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三年春季，“再生基督徒”[1]小布什发动的侵略伊拉克战争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也加深了基督教社会的危机。在“9·11”之后“上帝保佑美国”的宗教狂热气氛中，除Quaker[2] 、Jehovah’s Witnesses（耶和华的证人）等少数教派外，绝大多数基督教组织都被误导到政府的战争行径中。具有传统和平主义倾向的再洗礼派Mennonite门诺教派也处于动摇之中。

我在门诺教派的月刊《基督徒领导者》发表文章抨击小布什当局的战争政策并呼吁美国的教徒们站出来把威胁人类生存的世界超级军事强权转换为和平的保护者。月刊的编辑们登载了两篇典型的读者来信，一个美国的男教徒表示反感我这个外国人对美国政府说三道四(我所属的教会也有人问我：“难道我们还得让恐怖分子第二次袭击？”)，另一个加拿大的女教友则完全赞同我的尖锐提问。但我心慰地读到更多的门诺教派基督徒如下的布白：“当我拿起报纸或从网上浏览时事新闻，我感到这个世界快要爆炸了。这种持续的紧张迫使我每天都面对如何生活的问题。我的忠诚心随时都受到挑战。我的内心挣扎把我带到这样的结论：今天，我的忠诚不再属于任何国度、任何先祖、任何旗子或任何公开告解。我只知道上帝爱世界、耶稣为众人死去的平安消息。”[3]

我知道时机已经确定，是对自己十一年基督教体验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在二00三年夏天，我专门赶到圣和西的Lincoln Glen教会，深切感谢门诺教派自从我在日本大阪接受洗礼以来对我在精神上和在世俗上的帮助，并表明自己不再自称是一个基督徒。教会的主牧师Reimer博士年近七旬，来自加拿大，阅历广泛、精神宽宏，很理解我的决定。主持日常事务的副牧师Eldridge女士也和蔼可亲地为我祈祷。另一位年长的教友虽然掩饰不住失望，也不忘提及另一位曾经接受过门诺教派体验(fellowship)却因为文化、政治背景不同而分别的朋友(甘地)。与甘地类似，与其说出于个人得救的动机，我更主要是怀着寻求社会解救的愿望学习、研究基督教，我很幸运自己充满着祝福完成了十一年的思想体验。

虽然再洗礼的思想(婴儿没有理解能力，故必须在成人后才能受洗)现在已经成为基督教普遍接受的常识，但只有门诺教派(包括较早分裂出去的Amish阿米西教派)、Hutterite哈特尔教派和Swiss Brethren瑞士兄弟会仍然存在并保持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其中，“瑞士兄弟会”更像是一个方便的称呼形容而仍在瑞士活动的、从追随Zwingli的教徒中分离出来的再洗礼派。他们既没有一个如门诺或哈特尔那样的教派领袖，也没有从事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同体生活，又向政府交付战争税，被哈特尔教派等瞧不起。不过，作为宗教改革最活跃的中心并以加尔文集大成，瑞士从再洗礼派继承的最大政治遗产是尽量回避世俗的利益之争。所以瑞士在保持独立的同时，能够保持中立地位，幸免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各种灾难。当联合国也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时，没有加入联合国的瑞士反而成为美苏会谈、国际裁军会议、联合国科教文机构、甚至今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等一系列世界政治的中心论坛舞台。

从人口统计上可以看出哈特尔教派的历史[4]。从1528年开始，此教派在1600年前在Moravia摩拉维亚(今奥地利境内)从事共同体生活的人数曾经达到两万人。在遭到迫害被解散后，有近三千教徒于1622年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开始生活，到1690至1762年期间，很象许多别的再洗礼派，哈特尔教徒又被迫解散，已经没有一个共同体了。不过，有一些教徒在罗马尼亚又开始聚集，建立共同体，并移民到相对平安的俄罗斯境内南部，在1819-1859年期间曾寄居于那里较大的门诺教派社区中。从1874年开始，为了逃避强制征兵和公共俄语教育，哈特尔教派开始向北美移民，主要定居在美国的南达科达州(以便在战争时逃离美国)和邻近的加拿大Alberta省，今天约有四万多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仍然以德语为主的封闭共同体教徒成为美国公众攻击的靶子，有两个年轻男子因为拒服兵役被征兵的官兵活活虐待至死。正如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与其关心向外界的传道，他们更象修建方舟的诺亚家族一样专注于自身共同体的生活、随时准备上帝的降临。在这一点上，与被外界传为 “拒绝使用电力”的阿米西教派相似。[5]

当然，再洗礼派的和平主义政治定位主要是由其最大的继承者门诺教派展示出来的。门诺教派的历史就是再洗礼派作为和平教会坚持、发展“非暴力、非抵抗”的历史，它的主要历史记载虽然沿着荷兰与瑞士——俄罗斯——北美的线索，但今天其最密集的信徒却是在战乱不堪的刚果。与别的“与世隔离”的再洗礼派不同，门诺教派积极地在世界各地展开人道援助，也好意地报道其教友在刚果等地的竞选（乌拉圭现任总统的妻子也是门诺教徒）。我本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参加声援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到中国和日本当局的刁难，如果没有门诺教会以及别的日本兄弟姐妹的支持，很可能被迫放弃学业尽早逃离日本。日本政府虽然在1989年巴黎的西方七国首脑声明中也签署宣言“保护中国留学生”，其文部省大臣在国会答辩中也声称“已经采取措施从奖学金和签证方面支援中国留学生”，作为唯一被取消奖学金的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至今北京方面拒绝提示理由），当我向所在的国立大阪大学当局寻求帮助时却被告知：“谁不知道那些国际宣言和国会答辩都是谎言？我们没有得到通知要帮助你这样的情况!”。臭名昭著的出入国管理局因为我没有原法提出由中国政府出具的奖学金和“人身担保”，拒绝延长我的签证。对于卑鄙的日本政府而言，任何没有力量强制其执行的国际公约都是废纸而已。这成为我研究国际政治的第一课。我记得自己当时闪出的念头是：“难道自己放弃清华的核物理专业、到日本来学习社会发展，错了？”。我的指导教授警告我：如果你不能从出入国管理局拿到留学生签证，校方准备以“无完成学业希望”为理由拒绝我继续学习。那时候，有个绝望的中国留学生以“血光敢死队”以名义写信给NHK(日本公共播放协会)电视台，威胁要“每月杀死一名日本人”。这时，门诺教会的木下老人作为我的“担保人”带着他的生意收入证明等材料陪我去出入国管理局。日本当局看见有日本公民出面为我“担保”，才没有再刁难我。当我向木下老人道谢时，他要我一同感谢耶稣。我虽然自“六·四”以来由松尾夫妇介绍去门诺教会，却一直没有信教，这时，我知道我再不可能是无神论者了。这也是门诺教派几百年的和平主义历史上在日本传教期间的一个普通情节。实际上，德国血统的教会牧师Friesen博士夫妇就是战后由美国的门诺教派派往日本传教的，他们后来帮助我们举办婚礼(日本和中国当局都拒绝为我们开具结婚证明，丧失基本的政府职能)，并逃到美国安顿下来。

与马丁·路德类似，荷兰人门诺·西门(1496-1561)曾是天主教牧师。他在40岁时因为其兄弟坚持再洗礼派被处死才抛弃罗马的权威，转入地下传播再洗礼教义。与许多成年后转信再洗礼派的教徒一样，我也很为如下的典型例子感动：一个再洗礼派信徒深夜逃出牢房，一个天主教狱卒在后追捕，但狱卒不小心跌入深沟，再洗礼派信徒返回救起狱卒，狱卒把再洗礼派信徒重新抓回牢房，再洗礼派信徒被处死后，狱卒转信再洗礼派。据记载，哈特尔派最有教养的领导人Onoph rius在牢狱和赴刑中的高尚、坚定表现感动了从下到上的迫害者：刽子手们在雨季尽心准备最干的木柴以使火刑最快结束，刑警队长要求主子改为更快的斩首刑，未遂后自己也逃到摩拉维亚加入哈特尔教派，连疯狂执行宗教迫害的费尔南德王子的监护人也“举起双手向天起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迫害再洗礼派的兄弟们”。[6]

门诺教派在美、加主要居住在农业地区，但并没有采取哈特尔教派那样自成一体的共产主义共同体方式，他们的“非暴力、非抵抗”传统比较容易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极少数受到主流社会影响的青年应征入伍，但被告诫不要直接介入战斗，更多的人则参加政府专门组织的社区服务，在诸如“男性护理”领域建立开拓性的工作。当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认同政府的战争政策时(罗斯福在国会两院讲演中要求对日宣战时，只有蒙太拿州的女性议员反对)，门诺教派的“非暴力”(不参加战争)、“非抵抗”(不反对政府)和平主义与美国政府相对“和谐”，从某种意义上帮助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制订国内政策应付和平主义和反战主义者(如贵格教派)。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门诺教派的年轻一代在校园中接受与大众相同的公共教育课程[7]，在美国主流社会本身存在着强大的反战浪潮的情况下，就会分化门诺教派。越战期间，门诺教派主办的学院中出现的反战抗议就让门诺教派领导层感到担忧[8]而不是振奋。今天的情况更令人担忧。有一次我与一位德高望重的南方门诺教派牧师交谈，他竟然为小布什的战争政策辩护，在提及被美军残杀的无辜阿拉伯民众时，以“耶酥为他们在天堂安排”来解脱。我出于礼节，没有说出：“那么，阿拉是否为那些在世界贸易大楼里丧生的基督徒超生呢？”在美国的主流基督教社会政治上普遍腐败、把上帝亵渎为所谓美国“国家利益”的保护神的环境中，不得不随波逐流的门诺教派也经历了结构性转化，不再是中世纪黑暗宗教时代的再洗礼派希望之星了！以我的浅显的基督教知识和体验，与其耗费精力留在门诺教派中争论“恢复”再洗礼派的反抗当政腐败的传统，留在基督教社会中寻找创义人的蔑视世俗权力的原始动力，我更认同在大学期间影响我人生的斯宾诺莎的自然神学政治观。

实际上，再洗礼派的起源并不是单纯的神学教义之争，也不是逆来顺受的非暴力、非抵抗主义，而是发源于早期宗教改革和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革命潮流。《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9]详尽地记录了刚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德语）而不是通过领主教会接触到《神经》而觉醒的贫苦农民和下层市民为了自由而奋战牺牲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其中杰出的再洗礼派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宣教到：人的信仰需要加上好行为才能被神称义。他1521年发表的《布拉格宣言》主张用暴力实现社会变革，直到为此献身。最早指出这种关系的不是尽力回避暴力的门诺学派等再洗礼派的记录，而是他们的敌人。因为正是那些农民战争最激烈、持久的地区才是再洗礼派最频繁、集中的场所，那些同时镇压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的政府和地主知道起义者和异端者是一回事。农民领袖Gaismair之所以影响浩大并被当局深恨，正是因为他同时也“传播伪造的基督教自由”，他要求“所有财物共有，废除所有权威”，在其“区域条令”第六条中特别引用《圣经》章节作为神圣使令消毁所有教会的“圣品”(奖章等)。而曾经干过工匠并携带枪支的哈特尔则直截了当地教导说：“再洗礼派之所以受到迫害，是因为如果真实的基督教得以传播，皇帝、国王和地主们害怕他们会越来威信越扫地、一钱不值。”哈特尔的妻子更直截了当地说：所有圣坛仪式，包括圣婴洗礼，都是牧师的发明以骗取钱财。所以，毫不奇怪，在再洗礼派活跃于今奥地利西部、意大利以北South Tyrol地区[10]的1527-29年，没有发现任何和平主义的文件。哈特尔最后带领一千名信徒（包括三百名孩童）被当局驱赶，走投无路，也宁死不屈，在至州长的信中以“摩拉维亚的地主老爷们，愿你们这些三重仇敌永世下地狱去！”开首，哪里是一个和平主义教派的创始人？完全是农民起义首领的口吻。怪不得费尔南德王子的律令第十七条规定：“凡是传播财物公有的人都得被砍头”。正如敌视德意志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的早期御用历史学者Josef Jäkel所断言：叛乱农民是社会渣滓，再洗礼派就是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印证克鲁包特金所说“如果耶稣在世，他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如果说，历史上的再洗礼派在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以个人内心宗教自由的旗帜点燃了那个黑暗时代的火炬，并以和平主义的信条影响、教育了国际政治的进程，今天，在美国霸权主义侵略政策、日本军国主义复燃以及中国的政治专制这些黑暗势力相互勾结利用、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国际环境中，人类再一次呼唤再洗礼派那样的基于每一个个体良知而抗争、生活的广泛社会运动。

[二00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San Ramon,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