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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对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转变的一种解释 2013-05-11 16:36:46
  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是一种艰难的充满危险的选择。王裕延认为,汪精卫这一转变,反映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军队不是归国家所有,而是被私人控制的极度失望。想抗战的人没有军队,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私家军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他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


  老高按:今天读到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作者王裕延。其中有一大段是对汪精卫的评述,有些意思,节录如下。
  王裕延不知何许人也,在网上搜寻得知,他是一位非常勤奋高产的作者,而且写的题目都很大,诸如:《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乱的根源》,《略论三大思想体系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科学价值观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留下的困惑》,《马克思主义怎样使中国掉进历史的陷阱和误入历史的迷津》,《正确认知中国历史的关键是什么》,《盘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基因》,《争正统是导致中国社会大动荡和国家民族大分裂的祸根》,《剖析马克思主义权力至上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几个主要的思想网站,如“共识网”、“爱思想”、“凯迪社区”、“人大与议会研究网”……以及“中国数字时代”,还有几个门户网站的博客,都有他大量文字。
  他的这篇长文,是评述蒋介石功过的,但是他一开头就说:
  众所皆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历史人物,这就是蒋介石(1887—1975年)、毛泽东(1893—1976年)和汪精卫(1884—1944年)。他们是利害攸关,休戚相共的炎黄家族中的三位著名弟兄,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三条蛟龙。因此要正确认知蒋介石,绕不过正确认知毛泽东和汪精卫;反之亦然。这就是我在构思本文的过程中,必然会牵扯到毛泽东和汪精卫的有关人和事,因此不得不请毛泽东和汪精卫来帮忙作陪,一起来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

  他对汪精卫的描述和评价,与我所掌握的资料,基本上相吻合,但他的有些重要观点,我觉得尚难服人。
  例如,王裕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遗产有一项当代鲜为人知的重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在日本滞留期间,为了获得日本政府和浪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曾和日本的政界思想界中的头面人物共同提出过‘亚细亚主义’,其内容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日携手共建东亚共同经济体,承认日本在满蒙间的特殊利益。‘亚细亚主义’类似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门罗主义’。”“谁料孙中山的思想遗产竟成了汪精卫的沉重包袱,使其犯了错误还不知错误的原因”。
  孙中山关于中日携手的思想遗产致使汪精卫犯错误这一说法,缺乏史料支撑。实际上,我们看到,汪精卫虽然对孙中山尊崇备至,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也确实尽力继承遗志,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内右派、中间派屡屡发生很大冲突,在蒋介石发动了“4·12”清共之后也不肯改变。但是在1927年6月1日,当他他看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印度人罗易冒冒失失地给他看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中共的指示信,得知俄国下令要中共用多种手段从内部颠覆、掌控国民党之后,冷汗直冒,终于下决心于7月15日“分共”,礼送俄国代表和中共领袖出境,从而改变了孙中山所订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与日本确有很多密谈、密约、交易,但汪精卫在“重光堂密约”之前,这方面并沒有多少记录。我原来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汪精卫对日本的野心早有察觉,多次警告国人。1919年,他在《巴黎和会与中日问题》中即指出:“在欧战之前,中国饱受各国军国主义的压迫,而尤以日本为最。”在另一篇文章《人类共存主义》中,他指出:“欧战以后,次于德国而为人类共存主义之敌者莫如日本”——那时,孙中山尚未去世,汪精卫与其导师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
  最近数年,国内许多网站上对汪精卫的讨论呈现相当多元化的趋势,有机会我当再介绍。这篇文章,只是百家争鸣者之一。此文中还有不少观点我也不同意,例如说“牢牢控制权力和军队”“是奠定蒋介石成为民族英雄的基石”;还说汪精卫“绝不是像毛泽东说的是因为反共而成为汉奸的”——实际上汪精卫之所以要搞和平运动,与他对苏联和中共的认识,确有联系。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


王裕延,节录自《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共识网



  我们知道,汪精卫早年加入同盟会,是无条件追隨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回击梁启超对孙派“远距离革命家”的嘲讽,表明革命家不怕牺牲的勇气,汪精卫以过人的胆识筹谋参与刺杀前清摄政王载沣而名噪一时。行刺前汪精卫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写道:“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热,使怀疑者复归信。”特别是汪精卫的狱中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更是脍炙人口,风靡一时,因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5年汪精卫隨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成为孙中山的左臂右膀。孙中山辞世前,汪精卫侍立其侧,是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和监证人。孙中山辞世后,汪精卫任广东革命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继承了孙中山的遗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俨如孙中山再生。谁料孙中山的思想遗产竟成了汪精卫的沉重包袱,使其犯了错误还不知错误的原因。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思想遗产有一项当代鲜为人知的重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在日本滞留期间,为了获得日本政府和浪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曾和日本的政界思想界中的头面人物共同提出过“亚细亚主义”,其内容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日携手共建东亚共同经济体,承认日本在满蒙间的特殊利益。“亚细亚主义”类似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门罗主义”。
  孙中山的这项遗产曾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为日本政府首相近卫收录在对华诱降政策的三项声明中,即“睦邻友好,积极反共,经济合作”,成了汪精卫重庆出走,决心用“和平”方法救中国的重要原因。对此,汪精卫还认为自己投靠日本的汉奸行为,是按孙中山的遗嘱,借日本之力“和平救国”、恢复蒋介石丢失的国民党政权呢!我想,这也许是建国后宋庆龄、何香疑力请毛泽东赦免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初衷吧,也是陈璧君宁愿坐牢拒不认错的基本原因吧。
  在汪精卫看来,“和平救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曾经是积极主张抗日、主张民主政治和反对独裁政治的;所以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他们打出的口号是: “欢迎护国救党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在抗战初期,汪精卫属于主战派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指挥不动蒋介石的私家军。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的“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于是便产生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救中国的想法。

  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反映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控制的私家军的失望。其实,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是一种艰难的充满危险的选择。
  当时在中日两国敌对情绪无法控制之时,无论中国和日本的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的主和派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而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被暗杀。所以,做少数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的高官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么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日的爱国分子暗杀的生命危险。
  汪精卫认为:“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同时时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汪精卫对黄河决堤,对火烧长沙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领导人想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牺牲者不就是那些食不果腹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育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的理想是正确的。因此,汪精卫是被一种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意识流一步一步地推到“汉奸”的深渊中。他绝不是像毛泽东说的是因为反共而成为汉奸的。“反共”和“汉奸”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前者是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是国家民族之间的问题,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不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汪精卫既联过共,也反过共,这和他后来沦为汉奸没有内在联系。
  我们知道,汪精卫是无条件跟隨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他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在腐败的中国政界中,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他淡泊权力,从不拉帮结派,不封官许愿。因此,在国民党内从来没形成过“汪精卫派”。但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却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民党内他类似“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重的革命老英雄。他虽然没有像蒋介石和其他军阀那样拥有私家军队和私人帮派,但他在党内和国内拥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他曾两次登高一呼,逼蒋介石下野,是蒋介石最感畏惧的政治对手。但是过于淡泊权力而又坦荡的汪精卫,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却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常被蒋介石逼得挂冠出走,为蒋介石独揽大权洞开大门,这也显示了蒋介石确非等闲之辈。
  蒋介石和汪精卫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能清醒地认识主义与事实的区别,他认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事实”与不顾。信仰归信仰,事实归事实。联俄可以,但不能做俄奴;联共也可以,但不能允许共产党与左派联合添乱,妨碍他的权力运作。在蒋介石看来,主义是工具,是为实现政治目标服务的;在中国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控制权力,掌握强大军队,所以他视权力军队为生命;主义只要能为其扩张权力,组建强大军队服务时,它才有意义;妨碍扩张权力的主义必须修正或抛弃。在这些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倒有很多共同点,可谓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不像汪精卫那样天真,为了主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正因为蒋介石能够牢牢控制权力和军队,所以国民党内没任何人能和他竞争领袖这一地位,这是奠定蒋介石成为民族英雄的基石。而为主义而主义,又洁身自好、诚实清高的汪精卫却被钉在“汉奸”的恥辱柱上。一位才华横溢,奉全体国民利益为最高宗旨的革命老英雄,却因痴迷主义而不能自拔最终沦为“汉奸”,这是一件非常令中国人感到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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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过路 留言时间:2013-05-19 21:57:23
王延裕的文章水平连个业余爱好者都不如,水平极差。史实没去查,分析也没水平。

国民党军队在中日战争爆发之时,并不能改掉私军的本性。至于中共的军队,蒋介石根本指挥不了,这更是一个基本事实。国民党后来在内战中一败涂地,与国民党军队这种派系私军性质也是相关的。

汪氏之所以倾向和平与蒋分道,一是因为中共问题,二是因为对日和谈问题。至于汪氏不看好英美,没有判断出日本会突袭珍珠港,这你可以说这是没有先见之明。但是,美国二战之时的政策是先欧后亚的也不能不承认。在美国的对外援助中,给中国是最少的,甚至不如给自由法国的。而且美国不认为中国是它的核心利益,所以它不与中国签订类似共同防共的条约,放任中国共产化。如果说汪氏在偷袭珍珠港上未有先见,但是对于赤潮之席卷中国,是不是其他人又不如他有先见之明了呢。历史,就是可能性的对决,判断不能要求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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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9 12:51:17
老高,我请你对自己改编的文章大标题进行一番解读如何?这是你从三万言的文章中苦心编辑出来的标题。假如我误读了你的苦心,请你本人来解读一番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吧?

静候你的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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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3-05-16 06:18:11
感谢老贼999光临发表高见!
当我读到您引用的那段话(“中国已经统一……军队统一在蒋介石手中……连共军都改编为八路军”)时,我也不禁苦笑:许多人理解的抗战史,就是这样简单化。
这位朋友好像根本不知道:山东韩复榘为何最后被蒋枪毙?阎锡山与日寇进行过多少次秘密接触?盛世才难道不是一度真把新疆变成苏联卵翼下的独立王国?更不用说毛泽东对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的批判了!而“皖南事变”国民党政府宣布的新四军的罪名,恰恰就是“不听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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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3-05-16 04:29:35
感谢野石博再次回应!拜读您的留言,我深自诧异,反覆检查上面我昨晚跟帖,何以造成您认为我“稍加批评你就翻脸”“自轻自贱无理取闹”“恼羞成怒语无伦次”“躲躲藏藏闪烁其词”“甘心为贼翻案”“曲学惊世”“故作惊世高论博取眼球”“东拉西扯”?

好在我的跟帖白纸黑字就在上面。我不过是解释了:那个标题,是我认为的王文的标题,并不能直接认定是我的主张。既然您说“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无关宏旨”,那么纠正或澄清应该很容易。但您在这次回应中仍然坚持说“你这个混淆是非侮辱前辈知识分子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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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贼999 留言时间:2013-05-16 01:43:16
抗战军兴,中国已经统一,张学良早已“易帜”,军队统一在蒋介石手中,说什么“私人军队”之类是站不住的借口。连共军都改编为八路军。
~~~~~~~~~~~~~~
感觉好像是叶永烈先生写的。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不应该有把一个民族如一篮子鸡蛋砸到石头上那种勇气与豪情。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几个狂热过头的日本大将惹恼了美国,我现在打出的文字里会不会有相当多的假名参杂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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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5 23:49:33
老高,到现在为止,你并未对我的文章的实质性观点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反驳,而是东拉西扯说些无关主旨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复制你的题目,却在我自己的题目上写明了。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我复制的目的确实是为自己立此存照,你既然承认自己加上这个标题,而我针对你这个混淆是非侮辱前辈知识分子的标题提出批评有何不可?我作为读者,有权对你说的任何一句话提出批评,何况你这个标题完全是诛心之论。你将汪精卫的投敌叛国行为与“知识分子”相联系,好像我们那些前辈知识分子要为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承担责任,不知你是何居心?

你又引用其他网友的留言来证明我“误导”别人,你这种做法是自轻自贱无理取闹而非正经讨论问题。我无法控制别人的看法。难道你写文章的目的就是博取“赞扬”吗?稍加批评你就翻脸。我本来无意“直言批评”你,而你却越来越暴露出你自己打的就是要为汪精卫翻案的主意。所以你才如此恼羞成怒语无伦次。你何不大张旗鼓亮出自己观点?何必躲躲藏藏闪烁其词?吴宓先生说“甘心作贼”,你也甘心为贼翻案,那就拿出自己的观点来大家讨论一番嘛。你的言论使我认为你是“曲学惊世”而不是认真研究历史的学者。这也是当前的恶劣风气,故作惊世高论博取眼球,可惜我不能与你同流合污也。

此后我不会再在此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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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3-05-15 17:00:27
感谢野石继续评论!刚才也拜访您的博客,看到您已将此文和跟帖立此存照。谢谢!

希望今后能读到您更深入探讨、批判的文章。因最近《名星》杂志发稿,也是事务繁杂,难以坐下来从容作答。有空当认真思考您提出的几个问题。

这里我要提出一点商榷意见。您在您的博客中,漏掉了我这篇博客的标题:《对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转变的一种解释》(请见上)。而您又说:“你在文章里面的大标题是: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这个标题或许是你加上的。”

这就可能误导读者,将两个标题弄混:我的博文的标题,和我节选王文的标题。

您举出的这个标题,确实是我加上的,王的原文这一段并没有小标题,我取了王文中的一句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这句话,我认为体现了王文的意思(而不是我的意思)——我节选他的文章,标题当然要概括他的意思。他说得对不对,是另一回事。我就是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也得尊重、揣摩他的原意来给他的文字取标题。您说对吗?

读到白渔樵在您的博文后面尖锐批评我的跟帖,很有意思,也转贴如下,以此自警。但白渔樵在这个问题上,正好说明了他被您误导了——他说是“老高的文章标题‘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

白渔樵 留言时间:2013-05-15 12:51:18

野石博,景仰。
您的这块巨石只是刚碰到老高的皮,还没砸到他的骨头上,我看他已是左支右拙,痛不可耐,语无伦次,自扇耳光。说什么,这只是转帖,我也不同意这转帖里的内容。还是您老枪法准,用老高的文章标题“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击穿了他自己的谎言。真如您所说,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严重篡改历史,严重误导读者的。
长期以来,老高盘踞在万维,打着“喜欢研究历史”的幌子,不知疲倦一波又一波地抛出颠倒黑白的所谓“历史真相”。有的得自于对某些站在历史反面人物或其后代的采访;有的转抄自某些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所谓历史学家的惊世骇俗言论;有的干脆就出自于他本人的对历史假设“如果”的臆想。 老高等处心积虑之所以如此所为,和共产党长期以来扭曲历史毒害大众的做法和目的是如出一辙。
老高把历史玩弄于鼓掌之间,已快到炉火纯青地步。如今,在高手面前,老高的历史知识显得如此浅薄和无知;老高的辩论如此苍白无力;老高的一条黑道已经走到悬崖边了。
野石博,我们翘首期待您这块石头继续往下砸。把这些或有着强烈企图心的,或为了生计出卖灵魂的,或为仇恨所驱使的一帮家伙,砸出他们的原形。也让他们知道这地球是有重力的,是有重物压得住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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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5 08:36:17
老高,我本来不想再说什么,不过你在新发表的文章中不断提及这次争论。那我就“哪说哪了”吧。我本来对你引述这篇文章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你在文章里面的大标题是: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这个标题或许是你加上的。这个标题完全篡改历史,故意误导读者。而且,这样的标题不但为汪精卫翻案,而且侮辱了抗战时期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因此我才出来说话。

你后来引述陈寅恪的诗句,以为这是陈先生为汪精卫“悼念之作”,殊不知这正是陈先生嘲讽汪精卫的诗句。即以历史上遗臭万年的儿皇帝刘豫比喻汪精卫,可以说将汪精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吴宓所说“甘心作贼”更是表达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汪精卫等“汉奸”的仇恨。汪精卫不仅是投降,他组建汪伪政府,招兵买马,甚至建立76号特务组织,将枪口直接对准中华民族抗日的人们,这是铁证如山无法篡改的历史。汪精卫甚至主动向日本政府提出,要“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他完全将自己站在法西斯纳粹一边,这样的汉奸国贼,如今竟然有人为他翻案,甚至将脏水泼到那一代坚持民族节操的知识分子身上,真正其心可诛。

至于我说历史学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本来是常识。如果按照你的“如果历史学”,那就在逻辑上可以推理出“无穷”的“如果”。这恐怕超出经典历史学的范畴。也许这是你的创新吧。

本人事物繁冗,手边也没有资料,现在没有时间多写,以后有时间我倒要将今天这一段公案好好评论一下。现在年轻人对历史不了解,网络上漫天谣言,为汪精卫翻案也甚嚣尘上。年轻人容易被误导。我们有责任说明历史真相。我记得秦晖也说过:历史不容后人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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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3 10:48:04
为了读懂陈寅恪的诗,查阅一些资料。我这里没有工具书,所写一切都是仅凭记忆。不妨也摘录一段:

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刘豫是相提并论的。陈寅恪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七、七”事变之后,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散原老人在重病中惨死,陈先生和全家仓惶南逃。同样曾经留学日本,他和周作人、钱稻孙在民族战争面前的态度截然不同。因为要往英国医治病目,陈寅恪先生曾经留滞于香港,在这期间,日本人曾经以重金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相诱惑,要陈寅恪先生出面办“东亚文化学院”,当然遭到拒绝。《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5日还有这样的记载:“聆寅恪述前年在港居一千门万户、曲折回环,而多复室密隧之巨宅(电影《白云仙乡》所取景),日军及台湾兵来避扰,幸获脱免事。及拒绝汉奸诱入东亚文化之团体,并名人某某辈,实已甘心作贼,且奔竞求职情形。”“甘心作贼”四字,还可以参见陈寅恪先生1947年阅读汉奸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厂摭忆》之后所题诗:“世乱佳人还作贼”。两位先生的民族意思都是明确而强烈的。

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陈寅恪和吴宓先生在政治上都不是革命派,即使对辛亥革命,他们也并没有热情赞颂过,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曾经明白地表示过他对清王朝的怀念,在这一点上,陈寅恪、王国维、吴宓有同戚焉。在1944年的时候,陈寅恪先生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已经不是封建与共和的选择,而是亡国灭种的危急。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他以为汪精卫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汪兆镛先汪兆铭而死,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对一个人的评价,盖棺尚不一定有定论。自己的民族气节是一回事,对历史的认识又是一回事。认识历史有时候甚至比舍生取义更难。从《吴宓日记》中间的多处记叙可以看到;陈寅恪和他对抗日战争的前途并不乐观。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陈寅恪就曾经对吴宓讲:“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系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68页)可以说陈寅恪先生是“悲观派”,但他绝不是“投降派”。以后的战事发展,连华南也丧于敌手。但是,中国毕竟没有投降,坚持到最后,投降的还是日本。从陈寅恪先生的诗,从吴宓的日记,我们正可以发现一代文宗的崎岖心路。
——————————————————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民族主义”,若说汪精卫为“主义”而牺牲,正是美化了他。他完全背叛了三民主义,他不是主和,而是投降。他的投降主义,主要是认为中国必败。而日本人要亡的是“中国”,要灭的是中华民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陈先生的诗句既云“冤禽”,又说“传疑”,其意未必是为汪氏鸣冤。陈先生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对现代政治却多少隔膜,否则也不会有牛衣夜泣之谈。我的观点已经说明,确实不必再多言了。多谢老高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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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2 19:58:35
老高,我们不必多说了,至少我不想再说什么。你转引这篇文章的意思,大家都看得懂,你自己考虑吧。

至于胡适的话,你只能提出一个旁人的“孤证”,作为历史学家,这恐怕不够严谨。胡适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胡适的话就是“真理”吗?这样讲有些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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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3-05-12 19:49:23
感谢野石再次阐述您的看法。不过,我很奇怪,何以您断定王裕延此文是在为汪精卫翻案?这本是谈蒋介石功过的三万字长文,但他认为不联系汪、毛,则不容易说清蒋的功过,才有这一段谈汪的文字。在这一段文字中,他比较了蒋汪,认为蒋能清醒地认识主义与事实的区别,不因其“主义”之信仰,而置“事实”于不顾,最终成为民族英雄;而汪则“痴迷主义不能自拔最终沦为‘汉奸’”。他对汪在思想方法上的偏差导致陷于误区提出自己的理解,可以不同意他的理解,但“翻案”“张目”之类说法大可不必。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天生的坏人,分析其在哪里失足堕入深渊,是很有意义的。

确实,我并不太同意这篇节录文字的看法。我转贴过很多文字,相当一部分,并非我同意它,而是因其有参考价值,让我觉得提出了一些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思路和侧面,开拓我们探究的空间。

我没有“说要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这恐怕是您的误解,呵呵。即使是心理动机,也並非您误以为的可以“海阔天空任意发挥”。我说的是“不仅关心历史人物的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关心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有社会根源,有历史根源,有思想认识根源,也有当时主客观的形势因素,甚至还有偶然的机遇,当然,也有性格心理因素。

顺便再说一句,胡适晚年说“他们(汪精卫等)是爱国的。”(见唐德刚《高陶事件始末》序)您不会以为胡适的意图就是“为汪翻案”吧。“翻案”是个政治概念,像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关心的不是翻案,而是通过多方探究,接近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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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2 18:55:02
老高你好。我的帖子主要针对你在此转述的文章而写,这一点应该很明确吧。我确实无意对你批评。请不必误会。我希望你读懂我的观点。也许你转引这个文章来“委婉地”表达你个人的见解,那就真真得罪了。

提到陈寅恪先生,他向来反对“曲学阿世”,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至于他写的诗,用典很多不易理解。我猜“冤禽公案”是指“精卫填海”吧。这须要“菚注”。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一时难以评说。但是如今抗战胜利已经近七十年,汪精卫可以盖棺论定了。你转引的文章无非要为汪精卫翻案,这是我反对的。我们国家在抗战中牺牲多少同胞?如果为汪精卫翻案我们对得起这些先烈吗?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人人都学汪精卫的话,如今还有中国吗?以所谓知识分子对“私人军队”有看法来诠释汪精卫的卖国行为,这不是荒谬绝伦的说法吗?汪精卫本人也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吧。他也想不到有人竟然如此为他开脱。

老高,你说要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那倒是可以海阔天空任意发挥的领域。我的观点是:要以行为来评价历史人物,而不是以臆测的心理来评价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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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3-05-12 17:12:29
野石您好!欢迎来访,感谢直言批评!

我作为历史爱好者,不仅关心历史人物的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关心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知其然,还想知其所以然。对于探讨其所以然的各种分析,就不宜简单地斥之为“为大汉奸张目”“招魂”。若说“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就更不合适了——毕竟,一个人的观点就是一个人的观点,未经一定程序,都不能代表“中国人”发言。现在中国人已有多种看法,正如我在按语中所说,“国内许多网站上对汪精卫的讨论呈现相当多元化的趋势,有机会我当再介绍。”

您的评论还涉及很多问题,例如当时军队的状况,这里我一时不能尽答。您说:“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学研究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个问题也说起来话长。国内《光明日报》2007年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历史是否能假设的讨论,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真实发生的历史当然是一次性、单维度的,不能虚构,但是研究历史,假设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这并不难理解。简单打个比方吧:象棋比赛,对弈时“落子无悔”,但是复盘时就要推敲“要是这样会如何”“要是那样又怎样”。

您提到许多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我景仰的榜样。您说起陈寅恪,让我想起这位抗战期间坚拒与日本人合作的学者(想必他是您心目中“明白是非”的学者吧),在听到汪精卫的死讯之后,对来探望自己的好友吴宓口授一诗挽汪精卫(《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7日载):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他並沒有简单化地痛骂或者称快,因为他既“明白是非”,也明白世界上的事与人,是多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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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2 12:15:46
还有几句话要说:

抗战军兴,中国已经统一,张学良早已“易帜”,军队统一在蒋介石手中,说什么“私人军队”之类是站不住的借口。连共军都改编为八路军。

抗战时,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迁往内地,不少高级知识分子筚路蓝缕跋涉千山万水到达昆明建立西南联大,这是历史事实。这包括余英时老师钱穆、杨振宁父亲等,还记得傅斯年以胖大身躯从日军炸毁的房屋楼上背着瞎子陈寅恪,这些都是中国的脊梁,为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而拼命爱国的老夫子。你引述的那个人的话是纯粹胡说八道。打着“知识分子”旗号为大汉奸张目。

犹太历史学家作家阿伦特曾经发表“平庸的恶”一说,认为那些纳粹小头目只是作为国家机器的齿轮而作为,但是汪精卫不是平庸的恶。众所周知,汪精卫有一伙帮派,但是这些汪的亲信早已“提心吊胆”,为此与重庆暗通款曲。他们尚有民族的良知,而汪本人却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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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2 11:31:12
现在的历史研究领域,“翻案”为时尚甚至是扬名立万的机会,怪相纷呈,谬论百出,这也是文革流毒之一。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是十分复杂的,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私德来评价政治家。我们主要看这个人在大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希特勒的私德也不错,可是他是二战的战犯、人类的公敌。我在数年前与几位历史学家争论汪精卫,后来我发现这几位的真正兴趣在于“反共”,甚至认为如果大东亚共荣圈成功的话,中国人的生活会好很多。这真是一个令人无语但值得深思的话题。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学研究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汪精卫确实是一个被日本人利用侵略中国的大汉奸。任何人以“主义”来粉饰其人都是无法信服的。至于说宋庆龄为陈璧君说情,那是因为陈不是汪,关押多年老境凄凉。而且以“同盟会”老人名义说情,决不能作为“为汪翻案”的理由。陈璧君当年作为华侨少女拼命追求汪,对她个人算是求仁得仁,故此写了“魂兮来归”留在汪墓。这些复杂的历史几乎无法说清。
如今中国的国内外形势极为复杂,公然为大汉奸招魂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中华民族崛起的时刻,历史学家要明白是非。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不是共产党所能代表。中国有亿万老百姓,历史学家的立场还是站在中国百姓一边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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