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像邓小平这样，领导自己国家转型，从贫穷落后难得温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在本国名声不佳，在其他国家却被高度评价。这也决定了傅高义这本传记的命运：作者和美国舆论非常钦佩这本书，获得各种最佳图书称号，但译本到了中国，主流舆论保持缄默，网络舆论毁誉参半
老高按：关于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议论並未平息。前天有位朋友给我发来了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傅高义这本书的书评《中国研究中的美国心》。英文原文发表在2012年2月9日发行的《伦敦书评》第34卷第9期，经由管学翻译成中文，发表在2012年10月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杂志第四期上。在华文世界高度评价傅高义这本邓小平传记时，这篇文章从邓小平完整身世、历史人物传记撰写基本功、学者良知及自由民主世界的政治道德角度，对这本书及傅高义本人提出了很多不同看法，有的看法相当尖锐。但因涉及版权问题，我不能在这里转载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今天读到中国著名学者吴稼祥对傅高义的书评《为中国强大甘愿受难的人》。他所说的这个人，是指邓小平。他对邓小平的看法，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吗？
吴稼祥1955年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市，“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之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后转职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表过很多文章，当时被视作“新权威主义”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六四”期间吴稼祥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方式对当局的镇压提出强烈抗议，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进秦城监狱，三年后才被释放。2000年，吴稼祥到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现居中国大陆。
他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出版过很多著作：《邓小平：思想与实践》（1988年）、《新权威主义述评》（1989年）、《神奇的加与减：中国第一谋略》（1997）、《把海倒进杯子》(2003)、《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2004）、《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上海三联书店，2005）《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我读过他很多文章，他对赵紫阳、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温家宝等许多中共高官一针见血又别开生面的评价，让我心折。此处难以备述，有兴趣的朋友，在网上一查即知。
为中国强大甘愿受难的人
——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吴稼祥，凤凰网读书2013-02-25
 作者：傅高义，译者：冯克利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出版
有两个原因，促使我答应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的邀请，谈谈我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感想：第一，我是中国大陆最早的邓小平思想研究专著《邓小平：思想与实践（1977——1987）》（1988年版）的作者之一；第二，傅高义先生于2000年决定写邓小平专著时，我是最早与他交谈这个主题的人之一，我2000年3月开始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自费访问学者，我们每周交谈一次，持续半年。
一、四次取经
读完傅教授这本巨著（下称傅著），加深了，而不是修改了一直以来我对邓小平的一个印象：他是一个为自己祖国强大到处取经、并甘愿受难的人。
一般人都知道，傅著也同意一个看法：邓的一生，多灾多难，三落三起。其实，他的一生，可不止三落三起，而是四落四起。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那是传说。邓小平16岁就踏上西天取经之路，则是真实的故事，第一站是西方法国，第二站是东方苏联；74岁第二次踏上西天取经之路，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是美国。根据傅著记载，邓1978年10月访问日本时，他对好客的东道主说，此次来日本有3个目的，第3个目的，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并解释说，他所说的“仙草”，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3个月后，1979年1月，为寻找“仙草”，他又踏上了访美之路。
四次取经，前后相隔近60年。60年，一甲子，在中国文化里，其含义，就是一个轮回。这个轮回，对邓小平而言，是一个痛苦的反思过程。这个反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要取的经卷，从东方苏联，转向西方美日，这是今天的自我，对过去自我的痛苦否定；第二，他当时其实已经很清楚，中国强大的仙草，不在别人手里，就在自己脚下：从经济生活开始，逐步扩大个人自由。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做到的（除了民国10年），限制，甚至禁止工商业，是华夏历史上所有王朝的国策。1949年后，官方不禁止，反而亲自操办“公有制”工商业，但绝对禁止民间工商业。
正是因为邓找到了这根仙草，他才鼓励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农民单干，从广东深圳开始的引进外资，和自由经济特区。旧体制的多米诺骨牌，就是从这两张牌开始倒下的，一张在牌头，一张在牌尾，一起向中间倒。
二、五次受难
我这里所说的“五次受难”，其中三次，也就是“三落三起”中的三落（1933年江西，1969年江西，1976年北京），就不必浪费笔墨再重复叙述了。我想说的另外两难，一是头难，第一难，一是尾难，第五难，也是最后一难。第一难，虽然很少人提起，但痛楚想必最深。
邓小平一生三任妻子。第一任是张锡媛，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1928年春结婚，1930年春病逝；第二任是金维映（阿金），1931年下半年结婚，1933年5月在邓受打击时离开了他；第三任是蒲琼英（卓琳），1939年结婚，相伴终生。三任妻子中，他最爱张，最遗憾金，最感激蒲。他为了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张怀孕时不能照料，难产时束手无策，母子双亡后无暇安葬。他的女儿毛毛谈到她父亲此时的感受时，用了“十分悲痛”四个字。这种悲痛如此之深，以致于从那以后，邓便从一个“又说又笑”（邓颖超用语）的川哥，变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硬汉。来不及安葬亡妻，应该是他一生的痛。1949年他率领部队进入上海，第一时间就去寻找张锡媛的墓，并把被水浸淹的遗骸取出，重新安葬。
他所经受的最后一难，是1989年。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时刻，是一直被他打压的苏联，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访，苏联人第一次完全按照中方开出的条件，缓和了两国关系，但他却不能在国家广场上为他举行欢迎仪式。这一年，他已经85岁，不会不知道，镇压学生运动，将会背上何等的历史骂名，当他下决心这样做时，如果不是肝胆寸断，也是汗发沾衣。他这样做的理由，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认为，不这样做，国家就会失去稳定，他所珍视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很可能夭折。现代化和改革，此时，几乎成了他心中的上帝，为了它，一切都可以牺牲，无论他自己生前事、身后名，还是作为他使徒的改革派领袖及其阵营。他遭遇的悖论是，假如为了稳定牺牲了改革团队，稳定又有何用？改革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992年南巡，表明他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个悖论。
为了表明那个困难抉择，与他个人权力考虑没有关系，他在那场事件发生5个月后（1989年11月）全面退休，让出了军权。
五次受难，他从不抱怨，原因之一，就是他甘愿承受。每一次，他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坚持的东西，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
三、供上祭坛
与偏爱神坛的伟大领袖、导师、统帅、舵手不同，邓小平偏爱祭坛。所有与邓发生亲密关系的人和事，都或迟或早要被供上祭坛，成为他政治目标——实现四化的牺牲品。因为这个缘故，为了减少牺牲，他很少任用私人。傅著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不发展私人关系，不仅不是冷遇，而是真正的关心，为了保护那些被他用的人。因为他知道，所有与他发生亲密关系的人和事，对手迟早要他作出牺牲。而且，他控制什么，目的是要便于牺牲，为改革和现代化扫清障碍。
他直接控制的是中顾委和中央军委，与他关系最近的是胡耀邦、赵紫阳。结果怎么样呢：
——首先，刚刚被他和胡耀邦等平反的老干部们，宝座还没有捂暖，就要被邓抽走——1980年就提出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让“老同志”退到这儿。他自己做了中顾委主任，目的是带着他们第一步退居二线，第二步彻底退休。老干部们是爱他，还是恨他，可想而知。他设立并领导中顾委，就是为了让它消亡。
——其次，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排序上，他把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都置于优先地位，把军队现代化排在最后，推迟军队现代化的目的，是不与民用产业现代化争资源。不仅推迟，还主动对军队动刀：1979年3月，对越自卫战刚结束，他就提出裁军，1985年提出裁军100万，1988年基本完成；而且还不断减少军费开支，军费开支“从1979年开始改革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不断下降到1991年的1.4％。1980年代，中国购买外国武器的花费只及越南的1/6，台湾地区的一半，但中国的人口却分别是越南的20倍和台湾地区的50倍。这两件事情，不是邓小平，估计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做到，他管军队，似乎只是为了让它服服帖帖地接受先发展民用经济，再强大国防的国策。
——第三，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的猛将，邓不仅与他们价值认同，还是改革的战友，胡和赵是他的左右手。但是，改革就是革执政党自己的命，并不是所有党员，所有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老干部愿意接受的。当不接受某些触及到命根子的改革的党内高层人数增多时，他们选择的反对方式，就是直接剪除邓的左右手，间接警告邓本人。这时，为了不让自己立即出局，改革终止，他选择的对策是，必要的退步和挥泪割爱。他这样做时，想必痛彻心扉。某些邓本人曾经欣赏，但读不懂他内心的人，在给胡开的生活会上，痛下杀手，想博邓的欢心，殊不知是在他伤口上撒盐。这样的人从此淡出接班梯队，容易理解。
——最后，牺牲的是他自己。1989年，他最后做出清场决策，知道自己牺牲了身后美名。几个月后，全面退休，放弃的是他生存的主要精神支柱——权力。1992年春天，以88岁高龄，孤注一掷地到南方各省呼吁改革，他押上的，是他一生的资本：身名。如果失败，必将身败名裂。1997年2月19日，他献出了他最后的珍宝——遗体：眼角膜，捐献给眼科研究；内脏，捐献给医学研究；躯体，捐献给火苗；骨灰，捐献给大海。
四、悲剧英雄
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他这样，领导自己的国家转型，从贫穷落后难得温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在自己的国家名声不佳，在其他国家，却被高度评价。这也决定了这本傅著的命运：作者非常“钦佩”邓小平，美国舆论非常钦佩这本书，获得各种最佳图书称号，但它的译本到了中国——主人公的故乡，主流舆论保持缄默，网络舆论毁誉参半。
北京奥运会前，有英国出版商多次找我，希望我在奥运会前写一本邓小平评传，用英文出版，因为我当时在构思《公天下》，不敢允诺。他每次来，几乎都要问同样一个问题：
“邓小平到底做了什么，让中国这样脱胎换骨？”
“施了魔法，”我第一次这样开玩笑，但随后解释说，“大概是改变了执政党的基因吧，从一个残酷斗争的党，到一个可以内部谈判的党。”
这个转变，是以邓小平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的。他牺牲自己，这还好说；牺牲他自己的党，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同龄人，以及自己的学生，就不那么好说了。所有被牺牲的，都可能引起对他的广泛怨恨。
不仅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全权且堕入文革疯狂的国家，改革，意味着扩大自由的边界，同时，还要保持社会稳定与秩序，不重蹈十年动乱的覆辙。为此，他与他的对手，也与他的战友，在自由的边界上反复拉锯。就因为这个，他必然左右不讨好。保守派恨他太右，自由派讨厌他无情。
他想与他亲手参与缔造的旧体制同归于尽，遗憾的是，他垂垂老矣。为了赶时间，前半生都被党内激进派整的他，80岁后开始激进：1986年急切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激起同年学潮；1987年急切提出全面价格改革，导致物价飞涨……胡为前者埋单，赵为后者背锅。
邓小平不是神，他是一个想通过自我牺牲来完成自我救赎，通过自我救赎，来救赎他的党和他的国家的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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