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的幽灵在俄罗斯复活，显示出俄罗斯革命连最基本的政治成果也被出卖殆尽了。不过，如果我们联想到人类历史上另一场具有相同重要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对于今天的这一插曲也就不会惊奇了。 关于法国大革命，从同时代的米涅的《法国大革命史》到今天的以巴黎大学索绪尔教授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史讲座，大都是学院式研究；以保守的统治立场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的政论，如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只有克鲁包特金的《法国大革命》才是彻底以民众史观描写这场民众运动的，才是最明确地揭示出革命的真髓的作品。 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通过内战等击败了白军的反动军事势力，同时也镇压了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政治力量，特别是镇压了1921年克朗斯塔特Kronstadt海军基地以无政府主义水兵为主的起义。但布尔什维克对于专心著述的无政府主义“教祖”克鲁包特金却非常客气，以他的《法国大革命》版税的名义资助克鲁包特金让他安心写作。实际上，广义的俄罗斯革命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先驱的，连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物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克鲁包特金的影响。列宁就高度称赞克鲁包特金的《法国大革命》是“至今为止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著中最好的作品”，“至少要印刷几十万册，在我国所有的图书馆里普及”。 在此书里，克鲁包特金（插图）强调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废除了农奴制与专制政治，即使波旁王朝复辟，也不敢恢复旧制度。“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坚持了二十三年，就是因为民众不能放弃革命的成果。所以，甚至在波旁王朝的白色恐怖时代，统治阶层也不敢去触动民众从封建领主那里夺回的土地。旧制度的复活已经不可能了”(426页)。 当然，革命的成果来之不易，而最大的阻挠却来自领导革命的国民议会(后改称国民公会﹑立法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成员。克鲁包特金猛烈抨击他们对革命的背叛与出卖：在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狱)之前，国王公然调集军队准备解散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却无动于衷，“民众已经站起来要彻底推翻王制，但议会对于哪一边能获胜没有把握，小心地避免支持任何一方。总的来说，议会对王制更怀好意，不追究路易十六的犯罪，为了阻止暴露国王自身的犯罪连国王的共谋犯也不愿意追查”(222页)。 当国王收买米拉波等著名议员﹑招致奥地利雇佣军进攻巴黎准备杀害所有革命者的阴谋暴露后，国民议会仍然全力回避对国王的审判与判刑。在革命的高潮，国民议会判处国王的死刑时，有46%的议员反对。“资产阶级的指导者们自从七月十四日和十月六日以来，脑袋里就一直没有放下他们所畏惧的民众起义这个妖怪”，“面对革命的胜利﹑共和制的确立﹑封建特权的全面瓦解﹑要求进一步对富有阶层征收重税的民众，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更愿接受国王与外国雇佣军”，“连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激进派，也没有勇气要求国王退位，认为共和主义者这样的称呼是对自己的中伤”(182-183页)。 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是受尽封建特权压制的都市平民与地方农民。克鲁包特金高度地评价农民起义：“为了废除封建特权﹑夺回自十七世纪以来被僧侣﹑世俗两界从农民部落掠夺去的共有地的农民起义，才是大革命的精髓﹑大革命的基础。资产阶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没有自1788年萌芽﹑1789年以后迅速展开的农民大起义，革命决不会进行的那么彻底”(85页)。 在巴黎，“打倒王制的，是被称为共同体commune的组织。八月十日以后，共同体成为革命的名符其实的核心﹑掌握实权。当共同体健在时，革命就充满活力。在全国各地的共同体中充满了革命的灵魂，没有这样的核心，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摧毁旧制度﹑击退德意志侵略军，不可能再生法国”(147页)。 支持共同体的是被称为部段section的民众自发组织，在此之上组成共同体。部段才是革命的发源处﹑是民众的活动据点。克鲁包特金称那些活跃在部段的民众为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他们“为革命献出身心﹑理解革命的意义﹑热爱革命﹑为革命在所不辞”。在法国的历史上，“无套裤汉”突然以事态发展的主体出现：“他们活跃在街头﹑出现在国民公会的傍听席，以怒吼﹑喝彩等推动议事日程。这是来自民众的直接呼声，不可能从资产阶级的舆论中产生出来。议员们和行政机构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握有最后的武器：起义”(268页)。 不用说资产阶级的政府，连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都恐惧﹑压制部段的活动。部段的无政府主义者成为首要被迫害对象，许多积极分子被杀害或被迫自杀。部段死了，共同体也亡了，革命也就停滞不前或趋于反动了。 克鲁包特金深情地称赞部段和共同体的精神领袖马拉：“比大多数革命者年长﹑富有经验﹑对民众深切热爱，比同时代人正确地理解革命的各个阶段﹑能预见下一步的发展，再没有别人能象他那样把握各种复杂事件的相互联系”(335页)。可惜马拉被过早刺杀身亡（插图为“马拉之死”）。 与马拉相比，罗伯斯庇尔“排斥一切财产平等化的诉求。他明知平等是革命摧毁封建制度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却害怕离开当时的统治势力，小心地避开那些为民众活动的人”(190页)。“八月十日之前，罗伯斯庇尔与所有雅各宾派，都宁愿支持国王与宫廷而不肯再次诉诸于民众革命的烈火”(191页)。 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革命已经成功﹑已经达到尽头，“只有罗伯斯庇尔才是建立强有力政府为革命闭幕的最理想人物”(408页)。由此，罗伯斯庇尔被资产阶级推上独裁者的地位，在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又被他们拋弃。 克鲁包特金对于在法国大革命中(1789年至1794年)涌现出来的近代社会主义潮流的民众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赋予极高的评价，以至于断言到十九世纪末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问的伪装”)等都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思想。这主要是因为他只注重财产﹑消费品平均的“共产主义本质”，无视伴随工业化社会到来的生产过程中的对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关系。 无论如何，此书中确立起来的彻底民众史观对于我们理解任何民众革命，包括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任何真正有历史意义的民众运动，都是很好的启发。俄罗斯革命变为今天的结果，对于每一个真正的站在民众立场﹑本身也是民众一员的人都提出了许多必须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反省在于各种认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不同潮流(有时候只是不同名称而已)的组织之间的互相理解与认识。只要是为民众的利益奋斗牺牲，不管其本人愿意用“社会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称呼，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同情。 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革命的过程发展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就已经背离民众﹑革命就已经停止了。最近的特别是关于克朗斯塔特起义的历史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克朗斯塔特起义的水兵们不仅是十月革命的直接参与的功臣，而且也是俄罗斯革命的直接继承者，他们的要求(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反对由“党”垄断一切，释放所有社会主义者等)完全符合苏维埃的精神，而直接镇压起义的托洛茨基和批准镇压的列宁在此事件的处理上都是有罪的（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把镇压的责任推到“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的头上）。而参与镇压的布尔什维克官僚，以托洛茨基为首，后来几乎都遭到斯大林的肃清。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事件就判断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但列宁，特别是托洛茨基，也必须对他们竭力反对或殊死反对的斯大林体制的形成负一定责任。 今天，那些能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人，甚至一些赞同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活动分子，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非常难得了。但这并不能作为自己的免罪符，而反思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基于事实认识那些自己认同的潮流中的过失，是一个最不容易﹑也是最需要实行的起点。当我们终于认识到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程为顶点和象征的所有苏联﹑中国官方教材都是为统治当局服务的偏离民众史观的工具时，克鲁包特金的这本《法国大革命》就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基本教材。 [赵京，首发于香港《十月评论》1998年第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