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家报》今日7月21日上午刊发王大卫（David W. Wang）的评论文章－－“TikTok模式如今已成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王先生是常驻华盛顿都会区的国际商务高级主管、地缘政治事务顾问、分析师和作家。请读他的评论：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两场大规模争夺全球科技市场份额的实验。不妨将它们称为“华为模式”和“TikTok模式”。二者之间的对比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深度求索、通义千问、Kimi、智谱——如今正在取得成功，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的连胜势头最终可能遭遇与TikTok相同的困境。

到2010年代中期，华为已经建立起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无线通信基础设施，在价格上压倒了爱立信和诺基亚，在性能上也往往更胜一筹，并开始着手成为全球5G网络的默认供应商。随后，川普第一届政府发动贸易战——实施出口管制、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并向盟友施压要求排除华为设备——华为的全球雄心由此受挫。

制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华为模式本身存在一种结构性弱点，使它特别容易受到制裁：它从未直接触达最终用户。华为与手机之间隔着一家国家电信运营商，而这些运营商通常获得本国政府许可，并与本国政府关系密切。只要切断运营商，华为的技术就无法进入任何一部手机——这是一个单一的咽喉点，而这正是贸易政策最擅长利用的地方。

TikTok则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字节跳动沿袭YouTube模式，借助开放的全球互联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国内却对这种互联网实行严格限制——打造出一款直接进入用户口袋的产品：没有运营商，没有信息技术部门，也没有任何把关者。一旦数亿用户完成下载，并在这一平台上发布内容、建立自己的生计，它便形成了一种基础设施永远无法具备的黏性。

你可以禁止一家运营商购买路由器。然而，要把一个应用程序从如此多的手机上移除，却会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它已经不再只是字节跳动的用户群，而是一群真正对产品和社区产生情感依附的人。华盛顿的实际应对方式正说明了这一点：并不是简单禁止，而是围绕所有权和公司架构展开长期谈判，试图将这一平台与字节跳动剥离，同时保留应用程序及其用户。

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似乎已经吸取了这一教训——而美国公司开放人工智能于2022年底直接面向消费者推出ChatGPT、并重塑市场格局，更强化了这一认识。ChatGPT保持专有模式，而深度求索、通义千问、Kimi和智谱则推出任何人都可以下载的开放权重模型，同时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消费者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接口，任何人只需点击几下即可采用。中间不存在任何相当于运营商那样的把关者。班加罗尔的一名开发者或柏林的一位业余爱好者，无需征得任何监管机构许可，就可以下载深度求索的模型权重，或者调用Kimi的应用程序接口。

这一策略正在奏效：开放权重的中国模型在“Hugging Face”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下载量和微调数量，而低廉的价格则吸引了那些原本会默认选择西方实验室产品、却对成本高度敏感的开发者。每一次基于这些模型的集成，都会增加一点黏性——这种转换成本，当它在数百万用户之间不断累积时，看起来越来越像TikTok，而不是华为。

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扩展，还是最终会遭遇属于自己的“TikTok结局”。开放权重的分发方式，比依赖运营商的基础设施更难在单一点上被扼杀，但它并非完全不受压力影响：云服务提供商可以拒绝托管这些模型；应用商店可以下架相关应用；各国政府可以限制外国人工智能进入敏感行业或政府采购——而这种出于安全考虑的例外规定，已经开始出现在围绕数据处理和模型来源的讨论中。

很大程度上，一切取决于世界最终如何评价这一模式：它究竟是价格和开放性的公平竞争，还是一个源自中国的安全漏洞。北京已经不仅在产品层面，而且在制度层面积极塑造这种判断。就在过去一周，中国启动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是一个总部设在上海的新机构，由包括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以及大批非洲和亚洲国家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共同签署成立。

该组织被塑造成一个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的独立政府间机构，以扩大“全球南方”获得人工智能机会为核心定位——习近平在成立仪式上承诺，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千个人工智能培训名额。但分析人士也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一条刻意建立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和七国集团进程等西方主导框架之外的治理轨道，使北京能够拥有一个按照自身条件制定标准并分配准入机会的平台。

这是将市场推广逻辑提升到更高层级后的延伸：如果说深度求索和Kimi是在一次一次下载中赢得用户，那么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就是试图在同一时间、同一批“全球南方”市场中，同时赢得各国政府以及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而这些市场本来就是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者基础最强的地区。人工智能模型比短视频应用多出一个新的特点——它们会深度嵌入其他公司的产品之中，从而扩大监管机构可能希望审查的范围。

如果未来出现限制措施，那么它们更可能类似于TikTok所经历的情形，而不是华为式设备禁令——即围绕公司架构、托管方式和数据流展开谈判，而不是简单全面禁止，因为等到任何人真正认真考虑限制这些模型的时候，已经会有太多用户和开发者依赖于它们。

这种谈判最终将以资产剥离、许可制度、主权分支版本，还是根本没有任何结果收场，目前仍未可知。但直接面向用户的战略已经证明，它远比依赖运营商的模式更具持久性——而正是这种持久性，将使下一轮审查极难以一种干净利落的方式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