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分析了毛泽东从“反右”到庐山会议再到“文革”的思想线索，在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力量的互动中，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最后走向毛泽东思想的顶峰，也走向中国的浩劫。毛泽东为什么急于放弃亲手制订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动机何在？”这是理解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的钥匙
◆高伐林
1990年5月1日上午9时25分，从香港飞到旧金山降落的飞机上，走下了刚刚交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权柄的许家屯。他以“旅游休息”为名，避祸去国，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弹指一挥间。这位被媒体称为“继林彪后中共最高级的出走官员”在美国南加州已经隐居整整15年了（到写作本文的2005年——高注）。1993年，他出版了《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台湾联合报报系旗下分布于亚、欧、美的所有报纸一时都因连载此书而洛阳纸贵，后来他又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但这些书，似乎充满“画一句号、告一段落”的意味，随著岁月推移，许家屯好像越来越刻意退到了公众关注的视野之外。香港回归之后的“阵痛期”经久未歇，经济一蹶不振，政治动荡不安，社会烦躁不宁，竟至酿成两次香港“七一”数十万人大游行，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连任期间称病辞职下台，全球瞩目。但是在四面八方的嘈杂声浪中，人们很少听到这位深谙香港情况、为香港基本法立下汗马功劳的前中共驻港最高负责人的声音。
2005年4月，我前往南加州丛山峻岭之中登门拜访，整整一个星期，与许家屯先生作竟日长谈，并抵近观察他的饮食起居，执意去探究这位前中共高官究竟在想什么、干什么，同时也想请他回忆他的大半生经历，梳理他的思想情感发展变化的脉络。
许家屯很善谈，思路清晰。（高伐林摄于2007年）
他住的竟是一座“中国山”
许家屯住在位于洛杉矶郊区的齐诺希尔——Chino Hill。“Chino”在西班牙文中，就是“中国的”“中国人”之意，他住的竟是一座“中国山”。
看到这一带山影幢幢，草色芊芊，不由得要涌起“世外桃源”之慨：“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兮》），好一个修身养性的所在！
家中最不安静的场所，却是许家屯的卧室。他在这里放了一台大型电视，只要一开就开到音量特大，也难怪：视力与听力毕竟有所减退，而他又是那么急切地想看清、想听清。他在这里通过卫星电视，能看到中国大陆十好几个中文频道，看得最多的，是香港凤凰台，江苏国际台——他这一生中，投注精力心血最多的、结下感情最深的，正是江苏和香港。他对我说，熟悉的地点，变化了的面貌，让他格外感兴趣，从屏幕上经常能看到许多熟人呢。当年的后起之秀现在正施展才干，怎么想得到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一双前辈的眼睛在注视自己？许家屯什么节目都看，中国新闻、时事评论、文化专题、戏曲精选……他来自昆曲的发源地，爱看京剧，尤其着迷老生戏，过去他与很多当红名伶有过交往，对他们的艺术成就如数家珍，虽然自己不唱——至少不当着人唱，但是看他目不转睛，手指、脚掌下意识地打着拍子，可以想见对这些唱腔早已烂熟于心。
许家屯家里文化气息浓郁。陆俨少、钱松岩的山水与黄胄的骏马遥遥对望，黄苗子的篆字与费新我的左手行书相得益彰，青花瓷瓶与天使摆钟中西和璧……体现出主人的修养根柢和生活情趣。我却被靠窗沙发旁的茶几上高高一摞书刊报纸所吸引。有上个世纪的老书，纸页发黄，有这个月刚在中国出版的新著，油墨尚香：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好几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有英国霍布孙著《近代资本主义进化论》、《江苏省地图册》……
许家屯对我说过，他在担任中共香港主管时，每天要看十几份报纸，其中香港十三种，还要看传达“北京声音”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广东地方报纸。早上起来匆匆扫一眼各报头版标题，就赶著上班处理堆积如山的杂务；晚上十点以后坐下来再细细阅读，一直读到夜深人静。还得看有头的、无头的各种文件、“大参考”、“国内动态清样”，每晚至少要阅读五万到八万字。“了解中央精神，主要靠文件；了解香港社会信息，主要靠报纸。”
现在没有文件看了，中文报刊就成了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里有《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亚洲周刊》、《多维时报》……
对于许家屯来说，可虑的是，报纸上的字越来越漫漶不清了，戴上老花眼镜也无济于事，阅读成了难题，只能借助放大镜。一座落地放大镜灯放在窗边，这就是许家屯的读报角。坐在这里，白天就著阳光，晚上开亮灯光，他可以聚精会神地半天不挪窝。
我注意到，读报角的茶几上还放著一把剪刀呢。
 许家屯很苦恼眼神太差，写稿和改稿都得用特大号字。（高伐林摄）
“二十世纪的经验”
阅读难，写作也难。然而，许家屯的书桌上放著一个纸夹子，他常常坐在这里，将思索写下来，“有一天我写了二三十页！”看到我不大相信，他笑了：我的字写得大呀，一页写不了几个字！记者看到，果然，竖排密密麻麻写满了胡桃大的字。
不管怎样，能这么写，足够让我惊讶了。“你在写回忆录吗？”我知道，许家屯许多当年的同事、上司，像许世友、江渭清，都出版了传记、回忆录，数年来不少人也曾对他建议过，要他写一写自己的峰回路转的生涯。他真开始写了？
“不是！”许家屯说。他对写回忆录有自己的看法，“只是回忆自己个人的经历，没有多大意思，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也很难理解。要写回忆录，也得从当时国内局面、党内形势和社会生活的进程写起。”他要放在宏观视野下观照自己个人的足迹。他现在每天在纸上涂抹的并非回忆录，而是一篇暂名为“二十世纪的经验”的思考心得。
“二十世纪的经验”——好大的题目！
他笑称：这是被何频逼出来的啊！原来，2002年4月，许家屯曾到美国东部小住，与他的忘年之交何频等人围绕中美关系、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等话题，激辩了几天。他从那时孕育了一个想法：要将自己的看法整理出来。
许家屯雄心勃勃。他请来一位年轻朋友协助，自己口述录音，请这位朋友整理打字，已经谈了十来次了，大体上已经讲完。他打算在近期内理清这部专著的思路，争取今年下半年写完书稿，“大概七八万字左右吧，也可能有十万字”。
“二十世纪的经验”，到底指的是什么？我要许家屯透露一二，但或许一来觉得思考还不成熟，还会修改调整，二来也想为未来的专著卖卖关子，他不肯讲总体构架，只是将其中涉及的题目侃侃道来。二十世纪，实在是一个充满了太多杀戮血腥的世纪，一个人类以空前的魄力和勇气去探索发展道路、付出亿万生命代价的世纪，一个充满了戏剧性转折、希望变成绝望、绝望又孕育希望的世纪，自己有幸经历过了血与火的岁月，岂能虚度，不将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
这部心得的写作，显然让许家屯十分兴奋。扳著指头对我说了好几个他这部反思专著将写到的“三”：
——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各以美、苏为首两个集团的冷战；
——三大社会运动的兴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民族独立运动，资本主义自我改革运动；
——三大矛盾：贫与富的矛盾，和平与暴力的矛盾，多元化与一体化的矛盾；
……
我记得，许家屯在他们那一辈中共高官中，是以善于总结和提出提纲挈领的口号著称的，颇见其政治谋略段位之高。例如，他来到香港后，将人们常说的“求大同存小异”改动一字，对外提出：香港各界要“求大同，存大异”；他在对北京汇报时，将当时香港局面归纳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震动了闭目塞听、一厢情愿地以为港人人人都盼望回归的中南海高层；而他提出“依靠两翼”，即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更不啻石破天惊……
提起这些往事，许家屯十分得意：“我的胆子大得不得了啊！当年港澳办对我这些提法统统不表态。只有一个人后来表了态，就是总书记赵紫阳。但我要求他书面批一下，他还是没有批——不是他不想批，实在阻力太大！”
“江泽民上任后，提出香港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否定了我的‘依靠两翼’。”但许家屯没有料到，江泽民后来提出“三个代表”，又来了个“否定之否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到江苏视察，许家屯（左）和许世友（右）陪同接见党政干部。（许家屯提供）
激进理想害惨中国
许家屯精神矍铄，精力充沛，他对此解释说“我睡得好，所以精神好！”有几次，深更半夜了，我还看到他读书、写作亮着灯。他一谈就是四五个小时，开始我还怕他累着，谈了个把小时就要找个借口请他歇一会儿，而他总是不予理会，不愿打断思路。最后反而总是累得我这年轻几十岁的人叫饶。
我深切地感受到，许家屯这么多年来确实思索了很多问题，力图捋到最根上，也尽量站到最高处。他漫谈到很多话题，每个话题，他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有根有据，有条有理。
谈知识经济的特点，他讲得头头是道：知识经济同社会资本结合，不但能够加速改变社会结构，而且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增加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不仅如此，人类对财富开发的手段也变了——要开发脑子，开发自身的潜能，这样，普及教育成为最重要的任务。
他谈本世纪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布什名之为“反恐战”，这是一场超限战：没有前方与后方之分，没有军事与非军事之别，从地下、水下到太空都可能是战场，世上万物都可以作武器，危险也正在这里：可能动用核、化学、生物、网络，和眼下还不知道的新科技；除了可能造成极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之外，还可能对人的精神产生摧毁性的冲击：到处不太平，警报日常化，人类丧失安全感，忧郁症扩散……
谈得多的，还是他走过的历程，尤其是进城之后的风雨旅途。他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戏剧性遭遇，又向前追根溯源。
许家屯不同意从“权力之争”的角度研究“文革”，不同意从权力欲的层面批毛泽东——“这太肤浅！”他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从放弃新民主主义、跨进社会主义开始的。他急于大跃进，急于搞人民公社，他的同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跟不上他，他就批评、鞭策，一次比一次严厉，错误就这样升级，矛盾就这样激化。换句话说，他与他们，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许家屯对我分析了毛泽东从“反右”到庐山会议，从“四清”到“文革”的思想线索，怎样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各种力量的互动中，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步错，步步错，最后走向毛泽东思想的顶峰，也走向中国的浩劫。
毛泽东为什么急于放弃自己亲手制订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路线，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动机何在？”许家屯断言，这是理解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的钥匙。
毛泽东并不是在社会危机的压力下才找社会主义的出路的。许家屯回忆说，“当时（六十年代初期、中期）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我接触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陈云都很自豪，说我们市民供应比苏联好，我们比苏联的一套要高明：苏联的货架是空的，我们的货架是满的，他们吃黑面包，我们吃白米饭。”
许家屯将毛泽东的动机，归结为他的激进社会理想。
我再追问：毛泽东的激进理想，又从何而来？按说，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读得并不多呀。
许家屯认为，还是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来。虽然毛泽东没有读多少原著，但他接受了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社会的基本思路。“你不能只看他讲话引用古文多，他的想法形成文字、最后修改，都是由大秀才们从马克思列宁著作里找依据，还要说给他听，就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
许家屯（中右）说：中央调我这个土包子去香港，许多礼仪我得突击学习。（许家屯提供）
“下决心不评论香港”
我问：你这红色一生中，在香港执掌港澳工委的七个春秋，应该是最亮眼的一段。今天在香港回归八年之后，再来看香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没想到，思维敏捷，滔滔不绝、不时发出“许氏招牌笑声”的许家屯，一下卡了壳。足足有一分半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想再对许家屯“启发引导”一番：“……譬如说，香港演变到今天，哪些符合你们原来的预计，哪些与你们当初的设想南辕北辙……”
许家屯却冷不丁冒出了一句：“我来美国之后，下决心不评论香港。”随后，又是半分钟的沉默。
大概是看到我的尴尬，许家屯未免歉然，还是开口了：
你要我谈香港，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一谈，必然涉及评论香港当今人物和事件。怎么评论？我不可能完全客观，有我的立场和观点。我一谈，就会给现在香港已经错综复杂的局面添乱。
我倒是理解他的顾虑。那么，就换个角度：过了这么多年后，在《香港回忆录》也出版了十二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反思当年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许家屯指出，理解香港，有一个不可须臾忘记的最重要特点：香港是被英国人统治了一个世纪的殖民地。
本来是中国与英国之争、殖民地与宗主国之争，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加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香港成为冷战两个集团交锋的主要前沿阵地之一。
“人们只说香港是‘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其实，它还是‘间谍中心’！”他说，各路间谍云集香港，香港是英国的远东情报中心，美国与中国建交之后，本来情报中心在北京，后来也转移到香港；情报人员人数最少的是苏联，因为很长时间中国与西方都抵制它，它搜集情报受到很大限制，就派人马来香港刺探各种信息；香港没有让它与其他大国一样设总领事馆，苏联间谍们只好想出各种各样的名目在香港栖身活动。
新华社、港澳工委，是各路间谍的“众矢之的”，“光对我们窃听电话、拦截电讯，对方就用了几百人。我们新华社有的领导人办公桌下面被偷偷装设了窃听器。新华社有一大一小两个保密会议室，由国家安全部派专人来装设反窃听设备，对付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窃听手段，但还是不保险。我与北京通电话，准备让它偷听的，我就在香港打；不想让它偷听的，我就去深圳打。”
虽然香港回归了，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变，但许家屯相信，香港仍然是间谍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里是情报“富矿”：比在内地要自由得多，每天几十万人进出；大陆又有那么多企业、机构在香港。
（未完待续。写于2005年）
许家屯来到海外后出版的文集。（明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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