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后来位居中共最高层的人士向许家屯透露江泽民要整他；而他又看到海南省长梁湘如何被李鹏以“研究开发海南洋浦港”为借口骗到北京，一下飞机立即被软禁的前车之鉴；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职务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专案组，显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总书记之令……这些迫使许家屯决定出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高伐林
（续上篇）“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许家屯的《香港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英国人为了将香港继续保留在他们手中而玩了多少名堂。在英国人认识到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不可动摇，他们不得不交还主权、治权之后，在许家屯还在任的那个年代，就为保留他们的利益而进行全面部署安排。
“全面”到什么程度？许家屯历数了英国人各方面所下的工夫。
英国人管治香港这么多年，从没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个司的主管、以及太古、汇丰、怡和几个大亨组成，他们说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经有总督想搞点民主，但英资企业反对，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税，香港税率低的优势就会丧失，于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谈判期间，英国人要搞“代议政制”，要在“九七”前对香港政制来个根本性改变。1984年闹出的“本子风波”，就是在“民主化”问题上的第一次交锋。
许家屯很激动：英国人哪里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会，以便在撤走之后保留影响，“外界往往只从‘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问题，其实焦点是由谁主导香港？每个人主观上或许并不如此，动机各异，但客观上是如此啊。”
讲起当时轰动一时的“本子风波”，许家屯愤愤然：我批评了英国方面不按“本子”（中英联合声明）办事，引起传媒哗然。“包玉刚、董建华、查济民等人支持我，嘉道理要包玉刚带话也支持我，但是姬鹏飞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态。后来还是邓小平在包玉刚宴请的筵席上明确地给我撑了腰：‘你没有错。’”
许家屯说：在组织、人事上，英国人对高级人才和公务员队伍早就布局谋篇；在财政预算上，英国人执意要修机场、大桥，上大项目，“我到香港时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亿港币，到移交时支出竟达一千多亿”；香港本来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禄超过美国总统，英国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务员待遇，最高达30％，一举三得：收买了人心，留下了难题，又趁机大捞一把；连香港社会基层细胞——有些屋村委员会，英国人都控制，甚至请英国退休人员来管……
在许家屯眼里，香港目前的众多争执、矛盾，都或明或暗、依稀可见英国阴影，民生、福利政策等等只是被人借题发挥的具体因素。“你想，为什么这些人‘逢中必反’？”
他认为，“逢中必反”现象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有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国成立，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一是到台湾，二是到香港；
——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许多直接和间接受到伤害和影响的人移居香港，这些人多数对中共没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响，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对中共的专制很有看法；
——有些人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绪化反应；
——少数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香港收回后外国影响自然有变化，“英国影响降低，美国影响增强。这是英国很长时间来在世界上力量比重减弱的自然结果。香港没有回归前，英国直接管制香港，在香港还主要是英国影响；他们撤走了，自然就减退了。西方还想在香港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要影响中国大陆嘛。都在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他们既防止‘两制’变成中共的‘一制’，同时又促成大陆变为香港的‘一制’，一直在斗啊。”
“如果我在香港，可能被反得好一点，但是也会被反——他们这些人就是‘逢中必反’嘛！”
话说回来，英国人搞布置，中国人能闲着吗？“我们也针锋相对地搞啊，我当时手上掌管上亿特费，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许家屯说起搞“统战”，给了老报人陆铿十万港币却被陆铿退回的事，我趁机问：那，你还给了哪些人呢？许家屯看我一眼：“这些事，我不能讲，一讲，就天下大乱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我劝他说：好吧，你不公开讲，不告诉我，但是你写出来收藏好，注明多少多少年之后再公开不行吗？就像肯尼迪被刺案的有关史料那样……
许家屯连连使劲摇头：那也不行。
看来，中共党籍被开除了的许家屯，党性并没有褪去。
许家屯（左）同香港船王包玉刚。
调任香港是人生一大飞跃
我问：你现在留念香港吗？最留念什么？
许家屯叹了一口气说：从日常生活方面讲，我对香港没有什么留念——关键是没有概念：我并不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好。你不明白吧，我在香港苦啊，苦得不得了！
许家屯说，新华社是“老虎嘴”，专门“吃人”，天天要跟人吃饭——香港时兴在餐桌上、打高尔夫球时谈正经事。“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也没有时间学，而吃饭不用学，就得将吃饭当任务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内地开会、汇报，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时间，要跟人吃五六百顿饭，你算算吧！我像梅兰芳一样赶场，一天晚上赶两三场。我同李嘉诚等人，一个月总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习惯是每顿饭要吃三小时，实在受不了，后来是安子介提议救了我，改成了两小时。”
许家屯自己的饮食其实是很简单的，爱吃红烧狮子头，许多所谓山珍海味，并不合他的口味，“对吃，我没有多大兴趣。”他也不爱吃水果。他的家乡濒临东海，海产多，但他不吃石斑鱼，只吃最贱的黄鱼。我跟他一起吃了几天饭，炒得软软的青菜芯，就是他现在每顿饭的最爱。
许家屯在香港甚至没有坐过地铁，没有逛过街，对香港市容都没有多少印象，当时的行踪“只有点和线”。他曾经想体验一下生活，去看过两次电影，但是他一人想看，就得买十几张票，保卫人员组成“围墙”前前后后都坐满。这样兴师动众看电影，他也就不敢多尝试。
不过，许家屯说，说我对香港真没有什么留念吗？也不对。我有感情！我想念那些老朋友！我希望香港好！
他一再说：香港没有亏待我。我被中央从江苏调到香港去，有幸接触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视野一下广阔了，这是我平生的两个飞跃之一，对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了质的变化。
许家屯（左）同胡耀邦(中)。
“五一联欢会”救了我
到香港是“两个飞跃之一”，那么另一个飞跃是什么？
是脱离了中共体制，来到美国。
许家屯对我详细地解释了他当时为什么决定到美国“旅游休息”，讲述了那短短几天里惊心动魄的过程。
是一位后来位居中共最高层的人士向许家屯透露江泽民要整他的；而他看到了海南省长梁湘如何被李鹏以“研究开发海南洋浦港”为借口骗到北京，一下飞机立即被软禁的前车之鉴；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职务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专案组，显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总书记之令……这些迫使他决断：“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个成语，出自《孔子家语》。
不出他所料：就在许家屯1990年4月30日晚上离开深圳前往香港之后两小时，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就来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转达中央电令，通知他去北京。见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说起来也算我运气好：他接到中央电令时，必须要去出席‘五一联欢会’，只好出席完了再赶到我的住处。这个‘时间差’救了我！”
如果当时不出来会怎么样？“不出来，被江泽民、李鹏拘押审查，那么现在也就像赵紫阳一样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了——不，肯定还不如赵紫阳！”
许家屯对江泽民完全没有信任感，不仅认为江泽民的主义就是“没有主义”，左右摇摆，对他的人品也不以为然。“《他改变了中国》（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所写的江泽民传——高注）这本书写他与‘六四’毫无关系，还说他对受命如何犹豫……把他写得多么清白！哪是这么回事！”
许家屯回忆说：“那年‘五一九’邓下了决心要撤下赵紫阳，通知各省负责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5月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接我，转来转去地绕到了中南海住下。我问还有什么人来，他说江泽民已经到了。我问是不是也是来听打招呼的，他说不是，是调来中央工作。我问做什么呢？他说，还没定，但是已经明确了要他接替启立的工作——启立当时管书记处常务、管意识形态。江泽民当时已经接受了，哪里清白，哪里犹豫？”
“有人问我：到美国来是否后悔？哈哈，不存在这个问题嘛！”
许家屯与江泽民看来是有点“话不投机”？
幸亏到美国来，亲身体验了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民主、法治制度最完善的国家的生活，许家屯坦承，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
正如何频等一些朋友对许家屯半开玩笑地说的：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变“左”了！许家屯并不讳言，美国确实还是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国家，但他对美国社会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对美国政治的走向日益担心。美国，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制度，但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
“美国的民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时黑人与妇女没有选举权，后来才有。”许家屯担心的是，“现在民主向大众化的扩展停止了。因为反恐防恐，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施加了很多限制，公民权利方面反而还倒退了。”
他放大嗓门说：“美国权钱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从政党化发展到两党化，发展到一党独大化！三权又独立又不独立，不独立的这一面，带来很大的隐患啊！”
为什么说美国的三权有“不独立的一面”？“三权越来越不能互相制约了：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五个是共和党总统提名当上的，观点上倾向于保守——小布什2000年上台，不就是他们裁决导致的么？三权的另一权，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呢，现在也是共和党把持。”
如果说，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的活力，那么到美国来，使他又看到了资本主义也绝非天堂。他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展望，有了进一步的思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共融——是共“容”，也是共“融”。列宁断言“资本主义垂死”是犯了错误，西方在“苏东波”之后认为“社会主义灭亡了”也犯了错误。两种制度可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融而有异。“这个共存共融会有很长时间，几百年？也许还不止！”
而中国，也应该找到第三条道路。
许家屯（右）与邓小平、卓琳。
第三条道路
在来美国，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许家屯反覆琢磨社会主义的失败，“有马克思的错误，有列宁的错误，有苏共自身的错误。”
他对我说，私有与公有的矛盾，是从“人之初”开始的，“食色性也”，人第一要生存，二要繁衍，这就要取得资源，就要在一定的空间生存活动。人类的矛盾是由对资源和空间的占有和分配产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代表了解决私有与公有这一基本矛盾的两大思路。
过去讲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的好处是自由，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毛病是放任——市场是按照供求情况变化，供不应求就涨价，商品多了就过剩，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就由这种“无政府主义”而来。但是罗斯福新政把计划经济、国家调控加进来，现在格林斯潘用利率来调节，就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现在中国也在尝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许家屯说，不仅一国内调控，还有全球范围的调控：七国首脑会议，世贸，世界银行，等等；现在更主要是以经济区的形式来实施的地区宏观调控。过去将“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我要消灭你，你要消灭我。还是邓小平说得好，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现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许家屯一方面认为民主应该不断扩大、深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全球并没有理想的民主典范，二战后许多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有的发生倒退，有的陷入动乱。
许家屯再三强调要“和平演进”，放弃暴力，实行民主也好，社会转型也好，都要搞渐进式的改良，不搞激进式的革命。“李泽厚他们这么提出来了，但没有具体设计怎么做。而我在《二十世纪的经验》当中，有了具体的设计。”
尽管许家屯不肯说具体怎么设计，但是我听出了一点端倪，他设计的道路，似乎是从党内民主开始，通过党政分开，分割权力，直到最后改变一党专政结构。
他说，现在中共党内还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过没有全社会监督，也没有制度性的程序来保证将非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精英吸纳进入顶层。“这种民主是咨询性质的民主，对任何意见，我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不采纳，你也没有办法。”他认为，应该从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着手，首先要让党内精英进入顶层，全党能够监督顶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扩大到党外。这是从整个中国变化发展的进程来考虑的。中国应该避免陷入混乱无序，找到比较稳定的改良道路。
许家屯说，十三亿人的国家，不稳定，是世界的灾难！
前中共中央委员许家屯。（高伐林摄于2009年，老人时年93岁）
老人还是想回国
“中国山”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的山；“世外桃源”虽好，毕竟也不在故土。许家屯出国十五年，思乡之情时时冲击著他的心灵。
“去年（2004年）我的老伴顾逸萍过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组织上同意我回去。”顾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风住院。
2002年4月，我就听许家屯说过：“中国是我的祖国呀，我当然想回国看看，但不乞求。要论安享晚年，还是住在美国安静，我只是想能两边走走。就是要写回忆录，光凭记忆也不行，得回江苏去查查当年报刊资料。”
1916年出生的许家屯告诉我：“前年（那应该是2003年，许家屯87岁时——高注）有一天晚上在别人家玩的时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没有一点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我大该昏迷了半小时吧？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车上躺着，正赶往医院去。”
不过，这一次意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居然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许家屯隐居于此，来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电话、见见面。偶尔有客人从香港来，从中国大陆来，从美国各地来拜访。我探访他期间，正碰上老报人陆铿和崔蓉芝来访，从下午谈到晚上。凡是这样的日子，许家屯就特别高兴。
有消息人士曾向我透露： “许家屯离开中国后，江泽民派人去问董建华，是否他资助许走的。董建华回答：许家屯没有来找我，他如果来找我的话，我不能拒绝。江泽民又下令手下去询问了香港很多头面人物：董建华与许家屯到底是什么关系？实在查不出董建华与许到美国有何联系，只好作罢。但还是有人为此受到了牵累。现在董建华不能来找许家屯，因为江泽民已经这么问了他，董要避嫌。”我就此向许家屯求证，他不置可否，只是说：“对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苏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态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来找我，我不拒绝。”
他说，《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过，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来过，“麦克法夸尔掌握了很多关于‘文革’的史料，把他的专著送给我，我苦于眼睛不行了，不能看！”李锐、胡绩伟也来过，还有一些老上级、老战友，本人不方便来，要子女前来探望。
对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新班子，许家屯说：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们的一些做法，例如解决三农问题，开发西部以解决地区差别，等等，我是赞成的。包括这次对赵紫阳后事的处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许家屯还说，外界对曾庆红估计过低。我推测，将来首先摆脱江泽民的影响的，可能是他。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方针？许家屯希望是后者。如果是后者，就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的调整嘛。
“不过，要给他们时间。”许家屯告诫。
他也希望，老天给自己时间。
（本篇完。写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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