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Malet于1982年出版的Nestor Makhno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克服了Palij的带有好奇心的初始研究，达到了某种结论。如Malet在前言所说：“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马赫诺和他的理想的同情”。在书的结尾，Malet用法国半官方的出版物Le Temps在马赫诺死后于1934年7月28日发表的纪录作为马赫诺的墓志铭：“很显然，马赫诺黑旗领导下的农民起义比托洛茨基的正规军对击败邓尼金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马赫诺运动打翻了势力对比使红军得胜。莫斯科想忘掉这个事实，但公正的历史会记住的。”（192页）。这基本上可以看出西方主流历史研究的态度。从本章开首标示的马赫诺运动的作战流域看，正好是邓尼金-弗兰格尔白卫军的地盘。这里是俄罗斯的粮仓，除了具有战略价值的连接莫斯科与克里米亚的铁路，也是从欧洲通向顿河流域、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的必经之地。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更全面地正面评价马赫诺的书籍。Alexandre Skirda， Nestor Makhno: Anarchy's Cossack  --The Struggle for Free Soviets in the Ukraine 1917–1921（AK Press，2004）是最新的成果。书中的不少图片值得引用，可见当时的斗争情景（特别那架马车机关枪显示当年的威力）。插图是马赫诺故乡Gulyai-Polye最早的安那祺-共产主义小组（1907年），左前第一人是马赫诺，英姿可见。

[一]政治合意：1. 立即释放所有马赫诺分子和安那祺主义者；2. 除非涉及推翻苏维埃政权或军事审查，马赫诺分子和安那祺主义者的鼓动和宣传自由必须得到充分保障；3. 苏维埃自由选举；（4. 在马赫诺军队活动的地区，工人和农民将自由组织经济和政治机构。）

[二]军事合意：1. 乌克兰革命起义军（马赫诺分子）编入红军接受指挥，但保持自己的内部结构；2. 乌克兰革命起义军进入苏维埃区域时不得接收红军人员；3. 乌克兰革命起义军将通告民众停止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行动；4. 在苏维埃区域的马赫诺分子的家属将得到红军家属同样的待遇。

这是它们之间的政治军事结盟（插图为马赫诺士兵们急于知道结盟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先公布了军事合意，后公布了政治合意的前三条，但拒绝承认第4条，因为这正是马赫诺运动的目标和意义，也直接关系到东乌克兰（包括铁路沿线）的命运。布尔什维克的意图只是利用马赫诺的军队远离根据地，到克里米亚进攻接替邓尼金的弗兰格尔白卫军，怎么可能接受马赫诺的政治要求？与没有政治头脑的大俄罗斯主义武夫邓尼金相比，面临内战末期（连英国军事顾问团也撤走了）的弗兰格尔男爵开始发布土地改革政策、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等示好。但败局已定，一个月以后，弗兰格尔被马赫诺和红军赶出克里米亚，内战结束了。红军立即调转枪口，主要用立陶宛和中国兵组成的军团把马卡诺运动的军事力量在克里米亚解决了。南方面军司令伏龙芝、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古谢夫在1920年12月17日向列宁、托洛茨基的电报中报告：“今天，同马赫诺的部队进行顽强的战斗有了最终的结果。马赫诺于12月14日突破3道包围圈，以7千人的兵力，在8门大炮的掩护下向北推进，在弗多罗夫地区遇到了第4道阻截线的部队，从12月16日傍晚起至今天深夜经过激烈的战斗，他的部队被击溃。我们缴获了8门大炮和许多武器、装备，抓获许多俘虏。其步兵大部分被歼灭，余下的已溃散，马赫诺本人带领一只三、四百人的骑兵部队暂时逃脱，我们现正在追捕中。……被我们抓获的马赫诺分子显得疲惫不堪、十分沮丧，因此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推测，马赫诺分子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2]。这比围攻、屠杀有十万以上拖儿带女的马赫诺农民的根据地容易。马赫诺带着剩下的部下继续战斗到1921年8月28日，最终逃入罗马尼亚境内。

在流亡期间，马赫诺通过他的犹太人朋友（包括马赫诺运动的“理论家”或历史家阿西诺夫、Voline和被赶出美国又被“礼送”出苏联的柏克曼），驳斥了“马赫诺运动迫害犹太人”的指控。乌克兰是犹太人集聚地（约占人口的8-10%），现在以色列公用的意地绪语也是在乌克兰形成的。基本上，马赫诺运动吸收贫穷犹太人参加，也掠夺富裕犹太家庭。但对马赫诺运动毁坏门诺教派的指控，所有的马赫诺支持者（包括马赫诺本人）都避而不谈。在被广泛阅读的维基百科英文网页的马赫诺条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Nestor_Makhno中，就有一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自己自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在被北京当局和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中变为安那祺主义者，又于1992年接受门诺教会的洗礼，对于这个发源于欧洲宗教改革（再洗礼派）、成长于南俄（乌克兰）的德裔教派的拒绝军役传统有所了解（印度的甘地也受教于门诺教派）。我发现对于这段历史遭遇，最详尽、真实的纪录是David Rempel, A Mennonite Family in Tsarist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789-1923,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除了内容独特，此书从个体角度的描述方式，也弥补了以上各宏观分析书籍的缺欠。以下主要以此书为参照，进一步试图揭示出马赫诺运动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新的视角。

此书附录1列有1785年俄国女皇加瑟琳邀请门诺教派移民到“新俄罗斯”的条款：

1.从俄罗斯边境到开发区的免费运输和住宿；

2.有权在任何地方定居、从事任何职业；

3.贷款建住房、工厂，或购买农具；

4.永久免除军事和非军事服务；

5.各职业在不同的地方享有不同期间的免税；

6.宗教自由（但不得建修道院）；

7.有权在穆斯林教徒间传教（但不能再基督徒间传教）；

8.在农业社区里有自治权；

9.有权免税输入家庭用品；

10.那些靠自己的钱建立工厂的人有权购买农奴或农民；

11.有权与俄罗斯当局谈判别的条件。

附录2列出在此条款下，门诺教派安顿在“新俄罗斯”的20条章程；附录3是赐予两个门诺教派家庭的特权的详细规定。这样的条件，对于经历过宗教战争的门诺教派，相当宽松。他们到达“新俄罗斯”以后，发现那里的地理条件也很富饶。聪明、勤奋的门诺教派，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在南俄罗斯几个殖民点安居乐业。右上图所绘为1910年的门诺村落共同体的人间天堂景象，左图是作者兄嫂的照片，与今天的“中产阶级”不相上下，哪里预想到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大饥荒！

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门诺教派的命运。俄罗斯参战几个月后就露出败相，整个社会开始解体，在乌克兰更为严重，富裕的门诺村落不断遭到各种党徒势力的骚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只能控制彼得堡和莫斯科，他们与德国1918年3月签订布勒斯特条约，把乌克兰划给德国[3]。同属于德意志种族的德国军队的到来给门诺教派带来短暂的安全。随后接替德军的奥匈帝国候补队却根本无法维持秩序，乌克兰当地的匪徒横行。有一些门诺教派男子放弃了和平信念、接受了德军留下的武器自卫，引起了门诺村落的分裂。德国战败后，乌克兰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微弱控制下短暂宣布独立，中央拉达（“拉达”相当于俄语的苏维埃）的黄旗也出现在南乌克兰，但很快被大量南下的、由各种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组成的俄罗斯白卫军击败。在俄罗斯内战期间，经济上相对富裕的一般门诺教徒比较能够接受相对有纪律的、以南俄罗斯/乌克兰为基地的白卫军，而反感短期光顾的红军和其指定的征粮拉差的苏维埃“主席”，再加上他们的德裔背景（有些人还持枪反抗），使得门诺村落在这里经历了门诺教派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其更直接的遭遇则来于安那祺主义历史上独特的武装反抗--马赫诺运动。

左图可见门诺村落与马赫诺运动在“新俄罗斯”/南乌克兰的遭遇。黑色部分是门诺村落点，阴影部分是马赫诺运动的主要活动范围。以下简要译出此书中一些具有典型价值的细节。

“1919年9月初期，我们以为秩序会持久恢复下去了。白卫军向欧洲俄罗斯中部的迅速进攻显示他们会坚持住这块阵地。”“但我们的乐观很快消失了。当白卫军向莫斯科进发时，他们把包括我们地区的整个后方撤防了。马赫诺分子抓住了白卫军的这个战术失误。”（220页）9月20日，马赫诺的骑兵队，带着大量的机关枪车队，突破了白卫军的防线，占据了包括门诺村落的大片区域，迫使白卫军回防，“解救了苏维埃”[4]。10月以后，红军反攻，压迫白卫军南撤。退到Dnieper河东马赫诺运动的根据地的白卫军把马赫诺分子赶走。从10月22日到圣诞节的两个月中，近10万马赫诺分子移动到Dnieper河西一百多公里长的沿岸，其中有大约3万马赫诺分子占据了比较富裕的两个门诺村落，在只有一千门诺教派居民的Nieder Khortitsa小村庄就驻扎了大约5百人。

在门诺教徒的眼中，马赫诺分子就是匪徒。除了白吃白住、偷抢财物外，作者的一个叔叔愤怒地告诉作者：他家邻居的主妇被强奸了（225页）。10月26日，一百多名门诺教徒（包括作者的另一个叔叔）被杀害了（227页）。书中没有提到这些教徒是如何遇难的，但介绍自己村中那个持枪的门诺教徒是被乌克兰雇工告发，被马赫诺分子追捕杀害，另外三名侥幸逃脱的后来也被契卡杀害了。其实，马赫诺本人也曾在富裕的门诺农庄打过短工，可以想象：受到马赫诺运动冲击、杀害的门诺教徒，主要是富裕的（违背门诺教义的）持枪自卫者。但作者也记录了残忍的战争中一些人性的表露。有一个刚娶了一个乌克兰妇女的门诺教徒的儿子Thiessen，加入了马赫诺运动。Thiessen两口子强行住进作者一个叔叔的庄园，翻出一幅沙皇的画像，几乎要当场杀掉作者的叔叔。他们同时也保护主人一家，不让别的同伙来骚扰。有一次，Thiessen向女主人呻吟生活的痛苦，当女主人劝他脱离马赫诺运动时，他回答说陷入太深、无法自拔了。马赫诺运动失败后，Thiessen两口子驾着马车乞讨，不被门诺教派收留。还有别的贫穷的门诺青年也加入了马赫诺运动。作者在“兵败如山倒”的马赫诺运动末期，在学校护理大批染上斑疹伤寒没有得到任何医疗处理的马赫诺分子时，也听到患者临终时用德语讲出他的门诺村落。

作者的家中也住进了三位不速之客，简直就是匪徒。一个月后，他们受命离开，却来了九个马赫诺分子，包括一个妇女。幸好他们的举止规矩多了。“那个妇女和他的兄弟举止文雅，很象出自好家庭的知识人。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他们是人质。在他们居住的最后一周，那妇女失声痛哭，象发疯了似的。她的兄弟和另一个同伙请我母亲为她祈祷。”（231页）作者也用一章的内容介绍一个与他父亲有生意交往的乌克兰船老大，在动乱之中被断了生意，也拉起队伍，声称被马赫诺任命为本地的首领batko（乌克兰语“小父亲”，模仿沙皇），敲诈勒索富裕的门诺家族，但同时也暗中讨好门诺教徒和白卫军，为他自己留一条后路。这些细节的素描，让我们看清了突然兴起、没有任何资源，又很快被镇压下去的马赫诺运动的真实主体的（悲剧）性格。其实，整个内战中的包括红军、白卫军在内的任何军事势力，谁能声称不是匪徒？只不过，布尔什维克光明正大地在全俄范围内“掠夺掠夺者”；马赫诺运动只在南乌克兰范围内“掠夺掠夺者”，而和平主义的、富裕的、既是俄罗斯又是乌克兰民族敌人的德意志后裔的门诺教派不幸成为牺牲品。

其实，包括“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在内的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迫害者，也最终都成为殉难者。本来，作为与列宁“并驾齐驱”的十月革命领导者，托洛茨基可以在流亡期间反省许多错误和罪过的，但他为了与斯大林争夺正统，不可能脱离他本人并不赞同的许多布尔什维克路线。例如，从托洛茨基1920年1月9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斯大林

收到了马赫诺内容广泛的电报，说明他拒绝服从指挥部、拒绝向波兰战线开进的理由。

第一，请告知您所了解的马赫诺军队的情况，其战斗编成、火力配置和补充来源。

第二，您是否认为立即进行包围并从军事上完全消灭马赫诺是可能的。

第三，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立即开展最广泛的谴责马赫诺的运动，揭露其拒绝执行命令、拒绝防守第聂河西岸乌克兰免遭波兰地主袭击的罪行，将其作为一般的强盗和临阵逃脱者予以痛斥。

第四，与此同时，让一些可靠的群众无政府主义者，将其派往马赫诺炮兵基地，解除那里的武装，或许是可行的。由于马赫诺部队几乎完全没有采取警戒措施，摧毁其弹药储备看来也是可能的。”[5]

我们倒是可以从叛逃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的自传和中国红七军创始人龚楚将军的回顾，看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挥下的中国红军，对于“富农”以上的阶层，是完全不讲人性、人道的。

不过，马赫诺运动给门诺村落带来的最大灾难是他们自身也深受其害的斑疹伤寒。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日本军人半数以上并非战斗死亡，而是饿死、病死的。那些供奉在靖国神社的英灵并非死于战场，而是在飢饿与病困的地狱挣扎而死。[6]”那么，根本没有任何医疗物资设备、也缺乏起码医疗常识的马赫诺运动的主体—最下层的乌克兰农民，主要就是被斑疹伤寒消灭的。实际上，马赫诺本人也是最终被疾病击败的，这从他脸上的斑疹也可以看出来。被马赫诺分子传染，Nieder Khortitsa小村庄“70%被传染上斑疹伤寒，15%死去了。”“总计起来，有14%的门诺男人、7%的门诺妇女死于斑疹伤寒”（249页）。门诺村落以外的乌克兰村民的死亡率会低一些，因为马赫诺分子不太会光顾贫穷的家庭。

乌克兰悲剧并没有因为内战的结束而终结。随之而来的1921-22年大饥荒，除了一小撮掌握权力的契卡人员，所有种族、语言、政治、宗教的住民都逃脱不了。作者的弟兄留下了难忘的纪录：“大饥荒有许多原因。首先，因为缺少人力和牲口损失，播种面积在大战和内战中不断下降；其次，农业机械的老朽和毁坏，农民没法获得新机械；三，1920-21年的干旱；四，农民为了抗议政府的无休止的征粮政策而拒绝耕种。等等”。“ 斑疹伤寒、霍乱等疾病又加剧了灾难。没有医疗设施、医药品、医护人员。人们象苍蝇一样死在家里、街道和路边。成千上万的人四处逃荒。那些赶马车从伏尔加流域逃来的人的马也饿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吃人的事也不稀奇，父母和孩子互相杀害。在隔壁的城市的契卡的总部，贴满了枪毙吃人者的布告以示警告。但要饿死的人哪还会害怕？人们在挖自己的坟墓，因为晚了的话就没有气力了。不过，他们的坟墓通常被别的死人填满。死人都是被裸体埋葬的，因为衣服要留给活人。没有木箱子当棺材。有一天，我来见一家房子。父亲已经死去两天了，四个孩子躺在同一床上，虚弱得无法动弹去叫人收拾。另一间房子里躺着两个死去的马赫诺分子，他们的尸骨已经腐烂了。另一间有一个我熟悉的老雇工。大概是想从窗口逃出，但是太虚弱了，就死在那里，有一半尸体吊在窗口上。”（252-253页）。大饥荒并没有打动了列宁的心肠，从“南俄罗斯”（或者叫“新俄罗斯”）再也抢不到粮食后，列宁又转向教会的金银神器，抢到国外去交易（同时又接受美国的人道救灾）。最后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采取“资本主义式的”新经济政策的，是“十月革命的骄傲”的水兵的叛乱（在下一章详述）。但新经济政策刚让苏联经济恢复正常，就被斯大林打发去“见鬼”了。1932-33年，又一场大饥荒降临苏联全土。作者最后结论道：“这些悲剧并不只限于门诺教派，它们只是全体所有人民的灾难的一面镜子。”（257页）。

除了此书，一位门诺教派的历史学者主要通过对门诺教派亲历者的采访和文献调查，写出一本简洁的马赫诺传记：Victor Peters, Nestor Makhno: The Life of an Anarchist, Echo Books, Winnipeg, Canada, 1971.这本小书综合了宏观分析和微观描述的方法，达到了客观、平衡的感觉。他特别指出：根据在基浦的资料，亲身遭遇过马赫诺运动的南乌克兰住民（包括门诺教派和犹太人）对马赫诺的评价各有不同，但远离马赫诺运动的乌克兰民众却一致视马赫诺为劫富济贫的罗宾汉（“梁山好汉”）。Peters 甚至用康德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绝对道德命令）来理想化马赫诺运动：“对许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来说，马赫诺运动代表了绝对的自由理想。……每一个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状态，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他自身的绝对道德命令”（98页）。马赫诺的传奇由此而生。1993年，刚获得独立的乌克兰的Gulyai-Polye地区，为马赫诺发行7枚纪念邮票（插图）以纪念这段英勇、残酷、悲惨的历史。

与上述提及的映照门诺教派、马赫诺运动以及乌克兰民族的悲剧相对照，我小学、中学时从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洗礼，把主人公保尔作为人生的榜样，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教师家庭）出生感到为难很久。保尔也出生在南乌克兰，在黑海港口奥德莎，地处马赫诺运动地盘的西面。我大学期间读到厚厚的四卷本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心灵受到震撼（此后不再读小说了），略知苏联的历史并非《联共（布）教程》那样的宣传。《静静的顿河》描写的哥萨克地域在马赫诺运动地盘接壤的东面。在那块地盘上，仅就政治旗号看，就有红军、白卫军[7]、黑（安那祺主义）、黄（乌克兰民族主义）和绿色分子（当地武装）[8]等。现在，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构成了东南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内战期间的悲壮画卷。

与中国革命最终以内战屠杀告终（“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树立起一党专制等）、以四十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占领天安门为标志被出卖一样，“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俄国十月革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

革命、革命，多少人类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赵京，2010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