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思想解放运动初期，发生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武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倡议，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十几所大学同学响应，联合创办了一个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这件事在当时石破天惊，不仅在共和国历史上前无古人（“文革”期间大串联成立跨校组织和出版跨校刊物那个特殊年代除外），而且迄至今日，后无来者。而《这一代》由武汉大学七七级同学主编出版了创刊号之后，也就偃旗息鼓。
但这件事，30年来并沒有被忘却。前几年，官至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小說家陈建功，在北京报刊上以整版篇幅回忆当年经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北京爱迪尔公司老总张桦等多人，或上电视，或上报刊，从不同角度反思这一事件；现在正值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征集毕业30年回忆录文集，这件“本年级大事”自然也将成为其中的重头戏；而恰巧这两天，我又接到北京一家著名周刊的主力记者的信，称这件事已经列为该刊的一个重点选题，将采访包括我在内的当事人……看来，在不少人眼中，此事是有重评、反思的价值的。
我的同学张桦已经写过一篇相当全面的回忆文章，题为“这一代与《这一代》”，我曾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这次为了我们年级的回忆录，我反覆重读他这篇文章，并提笔作些必要补充，顺便也写下一点我的看法。 
《这 一代》封面本来是这样设计的，可惜只印了红色，刚开始印黑色时，印刷厂接到了上级指示，拒印了。所以后来绝大多数读者拿到的杂志，封面上只有“这一代 1979.1”。像此图这样完整的只有几本，就留在我们几个编辑手里做纪念了。经过30年无数人翻阅，我保存的这一本色泽已经黯淡了。当时刚出炉时十分抢眼呢！（高伐林摄并记）
张桦的回忆从根到梢說得相当全面，但还是漏掉了一些应该交代的情况，另外有些情况，是他并不太清楚的。这里我做一点补充。 ◆联合主办《这一代》第一期的13校学生社团，以笔划为序，印在了封底，名单如下： 中山大学中文系《红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生》 北京大学中文系《早晨》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秋实》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初航》 西北大学中文系《希望》 吉林大学中文系《红叶》 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 杭州大学中文系《扬帆》 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 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园》 南京大学中文系《耕耘》 贵州大学中文系《春泥》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发起人选择联合主办的对象，莫不是有点“好高骛远”的倾向？高——学校的名望高；远——都是相隔千里的外地大学，武汉本地的呢？例如，历史也颇为悠久、在中原也颇有声誉、与武大有瑜亮之争情结的华中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我们甚至想都没有想到要串联他们的中文系学生社团；更近在咫尺、就是楼上楼下的距离的我们武大中文系七八级的学弟学妹，当时也组织了文学社团，也有自己的油印刊物，也没有进入我们的联合名单之列。而后来，正是他们中，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优秀女作家方方。 现在反思起来，唉，我们这些年轻和不算年轻的学子，虚荣心甚至势利心，真不是一点点！ ◆《这一代》创刊号的编辑部由八人组成：於可训、王庆存、赵誉泳、陈晋、王家新、王东升、张桦和我。这个编辑部成员，就是我们武大七七级学生刊物《珞珈山》编辑组的原班人马——本来也是称“编辑组”的，印在《这一代》封底的“创刊号执行编辑”这一栏时，不知怎么，“组”就升格为“部”了。可能也有虚荣心作怪？或者，希望在13校的同人面前撑一撑场面？ 至于《珞珈山》编辑组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系领导和辅导员等老师们在我们入学不久指定的。 八人的分工，我记得是完全按照传统文学媒体的分类而来的，老於、老王负责小说，老赵、王家新负责诗歌，王东升负责散文，陈晋负责评论。张桦身为副组长，除了对稿件内容过问较少之外，其它几乎所有事务，包括非常繁重琐碎的外联、印刷等等，都由他负责了；我担当组长重任，主要起统筹、沟通作用。这既指编辑组内部的沟通，也涉及与年级同学（当时年级有党支部、有两个班委会）、与校、系两级党团、行政和学生会的沟通，甚至还有一些是与校外官方机构的沟通。 我们八位编辑的思想倾向是有差异的——赵誉泳在其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总的来说，年长一点的如老於、老王偏于慎重；年轻一点的如王家新、张桦偏于大胆。我的年龄居中，又处在组长位置上，不能不协调；而我又因为是校、系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要顾及的方面更多，又时常接受校系领导耳提面命，不能不竭力显得更为“老成持重”——这就是“世故圆滑”的近义词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一代》“闯下大祸”，惊动了中南海（下面我将介绍），参与其事的我们八位编辑，难免心中惴惴。但我们的下场都还不错。八人中，有五人都被年级党支部发展入党。在毕业分配问题上，系领导更没有对跳得最高的几个人——我们编者及写出犯忌诗歌的作者，因为《这一代》问题而有任何责难和另眼看待。 对比其他大学同学的遭遇，就更清楚我们校系领导这样做是多么不同凡响了：北京和外省有些大学的领导，对《这一代》视为洪水猛兽，在同学中追查与我们的联系，甚至大搞“人人过关”，要求“说清楚”三个问题：从谁那儿得到杂志？传给了谁？是否宣扬过杂志的观点？ 贵州大学、西北大学、杭州大学等好几所高校参与联合主办《这一代》的同学，后来告诉过我，他们被校方勒令“立即退出”，否则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甚至还以开除学籍相威胁；许多人的毕业分配都受到影响，明明很有才华者却被分配到了无法施展的单位，档案中或许还被记上了一笔，多少年难以翻身……与我们这些人的境遇相比，不啻霄壤之别。而其原因，不正是因为这些学校主政者，与武大校领导相比，尤其是与先任常务副校长、后任校长刘道玉的境界、胆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么！ 在毕业分配时，有些用人单位把参与《这一代》看成“严重政治问题”，要进行专门“外调”。刘校长得知后，几次表示：请他们来找我“外调”好了，我来和他们谈。办学生刊物是学校同意和支持的，我完全可以证明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些同学，毕业分配都到了所谓党政要害部门，写出所谓“问题诗歌”的作者，也都没有因此而耽误前程。 ◆张桦文中藏头露尾地说到《这一代》“惊动数位最高级领导发表严厉批评”，“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我们当时身为学生，当然不可能与闻高层领导确切地做过哪些批示，有过何种教诲，只是不断听到各种小道消息。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传言就是：1979年年底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上，列为“影响安定团结”的第一条，是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第二条，就是13校学生跨校主办《这一代》。还说我们被中共中央调查部（國安部的前身之一）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半年后，1980年8月，我在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期间，曾去北大拜访武汉老乡、当时在北大经济系就读的张炜。时任我们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胡树祥，是张炜的中学同学，要我去北京后找张聊聊。张炜当时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也是全国学联副主席，现任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那次他亲口告诉我几个月之前的一段往事：1980年元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直机关负责人的大会。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其中有段话： “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张炜当时就在人民大会堂里听报告。他告诉我：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手上挥舞的（张炜强调：他看得很清楚），就是一本《这一代》！ 我们当然心知肚明：《这一代》哪是什么“秘密刊物”？但是，在邓小平这么声色俱厉地讲了之后，知情并听取过我们汇报、支持过我们的有关领导不便出面澄清，我们当然就更不便将这些领导抬出来给自己卸责了！ ◆张桦很有“历史意识”——就在为《这一代》出刊折腾得焦头烂额之际，他居然忙中偷闲，整理出来一篇《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未来——写在筹办〈这一代〉的日子里》，以十多篇日记的形式记载了经过。从这个标题，隐隐可见引领未来文学潮流的野心。这篇纪实到了今天，真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或许进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一定可以进中国当代学生社团史、学生运动史，或者，中国改革开放史。 张桦文中谈到景晓东（1976年天安门诗歌《告别》的作者，当时是复旦大学《大学生》杂志负责人）的批评：第一期杂志的内容“过激了”、“过急了”，这一意见，我也曾听到更多关心我们的师友用不同的语言表述过。第一期的作品，侧重在直面现实、干预生活，而在重视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推动多元创作，确实不够，用王家新的话说：虽然上大学后“现代主义”已开始对我们起作用，但筹办《这一代》时，我们则一致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这本杂志残缺（张桦已经解释过：很倒霉，被中途停印的，恰恰并非更过激的作品，却是体现题材、风格多样化的作品），更突出了其缺陷，加深了人们的误解。 此外，反省起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我们——首先是我——太急于造成“一炮打响”的轰动效应了，太想迎合争先恐后看谁說得更大胆的情绪了，确实陷入了误区。我们看了那么多各校学生刊物，深知大学生的作品，固然多在水平线之上，但是锐气有余，才力尚缺，要想拿出一大把在艺术上独树一帜、一鸣惊人的作品，几乎不可能；那么这个民间杂志，要想一创刊就名震四方，打响名号，也打开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影响，就只能寄望于在思想、政治上“初生牛犊不畏虎”、勇闯禁区了。须知那个年代，民众、读者、大学生，看重的都不是艺术创新，而是思想解放。正如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军队诗人、作家白桦（电影《苦恋》的作者，我还看过他任编剧的大型话剧《今夜星光灿烂》，是写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湘鄂西苏区肃反的悲剧，以几个同为18岁的红军战士为主线，感人至深）所说：在台上朗诵诗，吼出一句“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就能赢得如雷掌声…… 而这，又跟我的另一个误区有关，这就是执着于“这一代”这样的集合概念，在潜意识中，总是想象着、期望着：这一代人，聚成一股洪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浩浩荡荡，万众一心，去冲击中国的专制、封闭、腐朽、保守的意识形态桎梏…… 大错！这一代思想解放，冲破“大一统”的枷锁，难道应该走进名目不同的另一种“大一统”？难道这一代不正应该破除“拧成一股绳”的迷思，高悬“多元化”的旗帜，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思想自由遨游、让创造力恣意发挥、让个性充分舒展的空间？这才是中华民族能够和平崛起、能够汇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人间正道”！ 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今天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无法纠正我们当年的幼稚、失误。这里写下这些，只是为自己留下一点“人性的证明”，也希望为后人提供一点前车之鉴。 相关文章： 张桦：这一代与《这一代》（上） 张桦：这一代与《这一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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