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4日-10月8日，我走馬觀花上海（1995年以來）、北京（1994年以來）和重慶（2010年以來），在此記下一些掠影片斷。

[1]浦東：我在旅館安頓下來，沿着居民小區商店漫步，注意到近一半的店鋪是住房銷售點，高樓中的居室房價達3-4萬元/平米。這使我聯想到自己經歷過的日本80-90年代泡沫經濟和美國2000年互聯網泡沫、2008年金融危機。與高速成長時的美日一樣，一方面，這反映了中國經濟（特別是地方財政）對土木建築的依存；另一方面也提示着中國的製造能力已經超過消費的能力，面臨產業（如服務業）和社會（如減少工作時間以保障就業）的轉型。

[2]陸家嘴/東方明珠：我1995年被日本公司派遣到陸家嘴調查水族館項目時，東方明珠主體建築剛完工，周圍還是玉米地。東方明珠高層的玻璃塔和底層的老上海博物館都值得一訪。從陸家嘴建築物（硬體）來看，這裡取代過去的外灘，不愧為東方金融匯聚處，在一些金融管制方面，也可以防止華爾街、倫敦城的自由放任（如普通商務銀行與所謂“投資銀行”混淆），但最大的擔憂畢竟在信息交換方面的自由限制。對Google、Facebook等的限制保護了百度、騰訊等國內企業的成長，迫使Google等抱怨：“人權問題也是貿易/商業問題”。我與HP官員們也討論過APEC無法達成信息在亞洲國家之間的“自由”移動，而在歐盟內部則沒有什麼擔憂。從根本上說，沒有思想/信息/人員（包括勞工）的自由交流，僅僅是物資的自由流動，不叫“自由貿易”，比不上香港。為此，不看好剛成立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

[3]上海-〉北京高速鐵路：與二、三十年前日本的新幹線類似，只是用手機在車上“辦公”的旅客太多。公共場所高聲對着手機談話，成為中國的一大“噪音”污染。

[4]晴朗的北京城正午：殘陽如血（霧霾）

[5]天安門廣場：國家政治大劇院，關閉（為了迎接國慶）。周圍是軍警和人流的“和諧”。雖然外來人口的動向難以控制，但有聯繫的居民（包括郊區）因為得到住房補貼而消除了1917年彼得堡、1989年北京那樣的組織性社會不安的隱患。大學生（以及背後的教師）階層早已被官商權貴收買。

[6]國家大劇院：建築物的堂皇令我聯想到後期羅馬帝國，特別是尼祿的荒唐“藝術”競賽。與權貴結合的藝術正是中國藝術沒落的象徵。

[7]清華校園、北大圖書館：官（政治宣傳）商（廣告）橫行、空氣污染、獨缺思想自由的風氣。為什麼還要去親自體驗失落呢？僅僅是為了回顧青年時代的激情、浪漫嗎？中國哪裡有學術自由的一席之地呢？

[8]海淀書城：書籍電子化尖兵。經典書籍13.8元/斤！可惜我不可能買下帶着旅行。

[9]重慶解放碑新華書店：中國政府在提倡民眾多讀書，大概是擔心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只從手機上閱讀信息，但書店裡多是政治宣傳、炒作“大師”、商業廣告、考試升級的工具手冊，加上少數象牙塔式人文譯作，沒有什麼值得購買一讀的人生、社會、歷史和文學讀物。這也難怪。中國近代經歷了如此劇烈的社會動盪，卻沒有一本深入刻畫人性的作品，如《靜靜的頓河》、《日瓦戈醫生》等。

[10]人際關係：任何嚴肅的思想家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都是社會秩序social order。我離開重慶（1980年）太久，已經“水土不服”。過去以為回到中國只有一處可去（監獄），把社會關係簡化到極限；現在即使超越政治分歧能夠歸國服務“發揮專長”、甚至實施自由社會主義的理想，也很難面對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國的社會轉型才是最大的困難和挑戰。

[11]電視節目：我不經意看了國慶天安門獻花和一點國際評論（釣魚島、海軍）節目，感受到宣傳部的作品。美國CSPAN的三個專門播放各種政治見解的頻道和PBS的Charlie Rose的廣泛專題採訪（包括前不久危機中對敘利亞總統的採訪），多少體現了新聞自由的價值。

[12] 陳獨秀舊居/聶榮臻元帥紀念館：見“訪陳獨秀舊居隨感”專文。

[13]上海人民英雄紀念碑：我最後一天冒雨在外灘徘徊良久，對比吉本在羅馬遺址思考歷史目睹新型帝國的崛起。中國共產黨權力的來源/遺產（主要是國家社會主義）正挑戰其執政的正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