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O年是大陆四十多年来唯一进行过学生会自由选举的一年﹐围绕着学生会选举在全国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笔者这一年刚跨进清华大学﹐有幸目睹了这一次选举中的各类表现和活动。从这一次大陆最充分的选举中可以认识到不少蕴藏于中国社会中的底流和暗礁﹐也可以窥视出一些后来中国政局的变迁来。

清华的学生会选举是在主楼后厅的雷贞孝的讲演会上拉开序幕的。雷贞孝可说是中国人才研究的开创者﹐其名声“如雷贯耳”﹐凡愿成才者无人不晓。那一天我第一个赶到后厅的正门等候﹐但由于人太拥挤﹐把我新戴上的手表也挤破了壳﹐等我们进去时发现座位已经被从前门来的学生会干部们占满了。雷贞孝的演讲是当时中国社会几十年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我们几乎是为他每一段话都喝采叫好一遍。这是清华校园中最精采的一次讲演﹐他走后校方极为恼怒他的影响﹐在校刊《新清华》上以雷锋精神对他展开批判﹐并再也没有允许他这样的人到校园中来。

这样一个同学汇集的大好时机当然不会被有心人放过。雷贞孝讲完之后﹐大家余兴未尽都围着他发问﹑签名。这时﹐有一个彪形大汉登上讲台抓过麦克风请同学们安静﹐给他几分钟时间。他说﹐校方已经决定今年的学生会由全校同学选举产生﹐他愿意站出来“为人民服务”﹐并说他的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学生会”。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带有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的宣言﹐我们使劲地鼓掌﹐我的钢笔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紧接着﹐又有另一个戴着跟镜、文质彬彬的同学也上台宣布了同样的决心。这两个人是工程物理系七七级的吴潮光和电机系七七级的赵国杰。

接下来是由各班出一名代表组成全校的选举组织。班上的同学推我出去﹐其实我心中对于整个过程的程序和活动并不太感兴趣﹐但是目睹的一些现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首先是每个系必须选出一个候选人来﹐我也是工程物理系的﹐我们系好象受到了格外的注意。吴潮光贴出了大字报﹐其口号是“决不把自已绑在别人的战车上!”不过我看没有人认真地去读其内容的﹐他的书法倒不错﹐标准的柳体(我应该还有他的毛笔信件的)。但是﹐全校人才汇集，“群星灿烂”﹐人们很快地把焦点转到我们系另一个更有力的候选人身上了。

他就是林炎志﹐其背景与外表一样﹐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吸引力。通过演说﹐我们才知道我们身边果然有一位只有在报纸﹑小说中才能见到的英雄﹕林枫的儿子﹑“文革”期间因反对“四人帮”而坐牢﹑“四.五”运动时带领工人参加纪念活动﹑刚写过信要求华国锋不搞终身制﹑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使我们向往和羡慕的了。但令我不解的是﹐在系里选举中﹐七七级的大部分同学都投了吴潮光的票。但林炎志还是首战告捷﹐因为低年级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投了他的票。我也不例外﹐而且还是全系的总监票人﹐对于一些不关心政治的同学我就为其推荐林炎志。在投票的时候﹐一个七七级的重庆老乡﹐掏出一个五分硬币抛在桌面上决定人选。这个“老油条”后来跑到德国去了。

在全校的决胜选举中﹐林炎志的战略仍然是争取低年级同学。他的秘书长有一次跑到我们寝室来游说﹐提到赵国杰﹐他说﹕“电机系的人都反对他﹐跑到工物系来支持我们。赵国杰哪配当我们堂堂清华的学生会主席，他经常偷吃同学的奶粉!”。这番话使我们忘了赵国杰毕竟是经历了电机系的投票才能参加全校选举的了﹐有了“偷吃奶粉”的嫌疑﹐那当然绝不可能与学生会主席有缘了。

学生会主席选举的各路人马最终形成两套班子﹐一边以林炎志为首，另一边则以张克为首。张克穿着补丁衣服﹐给人感觉他是农村出身的。就在这白热化的时刻﹐传出流言﹐说林炎志被抓是因为与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抢劫汽车而犯罪的原因。我们都不太相信﹐林炎志还告诉我他性格温和﹐“文革”中被小孩吐唾沫也不敢还口什么的。而最关键的是﹐在最终的组阁人选中﹐林炎志宣布张克愿意作他的副主席﹐这给同学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你张克既然有意作别人的副手﹐为什么又要出头呢?张克声明退出﹐并解释说﹕“林阁”因为没有学生会工作的经验﹐所以请他这个“有经验”的人在当选后帮忙。不过﹐大势已定﹐最后结果张克以一千七百多票比三千多票而败北。

在学生会选举的后期﹐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也在进行﹐但它不象学生会主席的选举那样吸引我们﹐当然也没有北大的胡平那样热闹了。有一个要求女性解放的北大女同学把大字报贴到清华校园来﹐仿佛“有伤大雅”似的﹐立即被撕掉了。北大的杨百挨在演说中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爸爸不是共产党员﹐我祖宗三代都没有共产党员!”好不痛快!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但我们系有一个七七级的同学在落选后﹐却成为校方宣传的明星﹐因为他在演说中理直气壮地说:“我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们都公认七七级是最特别的﹐十年的人才都放在同一届了!

选举结束时已经是严冬了﹐校方后来宣布以后清华再不进行学生会选举了﹐因为选举冲击了教学和冬季体育运动﹐而一些幕后的内容则没有多少人关心了。例如北京市高校候选人会议﹐校园外社会上的“复杂背景”﹐有的政工教师大骂学生不懂民主、不配民主﹐校方对林炎志的支持，北师大一个七九级女同学(走资派的后代)给党中央写信批判其党委软弱无力﹐等等。清华的学生会从此由校方任命﹐直到三年后才发生了一点风波。而那一次“选举”﹐笔者不幸成为出头鸟。

清华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在一次全校党员大会上列举了几个校友的优秀事蹟后宣称﹕我们清华人要在全国的重要岗位上发挥影响!引起全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北大文科同学的慷慨激越、夸夸其谈的形象相比﹐清华工科同学的保守严谨、扎实肯干﹐是其在中国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实力所在。胡启立与姚依林、宋平多少体现了这种对比﹐一九八七年是清华的副校长膝膝取代管惟炎的科大校长职务的﹐一九八九年﹐由林炎志在熬过了团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试验后﹐首次出任重要职务代替北大的党委书记王学珍。与此同时﹐北大七七级学生会主席张伟却被撤职了。因为在共产党的标准中﹐人文、社科不是科学﹐甚至算不上知识，但理工科却是“知识化”、“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外国的政治家是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出身的﹐而中国新一代的政治家则是理工科出身的﹐清华就成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势力的重要供给源泉。

但从“体制外”改革的民主化运动来看﹐则是北大同学占明显优势﹐胡平是一个象征﹐他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大不了去搞专业。而清华的同学﹐如赵国杰、吴潮光那样﹐政治上一旦失势﹐专业也拿不起来﹐既不为社会承认﹐也不为同学们接受﹐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不过﹐如果我们要说﹐人生有一次痛快也就足够了的话﹐那么﹐大批考入清华的品学兼优的同学被校方赏识﹐当上“学生干部”﹐五年下来既没有普通同学那样的知识素养﹐又不可能有林炎志那样的前程﹐对于国家和个人﹐是多么大的一笔损失啊!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同学﹐毕业后都后悔莫及!

只要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是为国家政权﹑为一党专制服务的话﹐学生个人就逃不掉所谓默默无闻的“雷锋”的命运﹐科学知识就不会发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