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达尔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是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城市杂志》特约编辑。周日9月27日，达尔林普尔先生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发表评论－－“服从法律之外的公德、公理与不成文规范是自由的基础”。他认为，当“服从那些无法强制执行的规范”被抛诸脑后时，可以预料，取而代之的将既有混乱，也有暴政：

听到有人面对对其行为的批评时回答说，并没有法律禁止这种行为，这绝非罕见。这至少在隐含意义上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回答，因为它暗示，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在其他一切意义上都是被允许的；换言之，法律提供了我们判断自身行为的唯一标准。毫无疑问，会有一些立法者乐于看到自己的职责得到这样的扩展，但对于任何既珍视自由又珍视文明的人来说，一想到由这样的哲人王——他们最后总会被证明不过是野心勃勃的庸才——来统治，都会不寒而栗。

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法官莫尔顿勋爵（Lord Moulton）创造了“服从那些无法强制执行的规范”这一贴切的说法。这些行为标准并非由法律通过规定必须做什么或禁止做什么来强制执行，而是个人感到自己有责任遵守，并在自己身上加以实行。没有这样的标准——知识分子喜欢嘲讽这些标准，认为它们妨碍了他们美好个性的展现——社会就会变成一场人人各行其是的混战，其中最具反社会人格的人占据支配地位，而一个人行使自由则会成为其他人焦虑的根源。

“服从那些无法强制执行的规范”这一领域似乎正在退却，无论是在社会和经济精英当中，还是在普通民众当中，都是如此。也许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发出类似的抱怨，但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一个大众自恋式利己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果没有成文法的规定，每个人在每一种场合都自行决定自己应该如何行事，而唯一考虑的只是自己眼前的利益。

让我们以俄罗斯寡头乌马尔·克列姆廖夫（Umar Kremlev）送给小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 Jr.）的结婚礼物为例。说得客气一点，此人的声誉颇有问题，而且他还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盟友。川普是一名普通公民，因此从法律上说，他可以接受任何他愿意接受之人的礼物；认为没有人会在不期待得到某种回报的情况下赠送这种礼物，这一说法并不能证明赠礼者已经提出了任何这样的要求，更不用说证明受礼者已经满足了这种要求。但是，即使整件事情并没有比这更糟糕，从受礼者这一方来说，整个做法也是不合乎公德、公理与不成文规范的。然而，这种对不合乎公德、公理与不成文规范之行为的顾忌，已经与“服从那些无法强制执行的规范”一道日渐消失：越来越少的人还会把它当作指导自身行为的准则。

若干年前，制药公司过去常常把那些有权开出最新昂贵药物、并且据称是业内“意见领袖”的医生送到他们可能喜欢前往的地方。在那里，在豪华酒店里，他们不仅会得到美酒佳肴的款待，还会接受号称具有科学依据的宣传，而这些宣传所吹捧的，无非是制药公司当时试图推销的某种产品。

我只同意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旅行。当时，这类旅行并未受到禁止，而且至少有些人几乎把它们视为工作附带的一项福利。我很快便感到厌恶。有一名参加者，如果他真有什么医学专长的话，他的专长似乎就是参加世界各地的这种会议——从佛罗伦萨到里约热内卢，从斯德哥尔摩到曼谷。他把那些由制药公司出钱让他去过的城市一个个标记出来，就像一名战绩辉煌的战斗机飞行员把自己击落的敌机一架架标记出来一样。另一人则吹嘘说，从他离开家门踏上这种旅行的那一刻起，直到返回家中的那一刻为止，他从来不花自己一分钱，其中甚至包括往返机场接送他的豪华轿车费用。

我参加的那次“会议”的主讲人被广泛称为“万能妓女”。这位教授这一周会慷慨激昂地为某一种新药辩护，到了下一周又会同样慷慨激昂地为与它直接竞争的另一种药物辩护，一切取决于究竟是谁在付钱给他。我必须说，他的确极具说服力，堪称一个才华横溢的制药业诡辩家。最终，他因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并不违法——而被吊销了行医执照，不过在此之前，他早已凭借这些行为赚取了大笔金钱。

真正让我忍无可忍的是，我妻子在我们下榻的豪华酒店里叫了一份送到床边的早餐。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公司提出可以支付她的机票费用，我仍坚持自己付钱。那种酒店是我自己绝不会花钱入住的地方，而早餐送来时，铺陈着一层层浆洗得笔挺的餐巾布，配着大量银制餐具，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排场。我们离开酒店时，我提出支付这顿早餐的钱，因为即使是在整个安排本身都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这顿额外的早餐在我看来仍然是一笔无法自圆其说的额外开销。一名恰好站在我身后的公司代表说：“不用，我们来付。”

我当即下定决心，无论以后受到怎样的诱惑，都绝不再同意参加这样的活动。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当时这类旅行因为实际上并未受到禁止，所以被认为完全正当，尽管在我看来，它们显然既是腐败的，也会使人腐化。如果我诚实地审视自己的良心，我其实事先就知道这一点，因为只需稍加思考，这一点便显而易见；但我想不劳而获的欲望压倒了我的道德顾虑。当然，要为自己继续接受参加这类活动的邀请寻找合理化的借口并不困难，例如，我可以告诉自己，这些活动并没有影响我的处方习惯——正如小唐纳德·川普毫无疑问也可以相信，乌马尔·克列姆廖夫送给他的礼物不过是一种慷慨之举，或仅仅出于一片好心。但内心一个平静而微弱的声音会告诉我，我只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而不是真正在进行理性的判断。

当规则成为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合乎公德、公理与不成文规范的唯一标准时，我们就会去做——或者倾向于去做——一切能够做了而不受惩罚的事情。当人们凡是能够做了而不受惩罚的事情都去做时，社会便越来越需要更多规则，于是社会失序与官僚控制之间便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如果仅仅把自由理解为“不受禁止”，那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禁止。因此，道德上的无政府状态最终便与道德上的专制统治并存。

这是一个古老的教训。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写道：“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愿意给自己的欲望套上道德锁链的程度恰成正比”；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激情便会为自己铸造枷锁。”

当“服从无法强制执行之事”被抛诸脑后时，可以预料，混乱和暴政都将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