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奧多·達爾林普爾(Theodore Dalrymple)是曼哈頓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也是《城市雜誌》特約編輯。周日9月27日,達爾林普爾先生在《美國保守派》雜誌發表評論--“服從法律之外的公德、公理與不成文規範是自由的基礎”。他認為,當“服從那些無法強制執行的規範”被拋諸腦後時,可以預料,取而代之的將既有混亂,也有暴政: 聽到有人面對對其行為的批評時回答說,並沒有法律禁止這種行為,這絕非罕見。這至少在隱含意義上是一種令人不安的回答,因為它暗示,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在其他一切意義上都是被允許的;換言之,法律提供了我們判斷自身行為的唯一標準。毫無疑問,會有一些立法者樂於看到自己的職責得到這樣的擴展,但對於任何既珍視自由又珍視文明的人來說,一想到由這樣的哲人王——他們最後總會被證明不過是野心勃勃的庸才——來統治,都會不寒而慄。 一個多世紀以前,英國法官莫爾頓勳爵(Lord Moulton)創造了“服從那些無法強制執行的規範”這一貼切的說法。這些行為標準並非由法律通過規定必須做什麼或禁止做什麼來強制執行,而是個人感到自己有責任遵守,並在自己身上加以實行。沒有這樣的標準——知識分子喜歡嘲諷這些標準,認為它們妨礙了他們美好個性的展現——社會就會變成一場人人各行其是的混戰,其中最具反社會人格的人占據支配地位,而一個人行使自由則會成為其他人焦慮的根源。 “服從那些無法強制執行的規範”這一領域似乎正在退卻,無論是在社會和經濟精英當中,還是在普通民眾當中,都是如此。也許幾十年來,甚至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都在發出類似的抱怨,但我們似乎正生活在一個大眾自戀式利己主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如果沒有成文法的規定,每個人在每一種場合都自行決定自己應該如何行事,而唯一考慮的只是自己眼前的利益。 讓我們以俄羅斯寡頭烏馬爾·克列姆廖夫(Umar Kremlev)送給小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 Jr.)的結婚禮物為例。說得客氣一點,此人的聲譽頗有問題,而且他還是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的盟友。川普是一名普通公民,因此從法律上說,他可以接受任何他願意接受之人的禮物;認為沒有人會在不期待得到某種回報的情況下贈送這種禮物,這一說法並不能證明贈禮者已經提出了任何這樣的要求,更不用說證明受禮者已經滿足了這種要求。但是,即使整件事情並沒有比這更糟糕,從受禮者這一方來說,整個做法也是不合乎公德、公理與不成文規範的。然而,這種對不合乎公德、公理與不成文規範之行為的顧忌,已經與“服從那些無法強制執行的規範”一道日漸消失:越來越少的人還會把它當作指導自身行為的準則。 若干年前,製藥公司過去常常把那些有權開出最新昂貴藥物、並且據稱是業內“意見領袖”的醫生送到他們可能喜歡前往的地方。在那裡,在豪華酒店裡,他們不僅會得到美酒佳餚的款待,還會接受號稱具有科學依據的宣傳,而這些宣傳所吹捧的,無非是製藥公司當時試圖推銷的某種產品。 我只同意參加過一次這樣的旅行。當時,這類旅行並未受到禁止,而且至少有些人幾乎把它們視為工作附帶的一項福利。我很快便感到厭惡。有一名參加者,如果他真有什麼醫學專長的話,他的專長似乎就是參加世界各地的這種會議——從佛羅倫薩到里約熱內盧,從斯德哥爾摩到曼谷。他把那些由製藥公司出錢讓他去過的城市一個個標記出來,就像一名戰績輝煌的戰鬥機飛行員把自己擊落的敵機一架架標記出來一樣。另一人則吹噓說,從他離開家門踏上這種旅行的那一刻起,直到返回家中的那一刻為止,他從來不花自己一分錢,其中甚至包括往返機場接送他的豪華轎車費用。 我參加的那次“會議”的主講人被廣泛稱為“萬能妓女”。這位教授這一周會慷慨激昂地為某一種新藥辯護,到了下一周又會同樣慷慨激昂地為與它直接競爭的另一種藥物辯護,一切取決於究竟是誰在付錢給他。我必須說,他的確極具說服力,堪稱一個才華橫溢的製藥業詭辯家。最終,他因為自己的腐敗行為——儘管這些行為並不違法——而被吊銷了行醫執照,不過在此之前,他早已憑藉這些行為賺取了大筆金錢。 真正讓我忍無可忍的是,我妻子在我們下榻的豪華酒店裡叫了一份送到床邊的早餐。值得慶幸的是,儘管公司提出可以支付她的機票費用,我仍堅持自己付錢。那種酒店是我自己絕不會花錢入住的地方,而早餐送來時,鋪陳着一層層漿洗得筆挺的餐巾布,配着大量銀制餐具,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那樣的排場。我們離開酒店時,我提出支付這頓早餐的錢,因為即使是在整個安排本身都難以自圓其說的情況下,這頓額外的早餐在我看來仍然是一筆無法自圓其說的額外開銷。一名恰好站在我身後的公司代表說:“不用,我們來付。” 我當即下定決心,無論以後受到怎樣的誘惑,都絕不再同意參加這樣的活動。正如我已經提到的,當時這類旅行因為實際上並未受到禁止,所以被認為完全正當,儘管在我看來,它們顯然既是腐敗的,也會使人腐化。如果我誠實地審視自己的良心,我其實事先就知道這一點,因為只需稍加思考,這一點便顯而易見;但我想不勞而獲的欲望壓倒了我的道德顧慮。當然,要為自己繼續接受參加這類活動的邀請尋找合理化的藉口並不困難,例如,我可以告訴自己,這些活動並沒有影響我的處方習慣——正如小唐納德·川普毫無疑問也可以相信,烏馬爾·克列姆廖夫送給他的禮物不過是一種慷慨之舉,或僅僅出於一片好心。但內心一個平靜而微弱的聲音會告訴我,我只是在為自己的行為尋找藉口,而不是真正在進行理性的判斷。 當規則成為判斷一種行為是否合乎公德、公理與不成文規範的唯一標準時,我們就會去做——或者傾向於去做——一切能夠做了而不受懲罰的事情。當人們凡是能夠做了而不受懲罰的事情都去做時,社會便越來越需要更多規則,於是社會失序與官僚控制之間便形成了一種辯證關係。如果僅僅把自由理解為“不受禁止”,那麼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越來越多的禁止。因此,道德上的無政府狀態最終便與道德上的專制統治並存。 這是一個古老的教訓。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兩個多世紀以前寫道:“人們享有公民自由的資格,與他們願意給自己的欲望套上道德鎖鏈的程度恰成正比”;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他們的激情便會為自己鑄造枷鎖。” 當“服從無法強制執行之事”被拋諸腦後時,可以預料,混亂和暴政都將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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