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一明,慶熙大學

從耶魯大學畢業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從事有關日本和韓國的研究工作，而後又在韓國工作生活，但個人對中國和其傳統文化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中國以及其文化之於我的意義從未減少。對我而言，中國本身所含有的獨特魅力一直在深深的吸引着我，在漫長的歲月中，我從未停止過關注中國。 自1985年赴台灣大學交流學習後，我又數次訪問過中國。雖然更多的是出於公務，但每一次看到中國巨大的變化，都令我感受到了蘊藏在這個民族深處的力量。

在其他國家度過的時光中，我對中國傳統的興趣日益高漲，也許是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了看待日本與韓國社會裡中國傳統的全新視角，包括唐朝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和宋代文化對韓國的影響。通過仔細的研究分析，我不再認為十九世紀末期的中國能代表中國偉大傳統的全部，甚至連一小部分也不能代表。

中國的歷史雖然背景相當複雜，但並不妨礙當代中國的發展。每一階段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都不斷推動着這個國家和民族前行。中華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主線清晰，據此可觀中華文明的演化進程。然而美國的大多數中國專家更加關注的是中國的政治、經濟等領域，往往忽視了對中國文化以及人民的了解。

中國歷史文化博大精深，就像兩千年以前的羅馬帝國，給整個歐洲帶來空前的震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在我看來，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傳統是具有全球性的，這兩千年的影響很大，對於歐洲的影響也不少。而且如果我們能夠恢復中國真正的傳統： 一．以農業為國家之根本；二．把經濟當作“經世濟民” ——一種包含道德因素的領域；三．強調具有幾百年繼續性的國家治理與發展方式，並把這些傳統作為世界的模範，那麼我們的地球或許還有希望的曙光。現在中國的國際角色越來越重要， 如果中國能夠重新實現其固有的可持續農業經濟和生態經濟，中國可以給全世界帶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如果其他的國家效仿中國的話,那麼我們人類可能還有希望。否則, 如果中國展示給發展中國家的只是極端的消費, 不考慮環境後果的經濟發展, 那人類的未來無法樂觀。

我還是一名中文專業的本科生時，我所聽到的是中國注重農業發展的傳統制約了中國向現代化社會的發展。人們認為中國太過落後，不可能迎接工業革命。但是現在，我看到事實完全相反。我更相信金教授（F.H. King）的理解。來自美國的金教授在1911年造訪中國，並着有《四十個世紀的農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China,Koreaand Japan）一書。在這本書中，金教授認為中國人可持續農業發展的傳統是正確的，而“西方”卻是在走自我毀滅的道路。也許如今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國能夠重拾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並為世界樹立一個榜樣，趁現在還沒有為時過晚。

其實18世紀的歐洲人本來是很佩服中國的農業傳統的。法國出現了一個由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 為代表的“重農學派”。此學派主張更為體系化的國民經濟制度，且認為農業對經濟至關重要。中國在社會平等方面體現了重農學派的理念。中國政府積極回應農民的需求，使之能夠免於因沒有向地主繳納應繳的地租而遭受到不公的待遇，或者平民的訴求得不到關注等現象。中國也向歐洲展示了與政府服務相關的教育事業並不是一定要有宗教的介入。歐洲人渴望一個完備的公務員考試體系，以及對農民的尊重。當然，這種對中國的設想太過理想化，但其影響卻異常深遠。 而且，如今我們面對着氣候變化和糧食危機，或許可以從中國的傳統中學到很多。

回顧孔子在中國的地位，我們看到人們對孔子的地位有所爭論，某些情況下韓國人甚至不遺餘力地宣稱孔子是韓國人。我不會裝出一副能夠理解這些爭論的樣子，而且幸運的是，我可以用中韓之外的局外人眼光看待這些爭論。我認為無論中國人對這些爭論有怎樣強烈的情緒，擴大中國文化影響力與道德權威性的方式並不是狹義地宣稱孔子屬於中國，而是將孔子作為中國傳統的核心去推崇，弘揚孔子面向天下人的講學之道，接納天下人傳承他的智慧與學問。我完全不關心根據DNA的鑑定結果誰是孔子的後人，我相信全世界人民也不會去關心這個問題。但是孔子的道德教誨能如何拯救我們，卻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若中國能夠擁有更加寬廣的胸襟，定能給世界帶來更大的影響。孔孟當然是中國的聖人，但也是世界的，正如同英國人將莎士比亞與世人分享，故今日莎翁的影響深遠，其影響也擴散至全球。英國的文學文化也得以被全世界的人們接受、尊重和認可。我們能否暫且擱置孔孟之爭這個問題，着眼於世界文化的傳承，以更加廣闊的視野去保護、投入更大力度去推廣本民族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呢？

在中國的眾多文人中，我最尊重的人如王安石、司馬光以及海瑞、朱雲這類政界文人。他們並非僅僅為了謀求一官半職而沉浮官場，乃是真正為了推動社會進步而出仕。作為一個美國人，這些中國文人的膽識、氣魄和思想令我深深動容，並願受其影響、跟隨其引導。由此可見，這些文人形象也可以是全球性的，他們的詩作、事跡能夠給今日的世界帶來更多與往日不同的積極能量。對我來說，他們比拿破崙、丘吉爾更偉大。

如果中國人民尊重自己的文化，其他國家的人民則也會尊重中國；如果中國擔負起大國的文化責任，將自己的文化推廣至全球，其他國家也會效仿學習，而不僅僅只停留於尊重。如此一來，中國的領導力及其文化影響力將不可同日而語。作為領袖的中國絕對不是蓋更多摩天大廈的中國，而應該是傳承農業傳統的中國。

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農業傳統能夠給全世界傳達許多知識。除了農業，中國另一個重要的領域是行政。中國有着創建可靠而且道德崇高、關注民生的政府的優秀傳統。儘管中國並不能總是成功地組建傑出的政府，但這不能妨礙我們看到中國在幾個世紀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們如今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在一個各國政府都淪落為服務於少數特權階級的剝削工具的時代，善治如何可能？沒有有效的政府，我們無法解決氣候變化或是任何全球化進程中的其他問題。我並不確定如今的中國政府手裡是否攥着解決問題的鑰匙，但我認為偉大的中國行政傳統早已把答案藏在了某處。

公務員制度就是國家成功的鑰匙,特別是近代國家。如果沒有系統的、複合行政制度，所謂民主的“選舉”活動也將無法展開。沒有客觀的管理方法，社會問題不可能得以解決。國家的命運是由健全的政府決定的。

誠然，目前的許多選舉活動都無誠信可言，或近乎毫無意義。這是因為，如果希望選舉票數得到客觀的統計與分析，希望選民獲得候選者及其政策的可靠信息，希望不只是權貴才有機會獲得選舉資格，希望有效的監管機構來防止腐敗滋生, 就一定需要一個能晉用有獨立性、有信念、有實力的人才的官僚體制。沒有一個強有力、專業化的公務員制度，就很難有任何形式的民主。

中國於公元前165年（或許更早）便開始採用科舉制度。到宋朝時，開始實施更客觀、更科學的“公務員”制度。對能人的客觀考核從那時便開始了，並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至今。

西方人常常講到希臘的民主思想，用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來鼓舞人心. 但古代希臘的“民主”與我們今日所言之民主並無太大關聯。本來雅典行政過程中進行決策時,是由一小群氏族, 既擁有土地的貴族通過投票來解決問題。但這種民主的時代背景是奴隸社會，大多數人生活在貧困中，手中毫無權利。只有小部分精英群體在特殊情況下才可以參與投票。

中國古代(理想上)讓每個人都有權參與科舉考試, 而在西方，只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能通過公務員考試。

l 民主的歷史

十七世紀實際上是歐洲探索中國的時代。與美洲大陸的“新世界”不同，明清的中國在多方面比歐洲發達的多。當傳教士利瑪竇來到北京時，與他一道前來的還有眾多歐洲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傳教士用法文、拉丁語和德語介紹中國的優秀作品，在當時的歐洲影響很大。他們寫的書在歐洲成暢銷書，並廣為流傳。其中包括：

《孔子，中國的哲學家》(1687)；

《中國札記》(1735) (共四卷)

《中國通史》(1777-1785) (共13卷).

《中國科學與藝術史研究回憶錄》(1776-1814) (共16卷)

歐洲人對18世紀的中國文化、科技及行政都抱有濃厚的興趣。“中國風”這個叫法最為流行，也就是指中國裝飾品及室內裝修風格。歐洲的沙龍（salon）中談論最多的往往是中國文化。

文藝復興以後，歐洲知識分子很懷疑中世紀文化的單一性和封建的思想。他們憧憬的是重新追溯至羅馬和希臘時代的文化。但很顯然，希臘和羅馬的古代文化都未能給面臨着城市化和工業化等諸多複雜難題的現代國家提供任何可借鑑的經驗。中國的科舉和士大夫文明則不一樣。遙遠的中國提供給歐洲知識分子的治理體制很有實用價值。而且士大夫不依賴國王也不依從教皇，在組織上也能用客觀的方法考慮國政，監督君王的權力，處罰腐敗的貴族。事實上，１８世紀的新政治概念跟中國文化有關。

近代民主主義之父是法國的哲學家伏爾泰(1694-1778)。伏爾泰寫了許多書呼籲歐洲人建立一個自由的、透明的、有理性的政府，建立受人民尊重的行政制度。中國的理念之所以如此吸引伏爾泰，是因為中國的思想很先進，也因為中國帝王信奉孔子學說，將一般民眾視為國家真正的主人。當然，伏爾泰不是儒學專家，而是從孔子的思想中尋找他所需要的制度典範。

伏爾泰將孔子畫像掛在書齋的牆上，並稱讚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由哲學家掌管的國家。他這樣評價中國：“中華帝國的行政制度確實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好的。”

當時的歐洲存在極為深刻的社會問題，即宗教力量，尤其是天主教的聖堂和教皇控制了國家20%以上的土地，並且掌握着巨大的權力。在伏爾泰的心目中，中國擁有先進而科學的行政方式，並善待知識分子。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是用客觀的方式選拔有實力的人才治理國家。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認為中國能夠提供未來國家治理模式的範例。儒家思想給歐洲一種全新的理念，並對歐洲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伏爾泰的呼籲標誌着近代民主的開端。

在伏爾泰的劇作《趙氏孤兒》（1755）中，他刻畫了被蒙古人征服下的中國人是如何通過他們偉大的文化、個人的道德倫理及治國才能最終戰勝了蠻族。對伏爾泰而言，中國代表着一條通往良好政治的道路，而並非由統治者任意掌控。伏爾泰認為，在歐洲一切完全取決於君主和地方貴族，所有的行政制度都是在維護世襲階級的利益。而在中國，卻存在着第三種階層：士大夫——不僅服務於權貴階層，同時也監督王權。

德國教授萊布尼茲(1646-1716)也將自己的家稱作“中國知識的情報局”。為了探尋人類如何能建立一個更為合理的政府，他閱讀了幾乎所有關於中國的文獻。在傳教士大量湧入中國的年代，他寫道：“我認為有必要派遣中國的傳教士到我們的國家，來傳授給我們自然神學的宗旨和實踐方式。”他認為中國有潛力建立一個良好的理性政府，並且這個政府不以宗教為基礎——這才是民主的精髓。

中國的科舉制度對歐洲為產生了深遠的吸引力，能夠基於個人的能力選出最優秀、最合適的人選，並讓他們各司其職、服務於帝王。歐洲的知識分子喜歡中國的士大夫，是因為他們並不是皇帝的鷹犬，也不是封建領主，而是效忠於國家的賢能之士。關於科舉制度和其價值的討論直接引發了1775美國革命與1789年法國大革命。在法國1791年時，公務員考試作為民主新革命政策被建立起來。起初，這套系統效果並不理想，但在 19世紀40年代得到重新改進，並形成了當前法國官僚系統的架構。中國帶給法國的啟示，深刻而又清晰的體現在了法國當代的作品中。

而在英國，18世紀英國對於公務員制度的需求也日益呼聲高漲。1806年，東印度公司創辦了一所大學來培訓員工在印度從事行政工作。這套全新的行政體系對行政人員的從業資格設置了一定的門檻，並引入了考試制度，這是英國的首次嘗試。曾在中國就職的外交官泰勒•梅多斯（Taylor Meadows）所著的《中國政府和人民隨記》（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的出版就是一次重大突破。梅多斯認為英國必須擁有一套公務員體系，因為“中國皇室之所以能夠長久延續，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擁有良好的政府管理，公務人員都是基於才幹和品德選拔出來的。”中國政府官員良好的教育背景、高度的文化素養及強烈的責任感令梅多斯印象深刻。

1853年，英國政府曾組建了一個委員會，決定啟用公務員體系，並聲稱“政府官員的升遷調動應該基於個人才幹，而不是某些人的個人偏好。”第一個公務員委員會於1855年建立。1868年，美國國會議員托馬斯•簡克斯（Thomas Jenckes）提議使用公務員體系，他在提交報告裡用了整整一章的筆墨描述中國整體的情況。186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該公務員體系的提案，並隨後逐漸成為了世界霸主。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西方開始逐步採用、實施中國的統治理念時，中國恰恰在此時，也就是鴉片戰爭後，開始衰落。中國的科舉制度與行政方式給英國和美國提供了靈感，但是中國已經失去了代表性。正是中國人帶給世界這樣一種理念：公務員能成為對抗國王和封建領主的一股力量。這在歐洲的近代化過程中是極其重要的轉折點，也正是中國人告訴他們，理論上，人人都有權利參與到政治中去。如果沒有這些理念，就不會有現代民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