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59年卡斯特羅掌權以來，地處美帝國眼皮下的彈丸之地古巴一直是世界局勢的熱點之一。從1961年的豬灣登陸入侵、1962年的美蘇“古巴導彈危機”、不斷發生的難民逃亡[1]、簽名改革事件[2]、教皇訪問[3]，委內瑞拉等中南美洲國家反美政權的興起，卡斯特羅的身體狀況以及前兩天胡錦濤的到訪，都不斷引起國際注意。國際上的關注多集中於卡斯特羅何時死去、古巴的一黨專制如何結止、以及美國的制裁如何完了，除了西班牙語世界，沒有多少人關心、理解、知道古巴短短的歷史上，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扮演的角色和付出的犧牲。

Charles Bufe翻譯的Frank Fernandez西班牙語原著《古巴安那祺運動史》[4]是關於這個主題的權威文獻。這本簡練的記錄從1865年開始，因為美國的南北戰爭的結局，阻止了美國南方把古巴吞併的企圖，迫使古巴走上從西班牙分離的獨立道路。幸運的是，受西班牙影響的古巴社會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接觸到蒲魯東和巴枯寧的自由社會主義，其最具代表的人物是Roig San Martin（1843-1889）。

Martin先投稿於古巴最早的具有安那祺傾向的刊物El Obrero《勞工》，並在1887年7月12日開始發行更有影響的El Productor（《生產者》，見插圖），特別在煙草工人中組織宣傳。1887年10月1日，具有工聯主義傾向的古巴勞動者協會在哈瓦那成立，簽署六點聲明，互相支援，組織罷工等。1890年5月1日，大約3千名勞動者在哈瓦那成功舉行遊行慶祝國際勞動節，顯示出在拉丁美洲世界中最先進的工人運動。

1895年，受到弗羅里達的商界支援的古巴獨立運動在Jose Marti的指導下爆發成戰爭，持續數年。Marti作為“自由鬥士”，向安那祺運動作出許多承諾，把大部分戰鬥性很強的工人拉入“獨立”戰爭中。這是剛成型的古巴安那祺運動第一次面臨“社會革命”與“政治鬥爭”的選擇，其結果是慘痛的教訓：社會經濟方面，沒有達成任何成果；政治上，很多人附屬於支配“獨立”戰爭的資本家階級，為其付出了犧牲，獨立的安那祺運動不復存在，而“半獨立”的古巴脫離了西班牙的殖民主義，卻受控於美國的帝國主義。1899年12月，當著名的意大利安那祺主義者Errico Malatesta從美國趕到他為之戰鬥的“獨立”古巴，卻被占領古巴的美國軍事當局告知：“西班牙統治時期制訂的禁止安那祺主義宣傳的法令仍然有效”，Malatesta不能在古巴講演。當美國最終允許“古巴共和國”於1902年5月成立時，古巴的憲法卻被塞入一條Platt修正案，其中規定美國可以隨意視政治、經濟條件變化干涉古巴和其他原西班牙殖民地事務。

古巴的安那祺運動又得重新出發，再組織罷工、遊行、宣傳等，當“自由/免費教育”運動的創始人、西班牙安那祺主義教育家Ferrer在1909年被處死時，引發了古巴安那祺運動的公開抗議活動。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爆發，對古巴蔗糖業工人的政治覺悟影響深遠。第一次世界後，古巴的安那祺運動得以發展壯大，在1918-19年的哈瓦那，就組織了四次總罷工；在古巴的不到3百萬總人口中，有8至10萬的工人屬於安那祺—工聯主義派。1925年8月成立的古巴全國工人協會CNOC代表128個組織的20多萬工人，其結構、章程和原則，都強烈受安那祺—工聯主義影響，而剛成立的古巴共產黨PCC只是其中的一個小派別。不過，訓練有素的古巴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蓄意奪取CNOC的領導權。據不同的參與者證實：“共產黨人象對付Machado（古巴總統）一樣對付安那祺主義者。共產黨的政策就是消滅CNCO中不是共產黨的所有成員，即使把他們出賣給Machado的警察也在所不惜。”（p.57）在CNCO的優秀安那祺領導者Lopez和Varona被綁架暗殺後，共產黨徹底掌握了CNOC。剩下的仍然堅持安那祺—工聯主義的FOH工會，在1933年被在蘇聯指令下的古巴共產黨分子火力攻擊，徹底終結了安那祺與共產黨的本來就脆弱的合作關係。

1933年，在美國支持下的軍事強人Batista上校推翻腐敗的Machado上台。Batista沒有政治勢力，提出“左翼民族主義”的腔調，拉攏共產黨，操縱選舉，共同排斥安那祺運動。例如，剛通過的“50%”法，規定業主必須僱傭至少一半以上的古巴人，迫使眾多西班牙身份的安那祺主義者離開古巴，削弱了安那祺主義運動。

1940年古巴的新憲法取消了Platt修正案，從政治上擺脫美帝國主義直接干涉的藉口，在社會經濟上也實行了一些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改革，例如，允許安那祺運動獨立合法化。安那祺主義者們解散兩個主要的組織SIA和FGAC，聯合成立“古巴自由主義協會”ALC[5]，安那祺運動又恢復活躍起來，在1948年舉行的全國會議上，有155個代表出席，著名的老朋友Augustin Souchy[6]代表國際工人聯合會AIT出席講演。從現存的文獻記錄中，可以讀到反對共產黨、反對天主教、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美蘇帝國主義的綱領。

1952年，已經下台的Batista發動政變，推翻了腐敗的Prio政權，古巴共產黨和控制古巴工人聯合會CTC的領導人默認或支持政變。隨着Batista獨裁和腐敗的加深，冒出來一個出身資產階級、本身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律師政治家——卡斯特羅來填充反對派領袖的角色。卡斯特羅並沒有打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牌子，只是要恢復1940年憲法。他的“M26J”（七月二十六日運動）吸引了許多戰鬥性很強的安那祺主義者，也接受古巴大資本家如Hermanos Babun Ship Builders等的數百萬美圓的資助。他的所謂“山區游擊抵抗運動”，從來沒有得到貧窮山民或“無產階級”的支持，而主要是為古巴資產階級服務的。

儘管有安那祺主義的刊物指出卡斯特羅與Batista一樣，只關心權力，不尊重承諾，但幾乎所有的Batista的反對派都認為卡斯特羅是必要的、暫時的、可控制的政客，但卡斯特羅證明他超過了馬基雅維里。Batista逃走後，卡斯特羅凱旋進入哈瓦那，成為無可爭議的最高領導人。他成立各種“革命委員會”和“革命法庭”，先把Batista派，再把中立派肅清，並恢復被1940年憲法廢除的死刑，由超法律的刑警隊執行槍決。他派出共產黨員到工會來“暫時”幫忙清除Batista分子，卻永久地占據着位子不再離開。古巴被迅速落入紅色恐怖中。

最著名的是Manuel Urrutia法官的命運。Urrutia同情M26J，被M26J任命為革命政府的總統。但是，Urrutia反對共產黨控制政府，並拒絕“任命”卡斯特羅出任“最高革命領袖”，結果被污衊為“貪污”，被迫辭職並逃到外國的大使館避難。此後，卡斯特羅過去的那些“親密戰友們”，包括起義軍司令，都被逮捕或槍決，幾乎所有反對Batista、支持M26J的有實力的人物都被肅清。在這個推動古巴轉向斯大林（列寧）一黨專制的過程中，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國防部長）和切·格拉瓦（國家銀行行長）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不過，現在我們知道，卡斯特羅嫉恨格拉瓦的國際聲望，趁格拉瓦去剛果推行“世界革命”在非洲叢林作戰之際，卑劣地公布格拉瓦的遺書，使得回到古巴休整的格拉瓦發現自己已經被標為“烈士”，無法出現在古巴公眾面前，只好再次離開古巴，去叢林戰鬥，最終被玻里維亞軍隊殺害[7]。在這樣的獨裁者統治下，可以想象古巴的政治生活。CTC被改名為CTCR（古巴革命工人聯合會），在1959年底召開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雖然在2854名代表中只有265名共產黨代表，但革命政府的勞工部長以及卡斯特羅親自出面，主導大會，改組機構，葬送了近一個世紀以來工人階級自己組織、維護自身利益的歷史，古巴的工人階級由此被綁架在政府的機器上了。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幫助卡斯特羅奴役工會的機會主義者們，最終被卡斯特羅以同樣的“反革命活動”關押起來，或流放國外。

1960年8月，Souchy以農業專家的身份[8]應邀訪問古巴，他在考察期間，對於古巴農業的蘇聯化模式感到不安，批評這種缺乏個人自由、個人動力的集中化會萎縮農業。他的“古巴革命見證”被印為小冊子發行，但當他離開古巴後三天，就被政府收集起來全部燒毀了。幸好此文後來被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安那祺刊物發表。1960年12月15日，ALC的機關報在最後一期中對古巴革命出現的專政（專制，獨裁）提出警告：“所謂工人階級的集體獨裁，或者用今天的時髦用語，叫人民專政，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用語。因為各種專制，包括人民或無產階級專制，都是把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中而不是讓廣大人民分享權力。獨裁者不僅對被鎮壓的政治、社會階級有絕對的權力，同時對所謂的執政階級的成員也有同樣的權柄。不論你怎麼稱呼，從來不可能有一天實現一個叫做工人、無產階級、平民或學生的專制。獨裁者的權力落到每一個人頭上：資本家、地主、種植園主以及無產階級和一般的人民，也包括沒有直接行使權力的‘革命家們’。”（p.85）這是多麼深刻的教訓！一黨專制的卡斯特羅政權，以革命之名實行的是任何革命的敵人（包括美帝國主義）都不可能施行的反革命罪行！

在這種紅色恐怖中，美國中央情報局1961年4月17日策劃的“豬灣登陸”作戰遭到可恥失敗，成為卡斯特羅徹底鎮壓古巴一切反對派的藉口。過去在Machado或Batista獨裁政權下，人們還可以聲稱自己中立或不管政治而生存。現在，卡斯特羅為古巴人民只提供四種活着的選擇：執行槍決的刑警隊劊子手、順從國家獨裁的奴隸、監獄犯或者流亡。卡斯特羅在5月1日勞動節，無恥地宣稱自己終生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正式宣布古巴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完成為向斯大林式專制體制的轉換。令人震驚的是，安那祺運動領袖之一Manuel Gaona Sousa於1961年11月24日發表“古巴自由主義者的澄清和宣言”，徹底背叛他自己的歷史和同志，在國內和國際上幫助卡斯特羅體制。後來流亡的古巴安那祺人士們，成立流亡自由古巴運動（MCLE），不得不異常艱難地面對古巴政府和Gaona這樣的叛徒的國際宣傳攻勢，幾乎沒法得到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包括多數安那祺主義團體）的理解和支持。Abelardo Iglesias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安那祺刊物中悲憤地呼籲：“剝奪資本家的資產，把它們交給工人和職員，這叫革命；但是，把它們轉化為國家壟斷而生產者只有服從的權利，這叫反革命。”（p.101）難道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連這一最基本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分都不知道嗎？古巴的安那祺運動，在經歷被出賣、鎮壓、流放的命運後，又成為國際社會主義（包括安那祺主義）歧視、偏見、誹謗的受害者！

通過古巴這個典型的個例的研究，我們認識到一黨專制是卡斯特羅統治的本性，而“社會主義”只是掛在門前的羊頭以維持一黨專制；一黨專制（不管它叫“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等花樣）不僅與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即安那祺主義）毫無關聯，反而是極端對立的畸形墮落制度。這對我們理解蘇聯的形成和消亡以及今天中國的走向，都極具參考價值。

流亡在邁阿密的古巴安那祺主義者們最後的奮鬥是於1979年11月創刊Guangara Libertaria季刊，一直堅持到1992年秋天，總出版50集，印刷225,000冊。自從八十年代以來，國際上進步運動終於對卡斯特羅體制、對古巴安那祺運動的歷史開始有了正確的認識。雖然這種認識來得太晚，很難對古巴的安那祺運動的恢復有實質上的幫助，但我們確信，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展開的安那祺運動所經歷的希望、挫折、失敗、再希望的過程一樣，只要人類渴望自由，就一定會見證安那祺主義的復興；吸取了慘痛教訓的安那祺主義在復興中，會學會重新組織人類的社會生活的更公平、更自由的社會秩序。 

[趙京，2008年11月24日 美國聖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