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和四位朋友兼戰友的四次決裂，分別堵死了四條可能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無論是章太炎的自由主義，還是宋教仁的議會道路，或是黃興的法制道路，亦或陳炯明的聯邦制，都有可能把中國帶出黑暗，但都敗於孫中山的革命
老高按：去年8月的一天，坐馮勝平開的車，一同從新澤西前往華盛頓聽華東師範大學沈志華教授關於社會主義大家庭為何必然分裂解體等問題的演講，但路上我倆的話題與此無關，集中在即將到來的辛亥百年。對歷史極其上癮、如數家珍的馮勝平，滔滔不絕地闡述了對孫中山的思考，相當系統，又相當簡明，於是剛剛參與編輯《新史記》雜誌的我，靈機一動：你何不將你剛才講的記錄下來，給《新史記》？
他有點猶豫：“這寫下來、登出來，會有價值？”經我勸說，旅行之後沒多久，馮勝平就發來了他的文章，見下。
馮勝平文章，鋒芒如此尖銳，肯定會引發質疑和抨擊。但據我所知，他的文字言必有據，只是因為篇幅所限，沒有一一註明出處而已。
馮文在《新史記》雜誌刊發後，已登在明鏡歷史網（www.mingjinglishi.com）和明鏡網（city.mirrorbooks.com）等網站，而後被若干網站轉載。現我轉貼在這裡，給萬維的各位博客和讀者立起一個“靶子”，供評頭品足，切磋質疑。
也巧，就在昨天，讀到中國大陸學者信力建的一篇短文《孫中山如何“為救國而賣國”籌借外款》，所提供的信息，可作佐證。
藉此機會，也向大家報告，《新史記》雜誌的電子版已經製作完畢，供有興趣者訂閱。有關信息，放在最後。
孫中山：一國國賊，兩黨黨父
馮勝平，《新史記》第4期
孫中山是一個處於歷史盲點的人物。他是國民黨的國父，又是共產黨推崇的先行者。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我們看到無論是海峽兩岸的國共，還是海外僑界和民運團體，都在紀念這位據說是推翻了帝制的偉人。
其實，這是對歷史的誤讀。結束滿清帝制的真正功臣，不是孫中山，而是手握重兵、控制北洋六鎮的袁世凱。沒有袁世凱的逼宮和清室優待條例，清室不可能和平退位。辛亥革命之成功，不在於推翻滿清，而在於和平結束帝制。1911年滿清的退位，是當時中國政治家——袁世凱、孫中山、立憲派和滿清貴族——合作促成的一個經典傑作。它是中國版的光榮革命。借用一句毛澤東的話，“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在中國，一個王朝“生的偉大”不難，“死的光榮”則幾乎絕無僅有。滿清是中國歷史第一個光榮退休的王朝。
遺憾的是，失去總統權位的孫中山，心理嚴重失衡，逐漸退出了這一合作。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勤於破壞，拙於建設。二次革命以來，中國戰亂不斷，民不聊生，其根源無不與孫中山的革命實踐有關。
革命、女人、讀書
孫中山曾對他的日本友人犬養毅說，生平第一興趣是革命，第二興趣是女人，第三是讀書。我們不妨按照這個順序來看看孫中山的人生軌跡。
1，革命
從一個立志改造中國的熱血青年，到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冷血職業革命家，孫中山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百年動亂的先河，是中國現代極權制度的始作俑者。革命是孫中山的最愛，也是近代中國一系列悲劇的根源。正如權力使人腐化一樣，革命使人墮落。如果說權力腐化當權者，革命則通常使那些追求權力者墮落。這一規律完全適用於孫中山和他的革命拜物教的追隨者。為奪取最高權力，孫中山不惜出賣國家權益，換取日本、德國、蘇聯的金錢，把中國一次又一次地推入內戰的血海。辛亥之前，他接受日本政府津貼，遊走於英、法、美政府之間，以東北、新疆、西藏、外蒙領土為條件，試圖換取列強支持。不果。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他主動與日本政府簽訂十一條（原件為普大教授Jason於1986年在日本檔案中發現），是為二十一條之源本。為此，孫得到日本軍部140萬日元資助。1917年，孫通過留英學生曹亞伯從德國政府拿到200萬鷹洋，在廣州建立政府，向支持英法的段祺瑞政府宣戰。又不果。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大使越飛簽訂“孫文越飛宣言”，放棄中國對外蒙和中東路的權益，換取蘇俄三千萬盧布援助，遂有以後的黃埔建軍和北伐。正如梁啓超所說：“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蘇俄花費巨款，支持孫中山革命，其目的並非促成中國進步，而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維辛斯基）。同樣，許多支持孫中山的“日本友人”也並非真正把他當做朋友，“彼等雖是一批廢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犬養毅）
讀史人知道，百年前中國的狀況是國脈如絲，列強環伺，瓜分迫在眉睫，亡國危在旦夕。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與境外反華勢力勾結，發起一次又一次旨在推翻本國政府的革命，鍥而不捨，努力賣國，集數十年之努力，終於成功。
2，女人
孫中山的確愛女人，而且是一種博愛。孫中山一生愛過的女人的總數已不可考，但有名的有七位，夫人盧慕貞，夫人陳粹芳，夫人宋慶齡，宋藹齡，梅子，淺田春和大月薰。英雄愛美女，這本身無可非議。路德名言：一個人如果不愛詩詞、美酒和女人，他就終生是個大傻瓜。美女愛英雄，也是人之常情，尤其對那些有國母情結的女人更是如此。問題在於，國父也好，國母也罷，都應遵守人類的基本倫常。人家已有妻室，就不該取而代之；朋友女兒還未成年，自己又居住其家，受人恩惠，就不該強求新歡，更不該對博愛的後果不負責任。
3，讀書
沒有證據表明孫中山是一個好學生。他的三民主義是對林肯三民主義的拙劣抄襲，《倫敦蒙難記》更是毫無文采，純屬政治煽情之作。孫中山真正的一篇好文，是上李鴻章書（1894），那時的孫中山還在夢想走體制內的仕途。可惜李中堂老眼昏花，不識英雄，遂使大清少了一個忠臣，中國多了一次劫難。孫中山一生以“博士”自居，其實並無博士學位。國民黨正史聲稱孫中山天資聰明，考試成績優異，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確是事實。但同樣是事實的是，孫中山就讀的香港西醫書院是一所沒有註冊、不被港英政府承認的野雞大學，他班上一共只有兩名學生——孫中山和江英華。
孫中山的政治遺產
孫中山對中國的最大傷害，不是他的賣國，不是他的假博士，也不是他對女人的博愛，而是他與四個朋友的決裂。這四個朋友分別是：章太炎、宋教仁、黃興和陳炯明。
1909年，章太炎為反對孫中山專制獨裁退出同盟會，重建光復會。孫中山公開指斥章太炎為滿清暗探，並指使蔣介石於辛亥革命後暗殺章太炎的好友、光復會二號人物陶成章。
1912年，孫中山與熱衷政黨政治、組建國民黨與梁啓超的進步党進行議會鬥爭的宋教仁分道揚鑣。據當時報刊記載，為爭奪國民黨的領導權，孫宋關係惡劣，勢同水火。鑑於孫宋的歷史恩怨和宋教仁在國民黨內的實際領袖地位，有理由相信宋教仁被刺案的主謀不是趙秉鈞而是孫中山。
1913年宋教仁被刺，黃興力主法律解決宋案，孫中山則一意孤行，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又指責黃興指揮無能，強行組建中華革命黨，要求入黨者按指模向他個人宣誓效忠，終於迫使黃興遠走美國。
1922年，孫中山與主張“聯省自治”的廣東實力派軍人、黃花崗起義暴動隊長陳炯明決裂，兵戎相見。孫中山希望統一中國，不惜以國家領土權益為交換，陳炯明則效彷吳佩孚，主張建設地方，反對蘇俄兼併外蒙，拒絕做其在中國的傀儡。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孫中山和他四位朋友的四次決裂，分別堵死了四條可能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無論是章太炎的自由主義，還是宋教仁的議會道路，或是黃興的法制道路，亦或陳炯明的聯邦制，都有可能把中國帶出黑暗，但它們都敗於孫中山的革命。歷史證明，孫中山的革命道路，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孫中山的勝利，是中國的失敗。
不是沒有好人，也不是沒有好路。但好人總是失敗，好路總是走不通。
革命是中國的劫數，中國在劫難逃。
 孫中山是一位職業革命家。 孫中山如何“為救國而賣國”籌借外款 信力建，網易博客
美國學者韋慕庭在其《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中有云：“從現時的觀點來回顧過去的歷史，人們會認為，孫博士對債權人的某些許諾似乎是魯莽大膽的，甚至是喪失原則的。對於提供特權、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許孫中山毫無內疚不安之感。因為，他的注意力集中於一個偉大的目標：推翻可惡的清王朝，建立一個有利於中華民族的進步政權。”那麼，孫中山所以對債權人的許諾那麼魯莽大膽甚至喪失原則的原因何在？也很簡單，就是為了從他們那裡籌借到自己進行革命的金錢。
1895年前後，孫中山於廣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後成立興中會。興中會志在救亡反清，所以，雖然此時中日甲午戰爭硝煙未散，孫中山還是多次通過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恆次郎要求日本政府援助即將舉行的廣州起義，後者認為孫中山太年輕，難以成大事，未明確表示支持。有史家認為：“當時中日兩國仍處於戰爭狀態，日本是敵國，在這種形勢下，孫中山要求敵國政府援助起義，攻打本國政府，顯然有損民族利益。”（茅家琦等，《孫中山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127頁）
1907年，日本政府應清政府要求，驅逐孫中山出境，但擔心壓制中國革命派對日本擴張勢力不利，乃捐獻給孫中山5000元，事為章太炎、張繼等人知道後，認為孫中山“受賄”、“被收買”，同盟會幾為此分裂。（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397頁，中華書局1991年版）
1909年5月，孫中山由新加坡轉赴巴黎，其目的，據說是“竭力運動一法國資本家，借款千萬”。此前數年，孫中山與法國駐華人員即有機密往還，並曾派人陪同法國軍官前後凡三人，前往與法國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三省，作實地考察。但因為法國政府內閣改組，借錢的事就黃了。有史家懷疑，孫中山欲前去借款的“資本家”，就是法國政府自己。（《晚清七十年》，622頁）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軍費開支浩大，而且需用甚急，因各省獨立，不向中央政府繳納稅款，致使府庫空虛，龐大的軍費開支無着落，連政府公務員的薪水都發不出。孫中山多次向英美銀行協商借款，外國銀行不願借錢給臨時政府，一筆錢也沒借到。因北伐緊迫，財源枯竭，孫、黃迫不得已以漢冶萍鐵礦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萬元，對外則稱該礦集股3000萬，中日各半合營，由公司轉借500萬給臨時政府。此事泄露，輿論大嘩，參議院議員質詢政府，實業部長張謇反對此議，辭去實業部長。漢冶萍借款終因參議院不承認合辦條約及股東大會反對，正式取消。
日人還乘此機會，向孫中山提出東北滿蒙問題，要求割讓給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國革命。在與日本財界、政界代表森恪的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森恪在會談當天下午6時還發出一封經過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日本有關人士的特急電報，內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洲之密約。”此事一波三折，最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沒有辦成。原因是：“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為之拋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第268、269、265、671頁，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轉引自袁偉時，《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誤》）
1917年，段祺瑞破壞約法，孫中山南下護法前因財政支絀，一時不能解決，上海的猶太人哈同得知後，捐給孫中山五麻袋鈔票，孫命吳景濂、林森管理財務，遂得以率參眾兩院議員和海軍艦隊南下。另有史料披露，當年6月，北京政府內部因對德參戰意見不合，孫中山支持黎元洪反對對德宣戰，德國政府為了利用孫中山政治影響，密贈孫中山200萬元。（李國祁，《德國檔案中有關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項記載》，載《中國國民黨建黨80周年紀念》）。美國駐廣州總領事亨茲曼（P.S.Heintzlmen）呈國務院報告稱：“據廣東都軍陳炳報告渠，孫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國現款150萬銀元。孫以50萬元給海軍總司令程璧光，使率海軍第一艦隊南下，另30萬給南下非常國會之議員，餘款由荷蘭銀行與日商台灣銀行匯廣州備用。”（美國國家檔案局所藏駐外領館呈國務院之報告USDS893.00／2707號，載韋慕庭著《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楊慎之譯，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以上史料，一說是200萬元，一說是150萬元，數目到底多少，有待更多可靠的檔案、史料才能確證。征諸當時的情況，很難說此事是捕風捉影。
與孫中山南下護法的同時，北京段祺瑞政府卻因日本人的支持，大舉借款，擴充實力，圖謀打敗南方“軍政府”，武力統一中國。自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段政府向日本銀行借款八筆，總計日金1.45億元，這就是民初歷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孫中山兩次護法，一敗再敗，痛定思痛，悟出“再造共和”的革命沒有錢、沒有外國勢力財力上的援助，難以成功，因此做出了聯俄的政治選擇，簽訂了《孫文越飛宣言》。1923年，在蘇俄的資助和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第三次回廣東，他打敗陳炯明，掌控廣東省財政，為日後北伐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李敖評價孫中山這種對外借款方式是“為救國而賣國”，是不是這樣，看了這些材料，不難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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