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年底，汪精衛發表響應日本“近衛聲明”的《艷電》，公開脫離抗日陣營。這是發生在抗戰初期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是汪精衛被認定為漢奸的重要依據之一。關於汪精衛出走重慶並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原因，中國大陸學術界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大致說來，主要有幾種觀點
老高按：“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大陸包括歷史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開始緩慢復甦，許多課題開始有了點活氣。雖然汪精衛研究仍然是邊緣又邊緣的課題，但是積累了30多年，到今天，也多少有了一些成果。手頭有一篇《30年來中國大陸汪精衛研究述評》，對這個領域的著述成果做了一番全景式的掃描。
根據我自己的了解，30多年來最有成就的，是在有關檔案史料的公開出版上，應該說，確實有了可喜的進展，例如：有了多套《汪精衛集團賣國投敵批判資料選編》、《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紀事》、《汪偽政權史資料選編》、《汪偽國民政府公報》、《汪偽政府行政院會議錄》、南京檔案館編的《審訊汪偽漢奸筆錄》……還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中，與汪氏政權有關的幾輯。這些資料，我盡我所能從中國大陸購置。
而最差的，在我看來，是關於汪精衛的傳記——書倒是出版了不少，《汪精衛傳》、《汪精衛評傳》、《汪精衛生平紀事》、《汪精衛生平》、《汪精衛全傳》，還有《汪精衛與陳璧君》等等，但多不具有多少學術性和史料性，屬於“紀實”文學、演義一類，史實上互相轉抄，錯謬累累，觀念上因襲舊說，毫無創見，這些書的出版，只是投市場口味所好，又不敢越政治雷池一步，可以說是“垃圾”居多。
這篇述評，列出了汪精衛研究的五個熱點問題，我注意到，其中沒有列入短命的汪精衛政權究竟幹了些什麼：內政外交的功罪，與國內、國際各方的關係。看來，我覺得非常重要的這個問題，尚未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反正是個“漢奸政權”，已經定性，那麼幹了哪些好事哪些壞事，也就沒有探究的必要了。
《30年來中國大陸汪精衛研究述評》中大加讚揚的所謂“較高學術水平”“豐碩的成果”“熱烈的討論”“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多姿多彩”云云，這些讚譽，都水分太多；就從書目、篇目，也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專業媒體、出版機構、研究學者們“意識形態領先”“結論先於研究”的痕跡——畢竟這些書目篇目，都是在中共嚴密進行管制下出版的，而這篇述評本身，也是在思想禁錮中“討生活”。不過這篇述評，畢竟為我們勾勒了中國30年來汪精衛研究領域的脈絡，列出了近代史學界關注的重點話題，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轉載於此，供關心汪精衛問題的朋友按圖索驥。
30年來中國大陸汪精衛研究述評
謝曉鵬，《安徽史學》2010年第5期
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整理和出版了大量關於汪精衛及汪偽政權的研究資料，同時一批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汪精衛生平傳記陸續問世，另外在北京還召開了兩次以汪精衛和汪偽政權為主題的學術會議，這些都推動了汪精衛及汪偽政權研究的良性發展。近30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對汪精衛的方方面面都展開了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學者們發表的有關論文及論著來看，對汪精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汪精衛、大革命時期的汪精衛、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原因、汪精衛的人際關係、汪精衛的政治思想等幾個熱點問題。學者們就這些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澄清了一些模糊認識，修正了不少學術觀點。然而，在中國大陸的汪精衛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就需要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和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
汪精衛（1883－1944）是民國史上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一生複雜多變，起伏不定。1905年，他以反清革命志士的身份開始踏入近代中國政治舞台。其後，他曾扮演過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改組派精神領袖、南京政府行政長官、國民黨親日派首領等重要角色。1944年，他帶着抗戰時期頭號漢奸的罵名離開人世。
汪精衛一生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長達40年之久，其歷史影響在近代國民黨人物中僅次於孫中山和蔣介石。國內對汪精衛的研究起步很早，當汪在世時即已開始，但那時的研究情緒化多於學術性。此後，隨着汪氏客死日本和汪偽政權的倒台，以及國內政局的急劇變化，對汪精衛的研究也出現較大起伏。中國大陸對汪精衛的研究，先是儘量迴避不談，繼而大搞階級批判，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該研究才逐步走上正軌，相關成果大量湧現，對汪氏的評價也日趨全面、客觀、公正。台、港地區對汪精衛的研究，雖說論文、論著的數量和質量均比不上中國大陸，但仍可稱是多姿多彩，對汪貶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為汪辯解者亦有之，當然對汪評價公允者更為數不少。國外對汪精衛的研究，整體上說不如國內，且主要集中在日本和美國。國外學者受其史觀限制，對汪氏多持同情、寬容態度，其觀點與中國大陸學者有較大差異。筆者在此不擬全面回顧汪精衛研究的學術發展史，而僅對30年來中國大陸汪精衛研究狀況作一述評。
一、相關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出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整理和出版了大量關於汪精衛及汪偽政權的研究資料，主要有：
南京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的《汪精衛集團賣國投敵批判資料選編》［1］，收錄了抗戰時期汪精衛集團賣國投敵和建立偽政權的一些基本資料。
蔡德金、李惠賢編的《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紀事》［2］，是一部全面記述汪偽政權歷史的編年體工具書。
余子道、黃美真主持選編的大型資料叢書《汪偽政權史資料選編》，選輯了汪偽政府檔案、日本政府內閣和軍部檔案、親歷者憶述記錄、審判漢奸檔案，以及當時的報刊和國內外有關資料等，是一套研究汪偽政權的重要參考資料。該套叢書現已出版的有黃美真、張雲編的《汪精衛集團投敵》［3］，黃美真、張雲編的《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4］，余子道等編的《汪精衛國民政府“清鄉”運動》［5］；另有關於汪偽政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方面的資料，將陸續出版。
而黃美真選編的《偽廷幽影錄》［6］，收錄了汪偽集團要員羅君強、陳春圃等人的獄中供述，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在檔案資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汪偽國民政府公報》［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汪偽政府行政院會議錄》［8］，南京檔案館編的《審訊汪偽漢奸筆錄》［9］，中央檔案館等編的《日汪的清鄉》［1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附錄《日偽在淪陷區的統治》［1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12］，中央檔案館等編的《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6）《汪偽政權》［13］。這些資料的整理和出版，為汪精衛及汪偽政權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二、汪精衛生平傳記的陸續問世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陸續出版了一批汪精衛生平傳記，其中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著作主要有：
黃美真主編的《汪偽十漢奸》［14］，該書輯錄了黃美真等撰寫的汪精衛等10大漢奸的傳記。而黃美真在其前書基礎上所著的《汪精衛傳》［15］，也在台灣正式出版。
聞少華著《汪精衛傳》［16］，該書系作者在其《民國人物傳·汪精衛》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發行量較大。
蔡德金著《汪精衛評傳》［17］，該書系作者多年研究汪精衛的成果，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
李理、夏潮合著《汪精衛評傳》［18］，該書是一部兼具學術性和通俗性的傳記著作。
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19］，該書系作者根據自己多年來研究汪精衛所積累的資料，按時間先後順序，以客觀記述為主，詳細輯錄而成，既具有年譜性質，又具有史料價值。
王關興著《汪精衛傳》［20］，該書是一部史料翔實、史論結合、卓有見識的學術著作。
譚天河著《汪精衛生平》［21］，這是一部立論中肯、頗有創見、可讀性較強的傳記著作。
此外，林闊編著的《汪精衛全傳》［22］，是一部從基本史實出發，參照部分學術著作寫成的傳記文學著作，在非專業讀者中影響較大。
三、以汪精衛及汪偽政權為主題的學術會議的召開
近30年來，中國大陸召開的以汪精衛及汪偽政權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主要有兩次。
第一次是1986年5月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汪偽政權問題學術討論會。參加這次會議的國內學者有30餘人，日本學者有4人。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政策與活動、汪精衛集團叛逃的原因、汪偽政權的特點及本質、重慶國民政府與汪偽政權的關係等問題。
第二次是1998年9月在北京懷柔召開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與汪偽政權問題研究”學術座談會。這次會議由中國大陸《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與台灣《近代中國》雜誌社共同主辦，30餘位學者參加，其最大特色是台海兩岸學者首次歡聚一堂，共同研討汪精衛及汪偽政權有關問題。這次座談會的主要發言稿發表在《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1期上，其中大陸學者蔡德金的《關於抗戰時期汪精衛與汪偽政權的幾個問題之我見》、張振的《日本與汪精衛》、曾業英的《簡評〈戰爭與和平：試論汪政權的歷史地位〉》等論文，台灣學者胡春惠的《汪精衛與“低調俱樂部”》、蔣永敬的《汪精衛的“恐共”與“投日”》、許育銘的《日本有關汪精衛及汪偽政權之研究狀況》等論文，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以汪精衛及汪偽政權為主題的大型學術會議雖未聞召開，但在中國近現代史、中華民國史、抗日戰爭史、中日關係史等學術會議上，均有一些學者提交該主題論文，並就相關問題進行了熱烈的研討。這些學術會議的召開，不僅加強了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而且推動了汪精衛及汪偽政權研究的良性發展。
四、汪精衛研究中的主要熱點問題及學術觀點
近30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對汪精衛的方方面面都展開了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學者們發表的有關論文及論著來看，對汪精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汪精衛、大革命時期的汪精衛、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原因、汪精衛的人際關係、汪精衛的政治思想等幾個熱點問題。這裡簡要評述一下這些熱點問題及相應的學術觀點。
（一）關於辛亥革命時期的汪精衛
辛亥革命時期是汪精衛正式走上中國近代政治舞台，比較充分地展示自己多方面才能，奠定以後事業發展基礎的關鍵時期。關於汪在辛亥革命時期的表現及作用，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
一種是基本否定論。該觀點認為，汪在辛亥革命時期已叛變革命，他是袁世凱在同盟會中的代理人和潛伏在革命營壘中的內奸，對京、津、保地區的革命活動進行了一系列的破壞，積極為袁世凱奔走效勞［23］。
另一種是基本肯定論。有學者認為，汪在辛亥革命時期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是有其歷史功績的，但也充分表現出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革命積極性、狂熱性和搖擺性的特點［24］。
還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的汪精衛既不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也沒有叛變革命，更談不上什麼內奸，而是一個出色的政治演員，一個有一定政治頭腦、有膽識、勇於表現自我、執著自負、不成熟的政治活動家［25］。1910年汪精衛刺殺清攝政王載灃的壯舉使其一舉成名，這一歷史事件也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陳廷一根據大量史料，基本理清了汪精衛刺殺載灃的前後經過，並揭示了這一事件的內幕［26］。而李龍鑣對這一事件發生的全部過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並作了一番細緻的實地考察，特別是考證出汪精衛等炸載灃的地點是攝政王府和鴉兒胡同之間的一座無名小石板橋，而不是傳統所說的銀錠橋［27］。
（二）關於大革命時期的汪精衛
大革命時期是汪精衛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汪精衛由一個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左派領袖，轉變成一個激烈反共並熱衷於國民黨派系鬥爭的政客。
關於汪精衛對孫中山建立國共合作的態度問題，大陸學者王升不同意日本學者山田辰雄的“態度消極”論和台灣學者李雲漢的“根本反對”論，而認為汪對於國共合作的建立是持積極支持態度的［28］。劉佰合則認為，汪對孫中山“容共”政策的態度經歷了一個由猶疑惶恐，到追隨認同，再到積極倡行的轉變過程［29］。
關於汪精衛當選廣州國民政府主席並成為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原因，陳憲光認為，汪精衛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當時國內政治局勢的產物，是國民黨內部各派勢力爭鬥的結果，當然也與汪個人政治素質及手腕等因素密切相關。總之，天時地利人和使汪獲得了各方的支持，最終當選廣州國民政府主席［30］。朱寶琴認為，孫中山的不幸逝世給汪精衛個人在政治上的發展帶來了機遇，蘇聯顧問對汪認識上的局限為汪當選國民政府主席起了決定作用，國民黨上層的矛盾和汪的政治手腕圓了汪的領袖夢［31］。王升認為，廖仲愷遇刺後，汪精衛作為國民黨內首屈一指的人物，繼承孫中山的遺囑，堅持執行三大政策，維護國共合作的局面，同背叛孫中山、破壞國共合作的右派勢力進行鬥爭，從而贏得了國民黨左派的擁護，得到了蘇聯顧問和中共的信任和支持，成了當時公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32］。
關於汪精衛與三二○事件（即中山艦事件——老高注）的關係，王光遠、姜中秋認為，蔣介石製造三二○事件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打擊和排擠汪精衛，以奪取國民黨最高領導權，結果這一目的基本實現了。而汪當時既得不到軍方實力派的贊助，又得不到蘇聯代表和共產黨人的支持，只好離粵出國［33］。趙旭剖析了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出走的原因，認為汪的出走是被迫的，他從最初打算抗爭到最後灰溜溜地離開，這個轉變並非偶然，蘇聯顧問團和中共執行棄汪聯蔣政策是汪出走的主要原因［34］。謝曉鵬認為，三二○事件是汪精衛政治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標誌着孫中山逝世後，以汪為領袖，汪、蔣短暫合作局面的結束［35］。
關於四一二事變前夕汪蔣上海會談，馮春明、趙旭等不同意過去學術界的汪蔣“達成反共協議”說，認為當年汪蔣會談並未達成反共協議［36］。王升進一步指出，汪精衛在密談中沒有同意蔣介石立即清黨的主張，也沒有為蔣的拉攏所動，而且還公開表明維護國共合作的態度，並在蔣發動反共政變後，一度採取聯共反蔣政策，因此，認為汪蔣上海密談達成了共同反共協議是說不通的。當然，也不能認為上海密談是七一五事變的前奏［37］。
關於汪精衛由聯共到分共的過程，李志毓認為，在1925－1927年間，汪精衛以“左派”領袖的姿態，積極支持和維護國共合作。這是汪在各種政治力量複雜交織的形勢下，尋求蘇俄勢力支持，藉助共產黨的群眾動員和組織方式，利用共產黨的話語以增強實力並推行其政治主張的一種策略。在“聯共”的過程中，汪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但因無法將群眾運動始終控制在有利於國民黨的方向上，最終還是選擇了“分共”［38］。楊天石依據在海外訪求的各種資料，理清了武漢汪精衛集團分共的前後經過，認為汪精衛集團的分共存在一個從和平分共到武力鎮壓的過程［39］。王升認為，七一五分共事件，作為國共合作最終破裂和大革命失敗的標誌，是完全可以的。但若從汪精衛發動反共事變這個角度來看，它只是開始。整個事變有一個從“和平分共”到“武力清黨”的過程，至於大規模地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則是南昌起義之後的事情［40］。
關於大革命後期汪精衛急劇“右轉”的原因，夏潮認為，首要因素是兩湖地區工農運動迅猛發展的形勢下汪精衛恐懼“階級革命”之理論和思想的催化，另一因素是帝國主義、蔣介石和反動軍人的壓力［41］。王升認為，四一二事變後，蔣介石對武漢實行軍事、經濟封鎖，使武漢陷入軍事四面被圍、經濟嚴重危機的險境，而兩湖一帶工農運動中存在的嚴重“左”傾錯誤，激化了武漢的內部矛盾，更加劇了危機的形勢，從而構成了對汪精衛的權力和地位的威脅。這個外因作用於汪的“容共之後必定分共”的思想基礎，促使汪急劇“右轉”［42］。而儲峰則從武漢國民政府面臨的種種困難，共產國際代表、中共的態度和政策，以及汪精衛的個性因素和階級基礎等方面，分析了汪叛變革命的原因［43］。
（三）關於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原因
1938年年底，汪精衛發表響應日本“近衛聲明”的《艷電》，公開脫離抗日陣營，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這是發生在抗戰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是汪精衛被認定為漢奸的重要依據之一。關於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學術界也就此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大致說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其一，蔣汪合演“雙簧”說。這一說法由來已久，早在抗戰時期即有傳聞，且後來流傳甚廣。該說認為，抗戰時期蔣汪兩人，一個主戰，一個主和，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配合默契，合演雙簧。馮玉祥所著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44］，朱子家（本名金雄白）所著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45］，以及汪榮祖、李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46］等書，均持此說。但因該說證據不足，故遭學者否定［47］。目前，學術界持此說法的學者已寥寥無幾。
其二，蔣介石設置“陷阱”說。持此說的代表作是張慶軍、劉冰合著的《陷阱：汪精衛叛國案探秘》［48］。該書作者認為，汪精衛的叛國行為不僅基於他對抗戰缺乏信心，對中共仇恨，對權力的渴望和追求，而且其中也隱藏着一個巨大的政治陰謀。蔣介石正是利用汪精衛的上述心理和動機，設置陷阱，將其誘入萬劫不復的罪惡深淵，以達到徹底摧毀政敵的目的。蘇宗轍也認為，汪精衛叛國投敵事件從一開始起，就是蔣介石精心策劃、幕後操縱的一個讓汪“跳火坑”的騙局［49］。
其三，個性心理因素說。歷史人物的個性心理因素往往對其社會活動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一些學者嘗試從個性心理的角度分析汪精衛叛國投日、淪為漢奸的原因。如肖書椿認為，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誘向賣國求榮的路上去［50］。蔡雙全、楊秀林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民族失敗主義和混亂不堪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汪對日議和的心理基礎和誘因；促蔣議和是汪對日議和的必然的最佳選擇；汪由主和派到最終成為漢奸經歷了複雜而又艱難的心理變化過程［51］。
其四，內外因共同作用說。該說認為，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內因，包括汪氏的民族失敗主義所導致的民族投降主義、頑固的反共立場和恐共心理、汪蔣權力鬥爭及政見分歧等；二是外因，主要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政策。沈家善的《汪精衛叛國投敵原因探討》［52］，石玉平的《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原因初探》［53］，廖義軍的《試論抗戰時期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原因》［54］等論文，均持此說。
其五，綜合因素說。此說與前一說的不同在於，它不從內外因的角度分析，而認為汪叛國投敵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黃美真、張雲的《抗戰時期汪精衛集團的投敵》［55］，蔡德金的《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前前後後》［56］，柳蘊琪的《汪精衛通敵賣國原因初探》［57］，吳德華的《論賣國賊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原因》［58］，梁士剛的《試析汪精衛叛逃的原因》［59］，張天社的《再論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原因》［60］，葉崗的《汪精衛到底為何從重慶出走》［61］等論文，均持此說。
（四）關於汪精衛的人際關係
關於汪精衛與孫中山的關係，趙矢元、田毅鵬重點論述了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和汪精衛的關係，指出自1905年至1912年，汪精衛始終是孫中山革命的追隨者，協助孫中山做了大量工作［62］。謝曉鵬認為，汪精衛和孫中山交往長達20年，在大部分時間裡汪能夠追隨孫革命，孫汪之間長期形成一種領袖與親信、導師與高足的關係。但在反袁、護法時期，汪孫關係曾處於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孫在世時對汪基本上是信任和重用的，但孫的某些做法也對汪後來的政治表現有一些消極影響。而汪在孫逝世後利用他與孫之間長期形成的特殊關係，以孫的“繼承人”自居，這確實為他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提供了不少方便［63］。
關於汪精衛與蔣介石的關係，陳瑞雲所著《蔣介石和汪精衛》一書［64］，系統論述了汪蔣三次合作三次分手的過程，並分析了他們之間的微妙關係。汪澎瀾撰文論述了中山艦事件前後的汪蔣關係，指出在處理廖案、主持黃埔、鞏固兩廣、堅持三大政策的過程中，汪蔣合作融洽、關係密切，這在客觀上推進了大革命的進程；而中山艦事件的發動，成為汪蔣力量消長的分水嶺，這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65］。馬振犢認為，1932年蔣汪合作後，由於兩人在對日關係根本指導思想上的不同，在處理對日外交特別是華北危機問題時，蔣汪有合作一致，也有矛盾與分歧，而其中最具根本性的還是爭奪政治權力，利用華北問題的處理達成各自政治目標的矛盾因素［66］。王關興撰文對汪蔣在1925－1939年間五次分合的原因與性質作了客觀分析，並指出汪蔣矛盾除了權力之爭外，還有聯共與分共、抗日與降日諸因素促成［67］。
關於汪精衛與其他民國政要的關係，學術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問世，例如：祁州的論文《胡漢民、汪精衛早年的生死之交》［68］，劉佰合的論文《汪精衛和胡漢民：從親逾骨肉到分道揚鑣》［69］，王光遠的論文《汪精衛與袁世凱》［70］，劉煥峰等的論文《辛亥革命時期的汪精衛和袁世凱的關係》［71］，聞少華的論文《周佛海與汪精衛的恩恩怨怨》［72］，王光遠的論文《馮玉祥跟汪精衛的交往和決裂》［73］，謝本書的論文《抗日戰爭初期的龍雲與汪精衛》［74］，鄧正兵的論文《真假總理信徒———宋慶齡與汪精衛的政治交往述略》［75］，肖建傑的論文《張學良與汪精衛的恩恩怨怨》［76］，謝曉鵬的論文《汪精衛與張學良關係之探討》［77］，程舒偉所著《汪精衛與陳璧君》一書［78］，王光遠、姜中秋所著《陳璧君與汪精衛》一書［79］，等等。這些研究成果都有助於人們了解汪精衛的人際網絡和從多角度認識汪精衛。
（五）關於汪精衛的政治思想
汪精衛作為民國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不僅有大量的政治活動，而且有豐富的政治思想。汪的早期政治思想一般指同盟會時期至國民黨改組時期的政治思想。因為汪在該時期的政治思想主要是闡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未系統地提出自己獨立的成熟的思想，加上部分年份汪的資料缺失，所以這一直是中國大陸學術界研究的薄弱環節，相關的研究成果較少。雖然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饒懷民就撰文探究了《民報》時期汪精衛的民族主義思想產生的根源、內容、特點及其局限性［80］，但此後除了幾本汪精衛傳記對汪的早期政治思想稍有涉及外，關於此問題的研究似乎沉寂了。近年來，與此問題有關的是孫宏雲的兩篇文章。孫的文章認為，在20世紀初的革命、立憲兩派的論戰中，汪精衛和梁啓超所援引的論點均以伯倫知理等人的學說為學理依據，只是雙方各有偏重取捨而已［81］。
汪的中期政治思想一般指1925年孫中山病逝至1938年汪發表《艷電》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這14年是汪一生中變化最劇烈、最頻繁的年代，其政治思想隨之不斷發生着變化，且他這14年的政治思想最能集中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的本質特徵，對其一生的政治活動和對當時中國的政局發展也影響最大。謝曉鵬的專著《理論、權力與政策———汪精衛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82］，系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略作修改而成。該書採用歷史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圍繞“理論、權力與政策”這一主題，按對共政策、對蔣政策、對日政策三個方面，系統研究了1925－1938年汪精衛的政治思想。謝曉鵬近年來還發表了幾篇探討汪精衛政治思想，尤其是汪的中期政治思想的論文，如《西安事變前後汪精衛的政治思想》［83］、《“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論汪精衛的對日方針（1932－1937）》［84］、《汪精衛政治思想的演變及特點》［85］、《汪精衛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論架構》［86］等。此外，劉世平的《九一八事變後胡漢民與汪精衛民族主義觀之比較》［87］、宋波的《試論汪精衛的民族失敗主義》［88］、張殿興的《抗戰初期汪精衛的“戰”、“和”觀述論》［89］、張雪嬌的《汪精衛對三民主義認識的歷史蛻變》［90］等論文，也涉及汪的中期政治思想。
汪的晚期政治思想一般指汪精衛叛國投日後的政治思想，它主要包括“和平反共建國”思想、汪記“三民主義”、“東亞聯盟”理論、大亞洲主義等。因其系汪精衛集團投敵賣國的理論依據和汪偽政權的指導思想，所以備受學者們關注，相關的研究成果較多，其中代表性的論文有：羅玉明的《汪精衛集團投敵賣國的反動理論》［91］，張學俊的《汪精衛集團的民族投降主義理論》［92］，史潮的《試論汪精衛集團投降主義理論之發展》［93］李德明的《汪精衛的偽“三民主義”》［94］，陳戎傑的《汪精衛降日賣國的“東亞聯盟”理論剖析》［95］，蔡雙全、楊秀林的《不折不扣的賣國降日的漢奸理論———評汪精衛的“大亞洲主義”》［96］，周紹英的《評汪精衛的“大亞洲主義”》［97］，張殿興的《論汪精衛的“大亞洲主義”》［98］。
五、汪精衛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不足
其一，汪精衛反袁及護法時期的活動，包括留學法國的情況，因相關資料缺失，特別是有關的法文資料尚待挖掘，故留下不少研究的空白。要填補這些空白，就要積極尋求法國有關方面的支持與合作，儘可能將當時有關的原始資料挖掘出來。
其二，汪精衛一生與日本結下了不解之緣，日本因素對汪精衛的政治生涯乃至最終命運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目前，學術界對汪精衛與日本的關係研究不夠，特別是大量的日文資料沒能充分利用。在這方面，中國大陸學界應加強與日本學界的交流及合作，以達到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的目的。
其三，目前，學術界對汪精衛的研究重於其活動，輕於其思想；對汪精衛思想的研究重於其政治思想，輕於其外交思想；而對其政治思想的研究，又主要集中於他的中晚期政治思想，其早期政治思想成為研究的薄弱環節。因此，我們期待着一部完整的以“汪精衛思想研究”為題目的學術論著儘早問世。
其四，汪精衛一生留下了大量詩作，這些詩作不僅是其內心世界及個人情感的真實表達，也是其政治思想及人生態度的藝術升華。研究這些詩作既具有文學價值，又具有史學價值。但目前學術界忽視了這些詩作的價值，極少有人投入精力認真研究這些詩作。故此，筆者建議學術界應抓緊搜集整理汪精衛詩作，並投入必要的人力及財力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其五，對於汪精衛這樣一個在民國史上有着重要影響的政治人物，過去雖然出版過一些他的文集、言論集、生平傳記等，但至今尚未見到汪氏完整的全集和年譜，這不能不是民國史研究領域的一大遺憾，筆者希望這一狀況能有所改觀。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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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3］［4］［5］［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84年版、1985年版、1986年版。
［6］［19］［22］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993年版、2001年版。
［7］［9］［11］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92年版、1997年版。
［8］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
［10］［13］中華書局1995年版、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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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初版，團結出版社2007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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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史學月刊》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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