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在硅谷圣何西市中心一家教会里举办过一场关于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和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别开生面的晚会[1]。会场上也摆有不少安那祺主义书刊，其中有新出的The Blast影印再版[2]，撰写介绍的Barry Pateman现场签名。我犹豫了一下，没有购买，部分原因是因为知道自己正在被联邦调查局调查，阻碍着我的公民权申请，不想又加一些麻烦。对于国家来说，这个Blast（爆破、冲击）的名字就带来恐怖的联想。

我在“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中介绍过：“这些自由主义者中最著名的是移民自俄罗斯的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和爱玛·古尔德曼。/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活跃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移民团体，但直到1892年5月发生在匹兹堡的数千名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人罢工才把柏克曼和‘赤恶爱玛’推向了全美乃至世界斗争舞台。为了筹款，爱玛不惜出卖肉体，而柏克曼的廉价手枪未能置卡内基公司总裁于死地，也使自己幸免于死刑。/比起在爱玛影响下铤而走险枪杀麦肯莱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Czoglosz，柏克曼认为自己的行动更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经济利益斗争中采取直接的行动‘宣传’）。”“那个接替卡内基担任公司总裁的‘无名之徒’（按照爱玛的话说，这家伙居然成为英雄柏克曼下手的目标，真是三生有幸）有权直接决定数千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小的经济命运，他把工人们全部解雇并赶出了工人住宅。这一切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同时也警告整个贪婪无厌的美国资产阶级。既然美国政治制度不可能执行这种正义，柏克曼‘以身试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3]在我十年来与具有战略价值的美国、中国的几十个跨国公司交涉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柏克曼的身影，体会到柏克曼才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的原点。

柏克曼在1916年1月15日的第1卷第1期The Blast声明从巴枯宁出发：“没有比摧毁更重要的了，所以The Blast是摧毁性的，所以The Blast是建设性的”。在短短一年半出版的29期（每期8页）、相当于一本大开本书的篇幅里，（提前释放）出狱的柏克曼正赶上世界大战动荡中美国政治社会的转换，以“革命劳工周刊”（实际上只能发行半月刊）的姿态横扫一切，在劳工法律案例（Caplan, Schmidt）、墨西哥革命（参见笔者对Magon兄弟的介绍[4]）、俄罗斯革命、爱尔兰问题、生育控制的宣传、通讯自由（反对美国邮局的审阅）、反战运动、无神论（特别是尼采的反基督教）等社会问题上大放异彩，比我来美国后读到的所有社会主义组织的刊物都冲锋陷阵、激励人生。例如，1916年5月16日出版的第1卷第13期刊登的意大利老战士马拉铁斯特对克鲁包特金等拥护英国击败德国的宣言的批判，成为安那祺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事例。1916年9月15日第1卷第19期转载了伊利诺州州长Altgeld无罪释放仍然在狱中的芝加哥干草市场安那祺主义受难者Fielden、Neebe和Schwab的著名法令，至今读起来还感受到良知和理性的鼓舞。The Blast本身的命运，很像1916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22期中一个短小的记载所示。马公到旧金山来向一小群人介绍安那祺共产主义者在墨西哥的奋斗牺牲，会后一个人感叹道：“多么美好的梦想啊！--可惜无法实现。”“人类种族没有希望。”对此，The Blast评论道：“但我们有马公兄弟这样的为了理想而生活的人，人类就有了希望。理想是人类进步的强有力因素。”这完全可以适用于The Blast、柏克曼和安那祺主义者。因为反对征兵制，柏克曼和爱玛被判处两年徒刑，大战结束后被押解出境、遣送回孩童时逃离的俄罗斯，而在俄罗斯因为替克朗斯塔特的安那祺主义的起义水兵打抱不平，又被列宁“礼送”出境，成为这个世界的永久流亡者。

除了正面鞭笞国家权力和私有资本外，柏克曼还不断地向美国主流劳工组织呼吁，希望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但都是徒然。劳联-产联这些劳工组织本身会员率不断减少，那些脱产的职业工会官僚和雇员，不是像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劳工联合会那样，按照巴黎公社的自由原则组织起来，无法指望他们会动用劳工资源去与法庭、董事会对决。我自从十年前与公司就人权等企业社会责任等治理问题交涉以来，多次寻求工会的合作，甚至主动在我的股东提案里加进他们的要求帮助美国的劳工，但总是得不到正面回应。例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SEIU工会（有二百五十万会员）的代表不提人权问题，而是追问惠普董事会在收购英国软件公司Autonomy失败上的责任。我本来希望与他们合作，改进高盛集团、苹果公司等的人权政策，看来不能指望美国工会的律师和脱产专职人员了。”[5]

上面提到的高盛集团、苹果公司，今年我向它们提交的股东提案都被公司排除，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了他们罗列的排除理由之一不作为，所以我只好在今年下半年再提交付诸明年的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了。与此同时，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剧痛中必然产生大大小小的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等官商（官倒），却还没有出现一个自觉为劳工阶级奋斗牺牲的柏克曼。比起一个多世纪前柏克曼的牺牲，现在的自从大萧条以来制定的美国相关法规毕竟有所进步，我们没有理由不利用每一条可能的途径[6]，以“阿基米德杠杆”达到改善企业治理的Blast（冲击波效应）。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1月31日]

[1] 赵京：“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 2008年9月21日。

[2] Alexander Berkman, 1916-1917. AK Press, 2005. 唯一可惜的是没有人重新编辑，列出索引。这个工作太艰巨。

[3] 赵京,2005年10月1日。

[4] 赵京：“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灵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2010年6月17-25日。

[5] 赵京：“惠普2013年股东大会观感”，2013年3月20日。

[6] 我不计代价在阿里巴巴上市的第一时刻购入一点“芝麻”股票，前天在阿里巴巴丑闻传出股价大跌时又购入一点“芝麻”股票，买到了进入今年股东大会的两份门票，看看如何敲开阿里巴巴这个代表国际官僚•买办•资本的企业治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