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明茨纳（Carl Minzner）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一10月5日，卡尔·明茨纳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根据他即将出版的《随着中国老去：反改革时代人口衰退的政治》一书改编的社会政治评论－－“中国的漫长黄昏: 人口衰退、政治瘫痪与大国的命运”，很值得一读：

在改革时代的繁荣岁月里，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中国是一个拥有大量生产性劳动者的国家。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57%上升到2010年接近75%的峰值。他们修建了道路、工厂、公寓楼，并创建了企业，推动中国连续30年实现接近10%的年增长率——经济规模扩大了20倍。

但在过去十年中，这股潮流已经逆转。北京的独生子女政策，再加上那些将东亚生育率拖至历史低点的同样社会力量，使中国的生育率连续30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正在耗尽推动中国崛起的燃料。中国总人口于2021年达到14亿的峰值，目前每年减少300万至400万人——大致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洛杉矶。如果中国继续沿着东亚生育率下降至超低水平的道路前进，那么到21世纪40年代，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的人口——大约1000万人，超过纽约市的人口。与此同时，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急剧上升，从目前的15%增加一倍，到21世纪40年代达到约30%，然后到21世纪末上升至远远超过40%。相比之下，美国这一年龄群体所占比例预计增长要缓慢得多，从目前约占总人口的19%上升到2060年略高于23%。

简单地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人口衰退的世纪。这一变化将重塑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其剧烈程度不亚于上个世纪的人口繁荣。早在20世纪中叶，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带来了迅速膨胀的青年人口，毛泽东将他们引向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推翻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自下而上地重塑社会。到1978年，中国拥有了不断扩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巧妙地将他们接入全球经济，使中国得以崛起成为世界工厂。

今天，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变得日益倒退和僵化。随着中国共产党重新转向一人统治，其备受称道的技术官僚治理制度已经今非昔比。中国共产党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新出现的挑战，而是依赖压制，并条件反射般地遵循中央指令——无论其中存在什么风险。例如在经济方面，尽管明显需要提振国内消费并加强面向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网，政策制定者仍继续奉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偏爱的出口驱动型产业政策。

因此，21世纪中国的故事不仅是人口衰退的故事，也是政治瘫痪的故事——以及当这两者相互交汇时会发生什么。正是这种组合使中国的未来显得格外黯淡。随着中国老龄化，压在其政治体制上的社会压力只会不断加剧。21世纪中叶的中国最终可能会非常像16世纪的明朝：一个僵化的政治政权，在不断恶化的社会、性别和代际分裂之下变得日益脆弱。然而，华盛顿的观察人士不应对这种命运幸灾乐祸，因为中国的发展轨迹归根结底是一项警告：人口衰退和政治侵蚀能够掏空任何一个大国——包括美国。

政治瘫痪

正如记者袁莉（Li Yuan）所观察到的，美国患有“中国羡慕症”。科技投资者对中国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赞叹不已。能源专家对中国在电池和太阳能领域的工业主导地位惊叹不已。而记者和分析人士在访问中国归来后，也经常对中国闪闪发亮的交通系统和工程建设能力献上充满乐观色彩的赞歌。与此同时，政治人物和评论人士往往把中国不断扩大的海军、导弹试验与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讲话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幅统一的图景：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成功执行一项旨在实现其21世纪崛起的大战略。

与华盛顿的政治闹剧和美国其他地区的萎靡状态相比，中国这些表面上体现其财富与实力的现象，往往促使人们对两国相对发展轨迹作出笼统的结论。但仔细观察，北京同样正在经历深刻的政治侵蚀——只不过这种过程看起来与华盛顿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同。由于中国的体制受到严密控制，它滑向个人化的一人统治，并不会通过电视上的分裂性对抗，或最高领导人在社交媒体上反复无常的咆哮表现出来。北京的转变反而在悄然发生，但其后果同样重大。在过去20年中，中国共产党越来越紧密地围绕一个人运转。习近平于2018年成功取消了宪法对其担任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在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彻底清洗了党内最高层，将自己的支持者和唯唯诺诺者安插其中。类似的清洗也经常震动中国军队最高层，并在2026年达到高潮：习近平亲自挑选的最高级将领张又侠被免职，使习近平实际上独自一人掌控中国武装力量。

习近平现在已经准备在2027年开始第四个五年任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且对于2032年他79岁时谁可能接替他，至今没有给出任何迹象。一位年迈而孤立的领导人会增加中国出现政策失误的风险，就像这种情况在美国同样会增加风险一样。但中国从一个高效的技术官僚国家滑向一名年迈独裁者的终身统治，凸显了两国发展轨迹之间一个根本性的现实：与中国不同，美国仍然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在中期选举中、在2028年，以及此后每隔几年，都可以作出不同选择。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要停滞得多。

到21世纪40年代，中国每年可能减少1000万人口。

最关键的是，习近平营造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正在削弱北京像前几代领导人那样应对新出现问题的能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领导人能够通过农村改革启动中国的高速增长时代，而这些改革彻底改造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正统观念。正如参与这些改革的一位重要党内官员赵树凯所指出的，北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一定程度的“政治结构开放性，无论是在高层权力关系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同一个具有灵活性的时代，也见证了党的领导人授权有能力、有效率的官员大胆应对其他紧迫的经济挑战，例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94年责成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彻底改革税收制度，以使中国中央财政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

随着中国政治倒退，这种灵活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在让位于僵化的正统观念。如今，干部们发现自己受到压力，必须不顾后果地教条式执行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例如早在2022年，当时由市委书记李强领导的上海官员曾试图采取一种更为宽松、有针对性的方式，应对不断传播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但当他们意识到这种政策将与习近平押上个人政治合法性的“动态清零”政策发生冲突时，便放弃了这些初步尝试。其结果是上海经历了残酷的两个月封城，许多人无法可靠获得食品和药品，而这又成为当年稍晚时候中国各地实施封控的范本。然而，李强非但没有因为这场灾难受到处分，反而在2022年被习近平提拔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高层，并于2023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如今，他忠实地领导中国官员推进习近平发展工业制造业和出口驱动型增长战略的政策，尽管经济学家对通货紧缩、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消费下降表示担忧。

习近平并不是正在中国社会和国家内部蔓延的这种令人窒息的惰性的唯一责任人。自21世纪初后苏联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以及2010年发生“阿拉伯之春”以来，党内精英越来越担忧社会动荡。中国当局加强了对媒体、法律职业和公民社会的控制，限制中国公民讨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空间，并扑灭了刚刚出现的要求进行更深层次政治改革的呼声。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空间也同样不断收窄，如今几乎没有人愿意考虑可能严重影响根深蒂固社会群体既得利益的改革。相比之下，早在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为了确保中国能够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了痛苦的国有企业重组——尽管这一改革导致数千万人失业，并引发大规模劳工抗议。为了追求长期收益而接受这种短期痛苦，曾经被视为中国最具决定性的优势之一，但今天的北京对于采取类似措施几乎没有表现出同样的意愿。

想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中国人口衰退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时表现出的犹豫。几十年来，中国的退休年龄一直位居世界最低之列：男性60岁，白领女性55岁，蓝领女性50岁。不出所料，中国研究人员预测，覆盖约5亿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和干部的主要城镇养老基金将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耗尽。因此，提高退休年龄早已列入北京的待办事项清单超过十年。然而，当局的行动却异常缓慢而谨慎。尽管最终于2024年宣布分阶段提高退休年龄，但直到2040年才会全面实施，而且届时中国的退休年龄仍将位居世界最低之列：男性63岁，白领女性58岁，蓝领女性55岁。

同样，中国共产党一直推迟解决城乡居民福利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习近平大力宣传的“共同富裕”运动并没有在缩小中国贫富差距方面取得多少成效，也没有解决国家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体系中存在的巨大差异。2022年，约1.38亿城镇退休人员平均每年领取6080美元养老金，大约是中国1.75亿农村和农民工退休人员所领取的微薄345美元的18倍。中国学者和官员经常呼吁提高向农村居民提供的福利，以此作为刺激国内需求的一种手段。但真正具有再分配性质的措施之所以没有实施，原因很简单：党内官员更害怕疏远现行制度的城镇受益者——公务员、国有单位职工和城市中产阶级，其中许多人同党本身有直接联系——而不是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村和农民工群体，因为后者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有限。

这两种趋势——一个日益老化的列宁主义体制正在滑向一人统治，以及面对任何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事情时不断加剧的政治惰性——已经侵蚀了中国的治理能力。即使这个国家正走向人口悬崖，北京似乎也没有能力为未来几十年将面临的社会挑战做好准备。中国可以修建新的高速铁路或航空母舰，但它似乎无法为迅速老龄化的农村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安全网。

繁衍生息

政治瘫痪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北京还在积极引导中国走向一种反动版本的自身，而这将加剧其人口困境，而不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随着习近平严厉警告外国文化渗透，要求官员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规范相融合，并赞扬女性作为“贤妻良母”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北京正在煽动一场本土主义、新传统主义的复兴，并重新强化父权制性别规范。

北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与明朝（1368—1644年）的世界观遥相呼应。在蒙古人统治一个世纪之后，明朝初期曾短暂走向外部世界，其表现就是15世纪初著名的宝船船队。但随后，明朝转向一种封闭而本能保守的中国观。蒙古人的统治曾带来深刻的屈辱，明朝统治者因而越来越怀疑外国影响。他们致力于恢复自己眼中真正的中华文明。

这与今天的相似之处并不难发现。例如在明朝时期，摩尼教等外来信仰受到压制；摩尼教是一种源自波斯、曾在蒙古人统治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教。同样，自2010年以来，北京不断偏离改革时代较为宽松的政策，推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中国化。明朝时期的少数民族也受到压力，被要求与其他族群通婚，正如2026年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北京强制民族同化的新政策正式写入法律一样。

明朝还见证了向新儒学及其对女性家庭角色的限制性观念重新回归，而这些观念与中央当局目前向官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传达的说法十分相似：“做好家庭工作，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中的独特作用，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妇联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种明朝的重演将加剧中国的人口问题。东亚各地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暴跌，反映出女性的愿望与社会僵化的性别规范之间存在深刻矛盾。2013年至2024年间，中国新登记结婚数量下降了约55%，女性和男性都在远离组建家庭。然而，作为中国党内最高层机构之一、成员全部为男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似乎认为应对这一趋势仅仅是找到适当激励措施、推动公民结婚生育的问题。2021年，它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鼓励生育措施，包括生育补贴和育儿假政策，同时限制离婚、堕胎和输精管结扎手术。它还重新设计邮票、教科书和公共艺术作品，将多子女家庭塑造成理想模式。不出所料，北京这些迟钝而倒退的政策和语言不仅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且还在恶化中国的两性关系。

如果北京无法说服自己的公民生育子女，它或许可以利用其他老龄化社会曾经用来应对快速老龄化挑战的一种手段：移民。在世界各地，迅速老龄化的国家都求助于外国劳动力，以填补因劳动力队伍萎缩而空缺的工作岗位，并照顾数量激增的老年人口。即使一度封闭的韩国也在接纳更多外来务工人员，以弥补其低出生率造成的劳动力不足。外国居民目前约占韩国人口的5%，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还接近于零。

然而，中国共产党对本土主义的拥抱使这一选择变得困难。2010年和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外国居民仅占中国总人口的0.1%——大致相当于1990年台湾或韩国的水平。但那两个社会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转向了更加开放的道路，而中国却正在走上一条日益以本民族为中心的道路。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当局打击电影等外国文化产品，并自2016年以来将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通过宣传横幅、学校活动和电视节目警告公民提防外国间谍。这种宣传不仅会使中国未来更难吸引自己所需要的外国劳工，例如老年护理人员，而且还在促使中国民众形成抵制这些人的心理。

2025年8月，当局宣布推出一种新签证，旨在吸引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工作的年轻外国人才。这与习近平提出的目标相一致，即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和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并与发达国家争夺全球人才。但民众的反弹来得迅速而猛烈。同月，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18.9%，年轻人纷纷涌上社交媒体，猛烈抨击政府出卖他们的利益。有关这一话题的帖子仅仅几天之内就获得了数千万次浏览。一些为政府辩护的评论者被骂作“民族叛徒”。另一些人则猜测，印度科技工作者可能会大量涌入中国，与中国人争夺工作岗位或婚姻伴侣。一年多以后，仍然没有任何此类签证已经签发的报道。

国内对“外来者”的怨恨构成了21世纪中国正在出现的又一道危险裂痕。中国不仅仅是在老龄化；当它在2049年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其核心社会裂痕——男性与女性之间、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很可能已经在数十年的治理停滞和向后看的价值观作用下进一步加深，并充满怨恨。到本世纪中叶，北京将长期缺少自己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很可能最终站到一种新型民粹主义不满情绪的对立面。

定时炸弹

对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趋势带来的最大风险是战争。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2022年出版的《危险地带：即将到来的对华冲突》一书中警告说，人口衰退可能推动一个“达到巅峰的中国”孤注一掷，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制约真正开始产生严重影响之前，试图夺取台湾。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然而，更恰当的描述不是一次理性而经过计算的赌博，而是一名年迈、孤立的领导人所犯下的严重误判。就像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22年决定入侵乌克兰之前一样，也像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在2026年发动对伊朗战争之前一样，一位年迈的习近平完全可能发现自己与现实隔绝，身边围绕着一群被吓得噤若寒蝉的下属，并在跌跌撞撞中走向灾难。

但对中国而言，更深层的风险来自内部。短期来看，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中国将陷入政治停滞。它很可能不会认真努力解决农村地区的困境，也不会削减特权群体的福利。与父母一代相比，一代年轻人将在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前景更加黯淡的环境中生活，同时政治氛围停滞不前，而且尤其对女性越来越不友好，所有这些都将导致更多人进一步退出婚姻和组建家庭。随着中国老龄化，这些趋势将造成日益加剧的不满，而中国的国家机器将逐渐被迫运用全面监控和“网格化管理”手段——这些方法原本是为了管控新疆少数民族以及中国各地心怀不满的上访者而发展起来的——来应对这种不满。

事实上，中国当局已经开始为此重新改造其安全国家的工具。2023年，北京成立了中央社会工作部，并责成该部门监控任何存在“四无”（无配偶或子女、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正常社会交往，或无房产、汽车等财产）或“五失”（投资失败、事业或人生受挫、情绪失衡、精神疾病或个人关系失败）问题的人。北京将这些人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认为他们可能发动大规模袭击，例如2024年11月发生的那场暴行：一名62岁的男子因不满离婚后的财产分割，驾车冲入人群，造成数十人死亡。

未来几十年，北京将不断把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引发的所有社会问题“安全化”。到21世纪30年代，居住在与世隔绝的中南海院落里的年迈党内领导人，或许会向外看去，并看到表面上的稳定。中国的科技亿万富翁或许也会说服自己相信，他们同样可以不受普通民众忧虑的影响。但加强压制和监控并不是长期解决办法。这些少数特权者将坐在一颗由他们自己制造的定时炸弹之上，与明朝衰亡时期政治和经济精英所面对的局面相似。

2013年至2024年间，中国新登记结婚数量下降了55%。

到16世纪末，一度充满活力的明朝已经严重衰败。数十年的财政挥霍，包括在朝鲜与日本长期作战所付出的成本，已经耗空帝国国库。张居正等改革派官员试图填补国家财政的窟窿，推动一系列改革，力图扩大税基，并迫使士绅和地主精英承担不断增加的财政负担中更大的份额。但士绅进行了反击。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他们成功废除了他的改革，并在他死后使其蒙羞，以此警告其他可能试图触碰他们特权和财富的人。一个陷入困境的帝国所承受的财政负担，反而落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与此同时，明朝宫廷陷入政治瘫痪。万历皇帝（1572—1620年在位）在其统治期间有20年时间，因为谁将继承皇位的问题与自己的官僚体系陷入长期僵局。其结果是：最高层出现政治真空。由于皇帝退出治理，官员提交的奏章和报告堆积如山而无人阅读，重要的国家职位长期空缺，帝国官僚体系则在恶毒的派系内斗中四分五裂。

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中国有重演这一历史弧线的风险。北京很可能在习近平治下经历一段漫长的政治惰性时期，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能力被掏空——随后在21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出现继承危机。随着繁荣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也已经处处显现出面临财政约束的迹象。地方政府正在出现赤字，其中许多甚至难以按时向教师和公务员支付工资和福利。负担再一次落在社会最弱势群体身上。参加国家医疗保障计划的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看到自己的保险缴费大幅上涨——过去20年间每年上涨20%。由于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近年来约有8300万人干脆决定放弃参保。

孤立来看，这些事态发展没有任何一个意味着灾难。但结合起来，它们指向的是一个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届时，每一条重大的社会断层线都将在数十年的国家政策作用下进一步扩大。领导层动荡和国家能力削弱，就像衰弱的明朝末期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很可能与潜伏的社会紧张局势融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17世纪20年代，明朝的一轮预算削减使被裁撤的驿站驿卒李自成走上为匪之路，随后他崛起成为起义领袖，并最终在1644年推翻明朝。未来几年，如果削减中国自身国家工作人员的养老金或福利，也可能产生一个现代版本的类似人物。17世纪30年代，正是大批遭受干旱和饥荒的农民涌入，使李自成原本乌合之众般的军队不断壮大，最终足以挑战皇位。或许到21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短缺——在气候变化作用下进一步恶化——或者一个无法为自己或年迈父母获得充分医疗保障的农村和农民工群体，也可能提供与四个世纪前饥饿的陕西农民相同的易燃材料。

在今天这个光鲜亮丽的中国，这一切或许很难想象。但那些能够焚毁大国的内部纵火力量，在真正燃烧起来的那一刻之前，往往很少显得危险。在各自国家遭遇自身危机转折点的20年前，人们同样很难辨认出那些最终会把一名默默无闻的奥地利画家、一名平庸无奇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或者一名张扬跋扈的美国房地产开发商推到世界大事中心的引火物。

美国的选择

对华盛顿而言，仍然确实有必要针对中国具体政策所构成的威胁作出回应——例如中国不断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或者由国家补贴、如今正大量涌入全球市场的工业过剩产能。但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受到诱惑，用事关生死存亡的宏大斗争语言来描述这种回应，将其称为一项旨在阻止“中国世纪”到来的“世代挑战”。华盛顿不应把这份礼物送给北京。现实是，北京自己的选择正在破坏中国的未来。随着国内不满不断加剧，中国领导人将设法转移这种不满，把根本原因描述为美国在文明层面对中国崛起的排斥。接受这种叙事框架，就等于替北京完成寻找替罪羊的工作。

此外，这种叙事框架还会助长那种撕裂美国社会结构的内部过度反应。这类叙事会助长类似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红色恐慌”那样的恐慌，而那场恐慌把杰出科学家钱学森（Qian Xuesen）赶回中国，后来他在那里成为中国火箭事业之父。类似的动态今天正在重演：美国日益强化的猜疑氛围——其标志是不断收紧的签证政策以及数十项禁止中国公民拥有土地的州法律——正在把华裔科学家赶出美国实验室，并导致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大幅下降（2025年下降17%）。

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国家，不断涌入的移民定期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使美国走上了一条与老龄化的欧洲、日本以及如今的中国截然不同的人口发展轨迹。但美国也正在面对自己的挑战。美国的生育率于2008年跌破人口更替水平，此后一直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这个国家正在转而反对移民，而近年来移民贡献了美国人口增长的绝大部分。由于现任政府对移民的打击，预计于2027年公布的数据很可能显示，美国人口目前正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下降。

华盛顿必须避免通过那种正在加深中国困境的、自我挫败的政策，使美国自身的人口问题进一步恶化。在政治上，美国仍然与中国非常不同。但美国同样显现出明确无误的政治僵化迹象。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在有记录以来位列第三高，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会就再也没有按时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与此同时，政府停摆已经成为美国治理中的常态。美国还存在着与中国程度相当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这种差距同样使那些会威胁根深蒂固精英利益的改革难以推进。例如，土地分区法规保护了年长居民所拥有住房的房产价值，却妨碍年轻人购买住房、发展事业和组建家庭。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很快也将经历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的同一种严峻考验。但人口危机并非命中注定。它是一个个选择累积起来的结果——是支持家庭还是对家庭发号施令，是欢迎移民还是筑墙将他们挡在外面，是扶持年轻人还是保护根深蒂固的特权。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已经不再拥有选择的奢侈：它正在走向一个封闭的、没有出路的自身版本，而这将使其人口衰退进一步恶化。然而，美国仍然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