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外出，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小书，抽空阅读。这次东亚之行，我带着The Greeks[1]，脑海里不禁时时对比Hellenic world古典希腊社会和正在摸索和确立新的social order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中国，不由得思考：我们今天的社会规范与秩序比过去进化了多少？

审视这个问题的最佳立足点当然是“天朝”的中心--天安门城楼。自从25年前那个改变了我和中国的历史事件以来，我一直梦想/幻想自己是否可能、以及会以什么形式登上这个从来没有实地考察过的人类学地标。6月的那一天，我利用好不容易回到出身地的第二次机会，抽出几个小时，信步来到安检密布的城楼下，不由自主地随着密集的人流移动，脑海里想着如果吉本在此会如何感慨中国的社会秩序，注意到城楼开放着！虽然明知没有购票所需的身份证、甚至连外国护照也没有带在身上，我还是信步朝售票口走去。奇迹发生了：一个小伙子急冲冲地跑来要退票。我当即掏出高于票价的钱，免去了难堪的身份检查。

如果算上正在城楼下训练的警察/保安人员，进入城楼的游客人数不多于工作人员，且只能沿着一个方向移动，不得久留，但可以拍照留影。除了隔代遗留的皇朝建筑、走马灯一样的当代政治权力的风云变幻和一枚比人还高的政治秩序象征（国徽），我留意到放映的各军种阅兵的录像，与北京地铁里屏幕上放映的以海军舰艇为主的图像报道[2]配合，把公众置于当今中国社会秩序的背景之下。正如我在考察台湾、韩国社会时有效地应用人类学方法一样，我很幸运自己也可以客观平静地体会中国社会朝新的规范和秩序的摸索。另一方面，作为薛定格的学生，我也知道自己的研究摆脱不了“不确定性（测不准）原理”，特别是因为这一次回到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参与中国社会规范/秩序的转型[3]。

除了北京，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的谚语表示出来的四川/重庆的社会秩序状况更能代表着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与一个世纪前的芝加哥类似，重庆代表着已经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的中国制造业的中心，跨江桥梁、高楼和车辆急剧增多的重庆显示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还没有停止下来。同时，两、三年前引起世界瞩目的上层人物的权力更迭也没有阻止民众对社会自由--民权--的追求和公民社会的增长。置身于市区的高密度人流，回想起自己行驶在时速80英里、前后不见人踪的美国中部高速公路，可以理解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这些终结了solo superpower帝国的败家子的背景[4]与荒唐。同时，也惋惜鼠目寸光的东京统治集团没有到过重庆这样的中国内陆重镇，只以为东京比北京更像庞然大物[5]。

中国的希望不在亚太的疆域和资源扩张，而在于基于个人自由的公民社会秩序的成长，大概在广州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正在经历的新的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转型方向。就在北部的飞机场不远处，有一个中国近代史动荡的起爆点。

这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故居。在大清王朝的社会秩序几乎崩溃的时代，从这里产生了试图取代它的新的社会规范。至于它叫什么名称倒无所谓，或者说，一个希奇的、与中国传统背道而驰的口号（拜上帝会）能够掀起全国性起义/叛乱，反倒是更重要的是历史教训值得进一步反思[6]。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仍然被官方认定为其本身正统性的来源事件之一，这里除了由政府加以保修的故居，还建有立派的雕像和纪念馆。不过，我没有遇到别的参访者，这兴许是中国的福音：大规模的起义/叛乱/革命的时代不会再来了。至少，人们不会在这里寻找新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启示了。不过，我们当然不能凭路易十六时代的繁华[7]来以为革命就不会发生。

而提示另一种社会规范与秩序的展示，就在邻居，赫然可见，气势宏伟。圆玄道观由香港出资、创建，弘扬孝亲敬祖，提倡“三教合一”，是广东省道教协会会址所在地。“本观供奉儒、释、道三教近百位神仙，每逢神仙诞辰之日本观道长开坛诵经举办贺诞科仪，庆贺神仙诞期，祈求神仙庇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道观占地面积约十八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九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以仿古“天坛”形式建造，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有三清殿、元辰宝殿（全国最大的六十甲子）、观音殿、三圣殿、纯阳殿、凌霄殿、黄大仙殿、文化陈列馆、素食馆、盆景园等配套设施。中央的老子道德文化广场以一尊青铜铸造、重约70多吨、高近20米、盘坐于三层台基上的八角青石上的老子像[8]为中心，后座以三层高的“五岳楼”为背景。后座南面石墙上分别刻上儒、释、道三家主要经典《孝经》、《金刚经》和《道德经》。老子像前东西两侧用福建青石花岗岩高浮雕的形式雕刻而成，长73米，高10.5米，东侧为《朝元图》，按山西永乐宫《朝元图》壁画，以1:1的比例而成；与之呼应的西侧是《纪元图》，表现中国历代帝君及圣人与道教的渊源关系[9]。

这里大幅引用关于道观的外形描绘，是想指出两点观察：一、它提示出与天安门/中南海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但与洪秀全不同，以非起义/叛乱/革命的秩序挑战来自北京的权威；二、与历史悠久的四川青城山代表的自然道观不同，广州的人为建筑“天坛”，特别是把孔子和佛陀也附会在老子说教里的规范，能否为中国提示出新的社会秩序转型，不得而知。这里几乎没有多少参访者，也暗示着老子/道教不容易简单地被人为理解、利用。

实际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从古代希腊社会的规范得到启发提出了对近代社会秩序的新的方案时，就注意到老庄在古代中国已经阐述了个人自由在社会秩序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而近代社会主义的精髓告诉我们：个人自由不是卢梭悲观描绘的那种隔离于社会的原始状态下的孤立，也不是建立在别人（多数人）被奴役状态下的国家体制权力和资本的横行，而是社会的进化使得“他人的自由成为我的自由的必要条件”的状态。正如巴枯宁的名言：“只有当我周围的所有男男女女都同样自由时，我才有自由。I am free only when all human beings surrounding me – men and women – are equally free.”这样的基于社会相互作用和集体劳作的自由，才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这样，我们才能说：路易十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以此纪念法国大革命22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