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前以色列情报官员昨日2026年4月2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论述美国与以色列重塑新中东在伊朗的紧迫议题。阿莫斯·亚德林 Amos Yadlin 是 MIND Israel 创始人兼总裁，并曾是以色列空军退役少将，于2006年至2010年间担任以色列国防情报局局长。阿夫纳·戈洛夫 Avner Golov 是MIND Israel 副总裁，曾于2018年至2023年间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请读他们的高见:

2024年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处于如日中天的巅峰时刻。它已成为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这四个中东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外部势力。其发射的导弹及其扶植的武装代理人，对阿拉伯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胁迫。而作为德黑兰头号宿敌的以色列，不仅因哈马斯在2023年10月发动的袭击而遭受重创，更被迫陷入了一场针对伊朗代理人的“七线作战”之中。与此同时，随着伊朗官员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60%并大规模扩充弹道导弹制造能力，该国的核计划正稳步逼近制造核武器的临界点。一时间，该政权长期以来叫嚣的“以色列去死”和“美国去死”等口号，似乎陡然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分量。伊朗似乎已近在咫尺，即将实现其历经半个世纪的夙愿——登顶成为穆斯林世界无可争议的最强国。

然而，就在2024年4月，以色列发动了一次精准打击，摧毁了一座紧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建筑群的“圣城旅”会议大楼。该设施正是穆罕默德·礼萨·扎赫迪准将的作战指挥部；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扎赫迪负责统筹协调伊朗针对以色列发起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活动。作为报复，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发动了直接军事打击。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事实迅速证明德黑兰此前的自信不过是自欺欺人：该政权的实际脆弱程度，远超其表面所呈现的强硬姿态。以色列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鼎力协助下，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几乎所有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紧接着，以色列又摧毁了伊朗的防空体系。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真主党——这一伊朗最为倚重的代理人武装——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不仅击毙了该组织长期执掌大权的最高领导人，还摧毁了其大量的武器装备。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及弹道导弹基地发动了军事打击。在华盛顿的通力配合下，以色列对伊朗的大部分浓缩铀储备实施了轰炸并将其深埋地下。而在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再次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仅重创了伊朗更多的军事与安全基础设施，沉重打击了该政权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更一举清除了其最高权力层的一众核心人物——其中包括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其头号副手阿里·拉里贾尼。

然而，尽管取得了上述辉煌战果，美国国内却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欣喜。事实上，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冲突耗费了美国的资源，而其目的——即试图改变伊朗政权——几乎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还有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发动的；冲突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声誉，还大量消耗了其军火储备，其代价仅仅是为了削弱一个主要对海法、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构成威胁的国家。

然而，这些异议是错误的。这绝非一场“可选择的冲突”。早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伊朗便已向美国（其口中的“大撒旦”）宣战——当时，该政权的追随者冲进美国驻伊大使馆，将66名外交官扣为人质长达一年多之久。自那时起，德黑兰已直接或间接地杀害了数千名美军士兵。即便处于虚弱状态，该政权依然对华盛顿的利益构成威胁。那些批评这场近期战争的人，同时也忽视了它所取得的成效。通过大幅削弱伊朗的激进政权，这场冲突为更务实的官员夺取权力创造了契机，同时也增强了国内反对派势力的信心及其影响力。它加速促成了一个广泛的“反伊朗联盟”的形成，该联盟囊括了以色列、美国、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关键阿拉伯国家，以及部分欧洲国家。换言之，它为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中东奠定了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好的未来已成定局。在德黑兰，强硬派正竭力挣扎，试图维系其主导地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之后，其区域地位亟待修复，因为那场战争已侵蚀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信任基础。正因如此，以色列必须深化与美国的合作。两国需要将其军事基地网络紧密整合，并联手运用其综合实力对伊朗施压，直至伊朗彻底丧失对邻国构成实质性威胁的能力。两国还应联手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与保护；这些阿拉伯国家不仅要应对来自德黑兰的挑战，还要艰难应对一系列环境与经济难题。通过这样做，两国能够向阿拉伯国家证明：最稳妥的选择是与以色列和美国结盟，而非向伊朗、中国或俄罗斯靠拢。从而，他们既能为实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又能确保华盛顿在该地区的核心地位始终稳固。

完成使命

多年来，美国对伊朗采取的方针始终围绕着制裁与外交展开，但收效甚微。然而，当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时，他毅然决定采取果敢行动，对伊朗政权发起打击。其政府设定的目标包括：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及工业基础；阻止其威胁区域航道与能源基础设施；防范未来任何核突破的发生；并大幅削弱德黑兰在整个地区资助、武装及指挥代理势力的能力。这些目标体现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优先战略：稳定中东局势、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护航行自由。

以色列自然也认同并支持这一战略议程。然而，以色列的角色并非取代美国，而是对美国的作用起到了强化与辅助作用。以色列军队通过情报共享以及对伊朗导弹计划实施打击，协助保护了美国及其区域合作伙伴的安全。在此过程中，尽管以色列并非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但其军队与美军并肩作战的紧密程度，已超越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任何其他国家所能企及的水平。这场军事行动由此凸显了一个事实：以色列绝非仅仅是美国安全保障的“消费者”；在特定条件下，它完全能够胜任美国亲密且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这一角色。

以色列绝非仅仅是美国安全保障的“消费者”。

美以两国发起的打击行动已极大地削弱了伊朗实施破坏与胁迫的能力。然而，两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卷土重来，重建其军事能力。为此，华盛顿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核查与执行机制，以彻底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生化武器，并防范其重建导弹及无人机作战能力。华盛顿可通过与区域合作伙伴协同配合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合作伙伴均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框架下开展协作——同时还需争取其他在中东地区拥有重大利益国家的配合与支持。此外，华盛顿还必须对当前的伊朗政权持续施加“极限经济压力”。美国应维持对伊朗实施封锁与设立“禁飞区”的政策，以确保伊朗无法再次沦为威胁区域安全的隐患。最后，美国必须设定明确的前提条件：唯有当德黑兰彻底拆除其核计划设施、全面解散其代理人网络、停止对恐怖组织的资助与支持、彻底放弃向外输出其革命性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企图，并明确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及众多曾遭其攻击的阿拉伯国家的国家主权时，美国才会考虑解除上述各项限制措施。

彻底清除伊朗的代理人势力，是其中尤为关键且至关重要的一环。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通过武装、资助并协调非国家行为体伙伴——主要借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之手——在中东地区肆意制造动荡。这些代理势力随后奉德黑兰之命发动各类袭击，使“伊斯兰共和国”得以在制造巨大混乱的同时，仍能保持“貌似可信的否认权”（plausible deniability）。

若要彻底瓦解伊朗的这一网络，以色列与华盛顿必须发起一项区域性联合行动，并争取那些在战事中曾遭受伊朗袭击的国家予以支持。此类行动的宗旨并非要彻底消灭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或是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将这些势力打得支离破碎、处处受制，使其难以正常运作——尤其是在其本国国境之外的地区。美以两国若能联手开展一场强力行动，还能在这些代理势力与德黑兰之间打入楔子，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一旦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伊朗人根本无力施救。而此举反过来，将有助于彻底消除这些势力对该地区构成的潜在威胁。

若要削弱“伊斯兰共和国”的势力，还必须向那些致力于推动政权更迭的伊朗反对派人士提供支持。美国与以色列的领导人均曾公开表示，他们乐见德黑兰迎来新的领导层。然而，截至本文撰写之时，双方均未将“政权更迭”正式确立为一项既定战略目标。但在战后阶段的各项行动中，他们理应将此目标正式纳入议程。随后，他们应综合运用秘密行动、经济施压、政治攻势以及信息战等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其目的在于加剧伊朗政权内部的分裂与内讧，并削弱其保护自身安全部门人员、这些人员的家属以及伊朗经济精英阶层的能力。归根结底，推动政权更迭终究是伊朗人民自身的使命；但以色列与华盛顿完全可以从旁协助，为伊朗公民创造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有利条件。

交锋的伙伴

如果伊斯兰共和国遭到削弱，以色列和华盛顿将为构建一个新的中东局面铺平道路。近年来，华盛顿在该地区的许多伙伴感到别无选择，只能与德黑兰建立外交关系，以期遏制伊朗军队及其代理势力发动的周期性袭击。但如果阿拉伯国家不再惧怕此类暴力威胁，它们便无需再向该政权卑躬屈膝。这场战争已清楚表明，试图对德黑兰采取“怀柔政策”并不能让这些国家免受其怒火的波及。2020年代，海湾阿拉伯各国政府与伊朗建立了各种外交和经济联系，但无一能够阻止德黑兰对其国土实施炮击。海湾国家试图与中国和俄罗斯——即伊朗的两大主要支持者——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也未能为其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这场战争清楚地证明：美国依然是中东地区唯一值得信赖的外部安全提供者。

事实上，美以两国在2025年和2026年针对伊朗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已标志着削弱德黑兰地区地位这一长期努力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2026年的那场军事行动——在以色列被称为“怒狮行动”（Roaring Lion），在美国则被称为“史诗之怒”（Epic Fury）——成功重塑了美国的军事威望；在此之前的数年里，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代理势力曾断定，华盛顿及其地区盟友不愿为维持长期对抗而付出相应的代价。换言之，以色列和美国已无需更多证据来证明其战略举措正卓有成效。

这些军事行动的成功也预示着：华盛顿是时候改变其对以关系中过度依赖提供军事援助的现状了。取而代之，双方应将同等乃至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作战整合与产业协作之上。为此，美国并不需要增加其安全援助的总额；只需逐步调整援助的重心，将资金用途从单纯采购美国武器，转向推动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此外，美国还应通过减少政治与程序性的壁垒，提升以色列在美国国防工业体系中的地位，并将以色列的工业基础打造成为美国国防创新成果的“试验场”。此举不仅能使以色列更有效地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还能为其提供测试美国新兴军事技术的平台，从而让华盛顿能够更深入地评估其各类军事系统在实战中——即针对双方共同对手的作战环境中——的实际效能。以色列与美国甚至应当拓展合作领域，将前沿科技纳入其中。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稀土元素及先进能源，无一不是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所在；而在这些领域中，美国若想确立或维持领先地位，离不开外部的助力。以色列恰能提供此类协助。例如，凭借其高素质的人才储备及技术精湛的科技企业，以色列可与美国企业携手攻关，在人工智能安全、先进半导体封装、关键材料加工、先进能源形式测试以及量子赋能技术等领域实现突破。

修睦关系

尽管针对伊朗取得军事胜利，单凭自身力量便足以开启通往一个更美好、更稳定中东的大门，但仅靠军事胜利本身，尚不足以构建起这一全新的地区秩序。若要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与美国必须将他们在战术及作战层面所取得的成果，转化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架构；这一架构必须将该地区其他关键国家——即巴林、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甚至可能包括塞浦路斯和黎巴嫩——一并纳入其中。

因此，美国与以色列的决策者应当采取一种分阶段实施的战略，旨在推动构建一个新的中东框架。该战略应以一项全新的“三海倡议”为核心，汇聚地中海、红海及波斯湾沿岸的各国，并统一置于美国的领导之下。其宏大宗旨在于：持续开展针对伊朗政权的遏制行动，共同应对其他激进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并加速推动整个地区在经济、政治及科技层面的深度融合。

这项倡议的首要步骤，应当是将美国在战时建立的安全框架制度化。当二月下旬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开始时，华盛顿与其中东伙伴通力合作，构建了一套令人瞩目的防空与导弹防御体系，为伊朗的邻国提供了安全屏障。美国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以及塞浦路斯、法国、希腊和英国等部分欧洲国家在海上安全方面进行了协调，交换了情报，并开展了联合反恐行动。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应当得到推广并正式确立下来，从而确保其效力能够延续至本轮冲突结束之后。

以色列、美国和阿拉伯国家还应寻求在战后重建方面开展合作，例如为那些因轰炸而遭受心理创伤的儿童提供治疗。他们应当携手合作，共同加强网络防御能力。此外，他们还应着手解决那些威胁中东地区稳定的资源性挑战，例如能源、粮食和水资源短缺等安全隐患。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资本与基础设施、以色列的创新技术以及美国的工业实力整合起来，通过建立合资企业来成功应对上述难题。这种联合行动反过来也将壮大该地区的务实力量，并削弱那些依靠贫困与动荡滋生的激进势力——其中也包括伊朗。

美以之间的技术合作关系，以及以色列在应对上述挑战过程中提供的协助，也有助于重塑这个犹太国家在其邻国眼中的地位与形象。从而为该倡议的最终阶段奠定基础：即一旦条件成熟，便着手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持续走向正常化。（这里的“条件成熟”包括：以色列出现一个新的政府——一个被阿拉伯国家视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且有能力做出富有成效的决策，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旦此类协议签署生效，不仅能对伊朗形成制约，还能在当前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将中东地区更牢固地锚定在美国的阵营之中——这正是该地区应有的战略归宿。这场战争已清楚地表明：华盛顿不仅是中东地区安全的首要保障者，更是唯一有能力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凝聚在一个全新、联合的安全架构之下的强权。

任何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都必须正视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依然高度关注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而这一群体是绝不容忽视的。不过，相关协议并不一定非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阿拉伯各国政府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进步很可能将通过川普针对加沙提出的“20点计划”中所阐述的那种有条件、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该计划旨在对加沙地带实行非军事化，随后进行重建，并最终将其移交给一个由技术官僚主导、且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巴勒斯坦实体手中。届时，这一管辖当局将必须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民众进行去激进化改造，具体措施包括解散武装网络、停止提供鼓励暴力的物质奖励，以及防止公共机构煽动袭击活动。与此同时，以色列将需要保有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开展安全行动的自由，即便这两个地区日后实现了独立。

这种漫长且渐进式的过程，恐怕难以满足那些渴望看到即时且戏剧性解决方案的人们。但这却是唯一的出路——值得庆幸的是，一个实力削弱的伊朗将使这条道路变得更加顺畅。如果德黑兰政权不再能随心所欲地袭击以色列、在其边境地区煽动暴力，或资助诸如哈马斯（Hamas）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之类的恐怖组织（正是这些组织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屡屡阻挠并破坏了所有的和平进程），那么伊朗官员将难以继续阻挠旨在寻求解决方案的外交与政治努力。

见证新秩序的诞生

与伊朗的这场博弈，其意义远不止局限于伊朗本身。它关乎中东地区能否最终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该地区或许仍将深陷于代理人冲突的反复爆发、国家权威的软弱无力，以及意识形态动员的恶性循环之中。然而，一个实力大幅削弱的伊朗政权，意味着该地区有望变得更加稳定——这种稳定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并依托于美国支持的安全安排、各方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以及以色列融入地区体系的进程。

目前断言这种积极的结局是否终将实现，尚为时过早。战争往往许诺带来战略性的变革，但最终却往往收效甚微。然而，当下这一刻却开启了一个多年未曾有过的契机。如果以色列、美国以及海湾国家能够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时刻，那么当前这场博弈将不会仅仅作为伊朗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的又一个篇章而被载入史册；相反，它将被铭记为那场最终为中东地区带来了和平的决定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