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7日，两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杂志发表评论－－“无需流血的学习：中国从俄乌无人机战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莉莉·敏珍·李是台湾民主、社会与新兴科技研究院的非常驻研究员，也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的博士研究员。卡特琳娜·邦达尔（Kateryna Bondar）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瓦德瓦尼人工智能中心高级研究员。请读他们的评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进行无人机蜂群与反无人机防御对抗试验的中心，一名参与者向官方媒体解释其中的逻辑：“我们在试验中犯下的错误，就是部队今后不必再走的弯路。”中国正在开展所有外部大国中最系统性的努力，把乌克兰战争的经验转化为军事优势，吸取交战双方所犯错误的教训。中国分析人士明确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价值。他们把这场冲突形容为一本活的教科书，并把2024年称为“世界无人机战争元年”，因为这一年双方投入了足够数量的无人机，使新型机械化战场的轮廓得以显现。 考察这种学习过程如何运作，可以发现三点： 中国分析人士平均在四个月内就能掌握新的战场技术，但将其转化为装备、训练和部队结构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 这种学习是分散进行的，每一个国防工业体系都把经验教训纳入自身的需求制定和采购渠道。 中国主要从遭受攻击一方的角度研究这场战争。最深入的研究来自中国防空和港口防御体系的设计人员，他们把乌克兰的海上无人机和空军基地突袭视为未来攻击中国的预演。
本项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库包括90多份经过核实的中文资料，这些资料于2022年7月至2026年8月期间发表在45家出版物上，其中包括中央军委机关报，以及中国导弹、造船和航空工业集团旗下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该数据库追踪两类证据：一类是文献本身，另一类是用于衡量中国学习速度的实际落实记录。 本文所分析论文的作者，本身就是军事学习体系的参与者。其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学和学院的研究人员、国防工业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与有番号军事单位合作的地方高校学者，以及把战场经验转化为需求和采购项目的军事装备采购机构。 对于无人机战争中的五种标志性技术，本项分析记录了三个里程碑：首次出现在战场上的时间、中国首次进行分析的时间，以及首次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或装备制造证据的时间。 这些时间间隔显示出一种一致的模式。中国分析人士能够迅速注意到新的战场技术，从前线出现到见诸文字平均只需要四个月。吸收这些经验则需要更长时间：组织和体系层面的经验教训，只有经过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内部消化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这种学习努力直接进入军事需求和采购渠道。近一半的资料出现在由国防工业机构运营的出版物中——包括研究海军反制措施的造船研究院、追踪打击和防空经验的导弹研究院、拥有自身无人系统期刊且这一期刊是最深入分析平台的航空工业集团，以及为陆军服务的兵器工业体系。 中国对无人机战争的研究通过分散的渠道展开。每一个军事体系都把其期刊中总结的经验，通过自身的设计研究院纳入所属军种的需求，而中央军委的媒体则承载着有关作战理论的辩论，官方媒体则传播最终结论。 本项分析按照中国自身的方式对这些经验进行分类——进攻、防御、组织、工业，以及这场战争未能证明的内容——因为每一类别都通过不同渠道、以不同速度推进。进攻技术仿效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军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似，而且俄罗斯的改进措施已经在实战中得到检验。防御需求则从乌克兰的攻击行动中提炼出来，并落实到硬件装备之中。有关组织的结论在军事媒体中展开讨论，而机构则伴随着这些讨论发生变化。工业领域的经验流入一个本已领先世界的制造业基础，而未经证实的概念则继续作为研究议程保持开放，而不是直接转化为采购项目。 进攻方面的经验 第一项进攻经验是经济性。2025年3月，《解放军报》把这样一种说法当作已经确定的事实：一架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的成本不到一架现代战斗机的1%，却能够实现后者90%以上的战场覆盖能力。尽管这些数字只是粗略估计，但中央军委机关报在陈述这些数字时没有附加任何限定条件。专业文献则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仅2024年一年，乌克兰和俄罗斯采购的小型无人机就超过100万架，一名中国海军院校分析人士将其描述为平均每名前线士兵头顶上都悬着两架无人机。对中国军事规划者而言，数量优势并不是战时临时拼凑出来的权宜之计，而是无人机战争本身的经济结构。 第二项经验是速度。据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称，俄罗斯军队能够在发现目标后三至五分钟内实施打击——相比之下，在过去的战争中需要数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研究人员的一项调查认为，这得益于俄罗斯的侦察打击体系：一架低成本侦察无人机深入敌方后方充当观察平台，并引导另一架无人机发动打击，其中“海鹰-10”无人机为“立方体”和“柳叶刀”巡飞弹提供目标指示。中国试图仿效的并不是某一个单独平台，而是这些平台之间的连接方式：让无人机直接接入炮兵和指挥网络。 第三项经验是超量通信与连通性。中国分析人士把电子战视为决定无人机战争胜负的因素，并记录了双方因干扰和反制措施而遭受的大量损失。他们几乎立即注意到了俄罗斯的应对办法——通过一根不受电子干扰影响的细缆进行操纵的光纤第一视角无人机。2024年5月，这项技术投入实战仅仅几个星期之后，《解放军报》就注意到了这一转变；到2025年4月，官方媒体已经开始详细权衡其利弊。同年4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展示了云南一支武警部队使用第一视角无人机进行训练并研究光纤型号的情况。2024年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击和规避训练画面，被中国媒体描述为借鉴了俄乌战场经验，其中甚至包括使用捕获网和干扰枪。从俄罗斯首次在战场使用这种技术到中国部队进行相关训练，大约相隔一年。这条经验传递链以很快的速度运转。 防御方面的经验 这些分析资料在防御领域最为深入，其经验总结围绕乌克兰采取的两种方法展开，而中国分析人士把这两种方法视为未来可能对中国发动攻击的预演。第一种是海上无人机。在国有造船集团旗下水下作战研究所的期刊中，一支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团队统计了乌克兰对俄罗斯舰艇、港口以及刻赤大桥发动的多次袭击，发现有10多艘大型海军舰艇受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面对体系化的海上无人机攻势，也必须以同样体系化作战的反海上无人机装备加以应对。一个相关作战系统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提出，用拦截无人机蜂群对抗自杀式无人艇，进行完全没有人类直接参与的交战。 第二种预演是空军基地突袭。2025年6月1日，乌克兰的“蛛网行动”打击俄罗斯轰炸机基地之后，中国外交部所属的一份杂志估计，俄罗斯损失了11架战略轰炸机，并指出这次突袭的创新之处在于攻击是在俄罗斯境内从近距离发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体系在四个半月内便作出了回应。在2025年10月的一次演习中，一个旅防御一支由20多名操作人员组成的无人机攻击队，使用能够通过无人机无线电信号确定其位置的探测设备，并将目标与一个包含800多种商用无人机型号的资料库进行比对，为中国应对“蛛网行动”式无人机渗透开辟了一条路径。 防御的经济性也得到了与进攻经济性相同的重视。根据《环球时报》对乌克兰拦截无人机的一项分析，“采购一枚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成本，可以购买数百架防空第一视角无人机。”防御方发射的每一枚导弹，其成本都高于攻击方无人机的成本，因此中国媒体得出的结论是，对付无人机最好的武器就是另一架无人机。中国分析人士还从同样这些数字中得出了第二个结论：任何与中国交战的敌人都会拥有大量廉价无人机，因此中国必须学会如何将它们击落。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正在以俄罗斯为借鉴对象，因为俄罗斯已经被迫在战火中进行改进。中国一家国有航空航天设计研究院2026年的一份评述指出，俄罗斯“已经在实战中建立了一套以电子干扰为先导、火力拦截为后盾、自卫拦截为补充的反无人机装备体系”。中国官方广播电台的评论也以同样的思路梳理了俄罗斯采取的防护调整措施，从把战略轰炸机后撤约6,000公里至楚科奇半岛，到根据乌克兰战场上坦克临时加装的防护笼发展出来的可伸缩防护网。中国人民解放军预计自己需要保卫同样类型的目标，因此希望仿效一套已经得到检验的防御体系。 这些研究转化为硬件装备的速度，比其他任何类别都要快。2024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国有电子、兵器和航空航天集团的反无人机系统成为中国媒体报道的重点，其中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天穹”系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飓风3000”微波武器，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LW-60”激光武器。2025年9月的阅兵式则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2026年7月下旬，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支陆军无人机分队向一艘正在海上高速机动的快艇发射导弹的画面；8月，陆军又在演习中出动武装“科伟德002”无人机攻击海上无人机目标。海军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对抗无人艇的训练。2025年8月，《解放军报》报道了一次导弹艇演习，其中设置了“敌方无人艇正在逼近”的演练情节，此时距离第一艘乌克兰海上无人机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被冲上岸已经过去35个月。2026年4月，东部战区一支护卫舰支队举行了针对无人艇的实弹演习。 组织方面的经验 这场战争在组织方面的经验通过类似渠道传入中国。2025年俄罗斯建立独立的无人系统兵种后，《解放军报》在报道中将其与乌克兰2024年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以及波兰2025年1月成立的无人机部队相提并论。同一份报纸2025年11月的一篇分析文章赞扬乌克兰把无人机营和无人机连编入传统旅级部队，以缩短杀伤链并减少重复打击，同时比较了把无人机部队嵌入传统部队与建立独立无人机军种这两种模式，并认为两种组织形式可以相互补充。 机构改革走在了公开讨论之前。六个月前，也就是2025年5月，中央军委已经在现有院校基础上组建了三所新的军事院校。其中之一是位于合肥的新陆军兵种大学，它由陆军装甲兵学院与炮兵防空兵学院合并而成。重庆市政府的一份招生通知将无人系统指挥与控制列为该校本科专业之一，而重庆新成立的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则开设了无人装备工程专业。 在新疆等地组建的民兵无人机分队，使这一努力在正规军之外进一步扩展，并被纳入中共用于描述其希望纳入军队的新兴能力的范畴。到2026年8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把空军无人机描述为一个跨军种体系：向火箭军提供目标数据，向海军提供态势感知，并为陆军提供远程打击支援。这些行动表明，中国正在和平时期通过军事院校、国有工业体系和民兵，在制度层面进行调整，把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争中临时摸索出来的做法制度化。 尽管中国的体制拥有自身优势，但中国的适应能力仍存在局限，而核心问题在于前线反馈循环。然而，一支建立在集中审批基础上的军队，无法通过命令创造出分散式的临机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军事学习努力的核心悬而未决的问题：它能否找到一种合适的替代机制，在其集中化指挥结构内部促进临机应变。 工业方面的经验 中国分析人士得出的第一项工业经验是，生产能力决定胜负。早在2023年11月，青年媒体就已经向读者解释俄罗斯为何能够扭转其早期在无人机领域的劣势。答案是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庞大规模，它逐步扭转了局势。对中国分析人士而言，无人机战争的胜利属于能够制造更多无人机的一方，而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制造的无人机比中国更多。这一优势还延伸到上游零部件领域。光纤无人机使用一卷卷普通光纤飞行，而人民网转载的一份报告称，2025年中国在全球光纤光缆出货量中的占比达到60%。 这场战争还催生了新的基础设施需求。中国对“星链”战场作用最全面的一项研究，由国有火箭研究院、一座卫星发射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于2022年联合完成。该研究追踪了乌克兰射击单位如何依赖通过这一卫星星座传输的情报，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必须发展并建设自己的低轨卫星星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有关无人机指挥的文章不断回到卫星星座这个问题上，其中包括如何切断敌人与其卫星星座之间的联系。 中国已经吸取、但不会正式公开承认的一项工业经验涉及民用无人机。北京的官方立场——在2023年的无人机出口管制措施中再次得到重申——是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采购网站上却刊登了某军事单位的一项招标，采购由总部位于深圳、主导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的大疆制造的无人机机场和“经纬”系列机体。“经纬”是大疆的企业级多旋翼无人机系列，原本用于工业巡检、测绘和公共安全工作，而非军事用途；无人机机场则是一种自动化地面站，使无人机能够在没有操作人员现场值守的情况下起飞、降落和充电。乌克兰战争表明，商用无人机既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也可以投入战斗，而中国采购方正在根据这一经验采取行动，无论政府部门的官方立场如何。 这场战争未能证明的事情 中国的相关文献也记录了乌克兰战争未能解决的问题。无人机蜂群就是最突出的例子。2024年10月，《中国国防报》提出疑问：为什么蜂群作战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交战双方都投入了数量庞大的无人机，但蜂群式作战模式始终没有出现在战场上。文章列举了其中的原因，包括飞行控制、通信、机载智能、能源以及载荷等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官方报纸上，揭示了中国军事指挥人员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通过国内研究议程逐一探索每一个障碍，同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蜂群试验，以获得这场战争无法提供的信息。这体现了中国的务实方法：购买那些已经得到战争验证的装备，而对战争仍未给出答案的问题则继续进行试验。由于防御方面的经验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因此这些经验在转化为硬件方面走得最远、速度也最快。 结论 俄乌战场已经成为中国军事学习的一个“实况试验场”。证据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国防工业通过一套系统性的过程识别战场创新，并把经过选择的经验转化为训练、采购和部队结构。从战场首次出现到见诸中国出版物平均只需四个月，因此分析阶段的速度远快于随后进行的制度性吸收，但这一过程使中国能够在不亲自打一场战争的情况下从战争中学习。 对台湾而言，这种学习具有双向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既在研究无人系统如何支援进攻行动，也在研究廉价无人机如何能够让集中部署的部队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因此，台湾不断增加对无人系统和反无人系统的投资，也将被纳入海峡两岸同一个持续适应的循环之中。 对美国而言，这一过程也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兴优先事项的窗口。军事期刊、训练影像、采购活动和新的制度性项目，都能够揭示中国认为哪些战场经验重要到值得进行试验并加以制度化，而且这些迹象往往会在相关内容正式进入作战理论之前出现。 但是，尽管中国能够观察实战、复制技术并将经验制度化，它却无法复制战时部队在压力之下进行适应所依赖的前线反馈循环。中国分析人士自己也承认，许多理论层面的经验仍有待转化为成熟的作战指导或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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