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美国来后，尽量利用条件实地参与、研究美国的各种进步团体和活动。与日本的左翼团体一样，美国的进步团体之间关系复杂，所以我一般在一段时间内只参加一个团体，在基本上研究清楚其主张、政策、历史与现状后就逐步脱离，转向另一个团体。

2002年春天我参加圣何西（San Jose）和平中心主办的“北加州和平运动团体联合会会议”中关于美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分科讨论，认识了劳动党成员的主持人Perry。他向我们介绍Labor Party劳动党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联合各种团体、推动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1992年民主党的克林顿刚入主白宫时，为了答谢工会等支持者，曾由克林顿夫人主持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但此尝试很快被保险公司在华盛顿的贿赂收买击败、不了了之。1996年在华盛顿成立的劳动党主要就是由不再对民主党抱有幻想的工会们推动成立的。在由1,400名代表出席的成立大会上，劳动党宣言：“在至关劳动人民生活的最重要议题——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关税总同盟（GATT）、健康、医疗、以及组织工会、集体交涉、罢工的权利上，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出卖了劳动人民。”

我随后出席了劳动党圣何西支部每月一次的晚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当即填表签字、交纳“党费”，成为一名普通的劳动党党员。

晚会由我们都熟悉的菲尔与安妮夫妇的吉它演奏开场。菲尔在一个机场当职员，每逢进步团体集会，总缺不了他们。[1]从他们的演唱中，我真正体会出音乐的社会功能，感受到另一种（淳朴、友爱、蔑视金钱权势的）美国。我们顺着“拳击者”Boxer民歌的调子，开心地合唱“我这个大混蛋”的歌词：“我是一个政客，乔治·布什是我的大名……”

我们接下来观赏两个劳动党制作的宣传录像，并进行讨论。第一个录像是介绍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国际经济体系如何摧毁中南美洲的当地经济与民众生活的。我从德国传统较浓的威斯康辛州移到加州后，立即注意到这里的最大“种族”是讲西班牙语的拉丁/墨西哥裔人口。他们是美国与中南美洲的联系纽带，是各种政党争取的票源；他们也最理解中南美洲人民的苦难与奋斗。例如，在几乎所有的被纳入美国经济体系的国家中，普通民众唯一改善生活状况的途径就是想方设法“偷渡”一个年轻人到美国打工以救济亲属。但堕落的国际经济体制赢利的前提就是廉价劳动力不许移动，所谓“自由贸易”只是支配钱物的资本家阶级自由移动的权力。劳动党提出“公正贸易”的口号取代“自由贸易”，主要着眼于限制钱物的移动。

我介绍了中国劳工“偷渡”的事例，以及日本的外籍劳动者的受歧视状况，并提出“开放国界”的概念作为另一种选择：允许劳动者自由移动到任何能够提供较好待遇的国度、城市。这也是欧盟EU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亚太经济合作APEC、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的不同之处。具有反共，“爱国”传统的劳联—产联AFL-CIO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口号，劳动党内工会们也不愿显得激进，吓跑可能的同盟军。许多在下层支部，成员中的民主的、革命性的要求几乎没有可能在官僚化了的中央机构中表示出来。幸好拥有两百万成员的劳动党尚处于成形阶段中。

另一个录像就是揭露目前医疗保险制度的罪过。除了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多采取强制性的“全民保险”体系，由政府监督统一管理，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竞争浪费。我在日本期间，可以自行选择医院而且只需付10%的费用（一次两、三百日元）。但美国的医疗保险，完全由“市场利润”支配，非常贪婪、违反人道，而商业化最发达的加州最残忍。圣何西是硅谷中心，富人居住在附近的小城市，穷人多居住在市中心。在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富裕小城集中了八家医院，而整个市区只有一家医院。这家医院被一家公司收买后计划搬出市中心，劳动党圣何西支部与许多组织正在动员、请求市政府出面留住这家医院。

美国的保险金额、程度五花八门，除了浪费在无益的行政管理、市场竞争的开支，保险公司上层人物的报酬也与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们看齐。结果造成全美有1/5的人根本付不起任何保险，同时有1/3医院设施空闲不用，与市场“看不见的手”支配下的农牧产业等相似：有许多人没有温饱，同时有许多鲜奶、蔬菜、肉类却必须埋掉以保持价格不降！前两年，圣塔·克拉拉县（下辖圣何西及附近城市，即硅谷地区，年输出产值与纽约并列全美第一）收到烟草公司追付的一大笔意外税金，颇具进步精神的县议员们提议给予全县18岁以下少年儿童免费医疗保险，但最终未能实现。

劳动党把改革医疗保险制度作为首要目标，是很明智的战略决策。与别的西方国家相比，从最落后的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着手，并不比当年民主党人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激进；相反，因为现在的民主党堕落与共和党相差无几，才不可能推行这种温和的民主主义改革。劳动党如果能够成功地团结大多数美国人达到这个目标，可能会确立自己作为独立于目前为止的两党专制之外的第三党地位。

当然，如果意识到在硅谷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生产力地区的上百万人口中，只有三十人左右参加劳动党的晚会，就可以明白这将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否把人数不多但战斗精神强盛的社会主义各派别、无政府主义团体动员来共同工作颇不容易。为了不吓跑任何可能的同盟者，劳动党的正式文献没有提及“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它的政策、纲领明显带有社会主义成份。在最基本的反对资本家、保护环境、社区等课题上，劳动党能否与注重选举战略的绿党合作，也很难办。如果劳动党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投入竞选，还会加剧与那些附属于劳联—产联的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工会组织的矛盾。这些都使得原计划在2002年春季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秋季举行。

我同意这样的美国史观：即六十、七十年代的反战、民权运动完成了自废奴运动以来的第二次美国政治革命，选出了不少黑人、拉丁裔人进入国会和地方政府部门；现在，美国需要以经济正义为直接诉求的第三次革命。冷战的结束不仅击垮了作为挑战对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集团，同时也在随即的“后冷战”展开中征服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日、欧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确立了以华尔街为象征的“一美元一票”的股份市场支配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整个人类的生存都被日益深重地套在越来越庞大的世界赌博机器上、把人类财富向越来越少的人积聚。从这个意义上看，劳动党在美国为争取经济正义的斗争，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值得关注。

[赵京，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