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到巴枯寧和無政府主義，是在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急於樹立自己權威的1976年底。《人民日報》社論發表恩格斯的《論權威》、對巴枯寧和無政府主義進行批鬥。我正好在初中的美術組裡，繪製過一幅漫畫，把“四人幫”掃進從巴枯寧、考茨基到希特勒、東條英機、從陳獨秀到劉少奇、林彪的“歷史垃圾堆”。30多年後，2007年3月，我去奧克蘭的Niebyl-Proctor馬克思圖書館參加由在舊金山州立大學教哲學的社會主義者Ann Robertson女士講解的“馬克思主義與安那祺主義哲學”的座談會，又是對巴枯寧和無政府主義（安那祺主義）進行批判。不過，我沒想到約二十人的與會者中，有半數是接近安那祺主義的人士，結果變成對Robertson教授的幫助會。她面對這樣的結果有點狼狽，承認還要再學習。我一方面記得在東京時我們鬆散的Asian Anarchist Alliance（亞洲安那祺主義聯盟）達成的精神，終止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毛”論爭，同時對於從哲學上區分馬克思主義與安那祺主義沒有留意過，在會上沒有談哲學問題。會後讀了一遍Robertson的“馬克思與巴枯寧衝突的哲學根源”小冊子[1]，可惜還是沒有什麼收穫。似乎馬克思與巴枯寧在哲學上其實談不上有什麼“衝突”，他們都是十九世紀初期歐洲唯一的哲學思潮（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哲學）的學生。作為青年黑格爾派分子，他們都曾熱衷於辯證法；作為費爾巴哈的門徒，都對虛偽的基督教等宗教毫不留情。不過，巴枯寧不是理論家，總是強調馬克思的知識淵博（特別在經濟分析方面），要向馬克思學習，計劃把《資本論》譯為俄文。馬克思也以起碼的學者風範，把《資本論》獻給他的對手：巴枯寧。

他們之間的衝突，當然有思想上的根源，主要體現在對國家的認識上。馬克思因為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被剝奪了記者、編輯的職業，自然對此深惡痛絕，但卻從未掩飾對處於上升階段的普魯士新興強權的崇拜和傾慕。馬克思後期雖然在英國生活二、三十年，卻對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沒有多大的影響，他的影響在他在世期間只限於德國。即使在德國，當時工人運動的最大領袖拉薩爾也是馬克思的對手，只是在拉薩爾決鬥身亡後，德國工人運動被李卜克西和貝貝爾領導的社會民主黨統一起來，才接受馬克思的影響。直到被列寧咒罵為“叛徒”之前，德國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義語。巴枯寧由於參加德累斯頓的起義被普魯士政權判刑並被遣送回沙皇俄國的監獄再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對任何國家權力都不抱幻想[2]，也不認為自己或馬克思那樣的“先知”可以改造國家。相對於馬克思的國家社會主義，巴枯寧更接近於法蘭西共和或瑞士聯邦那樣的自由聯合式的社會主義，“沒有自由的社會主義是奴隸制。”

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只有自己組織政黨才能奪取政權；巴枯寧（與蒲魯東）則認為所有的政黨都毫無例外地是專制主義的殘餘，革命者的職責不是領導，而是幫助、鼓動被壓迫階級本身的直接行動去推翻現存的制度，自我解放了的民眾自己知道如何組織社會生活。馬克思堅持以“無產階級”政權建立新的國家來取代資產階級國家後，再讓“無產階級國家”自然“消亡”；巴枯寧則強調國家及其所體現的權力必須在社會革命過程中取消。他預言，任何“無產階級”專政都會變成對“無產階級”及一切階級的專政並導致一種新的、更為強大和有害的階級統治制度。馬克思在《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中，攻擊巴枯寧“根本不懂什麼是社會革命，只知道關於社會革命的政治詞句”。其實，他們兩人並不完全作對，馬克思所關注的是較狹隘的奪取國家權力的政治鬥爭，巴枯寧設想的是廣義的改造人類組織方式的社會變革。所以，既然近代國家必須由少數人集團執政，在國家常備正規軍被外敵侵略軍擊敗的千載難逢的政治條件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口號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馬克思不會同意）能夠以一黨專制在俄國和中國奪取國家政權，似乎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但從社會革命的意義上看，這些國家的民眾的自由被剝奪得一乾二淨，都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代表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凱旋，柏克曼哀嘆：“社會主義靠出賣自己征服了世界。”“專制，不管白色紅色，都意味着同樣的事情：強制、壓迫和悲慘。這就是其特徵和本質，不會是別的。”[3]

不過，如果我們略為客觀地考察馬克思與巴枯寧衝突的實際過程，發現他們之間的個人恩怨並不具有被各自的追隨者誇張的意義[4]。他們都在1848年的歐洲革命中得到激勵確立了各自的世界觀，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暫激動[5]，又嘗盡失敗、流亡或流放命運的苦難，不可避免地要爭奪任何可能的領袖資源。應該說，馬克思是個天才思想家，在思想上獨斷尚無大害，巴枯寧是個實幹組織大師，玩弄一些秘密手段也很難避免，如果他們兩人合作經營“國際”[6]，加上力圖統一意大利的傳奇英雄馬志尼（伏契尼著名小說《牛虻》的主人公就是為馬志尼押送彈藥而被捕犧牲的）等，有可能團結大多數的歐洲社會主義勢力，與尚未豐滿的歐洲資產階級決一雌雄。但馬克思容不得安那祺主義者爭奪領導權，證實了巴枯寧“權力腐化任何人”的信條。馬克思主張組織的集中制，巴枯寧則主張以自治協會為基礎的自由聯邦制。正如巴枯寧1868年在和平自由同盟大會上明確聲明的那樣：“我討厭共產主義，因為它反對自由。我不能接受沒有自由的人類。我不是共產主義者因為共產主義把所有社會權力集中和吸收到國家，它一定會最終把財產集中到國家手中。相反，我要廢除國家，要激進地消滅權威的原則和國家的監護。”[7]最後，在馬克思把持下的“國際”總委員會（執行局）把1872年的總會定在海牙，目的就是為了讓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容易從英國、德國和法國出席會議，而安那祺主義勢力較強的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則不易派代表出席。實際上，巴枯寧本人如果從瑞士出發，在路經法國或德國時就會被逮捕，而受巴枯寧影響最深的意大利代表團就因為抗議這種安排而抗拒出席，並乾脆退出了“國際”。在最終出席會議的65名代表中，來自德國的19名與總委員會的21名就構成了大多數，只剩下25名不為馬克思控制的代表為不能與會的巴枯寧辯護[8]。這實際上也是馬克思親自與會的唯一一次“國際”的總會。這次總會的結果可想而知：巴枯寧及其追隨的安那祺主義者被開除出“國際”。深知無法繼續控制“國際”的馬克思把總委員會移到美國，以圖擺脫安那祺主義的影響，其惡果不僅是分裂了“國際”，而且葬送了“國際”本身。

在馬克思與巴枯寧爭奪領導權的個人恩怨中，馬克思用盡手段詆毀巴枯寧，包括暗示巴枯寧是沙皇間諜等；巴枯寧則表現出寬容大度和原則性。當他的追隨者們催促他反擊馬克思時，巴枯寧一方面肯定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巨大貢獻，同時表示寧願“被屠宰”而不去“屠宰”別人，頗有“寧可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的大丈夫胸懷。相對於馬克思蔑視斯拉夫人種和西班牙語世界的傾向，作為俄國人的巴枯寧對於“愚昧落後”的俄國農民賦予比“先進發達”的德國工人或猶太市民階層更大的同情和期待。這實際上也是自此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們與安那祺主義者們衝突的一大特徵：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者包括掌握國家權力的列寧主義者們）為了窄狹的政治目的（歸納為國家權力）從一切領域攻擊安那祺主義並直接鎮壓安那祺主義者；而安那祺主義者們總是低姿態地維護、理解並忍受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漫罵、攻擊和鎮壓。當然，安那祺主義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一個安那祺主義者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體的政治判斷上也犯下過錯。最可悲的例子是克魯包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流亡太久、年事已高，遠離俄國的現實，拼命堅持俄國要繼續與“自由的”英、美同盟[9]，與“專制的”德國作戰到底，客觀上幫助布爾什維克抓住民心，奪取政權並輕易地鎮壓安那祺主義者。

可以說，自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德的社會民主黨正式放棄馬克思主義後，世界上已經不存在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了[10]，但這個世界仍然存在、也需要真誠的馬克思主義信徒。我理解並體會在這個社會、政治條件豐富、複雜的世界上，思想深刻、文筆犀利、性格權威的馬克思，對於不少受壓抑的階層，不失為精神上的解救，如果沒有“國家主義”的缺點（絕大多數的民眾不可能嘗到腐敗的國家權力的滋味），馬克思主義也是引導不少人走向社會主義的入門。另一方面，雖然我們這些有幸經歷了各種思想、現實考驗的人深知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定會從馬克思主義走向安那祺主義[11]，我們也完全理解那些不願放棄“馬克思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甚至“毛主義”等稱號的社會主義者的善良願望。在今天的世界上，政治稱號不僅是不重要的，還常常是無關本質的，甚至是誤導人心的[12]。另一方面，有許多以自由的方式追求公平、人道的社會變革的人士雖然不知道、不願意“安那祺主義”的名稱，但他們的行動比“馬克思主義”更接近社會主義。今天,正如在世界社會論壇那樣，那些以不同的口號、旗幟抗議所有國家腐敗權力的世界各地的民眾，已經克服了馬克思和巴枯寧在“國際”的衝突，聯合到解救地球文明的共同道路上來了。

本來，沒有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本身就不是社會主義。今天，一黨專制的中國現代奴隸制度更是對社會主義的踐踏。除了十幾年來至今不能回到中國，我又怎能忘記自己1995年不得不逃離“社會主義者”四十年後好不容易登上總理寶座的日本的經歷！在社會主義已經被出賣、濫用，連“消亡國家” 、“廢除邊界” 、“廢除常備軍” 、“全民就業” 、“各盡所能，各取基本所需”等“國際”的基本原則都被遺棄的今天，安那祺主義更能號召全球人權、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社會主義精神。 

[趙京，2008年8月19日 美國聖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