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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在查阅资料中，深感当时各地有良知的官员和记者，冒著巨大的政治风险，记录、汇报了不少真实情况，虽然这些报告，一直被密藏在档案柜中。他弄清了自己父亲饿死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这不是一个家庭的不幸，《墓碑》是一部集体记忆之书，是为三千多万受难者所写的墓志铭
◆高伐林
（续上篇）
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记者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能见证历史重大事件、能采写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杨继绳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运。
“我当记者时，就很羡慕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另一个美国记者说过：我看到历史在我面前爆炸，我将爆炸的历史变成永恒。这些对我鼓舞很大。当记者一定要写重大事件。”杨继绳告诉我。
《震撼世界的十天》，我也读过，记叙俄国十月革命如火如荼的最初几天的所见所闻。曾几何时，十月革命的呐喊声中诞生的共产主义苏俄一朝崩解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说过：广阔的活动空间才能成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像李光耀尽管视野和能力非凡，但是在蕞尔小国新加坡，他能成就的事业终究有限。我想，同理，杰出的记者，也靠跌宕起伏的时代来造就。如果赶上一个按部就班、波澜不兴的时代，他空有一身本事，也难有非凡作为。有大抱负的中国记者应该庆幸，自己赶上了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曾纪泽语）。如果说，思想解放运动成就了刘宾雁，那么，可以说，改革开放深化年代成就了杨继绳。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中央领导批示调查报告30篇
一个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制造专业的毕业生，竟然当了新华社记者，命运的安排让人好奇。杨继绳告诉我：
我上中学就爱写作，作文老得表扬，初一的一篇小作文，老师拿到《中国少年报》发表了。1960年想考新闻系，但当时的两家有新闻系的大学，复旦大学那年不在湖北招生，人民大学新闻系那年只招调干生，不招高中应届毕业生。学校就只好让我报了清华。
清华学制六年，期间加入中共。后来他在对一家媒体谈起过自己的大学时光：“我在清华的确学到了很多知识，但在人文教育方面却有很多欠缺。我们不知道清华曾经有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只能看到科技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记得当时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教育我们：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杨继绳还在一个会上提出“清华综合症”的几条“症状”：重工轻文，实用主义，等。
但仿佛冥冥之中有安排：想学新闻，偏偏学不了；不想干新闻，偏偏甩不脱。他一心一意要当中国的红色拖拉机专家了，没想到，毕业那年赶上“文革”爆发，1967年，中央文革下令新华社、《红旗》和《人民日报》，要从工科院校招人。杨继绳当时已经分配到位于包头一家制造坦克的大厂，去不去新华社？他犹豫了半年，也苦恼了半年。最后听说当时在清华掌权的蒯大富将他的调令扣下了，学生组织的另一派不服气，将这个调令弄出来给了他，这才去了新华社报到，分到了天津分社。他呆了一个星期，感觉大名鼎鼎的新华社，队伍精神面貌和水平都不怎么样嘛，当记者只要两个字就够了：紧跟。他想回清华重新分配，被母校拒绝；他又到天津的内燃机、汽车、拖拉机企业找了一圈，都碰了壁，才塌下心来干记者。
尽管没有受过正规文科教育，但年轻时想走新闻道路时期所做的准备，尤其是文史知识和人文情怀，让他对“生年不百岁，长怀千岁忧”、“朝闻道，夕死可也”这些体现价值理念的格言烂熟于心。杨继绳当记者期间，对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其中被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的调查报告就有30多篇。1972年，他和马杰的内参《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作了批示，中央并以“中共中央1972年第28号文件”转发全国，责令全军立即退出“文革”中占用的民房. 仅北京军区就退出民房39万平方米，66军出动了两个连队搬家，腾出了被占作军部的天津师范大学。他还写了《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毛泽东也批示了。
对外开放伊始，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用阶级斗争观念对待外国专家，把他们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1980年6月，他到天津化纤厂采访。发现这个厂党委明确指出，外国专家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鼓励职工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工程进展很快。他写了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下发全国。
1981年，他写了《外国合作者在渤海洋油田遇到的难题》，提出用改革开放的新观念重新审查、修改过去的“红头文件”。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了长篇批示，国务院就这篇调查召开了专门会议，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名义转发全国。
1982年，他和另一记者到七省市进行能源调查，写了《搞好我国节能工作的12点意见》的报告。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姚依林批示：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看法”，让国家计委主管能源的领导人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他们两人的意见，并将调查报告作为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转发全国。
三个十年
杨继绳将自己的新华社记者生涯分成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1968年到1978年，他以稿件登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曾有12篇稿上了头版头条，回过头来，杨继绳说这一个十年，绝大部分稿子都应当烧掉，只有《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两篇是经得起历史考验、不感到羞愧。
第二个十年起头，杨继绳反思感到前十年真是白干了，但是有评职称等许多现实利益羁绊，还不能完全避免“跟著跑”。直到第三个十年，才更具有独立自主性，采访写作基本上不违背记者的良知。
杨继绳给自己的定位，是学者型记者（研究型记者）。他尝试著两栖于记者和学者之间，主张独立思考，独立调查，以记者的敏锐捕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他不同意有人说，采访的基本任务是了解事实，他觉得，仅仅了解事实是不够的，思辩性报道采访最根本的任务是摘取事实背后的智慧之果，提炼出代表这一时期社会思辨水平的最高结晶。他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一个记者的成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的话，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三个边越长，三角形的面积就越大；而缺少任何一个边，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
老同学吴官正也渐行渐远
杨继绳在《我的记者路》一文中说过，“记者和官员是两条不同的路”。官员的职能是管理，主要在“做”，记者的职责就是“说”，说出事实真相，说出群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使人顿开茅塞的话，说出使人义愤填膺的话……“所以，真正忠于职业的记者，就会堵死做官的路”。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清华校友中当官的甚多，以致政坛有“清华帮”一说。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是杨继绳同一个系的校友，比他高一年级，在校时就相熟，很长时间内保持联络和来往，无话不谈。吴官正从武汉市长升为江西、山东省委书记之后，关系才有了微妙的变化，“我去山东，他听说了就请我吃饭，但是说话就比原来谨慎了；到他当了政治局委员，我工作单位托我请他吃顿饭，请不动了，嗬嗬嗬……”
杨继绳给老同学寄去了自己的著作《邓小平时代》（香港版），并针对“满朝文武无官正（吴官正），反腐倡廉未见行（尉健行）”这句民谣，在书的扉页上抄了《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
吴官正同学：
政者，正也。子帅一正，孰敢不正？
老同学继绳
吴官正可能对这句话不高兴，从此断了联系。
得罪了李瑞环
批评杨继绳的不止是中宣部长，天津主政的领导人也批过杨继绳。杨继绳告诉我，他在天津新华分社当记者时经历了四届市委书记，对其中三届的工作写过批评文章，招来了不少是非。1979年初，他写了《陈伟达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很高兴，称赞小杨不错，提出要调他去“协助我抓工业”，杨没有应允。李瑞环来天津后，八十年代初杨在《天津日报》写了篇杂谈《学历·知识·才能·贡献》，在学历至上的年月指出这四者是不能画等号的，最后要看贡献。学历不高而自视很有才能的李瑞环觉得很对口味，要调杨去市委研究室当副局级调研员。不料，1987年、1988年杨继绳查了很多资料，听取了金融界朋友的意见，写了四篇揭示天津经济地位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这第二经济高地正在下沉；还写了一系列述评，其中一篇《孤岛的困窘》：是将天津比作物价“人造孤岛”。他以火柴为例，指出低价并非成本低，而是大量财政补贴造成，“孤岛效应”导致火柴外流、限产、短缺，表面上稳定了物价，实质是违反经济规律、影响经济改革。
这下得罪了急欲有亮眼政绩的李瑞环，据杨继绳所知，李瑞环在会上、见外宾时忿忿地说了九次：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要下沉，这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我们是光荣的孤岛！
“六四”后李瑞环上调北京进了政治局常委，有几个朋友告诉杨继绳，听见李瑞环聊天时说过好几次：天津有个杨继绳，反对我，后来一查，他是个书呆子！
杨继绳后怕：幸亏没有调到天津市机关去工作。
《亚洲周刊》还披露过一件杨继绳的轶事：有一次，驻天津部队66军搞军事表演，天津分社的记者被请上了主席台，军长跟记者一一握手。但因为杨几次揭露了驻军的问题，军长走到他跟前不仅不握手，还瞪了他一眼，杨继绳也回瞪了军长一眼，事后他笑著说，这是“以眼还眼”。
最惭愧当时竟没感到很大痛苦
这位1940年出生的“退休老记者、在任副社长”，用他带著浠水乡音的普通话，对我语速极快地回顾著他的记者生涯，尤其是他调查、写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经过。这本书在香港四个月就印行了四版，继续畅销不衰，“在香港和海外中文书市上就非常不错了！”
历史感与现实感——这两方面，在杨继绳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他在作为一名记者时，采写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和如何克服难题，主导他、鼓舞他的信念，就是自己是在记录历史，有站在历史高度俯瞰的自觉；那么，当他书写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之际，在脑海中念兹在兹要针对、要针砭的，恰恰就是现实。
杨继绳强调：历史与新闻是相通的，相通点就是一个字——“信”，“信”，就是真实。当了40年的记者，杨继绳走的是一条追求历史真实的路。“讲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三真”原则始终不变。
我问：你为什么会想起写《墓碑》这本书？
杨继绳说得很平实：1997年，我写的《邓小平时代》出版之后，再写什么？中国值得写的重大事件太多了，“反右”，“文革”，写的人已经很多，我一想：大跃进大饥荒国内还没有人写大部头啊，这样就选择了这个题材，一干就是上十年，1999年之后光收集材料，就花了三四年。
其实，杨继绳选择这个题材，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大跃进－大饥荒的岁月，给他投下过浓重的阴影。虽然他对我语调轻松地说“大跃进那时我正在长个儿，就没有长起来”，但其实他遭遇了更大的不幸：父亲就死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
杨继绳在回答《南风窗》记者采访时回忆：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塆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三天，取出了三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塆。走到塆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著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唯有牺牲多壮志’（毛泽东诗句）么。”
跟毛跟得紧，百姓就遭殃
调查大饥荒，难度可想而知。杨继绳告诉我，写这本书完全是个人的业余时间。“我是新华社记者，有这个身份带来的方便。我往往是出外采访，完成任务后再待几天，搜集材料来写这本书。到图书馆、资料室泡几天，搜寻材料并抄录、复印下来，也采访了一些人。”
他跑了很多当年的重灾区，像安徽蚌埠、凤阳，河南信阳……仅在四川一地，光是把查到的资料复印下来，他就自己掏了一千多元。
六十年代灾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死人百万的河南信阳，杨继绳是抽时间专程去的。杨继绳告诉我，当年新华社驻信阳的记者已经退休，陪着自己去找知情人。信阳市委宣传部却拒绝让他查阅历史资料，杨继绳没辙，就先到基层、农村跑了一个星期，采访各种当事人、目击者，请他们口述历史。后来回到郑州，他请河南省委秘书长签了字，才再去资料馆，查到了许多当时的文件、内部简报。
“查资料很费劲啊，那个年代的的资料，都是用缩微胶卷保存，我一只手摇，一只手抄。一抄三四天。还怕没收，带了好几个笔记本，今天用这个本，明天用那个本——他们要不让拿走怎么办？用这个办法就可以减少损失，你没收吧，只能没收我今天带去的这一本笔记。很多资料室还有规定呢，‘不准引用’、‘不准转载’……”
杨继绳告诉我，他跑遍了大饥荒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数易其稿，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披露，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上下，两者相加共计7000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人类当代史中空前惨痛的大悲剧。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基本正常的年景、在和平发展年代里发生的惨剧。而这场大饥荒，也间接引发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墓碑》叙述了各省轻重不等的骇人灾荒，也专门分析了各省为什么饿死人的比例有那么大的差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各省地形气候、地理位置、资源多寡，使灾民在饥馑中能够维生的条件有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各地的农民实际平均留粮多少——这就是农民的最低生存线。
杨继绳对我说，他发现的一个规律是：各地领导人中，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者，造成的灾难就越严重；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较弱者，造成的灾难就相对较轻。当然，如果离心力强，也不行，那就戴不稳乌纱帽了。
我问：你写这本书，单位里没有对你造成压力吧？
杨继绳回答：我写书时没有对同事提起，但也有人知道，知道的人都支持我。我要调查，要求社里开介绍信，都能顺利开出来——当然，我不便说调查“大饥荒”，而是说调查粮食政策、农业政策等。他也没有感到精神上受到周围的压力。《墓碑》这本书出来，新华社也没人问。
真话不能让百姓知道
杨继绳在查阅资料中，深感当时各地还是有不少有良知的官员和记者，冒著巨大的政治风险，汇报了、记录了不少真实情况。虽然这些报告，一直被密藏在档案柜中。他对我说，现在看，当时的一些调查报告、会议记录，保留了很多历史真相，当时新华社记者的“内参”也说了一些真话。
所谓“内参”，就是“内部参考”，是专门往上呈报、不公开发表的调查汇报。这让今天的人们感叹：真话，是不能让百姓知道的！
我问杨继绳，你当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多还是写见报的稿件多？他想了想说，写“内参”更多。他写的“内参”，后来不少被中央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转发。毕竟，真话虽然不能让老百姓得知，但能让手握重权的领导人知道真实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杨继绳告诉我，新华社与毕竟不同于一般党政机关，更宽松一些。他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近20年，“我们分社的头儿，资格很老，是延安出来的12级干部。有些稿子，他就是不太有把握，也敢签发”。
毛泽东50年代有个批示撑了“内参”的腰。杨继绳介绍说，当时新华社记者写“内参”，通过新华社系统“通天”，各省市负责人告状，埋怨说他们不受信任，告状对新华社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出面解释说，这不是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是两个渠道么。新华社不是官也不是民，反映群众的呼声，是另外一个渠道。这一“最高指示”保护了新华社。“不过，到运动来了，写‘内参’的记者还是要挨整。”
杨继绳叹了一声：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
反思历史是为了放下包袱
通过写作这部著作，杨继绳终于弄清了他父亲饿死的那场大饥荒的真实情况。他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家庭的不幸，《墓碑》一书，是凝聚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也是为3600多万受难者所立墓碑之墓志铭。
我问：大饥荒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多数中国人已经忘了“饥饿”的滋味，甚至有为数不少的人进入了列宁所说的“胖得发愁”阶段。《墓碑》这本书对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对我这个问题，杨继绳很认真地思忖一下之后才说，共产党执政，干了一些好事，也干了很多错事，错事成了历史包袱，如何释放？不释放，包袱越背越重，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越来越成问题。共产党如何释放这些历史包袱？
农业问题非常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中共领导搞的是农民革命嘛。中国农民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光是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就是几千个亿。在过去的制度框架下，农民不可能反抗，现在制度变了，农民对于不公的待遇，就会反抗。今天别说三四千万人饿死，就是三四千人饿死，就不得了了，三四千人饿死，也会产生过去三四千万人饿死的政治效应。
杨继绳说，我是农家子弟，种田养殖，也放过牛，我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有什么“异端思想”。“我写这些东西，是要将共产党的包袱放下来，轻装前进。我是共产党员，但我首先是个农民后代，首先是中国人啊。”
我问：想必你遇到过不少读者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杨继绳不假思索地回答：“国人的历史健忘症，这正是我写作的动力！有人骂我：‘当年怎么没有饿死你？饿死你不就少一个造谣的人吗？’这不可笑，而很可悲！很多人不了解、不相信饿死人的真实历史，所以我要千方百计将问题说清楚、说准确。我的书中列出两三千个资料来源，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科训练，但我是学工的——讲理性，讲逻辑，讲实证，没有根据的东西我不会往上写。每一个材料，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都有可靠的资料做依据，而且都是官方文件、回忆录、中央领导讲话，是当时正式上报的内参和公开报导，不是拍脑袋想的，更不是道听途说。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立起永久的墓碑，永久地记忆下去——不是为了增加痛苦，而是为了不再重覆苦难。”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相关文章：专访杨继绳（上）：在中国说出真相有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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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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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uitarmanz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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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11 20:3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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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事实
忠于历史
忠于良心
感谢杨继绳留下的杰作，感谢老高先生的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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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韫栋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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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4 14:5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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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a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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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0 19:0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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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的书揭露了老毛统治时代的黑暗和惨无人道的现实，所以毛奴们恨之入骨。我劝高先生不用浪费时间去答理前朝太监，跟这样滴小丑对话太丢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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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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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0 0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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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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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9 21:4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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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高老师的介绍。
从杨继舜绳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墓碑”里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和档案资料，至今没有人敢正面站出来指责他是造假，捏造。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判断出其真实性。当今的中国当政者其实很清醒，很聪明，对见不得人的历史是尽量掩盖，淡化，遗忘，不会去正面颠倒黑白，改写历史。倒是那帮“愤青”们是幼稚得可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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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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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9 21:2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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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lesson发表高见。但我连看了你的几条跟帖，不免糊涂：
你说：“当年许多问题，就出在杨这一类记者身上！……一旦达不到目的，就倒打一耙，而自己不反思。因为， 他们本身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您说得有道理。对于当年的许多问题，媒体、记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杨继绳。
但杨继绳不是已经、并正在反思自己三十年记者生涯么？他认识到，第一个十年，“绝大部分稿子都应当烧掉”，也就是说，自己当时所写的绝大部分稿子，是于国、于民，无益、有害。可是，他这么反思了，您又痛骂他是“投机分子的历史写照”！
那么，他是该反省自己，还是不该呢？
至于您所提的别的问题，建议不妨读一读他的《墓碑》，百万字的调查报告，内容浩大，我很难在我的短文中介绍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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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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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9 20:3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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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主的好文。我读过杨继绳的《墓碑》，但对作者的经历和成书的过程是在读了您的文章后才有了较多的了解。很佩服杨先生的为人，“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我相信这是他做人的准则，也是他写书的准则。中国知识分子中能做到这三真的人实在不多，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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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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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9 20:06: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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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光临！
答信济：杨继绳讲的题目是《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当然既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包括少出生的人口。
他讲的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墓碑》这本书中间的一个章节，在中国大陆2008年9月出版的《领导者》双月刊上刊登，在网上也可以查到，下面是“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转载的这篇文章，各位可以前往一阅：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4085
其中第一节就讲了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分析。
不过网上没有刊登出注解，更感兴趣的朋友，不妨阅读他的《墓碑》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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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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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9 16:2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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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提供的国家统计局数据：1958年-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19.92万人，共少出生人口315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了4969.9万人。这少出生人口怎会也会算在里面？不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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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苑梦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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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9 14:3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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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谢谢！向敢说真话，有良知的记者杨继绳致敬！中国需要更多的杨继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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