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上初具規模的社會主義組織是1876年設立的勞工黨Workingmen's Party。 1877年勞工黨改名為社會主義勞動黨Socialist Labor Party、簡稱SLP並沿用至今 (注1)。自從1890年以來，馬克思主義一直是SLP的理論基礎；直到1900年，SLP是美國唯一的全國性社會主義政黨；1919年美國共產黨Comuunist Party USA成立時，許多SLP成員加入並對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早期的SLP主要由來自歐洲的各移民群體(特別是德國人)組成，所以各個SLP地方支部使用各自的民族語言。SLP被稱為社會主義組織中最具和平色彩的“體制內”政黨，為了擴大宣傳，自1892年到1976年，投入每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在1972年的總統大選中，SLP在得以提名的幾個州僅獲得53831選票。在1878-79年的SLP全盛期，有一人當選為伊利諾伊州參議員、三人州眾議員、四人芝加哥市議員。1891年SLP出版發行《人民日報》The Daily People時，有八千名讀者。後來，讀者下降到五千名以下時，《人民日報》改成《人民周刊》The Weekly People。現在，SLP大概還有兩百名成員，薄薄的八頁紙月刊中有不少重複的內容。作為美國左翼政治運動的老鋪，SLP在幾乎不變動其意識形態的條件下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人們擔心它還能在美國政治中存續多久。  

依筆者的觀察，在美國這樣的強大資本主義國度，把總統選舉作為社會主義政黨的重要戰略手段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選擇：首先，它促使多數不願介入選舉的各類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同盟軍與其分道揚鑣；其次，它加劇了願意參加選舉的少數左翼陣營之間的鬥爭(他們之間的“原則性”分歧之大，無法產生統一候選人)，對於美國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同情社會主義的選民是一種困惑。

SLP當然比筆者更體會這一點。1896年SLP積極參與了社會主義商務與勞動同盟Socialist Trade & Labor Alliance的設立，力圖取代或對抗沒有戰鬥性、迴避階級鬥爭的美國勞動聯盟America Federation of Labor。但是，美國勞動聯盟於1905年加入了具有無政府主義、工聯主義色彩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SLP曾經支持設立底特律的IWW、其後不久改名為國際產業工人聯合會Worker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Union (WIIU)以對抗IWW。WIIU於1924年解散，SLP自此失去了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

筆者1995-97年在威斯康辛大學作訪問研究時加入最近在美國校園裡比較活躍的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ISO)的Madison支部。在一次ISO的活動中接到一份SLP傳單(SLP在威斯康星州最大的Milwaukee市有支部)，ISO的成員告訴筆者不要相信SLP：“那是一個斯大林主義政黨”。這是筆者遇到的典型的美國社會主義組織之間的偏見。SLP成立時，斯大林還只是一個孩童呢﹗作為一個教條式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政黨，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論述，社會主義根本不可能在落後國度實現，SLP當然不認為俄國革命有多大的社會主義意義。說SLP是斯大林主義政黨確實冤枉。

筆者1997年從Madison搬到加州“硅谷”San Jose。ISO曾介紹過其伯克利大學支部，但筆者沒有時間與能力趕去一百公里以外參加活動，也不認為各社會主義派別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當筆者偶然從圖書館讀到SLP的宣傳品並得知其總部就在附近的Mountain View市時，立即去函訂購《人民》月刊。

不久，一位年逾七旬的英國紳士帶着SLP宣傳品來訪問了我們。他叫弗蘭克Frank，是1974年移民來美的印刷工人，目前在自營的印刷公司為SLP印刷出版物。弗蘭克說他祖父、父母在英國都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其父母因為反對英國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移居澳大利亞，現在他的妻子、兒子也是SLP成員。弗蘭克簡要明快地解釋了SLP的立場：既然俄國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那些困擾着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毛主義)者的斯大林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毛主義、古巴模式、越南問題、阿爾巴尼亞問題、朝鮮(北方)問題以及其根源(列寧主義)，都沒有必要特別加以關注。他嘲笑文化大革命期間澳大利亞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的討好：“任何人只要看到毛在城牆上揮動小紅本檢閱群眾，就知道中國與社會主義沒有關係”。

這就是SLP的社會主義正統性：只有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帝國(十九世紀的英國和二十世紀的美國)進行的社會主義運動才具有世界意義。按照這種沙文主義邏輯思維，那些生活在英美帝國之外的民眾的可歌可泣的奮鬥，包括我們今天為中國的民主、人權、社會正義所從事的鬥爭，都必須從屬於SLP這樣的能夠享受資產階級法權(包括言論自由和全球化殖民性利潤、不會遭受直接國家暴力機器迫害等)的帝國公民的信念。回憶起1996發生“台灣海峽危機”時，筆者準備為ISO刊物寫一篇介紹並請一個ISO成員修改英文，他很痛快地答應到：“沒問題，我可以為你折價：你只須付我每小時15美元”。

從最基本的政治現實來考慮，我們根本不可能期待發達資本主義國度的社會主義運動能夠在取得勝利後再來“解救”全世界的民眾；當然，在不發達地區的民眾的鬥爭(如墨西哥恰巴斯)也很難對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應該說，在今天的世界資本主義普遍支配的全球形勢下，每一個國度、地區的民眾不同形式的抗爭，都有其不可代替的重要性，而美國的社會主義者本來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和義務。把自己派別的教義凌駕在人類進步事業之上，正是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度的仍然具有國際視野的“體制外”政治勢力的通病。

SLP的指導思想是德利昂主義De Leonism。所以，SLP成員也被稱為德利昂主義者。德利昂(1852-1914)出生於荷屬委內瑞拉，在歐洲和美國接受教育後受聘於哥倫比亞大學。1886年德利昂因為參與勞動運動和選舉活動失去了本來到手的晉升教授的機會，由此全心全意投入社會主義運動。德利昂1890年加入SLP並從1892直到去世為止，一直擔任《人民》(日報或周刊)的主編。

為了克服SLP僅限於德國移民的封閉性，德利昂首先把馬克思的著作大量翻譯為英文，成為美國社會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宣傳者。德利昂同時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美國社會進行考查和評述(為此受到過特別關心“為什麼美國不能產生社會主義”的熊彼特的關注)，特別發展出成為SLP綱領的社會主義產業工會方案Socialist Industrial Union Program，注重由勞動者通過工會來管理產業與整個社會。每一期的《人民》都重複登載這個德利昂主義綱要：“社會主義是所有人對所有生產工具的集體所有。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為了滿足人民需要而不是為了追求利潤。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全體勞動者通過他們的全國性經濟組織選出民主政府，對產業與社會實行直接控制與管理”。

筆者簡略翻閱了一些德利昂的著作，感到其歷史價值高於現實意義，是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展開的一家之言。SLP把德利昂捧為美國的馬克思，令廣泛的社會主義者敬而遠之，被稱為德利昂“幫派”(cult)。

除了澳大利亞與加拿大的綱領相似但組織上互相獨立的SLP，美國的SLP在美國二十多個城市有支部或聯繫人，但其成員主要集中在加州的舊金山或硅谷與洛杉磯地區。 1998年3月，筆者隨弗蘭克一家開車去伯克利出席SLP舊金山-硅谷支部每年三、四次的會議。到會的二十多名成員多為高齡退休人員。

《人民》現任編輯Ken發表演說，抨擊硅谷的高科技產業並沒有提高人民生活。應該指出：科技的發展對不同的階層影響不同，沒有科技技能的人(特別是高齡退休人員 )確實受到物價(特別是房價)高漲的危害。筆者來美國後，與這裡的學術界討論英美式自由資本主義與德日式“集團資本主義”的差異，認為主要因素在於德日兩國社會主義思潮相對強大、資本統治集團(由於發動戰爭遭到懲罰)相對溫和，而不是所謂“傳統價值”的不同。相對於比較“人性”的德日公司的“終生雇用”制度，美國資本主義生產徹底由利潤(特別是股票收益)操縱，實際上往往失掉追求長期利潤的合理性。有時候，有的公司僅僅只是為了人為抬高股票價格，把仍然贏利的部門也解散、解僱員工。筆者本人來美後曾在一家電話公司上班，有一天晚上接到公司電話讓明天11點上班。筆者還以為第二天可以享受一頓免費午餐，原來是去接受解僱通知(加上相當於兩周工資的解僱費)。

SLP支部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募捐，與民主黨、共和黨的募捐餐會類似。筆者因為“經驗豐富”，與會之前儘量少帶現款。要不然，面對那些忠誠的SLP老黨員，筆者也得掏空錢包。這樣的儀式，對於從內心認同SLP綱要與活動的黨員來講可能是自然的；但對於不完全認同SLP的關心者(如筆者)，多少感到難堪，許多人不會再來了。SLP在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伯克利大學校園附近開會，竟然沒有一個青年學生關心，這也是原因之一。ISO在這方面作得比SLP成功。ISO的會議活動也要求捐款，但並不對參加者形成心理壓力：主持人往往把頭上的帽子摘下來，扔進幾個硬幣，說：“這是捐款。請傳遞。”

任何組織在吸引新成員、特別是青年時，都必須同時關心他們的實際生活，並在實際生活中聯繫社會主義的意義。真正受到社會主義訴求吸引的主要是社會下層人士，但SLP以及其它的組織卻只要求捐款和時間參與，好像成員都是具有高度無產階級意識的、生活上無憂無慮的“先進分子”。

確實，SLP的核心是由這樣的具有“中產階級”身份的“先進分子”組成的。這在SLP每年一度的全國會議上可以看出。1998年5月2日，SLP在硅谷的一個旅館舉行全國午餐會，約有三十多名各支部代表與當地成員出席。主持人是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的教授，主講人是德克薩斯州大學的教授，演講題目是關於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各帝國主義的世界範圍的石油爭奪戰。

SLP全國書記Robert Bills、《人民》月刊編輯Ken等，也都是知識分子。筆者對他們抱着尊重的態度。他們犧牲了自己的時間甚至在這個社會的地位來服務於一項沒有物質報酬的事業，顯示出基督教早期的傳道精神，儘管這種奉獻沒有“感動上帝”(勞動大眾)，也沒有在理論上找到超越出自身團體的普遍價值。從道德倫理方面，社會主義運動為他們提供了高尚的個人生活條件；從政治實踐方面，他們對整個人類生活卻不一定有多大的貢獻。

這次全國性募捐餐會，主要是為了擴大《人民》的篇幅與發行量“以適應冷戰結束後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的可能”，共收到兩萬多美元的捐款(包括筆者的 12美元)，其中以洛杉磯支部的四千多美元最大。

如果說，包括SLP在內的各社會主義組織以及其它進步勢力的存在價值在於保持星星火種的話，那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革的燎原之勢，則會遠遠超越任何社會主義團體的精神信念局限。

注1：此文主要參照SLP的機關刊物《人民》月刊、SLP出版的小冊子以及SLP萬維網 http://www.slp.org/，也查閱了其它相關資料。數目不一致的地方，以SLP文獻為準。

趙 京 1998年5月4-5日初稿、1999年7月19日定稿，San J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