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對歷史的漠然一直是中國教育界的難題。一項對北京、上海等重點城市青少年歷史知識現狀的調查顯示：七成受訪者不及格。然而，一群從未體驗過飢餓的“85後”回歸鄉村，挖掘半個世紀前三年困難時期的民間記憶。拒絕遺忘、進而改造鄉村和自我，成為這群少男少女重新思考的命題 老高按：我之所以被《南方周末》這篇深度報導《尋找大饑荒記憶的“85後”》吸引，是因為先被下面這張照片抓住了眼球：一個年輕的女孩，身體前傾，全神貫注地凝視、屏神斂息地聆聽面前老奶奶的講述，都顧不上記錄；老奶奶顯然不是給孫輩講述“牛郎織女”、“豬八戒背媳婦”之類民間故事，而是在沉浸在不堪回首的往事之中。磚牆，門神年畫，殘缺的春聯、濺滿泥點的木頭椅子……交待了時空環境；而袖珍攝像機和三腳架，介紹了這一老一少這不是普通的家常聊天，而是一個特定的項目。 這幅圖景，讓我心中湧起一陣感動的暖流。 湖南雙井村中學生劉紅麗在採訪老人。（草場地 供圖）
現在有多少“85後”“90後”，能夠像這個女孩這樣專心地聽老人講述陳穀子爛芝麻呢？ 就在上個月，我讀到了女兒的表弟所寫的關於毛澤東評價的文章。一個在中國搞電腦藝術設計取得不少成果的小伙子，竟有這樣的業餘興趣，如饑似渴地讀書，審視他出生之前的那幾十年歲月中國走過的道路，來推敲決定了他祖輩、父輩的命運，間接影響了他這一輩人命運的那位中國領袖的功罪，不管我與他的觀點出現了怎樣的分歧，他的這份熱情和鑽研勁頭就讓我感佩不已。 比起這位嗜書、多思的小伙子，下面文章中這些少男少女的做法，是不是更抓住了根本？——重評歷史，多讀白紙黑字寫下的史書、傳記、檔案固然重要，抓住機會親自尋訪活的歷史——請那些親歷者、見證者，講述自己有血有肉的故事，更是不可或缺。雖然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老人的回憶，一定會有殘缺、失真、張冠李戴、年代錯亂，甚至有意無意地選擇、迴避，甚至還有出於各種原因的生造、虛構、想當然……（這就需要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工作者，來指導孩子們去偽存真、披沙瀝金）但孩子們從這樣的項目中得到的收穫，絕不僅僅是得知了某些過去從未知曉、也從未感興趣的史實。 一年半前，我曾經在我的博客上介紹了由《看歷史》（原名國家歷史雜誌）、《中學歷史教學參考》和騰訊網聯合舉辦的“首屆全國中學生歷史寫作大賽”，在校方和歷史老師指導下，投入“發現身邊的歷史”的探究活動，數十萬中學生參與，投稿數以萬計，評出了一、二、三等獎和優秀獎近百名。 儘管在中國兩三億大、中、小學生中，就算數十萬人參與，也只是滄海一粟，百分之九十九的青少年，仍然被欽定歷史教科書的黨八股緊緊框住頭腦，被“七不講”的禁令死死封住視野，但畢竟有了這些可貴的“種子”，他們從“發現身邊的歷史”，從“民間記憶計劃”的饑荒口述史這樣的草莽小徑，突破精神牢籠，發現真實歷史的天空。 尋找大饑荒記憶的“85後” 范承剛，《南方周末》2013-05-17
《南方周末》編者按：不滿足於紙面化的歷史敘述，一群從未體驗過飢餓的“85後”回歸鄉村，重新挖掘半個世紀前三年困難時期的民間記憶。他們發現，今天吃飽了的村子在某種意義上依舊“飢餓”。拒絕遺忘、進而改造鄉村和自我，成為這群年輕人重新思考的命題。 找尋饑荒記憶，困難不僅在於歷史的遙遠模糊，還在於現實的堅硬。不少老人拒絕採訪，反對公映紀錄片和立碑。 挽救記憶的同時，年輕人將觸角從歷史延展到鄉村當下的環境、教育和空巢老人等問題中來。 經歷了半年的鄉間尋訪，25歲的郭睿終於得到了一個不是太好的結果：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她的爺爺作過惡，毆打過一個挖野菜充飢的鄉親。 但郭睿並不傷心，她得出結論：“獲得一個正確的認識，比擁有一個‘偉大的爺爺’要重要。” 但僅僅在三個月前，郭睿仍在為“好爺爺、壞爺爺”的問題而糾結。她出生於1988年，從未嘗過飢餓的滋味，縱使已是南開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祖輩的歷史在她看來總遙遠得像東方夜譚。“活的歷史不在書裡，”她說，“而在身邊每一個人的記憶中。” 郭睿的認識得益於一項名為“民間記憶計劃”的饑荒口述史搜集行動。在富足的年代裡，讓飢餓的記憶不至於湮沒，正是這項計劃所想達到的目標。它號召年輕人返回成長的鄉村，繞過教科書的單薄敘述，挖掘正在消失的歷史碎片。 2010年至今，已有二百餘人參與，共採訪一千餘名老人。依靠超過兩萬分鐘的採訪影像素材，這群年輕人製作了十六部紀錄片、兩部劇場作品，以及兩百餘份口述記錄。 重建一段獨特的民間記憶，也是計劃發起者、獨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的心願，“讓年輕人重擔歷史”。 從漢堡包到榆樹皮 2013年4月25日，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坐滿百人的教室里，“草場地”（民間記憶計劃成員的群體名稱）的年輕人們放映了紀錄片《吃飽的村子》，回溯大饑荒時期的山東省鄒家村的故事。一位前往丹麥學術交流的上海教授看完哽咽：“記憶被淹沒，你們卻在試圖直面歷史。” 但這樣的自覺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對這群“85後”和“90後”來說，久遠的饑荒年代曾陌生得像一團霧，甚至連相關的影視作品或小說都很難找到。 另一位成員，天津美術學院學生王海安對於上世紀中葉那場饑荒的唯一了解，是掛在家中豬圈的一塊榆樹皮。年過八旬的爺爺告訴他，這是“苦日子”時唯一的食糧。日子好了，老人也不忘留一塊以紀念昔日之痛。 出生於1988年的王海安對此嗤之以鼻，這個數字媒體專業的大學生，與眾多同齡人一樣，對鄉村感到厭倦，並渴望擁抱嶄新的城市生活。他也從未試圖了解鄉村的歷史。 年輕人對歷史的漠然一直是中國教育界的難題。一家調查公司曾對北京、上海等重點城市青少年歷史知識現狀的調查顯示：七成受訪者不及格。而哈爾濱另一項同題材調查中，個別中學生竟將盛世唐朝描述為一支同名搖滾樂隊。 網絡作家慕容雪村也曾著文表達了對年輕人的擔憂：“他們被可口可樂和漢堡養到了胖得走不動路的地步……遇到爭論甚至懶到連上網查一查資料都不會。” 57歲的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常在一些大學上課，他發覺85後乃至90後青年擁有廣闊的視角，熱衷於新技術與互聯網，卻對父輩歷史知之甚少。 三年饑荒，便是“空白”。土改、文革等題材相繼進入電視劇、小說，1942年的饑荒也拍成了電影，1959年開始的那場饑荒在文化產品乃至公眾議題中卻鮮有出現。許多孩子甚至壓根不知道這個時期。 這位喜歡將鏡頭對準紅衛兵、流浪藝人、草根農民的獨立紀錄片導演，決定做些什麼——“如果失去了對歷史的觀照，是年青一代最大的悲哀”。 2005年，他曾發起村民影像計劃，來自全國的10個村民獲贈攝像機，用於拍攝一切令他們感到有趣的議題，如村民選舉等。村民們第一次透過鏡頭，表達自己的“聲音”。吳文光決定延續這一方式。他開始鼓勵學生，返回鄉村，挖掘三年饑荒的歷史。“草場地”工作室隨之成立。 在父輩的記憶里 2010年，包括郭睿在內的首批二十餘名參與者回到各自的村莊。 出發前，年輕人對於村莊並不了解，關於歷史的知識也少得可憐。參與者羅兵曾求助歷史課本，卻只發現了寥寥幾十字：“自然災害嚴重，蘇聯政府又背信棄義地撕毀兩國合作協議。這一切造成國民經濟自1959年至1961年的嚴重困難。” 這幾乎是所有參與者最初對這一時期的共同認識。鄒雪平說：“老師一直這樣教，也從沒意識到是否該追問更多。” 而當細節在這些年輕人面前展開時，郭睿也無意中得知自己家庭的另一面：自己的爺爺，在饑荒時曾是生產隊長，打過人，作過惡。 郭睿有些不能接受。爸爸曾告訴她爺爺是軍人，上過朝鮮戰場，剛正不阿，一輩子都為國家工作。 “好像兩個完全不同的人。”這個25歲的女孩迫切想要知道：爺爺為何打人？她翻遍了家鄉臨潁縣的縣誌，卻很難找到相關記載。讀了七年歷史的她最終決定回到鄉村，和村里每個老人聊天——用“最笨的方法”，拼湊爺爺的形象。 郭睿還找到父親。父親當時沉默了，拒絕作答。 在計劃組織者吳文光看來，這群年輕人需要打破長久以來對歷史的偏見與誤解。“他們父母的記憶是被整理過的。孩子必須要跨過他們，作為孫輩去拼湊其祖輩的歷史。”吳文光說，“這註定是一個漫長甚至永無休止的愚公移山式的動作。” 正如吳文光所說，伴隨着採訪，這群年輕人震驚於苦難細節，也開始自省對歷史的淡漠。 最先被參與者鄒雪平記錄的，是關於食物的記憶：谷糠、樹皮、水草、井繩、觀音土……最艱難的時候，村裡的榆樹皮全被剝光，連榆樹葉也沒有了；苦澀而乾燥的食物堵塞了人們的腸道，拉不下屎，只能用手一點點摳出來，或是喝有毒的蓖麻子油，腹瀉到脫水甚至痙攣。 人們也因為糧食而相互告發、怨恨或折磨。一對餓暈了的父母為了省口糧，將4歲的孩子扔在屋外凍死；一個老人偷菜被發現，害怕批鬥，把手腳捆起來，跳了池塘；村里還掀起了一場如火如荼的運動——“打老虎”（找藏糧食的人），私藏糧食的，都被吊在樹上毒打。 出生於1986年的羅兵，回到了湖南茶陵縣羅家屋。採訪讓羅兵感到驚訝：每個老人都告訴他，村里那三年並未遭受任何天災，糧倉里有足夠的糧食，卻不能發給社員，“都是要上繳國家的”。 王海安也第一次得知了家族的悲劇：年邁的太爺爺不堪忍受飢餓，帶着族譜逃離了村子。而到了1961年，兩千人的張高村只剩下八百人。 老人們的講述，顛覆了鄒雪平對歷史的認知——她從未想到平靜的村莊下掩埋着如此多的苦難。她也開始重新定義記憶的作用：“那些老人的故事，應該說出來，它們是歷史的一部分。” 2011年5月，“民間記憶計劃”被正式定名。“有些歷史的細節散落在民間，就像岩石一天天風化。如果不去見證，又將被遺忘、被掩埋。”吳文光說。 代際鴻溝 在郭睿的再三追問下，父親最後才告訴她一個名字——郭國志，並且告誡女兒不要找，“你爺爺確實打過他”。 但郭睿還是堅持找到了這個人。對方說：當時他很餓，下地找野菜，時任生產隊長的爺爺以為他在偷麥苗，不由分說將他打暈在地，還進了醫院。 郭睿感到沮喪。隨着採訪的深入，得到的事實更加矛盾而複雜。鄉親們告訴她：爺爺對浮誇風表達過不滿，差點被批鬥；但另一方面他又帶頭收繳許多家庭的糧食，“甚至有些粗暴”，村民挨餓，他卻獲溫飽。 3個月的採訪，郭睿最終同意了一個村民對爺爺的評價：他是個“中等人”——不太好，也不太壞。 “那個時代，每個人都是‘平庸的作惡者’，在那樣一個飢餓的年代，沒有絕對的善與惡，誰都是有責任的。”郭睿說。 2010年1月至今，民間記憶計劃的參與者共採訪了來自18個省、130個村子的一千餘名老人，年齡從55歲到97歲不等。 無一例外，老人們都是首次面對鏡頭，講述半個世紀前的飢餓經歷。這也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至今已有21位被訪老人去世。 年輕人在北京草場地工作站建立了一面“檔案牆”，數百張老人的臉，按照村莊的名字分類排列。“這些記憶為那個年代增添了細節，這樣才構成了有血有肉的歷史。”鄒雪平說。 歷史細節讓他們震驚，在根據採訪材料編排的舞台劇《回憶：飢餓》中，參與者選擇了用身體來外化飢餓者的悲苦：舞台上，他們一邊敘述採訪經歷，一邊模仿着飢餓者的形象：或是屈膝跪下，或是佝僂着腰，又或是四肢貼地，像毛毛蟲一樣緩慢挪動，“就像那時的人一樣卑微”。 在鄒雪平眼裡，表演在中國常會收穫兩種反應：一是習慣性的沉默，“甚至沒有看下去的耐心”；一是震驚，“教科書外，還有那麼多不知道的”。 在村莊裡，參與者同樣感受到“見證的艱難”：老人中不乏恐懼者，數十年的運動經歷及教育滲透在思想里，讓他們害怕“犯錯誤”或“連累家裡人”，拒絕了採訪。 鄒雪平記得2011年1月，她邀請15位老人到家裡，觀看2010年拍攝的紀錄片《飢餓的村子》。放映完後，鄒雪平詢問：這部紀錄片要公映的話，同意不？ 出乎鄒雪平意料：所有老人都表示反對。一些老人甚至激動地說：“對國家影響不好！” 鄒雪平很驚訝，似乎感到一道隱形而巨大的代際鴻溝。鄒雪平將這一幕拍了下來，製作了第二部作品，取名《吃飽的村子》。 為沉默者作見證 隨着採訪的深入，參與者逐漸有了立碑的念頭。 王海安所在張高村，村西有個公墓，百年來去世的村民都埋葬在此。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者卻不在其中，“村里覺得晦氣、丟臉”。 2011年，王海安決定在村里立塊碑，“讓這些孤魂有個歸宿”。這個大四的學生卻一頭觸碰到了堅硬的現實——他幾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對。 在村子裡，王海安也遭到嘲笑。一名老人甚至用一千元打賭，認定這塊碑建不成。老人們對他說，歷史早過去了，別浪費錢在死人上。 最終，這個疲憊的年輕人放棄了。 3年來，有近10位參與者想在村中立碑，僅有3位成功。吳文光這樣形容年輕人們在村莊裡的境遇：“不是散步，而是匍匐，潛入，打洞，現實很堅硬。” 在山東的鄒雪平，同樣陷入了被家人稱為“現實問題”的泥潭。 五十年代出生的父母、七十年代出生的哥哥，甚至連九十年代出生的弟弟，都擔心這樣的行為很危險，會犯錯誤，並且認為大學畢業後不去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拍紀錄片是不務正業。 鄒雪平的父親剛當上村書記。女兒的片子拍出來後，這個老黨員惴惴不安：“為什麼要把這些不好的事情拿出來說？” 母親則選擇了與女兒談“經濟”：“你上大學花了這麼多錢……人家打工一月還兩千多塊錢呢，你這個工作，夠買化妝品嗎？” “這是我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和家人對抗，卻也是我叛逆的開始。” 2012年3月，在她長久的堅持下，鄒家莊的“三年飢餓逝者紀念碑”還是立了起來。 這塊1.6米高、800斤重的黑色墓碑，面向東南，所需的1800元，來自村里37人捐助。碑文中寫着：“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饑荒期間，本村共41戶、165口人，生活極度困難，共有37人因飢餓去世，涉及17戶。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銘記。” 墓碑立起來那一天，鄒雪平細細打量着碑上37個人的名字，感覺與這個村莊的聯繫更緊密了——那些年輕人不曾目睹的面容，現在有了讓後人記憶的一種方式。 重新發現鄉村 在吳文光眼裡，如今年輕人正“逐漸背離鄉土”。尋找“飢餓”，則讓他們有了重回鄉村的機會。 鄒雪平就明顯感覺到了自身的變化。以往，“農村人”一直是她迴避的詞語。直到2010年，鄒雪平拍完第一部片子，她才開始學會“正視自己的身份”。 藉助攝影機，鄒雪平重新凝視母親，第一次發現了母親的臉上爬滿了蚯蚓般的皺紋；開始熟知了村里每一個老人的名字，也樂於知曉鄉里的每一個故事。“我覺得正腳踏實地站在肥沃的土地上，吸收營養。” 回村第4個年頭，鄒雪平發覺自己不僅是飢餓的記錄者，也成了村莊的建設者：她帶領着村裡的孩子採訪老人、建立垃圾站，還在村里設立老人基金，為留守的老人購買食鹽、手套和被褥。 她也試圖搭建不同代際間溝通的橋梁：邀請老人，給村里更年輕的90後、00後上課。在墓碑前，他們找到當年吃過的樹皮、麥子苗、棉花種、野菜葉子，講述每一樣“食物”背後的久遠故事。 獲得收穫的還有25歲的李新民。小學五年級就輟學的她，過去只是吳文光家裡一名保姆；在吳文光的鼓勵下，她開始學習打字、攝影與剪輯。 “在我的家鄉花木林，女人的腦袋是用來背東西，從來不知道可以用來思考。”李新民說，她漸漸發覺了自己的不一樣。2013年，她的作品《回到花木林》，入選了印度新德里亞洲女性電影節。 在民間計劃的參與者看來，“尋找飢餓”只是起點，由歷史跨越至當下，才是計劃的生命力所在：他們開始關注當下的鄉村問題——環境污染、空巢老人、鄉村教育…… 2010年，作為民間記憶計劃最為年老的參與者，吳文光也回到曾經下鄉的地方——雲南富民縣款莊。在一篇日記里，他這樣寫道：“遼闊中國土地上的密密麻麻的村子像此刻天上的星星一樣，那些年輕的臉藏在其中。他們子彈一樣射向那些村子，蚯蚓一樣爬行在那些村子……他們肯定也是一樣在各自返回的路途中。” 相關文章： 從小就抵抗遺忘：中國“90後寫歷史” 在美國教歷史不用擔心“不愛國”帽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