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派》杂志昨天10月10日凌晨刊发阿尔塔·莫伊尼（Arta Moeini）的评论－－“川普在中东如罗马帝国般的败落带来了机遇”。阿尔塔·莫伊尼博士是一位国际政治理论家，也是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执行主任。他指出－－“伊朗灾难可能重振美国优先”：

九月初，美国军队与胆气愈壮的伊朗之间恢复了针锋相对的打击，粉碎了任何关于持久平静的幻想，此时冲突已进入第七个月。与此同时，也门局势不断升级——胡塞武装加强了对曼德海峡周边战略地区的控制，并袭击了沙特关键的石油基础设施——这不仅导致油价飙升，也充分暴露了伊朗战争的地区规模和全球影响。而如今，在美国试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际，德黑兰加大了对海峡内船只的袭击。

但在眼前的新闻周期之外，执着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以及类似战术层面进展的倾向，使华盛顿看不到当前时刻真正的历史意义。伊朗战争是一个结构性的分水岭，其震撼程度堪比1989年柏林墙倒塌。我们正在见证美国在中东过度扩张的必然终局，以及一个由新的地区均势所界定的后美国时代西亚的诞生。

川普政府混乱不一的军事目标、以形象效果为导向的做法，以及混乱的战争实施方式所产生的综合影响，与罗马帝国的过度扩张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公元260年，瓦勒良（Valerian）皇帝向波斯西部崎岖的地形进军，预期能够迅速、决定性地战胜萨珊帝国。然而，瘟疫袭来，他的补给线崩溃，致使瓦勒良的军团陷入困境。他被敌人、万王之王沙普尔一世（Shapur I）俘虏，被迫以战俘身份在波斯度过余生。这一事态远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战术失败。瓦勒良的败落在整个文明世界引发震荡，暴露了帝国向遥远地区投射力量的明确极限。这表明，罗马已经过度扩张，战略上疲惫不堪，再也无法在遥远的边疆维持进攻态势。

川普（Donald Trump）总统承诺结束海外冲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重新调整美国臃肿的冷战联盟体系，这些承诺在他2024年的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没有兑现这些承诺，反而在伊朗发动了一场新的永久战争，尽管他自己政府的官员曾多次发出警告；他削弱了美国军事信誉，并证明自己比他声称已经击败的华盛顿自由国际主义者更加好战。“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外交政策已经退化为一种“吞下红药丸的全球主义”，由随意的行政冲动、经济胁迫和单边军事干预所驱动。不出所料，它撞上了一堵墙：二十一世纪美国实力的结构性局限，如今已经完全暴露在对手和朋友面前。

然而，伊朗战争最终可能被证明是一场“皮洛士式的失败”，一次战略上的挫折教训，同时也成为早该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大战略重置所必需的催化剂。通过揭露华盛顿意识形态驱动的过度干预主义和永久海外军事存在的徒劳，川普如瓦勒良般的败落可能成为因祸得福的契机，迫使华盛顿最终撤出中东，并采取现实主义、头脑清醒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

近五十年来，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一直受到卡特主义的束缚。这一主义于1980年公布，宣称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防止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并保障中东石油的自由流动。如今，这一承诺背后的根本依据已经消失。冷战早已结束。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而且现在还能获取委内瑞拉庞大的石油储备。

讽刺的是，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及其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重创了全球石油供应，推动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通货膨胀，并提高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史诗之怒”行动未能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利用本国高地地形、地下“导弹城”网络以及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所实施的非对称战略，表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是易受攻击的目标，而非宝贵的力量投射平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军国主义已经证明，在后单极时代继续追求全球霸权，会破坏世界秩序的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

力量分布的变化很可能不可逆转。美国基地和秘密设施遭到了伊朗军队反复且具有破坏性的袭击。鉴于高昂的成本和损害规模，五角大楼正在考虑战后缩减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这场冲突还消耗了大量先进的美国弹药，导致远程进攻武器，例如精确打击导弹、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战斧”巡航导弹，以及“萨德”和“爱国者”等防空系统的防御性拦截弹，都出现严重短缺。美国仍然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但它在对抗伊朗时的失败，展现了战略过度扩张的本质：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弱小，而是广泛承诺与有限资源之间的不匹配，而正在形成的多节点世界又加剧了这种不匹配。

卡特主义在西亚的终结不应受到哀悼。相反，应将其视为一次至关重要的战略纠正，只要审慎处理这一转变，就可能立即带来收益。使美军脱离中东，每年将节省数百亿美元，同时停止将关键国防装备从西半球和太平洋地区转移出去。

此外，撤去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将迫使地区大国直面自身的安全环境，并通过谈判建立务实的力量均势。事实上，伊朗战争的深远影响已经在通过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之间的《麦加共同防御协定》，推动一种新的安全架构。这一框架仍可能扩展至埃及，甚至最终扩展至伊朗——形成一种尼克松式的大国协调机制，以这五个中东主要国家加上以色列为中心。收缩后的华盛顿也可以将自身转变为中立仲裁者，并以经济伙伴的身份重新参与地区事务，在整个大西亚推进商业联系和商业利益，而不被卷入当地冲突。因此，新的均势可以同时服务于美国利益和地区稳定。

最重要的是，任何摆脱伊朗泥潭的道路，也都会为真正、持久且有纪律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扫清障碍——正确理解这种政策，不应将其视为一种伪装的意识形态，或与川普这样单一个人相联系的短暂政治运动，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植根于美国建国和具体国家利益的主权现实主义传统。

如同历史上的每一个大国，美国都面临着无法凭愿望消除的地理、物质和制度约束。美国的资源和来之不易的资本太过宝贵，不能不加区别、目光短浅或随心所欲地挥霍。伊朗战争之后的美国大战略必须相应地重新排列美国利益的优先顺序：保卫本土和西半球，重建国内工业基础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通过帮助盟友增强能力以制衡中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维持决定性的力量均势，并鼓励有能力的中等强国和地区大国承担维护各自周边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责任。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例外主义言辞和单边军国主义所暴露出来的空洞，如今可能让人觉得如同瓦勒良所经历的清算，但最终，它可能催生一种清醒的美国优先现实主义，修复并重振美国实力。不过，要确保伊朗困境被铭记为一场“皮洛士式的失败”，而非美国全球实力和威望的全面损失，就必须作出一个关键选择：华盛顿必须放弃狂妄自大，抵制制度化的自满，并适应全球新的体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