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拿到進入中國的簽證後，我有意購買了台灣的中華航空公司的往返舊金山和香港的機票，途經台北轉機，可以造訪“中華民國”，也防備萬一無法進入中國時，可以在台港澳多考察幾天。

2010年11月15日，我第一次踏上“中華民國”的管轄地。1989年的天安門悲劇後，我本來接到過李煥“行政院長”的邀請訪台，但因為不願簽署“匪區進入自由區聲明”一類的東西，一直未能成行。“中華民國”至少在名義上還代表中國，但我這個出生於北京的中國人卻只能靠一張USA passport本本才能進入台灣。

因為只有十個小時的轉機時間，入境後我馬上隨第一個遇到的大巴士趕到台北中心，首先到達“國父紀念館”，正好趕上9點的衛兵操練儀式，使我回憶起1989年在法國境內“聖馬力諾公國”見到的類似情景。這是當今人類學實地考察的最好標本之一，見證人類社會制度的開化程度。十幾天后，我得以直接造訪孫文先生的出生地故居，進一步了解“國父”傳說的起源。

台灣的人類學地理標誌是“中正紀念堂”和“中正廣場”（現改為“自由廣場”，兩邊有國家戲劇院和國家音樂廳）。我很幸運地趕上人類學實地考察中最重要的時刻：利用此設施的儀式活動。“中華民國總統”在陸海空軍儀仗隊的吹鼓下迎接洪都拉斯總統來訪。我在戲劇院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啤酒，觀察約一百多米外的馬英九等部落首領。周圍的保安人員並不突出威嚴，圍觀的人群也頗為自然。我知道，自己中學時練習手榴彈投擲，只能扔30來米。

我還沒有找到恰當的詞語形容白色的、頗有祭天成分的“中正紀念堂”的含義，在去“總統府”的路邊遇到不起眼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正好回答了我的問題。我也注意到正在進行的選舉廣告，為台灣人能夠找到這樣方式來組織他們的政治結構感到幸慰。我到達“總統府”時，還可以在一樓參觀，從本地人的解說中體會了“身為台灣人的悲情”，比過去聽到的“台灣獨立”等狹隘宣傳入耳。我一下飛機，就注意到拼音的使用，感到兩岸在文化上的接近，經濟上的融合也不用提，但政治上，已經獲得基本自由民主人權的台灣民眾，如何能夠理解、同情、支持大陸民眾的感情和權利，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我29日回美再次在台北轉機時，只去了故宮博物院，遇到宋代文物（部分來自大陸）特展。我在朱熹等思想家的手跡前停滯較久，想起斯賓諾薩對於猶太人同族“沒有思想”、“輕視哲學”的惋惜。中國的文人“正統”，都以“帝師”（借用王妙發學兄之語，實為“行走”）為目的，喜歡在某種既有社會秩序之偏見下設計人的（非）權利，而沒有想到如何在個人的自由天賦基礎上組織社會，真是本末倒置。我兩次在台北轉機時，都是周一，國立圖書館不開放。那裡收存有我的《安那祺主義：理論與實踐》等政治思想論集，提供了人類組織形態的不同選擇。

27日，我從珠海進入澳門，在媽祖閣體會較為原始的民俗信仰，這是我不太熟悉的領域。這裡與大陸城市明顯不同之處是小攤上的關於北京高層的政治報刊，我也遇到一組法輪功人士的靜坐，使擁擠而有序的澳門更像香港的縮影，是中國式的市民社會的典範。這些報刊很容易帶入大陸，我在大陸也遇到幾個友人問起從港澳帶回的《國家囚徒-趙紫陽》的真實性。這一類刊物的真實性不是我們的關注，我們爭取的是民眾能夠閱讀這一類刊物的自由。

我28日再次進入香港，立即聯繫好與長毛（梁國雄）、林致良的會見（《十月評論》的電話號碼又不對，無法聯繫上）。1993年我首次訪問香港時，曾與致良見面，這次重逢，格外熱切。我們在尖嘴的碼頭信步，交流美國、香港和大陸的情況。他介紹他所從事的社會工作越來越被邊緣化，政府的相關預算越來越少。他也在幫助編輯馬克思網站marx.org的中文版，提到要收入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流派，如俄國/蘇聯1921年克朗斯塔得水兵起義的自由社會主義宣言等。我們都尊重每一個人選擇不同的流派、道路，只要是為了共同改進人類社會的理想。

這是我第一次與長毛見面。我們在一個小麵館討論了不少深入的問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領域內的唯一馬克思主義議員（除了標誌性切·格瓦拉襯衫外，他還帶着馬克思像章），他的意識很現實：“權力歸人民！”，不同於我們的“解消一切權力”的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理想。他特別批判在“五區公投”中與之分手的司徒華，令我感到不安。我與華叔接觸不多，對於他高齡病體下不勇退、依然出任支聯會主席略感不適，但還是很敬重他21年來能夠領導支聯會堅持到今天。長毛提到民主黨向北京靠攏的原因是香港駐軍（我在出租車上，經過了一棟有“八一”標誌的建築物），倒使我思索良久。作為個人，我們都更崇尚幸德秋水那樣的自由社會主義殉道者，而不是喬姆斯基那樣的論道師，只要是為普通民眾的權利，犧牲自由也在所不惜。但事態並不那麼悲觀。失去信仰的當代羅馬帝國（中國）正需要思想和信念，而除了自由社會主義的明燈，還有什麼意識形態可以指導中國的社會轉型？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自1989年天安門悲劇以來已經很大程度上被蛻變了，但我們的（經濟）平等、（政治）自由的社會主義理念，比任何資本階級的勢力（包括“三個代表”詭論下的政黨）更天然地符合包括廣大士兵在內的中國民眾的利益，不必杞人憂天。我這次離開家鄉重慶23年後能夠探親訪友，也見證了我們為之奮鬥的中國自由、民主、人權的些許進步。長毛，你只要堅守住立法會的陣地，準備好投入幾年後要實施的特首普選，就離“權力歸人民！”的理想進一步了。除了我們，沒有任何政治思想/理論/實踐要解消世界上一切權力機器。

[趙京，2010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