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在硅谷聖何西市中心一家教會裡舉辦過一場關於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和安那祺主義運動的別開生面的晚會[1]。會場上也擺有不少安那祺主義書刊，其中有新出的The Blast影印再版[2]，撰寫介紹的Barry Pateman現場簽名。我猶豫了一下，沒有購買，部分原因是因為知道自己正在被聯邦調查局調查，阻礙着我的公民權申請，不想又加一些麻煩。對於國家來說，這個Blast（爆破、衝擊）的名字就帶來恐怖的聯想。

我在“無政府主義對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中介紹過：“這些自由主義者中最著名的是移民自俄羅斯的猶太人無政府主義者亞歷山大·柏克曼和愛瑪·古爾德曼。/十九世紀末期的美國活躍着許多無政府主義的移民團體，但直到1892年5月發生在匹茲堡的數千名卡內基鋼鐵公司工人罷工才把柏克曼和‘赤惡愛瑪’推向了全美乃至世界鬥爭舞台。為了籌款，愛瑪不惜出賣肉體，而柏克曼的廉價手槍未能置卡內基公司總裁於死地，也使自己倖免於死刑。/比起在愛瑪影響下鋌而走險槍殺麥肯萊總統的無政府主義者Czoglosz，柏克曼認為自己的行動更符合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在經濟利益鬥爭中採取直接的行動‘宣傳’）。”“那個接替卡內基擔任公司總裁的‘無名之徒’（按照愛瑪的話說，這傢伙居然成為英雄柏克曼下手的目標，真是三生有幸）有權直接決定數千名工人以及他們的妻小的經濟命運，他把工人們全部解僱並趕出了工人住宅。這一切必須受到正義的制裁，同時也警告整個貪婪無厭的美國資產階級。既然美國政治制度不可能執行這種正義，柏克曼‘以身試法’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3]在我十年來與具有戰略價值的美國、中國的幾十個跨國公司交涉的過程中，不斷湧現出柏克曼的身影，體會到柏克曼才是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治理的原點。

柏克曼在1916年1月15日的第1卷第1期The Blast聲明從巴枯寧出發：“沒有比摧毀更重要的了，所以The Blast是摧毀性的，所以The Blast是建設性的”。在短短一年半出版的29期（每期8頁）、相當於一本大開本書的篇幅里，（提前釋放）出獄的柏克曼正趕上世界大戰動盪中美國政治社會的轉換，以“革命勞工周刊”（實際上只能發行半月刊）的姿態橫掃一切，在勞工法律案例（Caplan, Schmidt）、墨西哥革命（參見筆者對Magon兄弟的介紹[4]）、俄羅斯革命、愛爾蘭問題、生育控制的宣傳、通訊自由（反對美國郵局的審閱）、反戰運動、無神論（特別是尼采的反基督教）等社會問題上大放異彩，比我來美國後讀到的所有社會主義組織的刊物都衝鋒陷陣、激勵人生。例如，1916年5月16日出版的第1卷第13期刊登的意大利老戰士馬拉鐵斯特對克魯包特金等擁護英國擊敗德國的宣言的批判，成為安那祺主義歷史上的一個重大理論事例。1916年9月15日第1卷第19期轉載了伊利諾州州長Altgeld無罪釋放仍然在獄中的芝加哥乾草市場安那祺主義受難者Fielden、Neebe和Schwab的著名法令，至今讀起來還感受到良知和理性的鼓舞。The Blast本身的命運，很像1916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22期中一個短小的記載所示。馬公到舊金山來向一小群人介紹安那祺共產主義者在墨西哥的奮鬥犧牲，會後一個人感嘆道：“多麼美好的夢想啊！--可惜無法實現。”“人類種族沒有希望。”對此，The Blast評論道：“但我們有馬公兄弟這樣的為了理想而生活的人，人類就有了希望。理想是人類進步的強有力因素。”這完全可以適用於The Blast、柏克曼和安那祺主義者。因為反對徵兵制，柏克曼和愛瑪被判處兩年徒刑，大戰結束後被押解出境、遣送回孩童時逃離的俄羅斯，而在俄羅斯因為替克朗斯塔特的安那祺主義的起義水兵打抱不平，又被列寧“禮送”出境，成為這個世界的永久流亡者。

除了正面鞭笞國家權力和私有資本外，柏克曼還不斷地向美國主流勞工組織呼籲，希望他們的支持和理解，但都是徒然。勞聯-產聯這些勞工組織本身會員率不斷減少，那些脫產的職業工會官僚和雇員，不是像西班牙安那祺主義勞工聯合會那樣，按照巴黎公社的自由原則組織起來，無法指望他們會動用勞工資源去與法庭、董事會對決。我自從十年前與公司就人權等企業社會責任等治理問題交涉以來，多次尋求工會的合作，甚至主動在我的股東提案里加進他們的要求幫助美國的勞工，但總是得不到正面回應。例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SEIU工會（有二百五十萬會員）的代表不提人權問題，而是追問惠普董事會在收購英國軟件公司Autonomy失敗上的責任。我本來希望與他們合作，改進高盛集團、蘋果公司等的人權政策，看來不能指望美國工會的律師和脫產專職人員了。”[5]

上面提到的高盛集團、蘋果公司，今年我向它們提交的股東提案都被公司排除，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認可了他們羅列的排除理由之一不作為，所以我只好在今年下半年再提交付諸明年的股東大會表決的提案了。與此同時，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轉型劇痛中必然產生大大小小的卡內基、洛克菲勒、摩根等官商（官倒），卻還沒有出現一個自覺為勞工階級奮鬥犧牲的柏克曼。比起一個多世紀前柏克曼的犧牲，現在的自從大蕭條以來制定的美國相關法規畢竟有所進步，我們沒有理由不利用每一條可能的途徑[6]，以“阿基米德槓桿”達到改善企業治理的Blast（衝擊波效應）。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5年1月31日]

[1] 趙京：“西方和平主義政治的病理分析”， 2008年9月21日。

[2] Alexander Berkman, 1916-1917. AK Press, 2005. 唯一可惜的是沒有人重新編輯，列出索引。這個工作太艱巨。

[3] 趙京,2005年10月1日。

[4] 趙京：“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靈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圖·佛羅里斯·馬公”，2010年6月17-25日。

[5] 趙京：“惠普2013年股東大會觀感”，2013年3月20日。

[6] 我不計代價在阿里巴巴上市的第一時刻購入一點“芝麻”股票，前天在阿里巴巴醜聞傳出股價大跌時又購入一點“芝麻”股票，買到了進入今年股東大會的兩份門票，看看如何敲開阿里巴巴這個代表國際官僚•買辦•資本的企業治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