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昨天10月6日刊发三位专家的评论：“军事胜利的神话－－推动当今选择性战争的危险观念”。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并兼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萨姆·温特-利维（Sam Winter-Levy）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技术与国际事务高级研究员。尤里·朱可夫（Yuri Zhukov）是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与政府学副教授，并担任乔治城大学欧亚、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请读他们的评论：

军事胜利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观念。一场短暂而猛烈、能够击败敌人的战役，似乎承诺可以用可以承受的代价换取回报。川普政府曾预期2026年2月在伊朗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内塔尼亚胡政府在2023年10月的加沙寻求这样的结果，随后又在黎巴嫩和伊朗寻求这样的结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认为，他2022年入侵乌克兰将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许多批评美国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的人谴责这些战争未能取得军事胜利，并将这些战争与他们认为在1990至1991年海湾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决定性战场成果相对比。而直到最近，围绕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辩论中仍普遍存在要求帮助乌克兰赢得军事胜利的呼声，并把谈判斥为绥靖。

然而，那些援引这个词的人很少给它下定义。“胜利”意味着实现发动战争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标。但是，“军事胜利”意味着更多。这个形容词意味着，那些目标是通过战斗而不是在谈判桌上实现的。谈判要求妥协，也会给拖延留下空间，从而可能耗尽政治意志。相比之下，战场胜利承诺的是一个彻底屈服的敌人，它除了按照胜利者设定的时间表接受胜利者的条件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正是这种承诺，使这一观念如此具有吸引力，也如此无处不在。

但是，军事胜利这一概念是一个危险的神话。所有现代战争都以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结束；谈判并不是退而求其次的后备方案。要结束一场战争，双方都必须选择停止战斗，而这些选择始终需要实质性的讨价还价。当然，毁灭具有重要作用。正是毁灭把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政治区分开来。但毁灭的作用是塑造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不是消灭敌人，因为后者几乎从未发生。

军事胜利的神话一再导致各国政府基于有关战争将如何结束的错误前提发动战争或延长战争。川普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迫使伊朗无条件投降；结果，美国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僵局。内塔尼亚胡政府坚信自己能够在军事上击败哈马斯，这种信念使加沙战争为了追求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而被延长。普京期待在乌克兰取得战场胜利，这使两国都深陷一场看不到明显终局的战争之中。

如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犯下同样的错误，那么对台湾发动攻击可能会把北京拖入一场发动起来容易、结束起来却困难的冲突，而其利害关系将远远超出台湾海峡。如果美国认为自己能够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那么美国同样可能发现自己在一场无法轻易结束的战斗中精疲力竭。

对于战争如何结束的混乱思维，也会在战前的情报、现代化和军力设计方面滋生错误。而且，对讨价还价与战斗之间关系的误解，会造成一种系统性的失败，即无法把谈判战略与战役规划结合起来。只要决策者不明白，战争只有在双方都准备放下武器时才会结束，他们就会继续因为军事力量无法实现其政治目标而感到挫败。

迦太基是例外

没有任何一场现代战争摧毁过敌人的抵抗能力。只要交战方愿意，它们总能继续战斗，即使敌人已经把它们的军队从战场上扫荡出去，或者占领了它们的首都。这种坚持能够扭转局势，并决定战争的结果。赢得一场战争，需要向幸存的战士以及潜在的战士提供一个他们认为比继续抵抗更可取的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是一边倒的。但是，条件和讨价还价始终至关重要：除非双方都选择接受一项解决方案并停止战斗，否则任何战争都不会结束。

唯一的另一种选择，是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敌人。罗马在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它将迦太基幸存的居民变为奴隶，而且根据传说，还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上撒盐，使那里再也寸草不生。但是，现代时期没有任何一场战争符合这一标准，甚至很少有战争接近这一标准。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在国家间战争中，战败方损失的兵力中位数为8%。在其中三分之二的战争中，这一数字低于10%。唯一损失超过90%兵力的国家是巴拉圭，它在三国同盟战争中遭受了这一损失，这场战争发生于1864年至1870年。绝大多数交战方在其抵抗能力耗尽之前很久，就已经接受了失败——即接受对自己不利条件下的解决方案。

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默契形成的。明确谈判包括直接沟通、提出条件以及提出反条件；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以及结束波斯尼亚战争的1995年《代顿协议》都是例子。默契式讨价还价则通过行动、威胁或声明来表明接受或拒绝某些条件，而不举行正式谈判。

例如，1990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在美国领导的联军宣布单方面停火，而伊拉克方面也在没有进行外交交涉的情况下停止战斗之后结束的。战斗已经让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明白，继续抵抗将招致联军进一步推进，并可能一直推进到巴格达；而停火则表明，如果伊拉克方面也留在原地，美国及其盟军就会保持自己的现有阵地。萨达姆理解了这一点，并作出了相应回应。随后，联军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指示巴格达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萨夫万机场，就脱离接触进行谈判。结果极大地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他们解放了科威特，实现了自己的核心目标。萨达姆保住了自己的政权，却失去了他征服的领土，并面临战后的种种限制，使他的处境比发动入侵之前更加糟糕。

所有现代战争都以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结束。

这是一场毫无疑问的胜利，但它并不是通过摧毁伊拉克的抵抗能力实现的。停火时，伊拉克军队仍保留着战前的大部分实力。在一支超过100万人的军队中，多达5万名伊拉克士兵阵亡，7.5万人受伤——不到15%。超过80万名士兵幸存下来，而且原本可以继续战斗。几天之后，伊拉克军队镇压了南部的什叶派起义。

萨达姆1991年决定停止战斗，并不仅仅是接受现实。伊拉克在下一场与美国的战争中的经历说明了原因。2003年，仅仅经过七个星期的战斗，伊拉克军队便土崩瓦解，士兵们抛弃岗位、武器和指挥官，并脱下军装。到5月中旬，萨达姆所能动用的军事力量远远少于1991年在萨夫万时。如果一个国家真的能够通过解除敌人武装来结束一场战争，那么到2003年5月，美国本应已经在伊拉克做到这一点。但美国没有做到。

伊拉克军队已经无法守住阵地或抵抗联军推进，但它的许多士兵仍然继续战斗，即使在巴格达陷落之后、他们唯一的选择只剩下采用非正规战术时也是如此。逊尼派复兴党人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隐含条件是什么：生活在一个由美国扶植的什叶派政府统治之下。他们宁愿继续战斗。2003年，美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不到3,000人，但在随后八年里却超过33,000人。叛乱分子未能恢复萨达姆政权，但战争并没有在2003年巴格达陷落、伊拉克正规军消失时结束。

阿富汗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到2002年年中，美国的入侵已经解除了塔利班军队的武装，占领了喀布尔，并将该组织的领导人赶出这个国家。与一年后的伊拉克复兴党人一样，塔利班面对的是一个控制其国土的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且看不到任何能够立即夺回首都的希望。如果“军事胜利”能够终结一场战争，那么阿富汗也本应成为美国一次决定性的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塔利班幸存者拒绝接受摆在他们面前的条件——一个将他们排除在外的阿富汗政府——尽管他们的处境远比萨达姆1991年时更加绝望。他们以非正规武装的形式继续战斗，到2021年，他们已经重新夺取喀布尔，赶走美国军队，并恢复了自己的统治。

军事胜利难以实现，并不意味着战场效能无关紧要。但是，战斗的目的，是通过改变双方对未来代价的预期来塑造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不是消灭敌人。战斗中的成功能够促成富有成效的谈判，但它不能取代谈判。

投降条件

也许最常被引用的军事胜利范例——即通过纯粹武力将胜利强加给一个彻底屈服的敌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征服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再到加沙的各种冲突中，决策者和评论人士都会援引德国和日本表面上的军事毁灭，将其与那些通过谈判结果结束的战争直接进行对比。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因为战败者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才结束的。战斗并没有解除德国或日本的武装。两国都仍然保有给盟军造成巨大伤亡的能力，而且两国都没有无条件投降。胜利者向两国都提出了明确的条件。这些让步很小，盟军也毫无疑问取得了胜利。但是，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以拥有选择余地的行为体之间达成协议而结束的。

日本帝国在战争期间投入了近800万军队。战斗中死亡的不到200万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战场上仍有600多万名拥有武器装备、身穿军装并处于指挥体系之下的士兵。这些部队无法重新夺回日本征服的领土，因为自1942年年中以来，盟军一直在稳步收复这些地区。到1945年夏天，美国已经迫使日本海军退守港口，并切断东京对空域和海上航道的控制，使盟军做好了入侵日本并废黜裕仁天皇（Hirohito）的准备。

然而，日本仍继续抵抗——不是因为它指望摧毁盟军军队、重新征服失去的领土，或者把入侵部队赶下大海，而是因为它试图通过威胁杀死比盟军愿意牺牲的人数更多的军人，为自己争取更可接受的解决条件。日本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讨价还价筹码。在1945年6月陷落的冲绳，日本军队给美军造成了5万人伤亡。8月，美国陆军部估计，入侵日本还将造成数十万人伤亡。日本领导人明白这一点，并希望这种前景能够说服美国人放宽条件。事实也确实如此。

盟军曾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要求“无条件投降”，但从未界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东京官员认为，这包括废除天皇制度并监禁天皇。两年多时间里，日本宁愿继续战斗，也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

1945年7月26日，在原计划于11月入侵日本之前，盟军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尽管公告再次要求“无条件”投降，但文件提出了多项明确条件。日本将保留对四个主要岛屿的主权。其军事人员将返回家园而不受拘禁。日本将保留自己的工业，其人民不会遭受强迫劳动。日本还将获得取得原材料和开展贸易的机会。事实上，这份公告并没有要求无条件投降；相反，它明确列出了投降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这份公告对天皇的地位保持沉默，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官员之间广泛的争论。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等人主张明确要求以战争罪起诉裕仁。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等人则认为，这样做会延长战争，因此主张允许裕仁继续留在皇位上。最终文件采取了折中办法，对这个问题只字不提。史汀生希望日本会把这一省略理解为保留君主制的一种默示提议，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东京把这种沉默解释为天皇可以继续在位的信号。裕仁一直担任天皇，直到1989年去世。

这项让步幅度不大，但绝非无关紧要。政权更迭仍然是盟军的核心目标，但从来都不是唯一目标。整个美国战时内阁都重视起诉天皇这一目标。一些成员愿意为了结束冲突而放弃这一目标；另一些成员则不愿意。放过裕仁意味着放弃一个重要性低于政权更迭、但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

为了坚持争取这一让步，日本付出了惨重代价。如果早几个月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前所能获得的条件，就可以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并避免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然而，东京确实成功迫使盟军改变了所提出的条件，因此，日本的投降并不是无条件的。日本的战败是一项一边倒的协议，而不是强加给一个毫无自主选择能力的对手的军事胜利。

德国的情况与此类似。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德国国防军仍拥有300多万名武装起来并正在积极抵抗的士兵。自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德军一直在丧失领土，而到1945年初，盟军已经深入德意志帝国腹地。然而，德国军队仍然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刻仍给盟军造成严重伤亡。在4月至5月进行的柏林战役中，超过36万名苏军士兵阵亡、受伤或被报失踪。

德国国防军数百万幸存士兵原本可以分散进入乡村，转而进行叛乱，并在柏林陷落后继续战斗——就像几十年后的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复兴党人所做的那样。希特勒的核心圈子曾经考虑过这样做，并制定了游击抵抗的书面计划。然而，他的继任者选择结束战争，并于5月7日签署投降书。与日本一样，这是一种选择，而德国人原本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相反，他们的领导人认定，与德国完全有能力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斗争所要付出的代价相比，摆在面前的条件更加可取。

没有任何一场现代战争摧毁过敌人的抵抗能力。

尽管极为一边倒，但德国接受的条件并不等于无条件投降。盟军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并在1945年初放宽了这些条件，以说服德国人放下武器。此前那个秋天，美国决策者曾提出针对战后德国的摩根索计划。这项计划最初由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提出，旨在通过去工业化、解除武装以及把德国分割成几个贫困的残余国家，使这个国家丧失未来再次发动侵略的能力。该计划将剥夺德国的工厂，使工业重地鲁尔河谷国际化，把该地区的劳动力迁往其他地方，摧毁其矿山，强迫德国平民到国外劳动，并没收德国资产。

1944年9月，这项计划遭到泄露后，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抓住机会，利用它来动员德国公众。他声称，如果这就是盟军将要采取的做法，那么德国人就必须抵抗到最后一颗子弹。他命令当时正在遭受美国进攻的亚琛市德军，把“每一栋房屋……都变成一座堡垒”。盟军官员把这座城市狂热的抵抗归咎于摩根索计划，于是公开否定这一计划，并放宽了自己的立场。1945年2月，在雅尔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宣布：“我们的目的不是摧毁德国人民。”最终的投降条件删除了去工业化、强迫劳动和永久摧毁德国经济等内容。在战争最后几个星期，盟军又加入了明确条件：德国将避免遭到吞并，保持独立——尽管不拥有主权，也不是一个统一国家——并依靠武装起来的德国公民承担治安工作。

这些条件幅度不大。盟军显然取得了胜利。德国放弃了所有战争目标，遭到占领，并在此后45年里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然而，战争结束时所依据的条件并非无关紧要。盟军希望纳粹政权消失，但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全部。后纳粹时代德国的地位，对德国人和美国人而言都极为重要。

罗斯福倾向于达成一项惩罚性的和平协议，使德国受到羞辱并永久遭到削弱；他最终接受了一个更为宽大的结果，因为他最初偏爱的方案显然是德国人无法接受的。经过激烈讨论之后作出了这一决定，它反映出盟军领导人有意识地努力放宽那些他们认为过于严苛的条件。一旦签署投降书的人明白盟军已经不再打算让德国永远陷入残废状态，德国便接受了至少提供某些战后保障的条件。结果是一项一边倒且通过默契强制达成的协议，但它仍然是一项协议。

没有协议，就没有和平

无论一方的武装力量多么强大，也无论战斗局势多么一边倒，如果不向敌人提出一个它能够接受的条件，任何战争都无法结束。交战方几乎总能继续战斗，就像塔利班在2002年、伊拉克复兴党人在2003年所做的那样，即使已经失去首都和常规军队之后仍然如此；德国人和日本人在1945年原本同样可以这样做。这种持续抵抗有时甚至能够极大地扭转局势，就像塔利班到2021年所做到的那样。选择继续战斗可能代价高昂，但并不必然毫无意义。

这不仅仅是语义问题。对军事胜利的错误认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那些把谈判视为仅次于军事胜利的次优选择的决策者，可能会拒绝那些本来能够缩短战争、甚至扭转战争最终结果的外交试探。喀布尔陷落后，前政权的代表曾接触美国，寻求达成一项协议，使他们获得合法地位，并在新的阿富汗拥有一席之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取得军事胜利，没有必要与一个被击败的敌人讨价还价，因此拒绝了这些提议，并建立了一个将塔利班及其支持者排除在外的政府。结果是长达20年的战争、数以万计的人死亡、数万亿美元的成本，以及塔利班最终重新掌权，而这一结果远不如2002年达成一项妥协性解决方案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阿富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境内一支反希特勒抵抗力量试图推翻纳粹政府，并通过谈判提前结束战争。1944年，这一运动差一点刺杀希特勒成功。但是，盟军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使这支反对力量受到严重掣肘。如果政变成功所带来的结果只不过是德国被毫不留情的盟军摧毁，那么这些抵抗者几乎不可能说服其他德国精英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政变阴谋。即使1945年的条件更早提出，这些密谋者也可能仍然会失败，或者政变可能成功却未能促成更早的解决方案。然而，盟军追求军事胜利并没有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川普政府与伊朗的战争提供了另一个例子。白宫提出了各种目标，但从一开始就把军事行动设计为迫使伊朗实现唐纳德·川普总统所说的无条件投降，而不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创造筹码。撕毁先前达成的协议、在谈判仍在进行之际发动突然袭击，以及杀死那些被华盛顿认定为更愿意谈判的官员——美国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里做了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旨在促成协议的策略。对军事胜利的期待，使本届政府在成本不断上升之际仍然没有一套关于如何结束战斗的理论：数十亿美元的支出、日趋紧张的武器供应，以及范围更广的经济扰乱。

乌克兰战争体现了同样的错误。普京发动了一场他根本没有可行办法迅速或以低成本结束的战争。2022年4月，当俄罗斯的冒险行动失败时，他没有重新回到3月曾短暂开启的谈判轨道。相反，他选择了升级。同年9月，俄罗斯吞并了四个它并未完全控制的乌克兰地区，此举从那以后一直限制着莫斯科自身进行妥协的空间。

克里姆林宫没有进行认真的谈判，而是一次又一次扩大这场战争：轰炸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动员更多兵力，并在一场几乎不加掩饰的破坏行动中袭击欧洲工业。所有战争最终都会在谈判桌上结束，但任何交战方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召来一项协议。双方都必须做好达成解决方案的准备，而俄罗斯并没有做好这种准备。

美国和欧洲能够采取的任何可行战略，也都不可能在没有普京同意的情况下结束俄罗斯的战争。即使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大量援助，乌克兰也不可能取得军事胜利，就像俄罗斯不可能取得军事胜利一样，而莫斯科提出的极端条件实际上意味着乌克兰主权的终结。从一开始，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就应该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没有轻易退出途径的长期战争——它需要持续的工业动员，而不是一系列短期援助方案。无论对国防承包商还是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些援助方案都没有传递出任何可信的盟国承诺信号。战斗的目的是打开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普京的选择没有打开任何这样的空间，而只有进行更多艰苦得多的战斗，才会创造出这样的空间。

代价高昂的习惯

误解战争如何结束，会导致设计不当的军事行动。由于所有战争最终都以一项协议结束，因此战斗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使这项协议的条件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转变。然而，美国决策者很少把谈判战略与战役规划结合起来。美国2009年至2013年的阿富汗战争计划，包括2011年开始与塔利班谈判之后华盛顿实施的那些计划，都把负责政治解决方案的国务院官员排除在外，而且从未说明持续进行军事行动将如何创造谈判筹码。相反，美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束缚在固定地点，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保障。这削弱了华盛顿的谈判地位，因为它限制了重新部署兵力的能力，也限制了根据不同塔利班派别进行谈判的意愿，对其作出可信威胁或给予可信奖赏的能力。

对军事胜利的执迷也会扭曲和平时期的国防规划。今天的美国军队以短暂、决定性战争的假设为基础构建自身。弹药储备有限。为重建一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军队所作的准备极其有限。后备武器和装备的维护状况很差。这些政策用长期持续作战能力换取短期杀伤力，并预先假定美国能够通过摧毁对方军队迅速结束一场冲突。但是，如果结束战争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讨价还价，而敌人几乎总能继续战斗，那么华盛顿就不可能凭自己的意志创造出短期战争。审慎的做法要求重新考虑那些建立在相反假设之上的选择。

美国的规划者并不是唯一面对这一问题的人。以军事胜利为前提的短期战争假设，对所有人而言都十分危险。例如，中国共产党不应假定，一场迅速的军事行动能够结束一场围绕台湾的战争。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将取决于台北和华盛顿所作的选择，而北京虽然能够影响这些选择，却无法控制它们。发动一场只有在敌人迅速让步时才能获得回报的战争是一场赌博，而且这种赌博很容易导致一场漫长而残酷的冲突，其最终代价超过所争夺利益本身的价值。

如果不向敌人提出一个它能够接受的条件，任何战争都无法结束。

美国也不能假定，少量储备的尖端武器能够迅速击败中国军队。如果中国继续战斗，那么无论美国投入多少火力，这场战争都不会短暂。如果台湾选择接受不利条件而不是继续战斗，那么无论华盛顿提供多少援助，最终的解决方案都会是一个糟糕的解决方案。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塑造讨价还价的空间。但是，如果没有一项所有各方都接受、并且能够维护美国利益的协议，它就无法赢得战争。

因此，为这样一场冲突进行规划，需要做的远远不只是计算舰艇、导弹和飞机的数量。一场围绕台湾的战争最终会产生什么结果，将取决于台湾承受轰炸和封锁的意愿，取决于习近平如何权衡长期作战的政治代价与退让的风险，也取决于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面对大规模冲突的中国军队具有怎样的战斗意愿。这些变量比比较军事装备更加难以评估，但它们同样很可能决定这样一场战争将如何结束。

军事力量永远无法彻底消除对手的自主选择能力。忽视这一事实的决策者将继续发动他们无法成功结束的战争，而他们的计划和军队也将无法很好地适应他们最终实际投入的冲突。死守军事胜利的神话，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