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我在“高盛股东大会人权提案揭开纪念六四的序幕”[3]一文中介绍到：“现在终于实现了利用这些与中国有特殊官商关系（这正是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导火索）的国际大公司的股东大会纪念六四等人权运动的战略目的。今天，全世界几百万股东（包括中国的政府投资基金）开始读到这份纪念六四最好的公共教育文献，我或我的代表将在六四前夕的5月23日举行的高盛股东大会上，发表纪念六四24周年的声明，宣示24年前占领天安门那样的影响我们公共生活的所有空间的社会运动已经在世界各地发芽、开花、结果!” [4]

同时，我也把目光转向更迫切的国际局势：“谁也不知道如何形成中美两大国‘共管’西太平洋的G2格局。世界上靠知识吃饭的文人阶层都由物质利益决定意识，没有独立的能力思考国际关系的改善，在大学、‘智库’、学会、杂志等都被国家权力和资本势力控制的现实下，有什么新的途径推动东亚的和平呢？”“2013年11月15日，我再次向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唯一残存的独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提交2014年股东大会的提案，以我1989年在日本组织民主人权运动被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和今天的中日关系危机现实，列举微软公司部分接受我的提案去年成立了‘法规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榜样，提议高盛也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既然东亚和平的前景已经被既有的国家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拉到今天的死胡同，即使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的公司股份），也成为必须开辟的新途径、新战场。”[5]

今天，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旧金山的高盛股东年会会场，代表西雅图的Equality Network Foundation和加州的McRitchie/Young宣读股东提案。朋友Dr. Yao代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也来支援。与会者大约一百人是公司的董事和员工，约二十人是股东。会议开始后，很快就轮到我宣读第5号要求改善计票方法（去掉“弃权”一项，因为它被董事会算为“反对”股东提案，等），得到约5%的赞成。第6号是劳联-产联AFL-CIO Reserve Fund要求限制高层报酬的提案，得到约19%的赞成。我又宣读第7号要求10%(而不是25%)股东可以书面授权召开会议的权利，得到37%的赞成。

正式议程结束后，在问答期间，没有人站起来提问。于是Dr. Yao自告奋勇，提到今天报道的中美军方在南（中国）海较量的新闻，询问公司的对策。我接着列举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挑战，鉴于CEO在清华大学当顾问，又能见到习近平，能否分享美国金融公司在中国做生意面临的困难。CEO只是泛泛而谈，草草地结束了会议。

我当然还有很多议题（例如五个高管2014年收都过两千万美元），但今天第一次与美国金融集团首领的直接交锋，已经达到当初“占领华尔街”的目的，下一步还得从新的提案开始。

[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