仍然積極開展貿易。中國對國際訪客的開放態度——目前允許70多個國家的公民免簽入境30天——也與日益收緊的美國政策形成鮮明對比。

美中軟實力競爭並非零和博弈，而是一場爭奪影響力的較量。

然而，儘管特朗普的政策為中國提供了機會，但中國似乎並未加大發展援助力度。北京近期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貸款援助規模小於以往，而且目前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這一趨勢會改變。例如，在5月份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33個成員國）舉行的峰會上，北京承諾向該共同體成員國提供92億美元的信貸，不到2015年同一峰會承諾金額的一半。9月份，中國承諾向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成員國提供14億美元的貸款，低於2014年承諾的50億美元。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由10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和安全聯盟。這些削減反映了北京試圖“調整”其“一帶一路”倡議，將重點放在“小而美”的項目上——實際上是縮減規模——這很可能是為了應對中國國內的經濟壓力以及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斷攀升的債務。儘管中國仍在向許多資源豐富的鄰國以及美國和俄羅斯等高收入國家提供貸款，但它越來越謹慎地避免過度向發展中國家放貸。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對埃塞俄比亞，中國甚至完全停止了新的貸款。

也鮮有跡象表明中國有意填補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削減援助後留下的其他空白。在2025年之前，中國的對外援助預算（與發展融資基金分開）僅為美國2025年之前預算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以優惠貸款而非贈款的形式發放的。今年，北京僅在少數情況下——例如增加對柬埔寨最大排雷組織的捐款以及非正式地保證向尼泊爾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才積極響應受美國國際開發署削減援助影響的國家的需求。這些零星的例子並不構成中國外交政策的全面調整。

中國並非在所有經濟領域都採取了保守策略。近年來，中國與拉丁美洲、中東和東南亞各國的貿易和私人投資有所增長。然而，推動這一擴張的主要動力是商業主體，而非國家（儘管兩者之間的界限有時模糊不清）。

中國模式？

美國也減少了在海外推廣民主價值觀和人權，不再費心將自身定位為一個充滿抱負的民主國家。這造成了另一個真空，理論上，中國可以用自身的意識形態議程來填補這一空白——但北京可能既不願意也沒有能力這樣做。與美國相比，中國運用軟實力的方式通常較少側重於推廣政治理想和價值觀。這種情況可能正在緩慢改變，尤其是在中國官員談及不干涉內政等原則，並在峰會外交和為外交政策制定者舉辦的培訓課程中推廣一條通往現代化和民主的替代道路之後。但與美國曾經的宣傳不同，中國的宣傳並沒有清晰地闡明其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也沒有提供一套連貫的“輸出”模式。這或許是有意為之，因為這賦予了中國靈活性，並有助於其將自身塑造成一個不如美國那樣咄咄逼人的全球強權形象。

北京當前意識形態宣傳的一個主要主題是將中國與西方區分開來。在演講和公開評論中，中國官員經常譴責西方霸權，並將中國描繪成一個負責任且穩定的大國。例如，今年7月，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在俄羅斯媒體上發表評論，批評美國背離戰後全球秩序，並以此為參照，將中國描述為一個能夠信守承諾的國家。9月，在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呼籲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並啟動了全球治理倡議，以表明其致力於推進多極化進程的決心。

在與非洲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的討論中，中國學者和外交官傾向於將不干涉、仁慈的中國與更具干預性和衝動性的美國進行對比。例如，中國的現代化路徑被描述為包容各國差異，而非強加一套西方規則。強調美國政策的不公平性（無論真實存在還是人們認為存在），可以促進基於不滿的團結，從而拉近一些國家與中國的距離。例如，由中國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已將其議程從邊境安全擴展到全球外交，並從2001年的六個國家發展到如今擁有十個正式成員國、十四個對話夥伴和兩個觀察員，還有更多國家正在等待加入。然而，中國的信息傳遞僅限於批評美國的主導地位，並要求在國際機構和治理機制中擁有更多發言權。它未能描繪和倡導一種替代性的世界秩序。

同樣，美國民主近期的動盪似乎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其能夠向更易於接受的國際社會推廣其治理模式。然而，這種模式的具體構成尚不完全清晰。正如我在一項針對非洲政策制定者培訓研討會的研究中發現的那樣，中國的教育者和官員並沒有試圖將中國的政治制度宣傳成一種截然不同的全新模式，而是借鑑並顛覆西方的一些概念來推廣它。中國被呈現為另一種民主模式，只不過這種模式更加高效，更能適應公眾的反饋。此外，這些培訓課程的中國負責人很少提供如何效仿中國的路線圖，即使是在諸如扶貧這樣中國被廣泛認為卓有成效的領域。在亞的斯亞貝巴的一次研討會上，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是，一位埃塞俄比亞官員要求中國講師至少提供一些關於埃塞俄比亞如何才能效仿中國成就的具體建議。另一位中國專家插話說：“我們不是來提供建議的”，從而結束了進一步的討論。與農業或中國技術轉讓相關的技術培訓或許能提供更具體的經驗，但非洲官員和記者告訴我，關於中國更廣泛的發展和政治經驗的具體建議非常有限。如果沒有這些建議，北京或許會將自身作為值得借鑑的榜樣，但不會將其作為其他國家效仿的模式。

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沒有取得新的進展。近幾個月來，諸如拉布布玩偶、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及幾款熱門電子遊戲等中國流行文化產品的日益普及，以及包括人工智能平台DeepSeek在內的中國技術，都催生了諸如“中國如何變得酷炫”之類的標題。這種文化影響力可以轉化為對中國價值觀和治理原則的更大認同，尤其是在外國公眾熱衷於那些歌頌中國歷史、傳統和未來科技的電影和電子遊戲時。像拉布布娃娃和DeepSeek這樣的出口產品更直接地體現了中國的商業和技術實力——這可以增強中國的物質軟實力，但未必能傳播其理念。

相對收益

軟實力始終難以準確衡量。民意調查是一種近似方法，數據顯示，自特朗普連任以來，中國的支持率至少有所提升。皮尤研究中心7月份對24個國家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儘管對美國持好感的人數仍然多於對中國的人數，但差距正在縮小。自2024年春季以來，美國的正面形象大幅下降——例如，在加拿大，對美國的正面看法下降了20個百分點——而中國則略有提升。在最近一項針對五個主要拉美國家的調查中，所有受訪國家都顯示，更多人傾向於選擇中國而非美國作為經濟夥伴。

但這些積極跡象並非沒有前提。人們對中國的看法仍然存在顯著差異。與非洲和拉丁美洲普遍對中國持積極態度的情況不同，中國在亞太地區和歐洲的聲譽幾乎全是負面的。在這些地區，即便華盛頓有所收斂，人們對北京構成的安全威脅的擔憂也可能超過了對中國經濟機遇的嚮往。

此外，對中國作為經濟夥伴的認可並不等同於對中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信任。皮尤研究中心7月份的調查顯示，在25個國家中，有66%的受訪者（中位數）對習近平“在國際事務中能否做出正確決策”缺乏信心。這種對中國在經濟和意識形態層面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與政策制定者的對話中也屢見不鮮。曾參加過中國外交培訓項目的埃塞俄比亞官員告訴我，他們欽佩中國的經濟實力，也讚賞其提供的物質援助，但他們對北京承諾的互利共贏仍持懷疑態度，並質疑“這是雙贏還是中國贏？”許多人難以清晰闡述中國在追求自身利益之外的全球事務立場。

中國並未對其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提出明確的願景。

人們對中國經濟實力的微妙不滿和擔憂很少能在調查中體現出來，但它們確實會以其他方式顯現。即使在像埃塞俄比亞這樣對中國較為友好的國家，全國各地的大學生也向我表達了對“一帶一路”項目長期影響的複雜情感，既有贊同也有擔憂。許多學生提到埃塞俄比亞欠中國的巨額債務（埃塞俄比亞是中國在非洲第二大貸款國），並擔心如果埃塞俄比亞無力償還貸款，中國最終可能會接管其關鍵項目和行業。在中亞，許多國家也相對親華，過去十年間，針對中國基礎設施和能源項目等問題的抗議活動日益增多。對於那些傾向於在大國之間保持中立或避免結盟的國家而言，美國的退出更令其感到不安，因為這將使中國的存在無人挑戰。

現在就斷言中國軟實力地位的相對提升是中國的最終勝利還為時尚早。目前來看，北京似乎並未充分利用美國的衰落，而是採取了克制態度。中國依然像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那樣，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可靠且易於接觸的發展夥伴，但它在海外投入更多資源方面也一直保持謹慎。中國的意識形態信息仍然主要基於對西方的不滿，而非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性國際願景或提供具體可複製的政策經驗。許多外國公眾仍然對中國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全球領導地位方面。

然而，北京的保守做法或許是出於戰略考量，而非軟弱或忽視軟實力的表現。中國避免過度承諾，也避免讓自己的國內政治和全球願景面臨更嚴格的審視，同時仍然享受着美國撤軍帶來的被動收益。與過去的華盛頓不同，北京更感興趣的是為其獨特的道路正名，而不是說服其他國家效仿。目前來看，強調中美之間的鮮明對比或許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