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政治秩序的变迁中体现出来的作为精神家园的希腊罗马社会规范”[1]一文，我主要考察了作为古典世界的道德规范的希腊社会秩序的兴起。借用吉本所羡慕的西塞罗[2]的很确切的表达：“希腊哲人们从人而不是神导出道德，但他们以自然的神圣冥想出一种非常奇妙和重要的沉思，通过坚持不懈的询问显示了人类理解的力量和弱点。在四种流行的学派里，节制禁欲学派Stoicism和柏拉图学派力图调和理性与怜悯的冲突观点”[3]。不过，即使像雅典那样的一万左右人口的巨大希腊城邦，也不具备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家”[4]的物质基础。例如，它甚至无法为知识分子提供职业薪水[5]。而罗马之所以被称为“永恒的”，就是因为从此以后，人类知道我们可以在获得大规模社会组织分工的优势下同时可以拥有个人的“自然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的目的是为被统治者利益服务等制度性的框架[6]，展现了文明的创新。本文作为续篇，主要以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7]为线索，从政治/军队、法律/行政、政治哲学和宗教等方面考察第一个作为世界帝国的古代罗马政治秩序的文明创新（和统治瓦解）。

首先，罗马社会从共和向君主/帝国体制过度不可避免，有许多原因，例如行政的腐败、贫富差距的鸿沟、贵族阶级与强人集团之间的政治私利斗争，再加上骑士阶层[8]在行省的经济掠夺[9]，等。传统上的罗马共和政治其实主要是指二十来个家族控制制定政策、数百名左右成员享受特权的元老院[10]，是贵族或寡头集团的政治统治[11]。狭隘意义的共和政治的瓦解并不简单意味着罗马政治秩序的退化，相反，在整个罗马帝国政治秩序动荡的期间，原来只限于数百家贵族享受的共和理念反而深入人心、挥之不去，只是文明还没有进化到在大规模社会分工中更好地组织自己的程度[12]。从西塞罗诉讼的一个例案看出：“毫无疑问，Catilina第二次竞选失败后确实图谋用暴力推翻共和。当然，他不是唯一的野心家。…象普鲁塔克所说：只要一个火星就可以点燃烈火，因为整个体制已经从内部腐败，任何强人都可以推翻它”[13]。原来适合于小城邦的贵族共和政体无法管理已经统治整个地中海地域的帝国[14]。好在共和政治体制瓦解之际，罗马人还珍惜法律的精神，留念共和的小加图[15]督促庞培和随他逃出罗马的元老院通过法律不能屠杀罗马人的城市、除了战场之外不能杀害罗马公民[16]。散财的恺撒[17]以及后来帝国将领们用金钱许愿士兵们（甚至来自蛮族）而给自己“黄袍加身”，不断摧毁了罗马共和的社会基础。

与孔子歌颂周朝而谴责当时的政治秩序一样，塔西陀、李维、霍拉斯这些怀古的理想主义共和作家特别强调帝国期间道德的衰落，而他们所歌颂的共和精神是“深厚的尊严感觉、对秩序的崇敬、历史感和对使命的信念”，使罗马不同于那些只知道匹夫之勇和残忍野蛮的意大利部落和东方古国[18]，但来自传统农业的勤勉、淳朴、勇敢、守纪律、忠诚、节俭、顽强、尊严、坚定的风气[19]在罗马城内荡然无存。旧的共和制度已经无法治理的事态数不胜数[20]，与罗马共和早期平民为了争取社会平等权利与贵族的斗争不同，“罗马国家终于分裂成两个派别：在城里的贵族党派加入了庞培阵营，平民从在高卢带兵的恺撒那里寻求帮助”[21]。类似后来在俄罗斯革命和内战中出人头地的托洛茨基[22]，西塞罗就是最富于讲演的罗马人中“最擅长弹奏人心的旋律的艺术家”[23]，他观察讲演的三要素是：传达、传达、再传达[24]。此刻，西塞罗“通过阻止暴力和贿赂的新法，缩短审判期、使腐败几乎不可能”，为此支持庞培，让“他为了拯救国家得到授权召集军队，并在一个非常保守的提案下成为单独执政官—这是朝着君主专制的一大步” [25]。“派别横行，现在权力和武器是唯一的正义标准。…在法律和神祇那里能找到什么信任？”[26]“最恐怖的是在毫无节制和理性的帝国冲动的军队”[27]。罗马军人的地位从这个例子很典型地表现出来：罗马共和后期Lucullus率兵打到了中亚的亚美尼亚、底格里斯河流和阿拉伯，士兵们不愿再跟随他打下去。Lucullus只能“流着眼泪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恳求，甚至象一个仆人那样卑贱地上下拉着他们的手。但士兵们不屑于他的敬礼，扔下他们的空包，让他自己去与敌人战斗”。[28]

吉本点明罗马军队的本质：“在单纯的共和时代，只有那些爱国、有财产的公民才能武装起来。他们有兴趣、责任维护和执行法律。但随着征服的扩张，公共自由减少，战争改善成为一种艺术，但也堕落为一种交易。”“除了财产的资格外，罗马皇帝的军队依然主要由出身自由、受过教育的军官们指挥，但普通士兵，就像近代欧洲的商业雇佣军一样，来自最平庸无能、甚至经常是最放荡的人群。” patriot或patriotism来自patrician贵族，字面的意义是贵族精神，中文译为“爱国者”或“爱国主义”不准确，爱国主义倒是与“大国沙文主义”更接近[29]。“古代最突出的由爱国主义表现出来的公共道德来自于强烈的对于我们作为一员的自由政府的保护和繁荣的愿望和兴趣”[30]。军官与士兵的阶级区分是职业军队的普遍特征，西方的国家军队自此以来严格分别两者[31]，后来成为韦伯所定义的“科层官僚制”的典型[32]，连以平等为旗帜起家的苏联、中国的革命军队也只能学习西方，采用军衔制。“将军有权处死下属，罗马纪律之严使得士兵比敌人更怕军官”[33]。不过，随着罗马疆土的扩张，Marius早在纪元前107-100年期间就被迫改革军队，“容许无产者编入军队并为他们提供武器。这样，军队就变成了职业组织，他们以此为生，最终效忠于他们的指挥官而不是罗马共和政府”[34]。极端的例子就是凯撒召集了全由高卢士兵组成的“云雀”军团，完全按罗马军团的方式装备、训练，内战胜利后给予他们全员罗马公民权[35]。

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帝国膨胀到25个军团，每个军团有6100名步兵和720名骑兵，加上禁卫军，共有35万左右兵力，统治着大约一亿人口[36]。帝国时期，“每年元旦，军队要向皇帝宣誓效忠”[37]。“蛮族加入军队变得更频繁、普遍、必须和迫切。…蛮族士兵被无一例外地依照军功提升到重要的指挥地位。…他们常常被指派到反对自己的同胞的战争中。…君士坦丁的儿子的军营和宫殿由权力很大的法兰克人支配。…君士坦丁向后继者显示了如何给予那些按照军功和服务值得与第一流罗马人并列的蛮族人相应的荣誉和地位”[38]。经过君士坦丁改组后的禁卫军“在东部，这个荣誉职务完全分给亚美尼亚人”[39]。“把蛮族招收入军队的危险麻烦从蛮族士兵与敌对的同族人的交往中显示出来，罗马帝国的弱点被他们不慎或有意地透露”[40]。日耳曼的第一个民族英雄Hermann（拉丁语Arminius）就是从罗马军队叛逃出来，拉起日耳曼队伍[41]，两次击败罗马军队，保住了日耳曼民族的自由，免于高卢或西班牙的命运[42]。终于，在235年，一个来自Thracian部落的目不识丁牧羊出身的、从来不是罗马公民的罗马军队将领Maximinus被推上皇帝宝座，罗马帝国本身也成了最大的战利品[43]。410年率兵正式毁灭罗马的哥特首领Alaric也曾经是一个罗马将军[44]，唯一的安慰是Alaric和他的许多士兵已经多多少少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洗礼，没有洗劫教会，六天后就离去了。

在政治结构上，屋大维成为元首“奥古斯都”，基本上废除了公民大会[45]，但鉴于凯撒的命运的教训，他知道罗马人还保存着深厚的共和怀念，在保持永久军队指挥官Imperator头衔的条件下[46]，把任命皇帝的名义上的权力“还给”了经过改造的元老院[47]，没有称王[48]。此后的元老院基本上成为“橡皮图章”，分享皇帝剩下的权力[49]。据说奥古斯都也两度考虑复活共和，但毕竟害怕失去权力后安全不保[50]。而且，罗马城里有一百万公民人口[51]，住房短缺、租金飞涨、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犯罪率、生活成本和失业率高居不下[52]。“共和已经破碎：行省管理无章，军队纪律涣散，元老院腐败无能”[53]，“罗马只能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管理”[54]。由刻在两根青铜柱上的“神君奥古斯都把世界征服在罗马国民的统治下的业绩和他为国家和罗马国民负担的经费”开头可以读到：“我19岁时靠独自的判断和自己的负担召集军队，把在歹徒的专制压迫下的国家解放出来、获得自由”[55]。当然，他把诸如埃及这样的富裕地盘也算入他的后院收入[56]，才可以骄傲地总结自己的一生：“把罗马从石砖之城改成大理石之都”。对于奥古斯都，正如马基雅维利在评价建国者罗穆卢斯那样：“他的行为受到指责，但行为的结果原谅了他。象Romulus的情形，结果好的话，他就免於非难”[57]。

作为政治秩序的罗马帝国在希腊社会规范影响下的周边世界扩张，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希腊人自身虽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政治实体，但由希腊神话统一起来的世界却接受宙斯领导的“公民”社会秩序[58]。宙斯靠政治智慧[59]而不是出身或特权、特异功能颠覆了“父吃子”、“子推翻父”的旧宇宙无秩序状态，联合同盟众神击败对手后分功行赏，确立了“符合自然性格”的法律、秩序、正义、和平、艺术和战争规则等神的世界，同样适用于人的世界[60]，建立了一种“矛盾中的和谐”[61]。特别是，通过与近东的“巴比伦创世纪”Enuma Elish比较，知道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反映出人类奴隶社会的上天世界，而希腊神话中没有指明人的来由，人与神一样，有自身的权利[62]，可以违背宙斯的意图，从反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那里得到火种利用。所以，从共和出发、在具有公民社会规范的希腊世界成长的罗马帝国，把法律、人权等文明制度进一步扩散到未开化的蛮族世界；而兼并文化上相对发达、军事上弱小的国家而集大成的秦始皇帝国，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当然，实际上，屋大维死后，帝国的命运常常随皇帝的德才左右摇摆，除了臭名昭著的尼罗，复兴帝国的图拉真[63]，还有一些不值得一提的过客[64]。值得一提的是: Diocletian戴克里先将元首的称号改为“主人”，成为罗马第一位名实相符的皇帝[65]，又制定出“2皇帝+2副帝”制，完成了由共和制向君主制转变的最后仪式，造成“皇帝由元老院的权威选出，再由士兵们认可”的现实 [66]。随着罗马地位的下降（许多皇帝把司令部作为行宫/首都办公），元老院被剥夺了最后一点实际权力，成为“罗马市政议会”[67]。305年戴克里先才五十五岁，“在他统治的第21年，作出了值得纪念的决定：逊位”，“得到为世界作出辞职的第一次榜样的荣耀”。“在同一天五月一日，按照事先的约定，Maximian也在米兰辞去(分治的)皇帝权力”。“在与朋友的交谈中，他不断承认统治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难的”[68]。可惜的是，作为唯一一位自愿放弃帝位与权力的罗马皇帝[69]，他不可能免除离开权力之后的帝国的麻烦和自身的危险，因为那些后果与他的一系列的改革密不可分，最后被谋害。

在共和时期，“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能找到的贵族与民众的最骄傲和理想的分离恐怕就是自从罗马共和以来贵族Patricians与平民Plebeians的分离。财富、荣誉、政府公职和宗教仪式，几乎被维持血统的前者独占。…不过，这些不适宜一个自由人民的区分，在护民官的不懈努力下，经过长期斗争，终于被移除了”[70]。在帝国时期，公民权被来自小亚细亚的学者称为罗马最伟大的成就[71]，也是帝国内部社会斗争的焦点。早在纪元前90-88年，在罗马和它的意大利同盟部落之间爆发的“社会战争”最终迫使罗马授予同盟部落公民权[72]。本来，奥古斯都很不情愿把罗马公民权给予意大利的部落，也不肯解放更多奴隶[73]，但Claudius更像凯撒那样自由大方，连高卢的部落首领也在48年后可以进入元老院[74]。靠埃及军团起兵当上皇帝的Vespasian[75]除了把公民权赋予西班牙外，还送给跟随自己的所有行省士兵[76]。Severus的高级官员多数来自东方和非洲，他自然地赋予更多的行省的城镇公民权。Caracalla在212年干脆给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都得到公民权，但这些举动不是民主的进步，主要是为了增加税收应付越来越沉重的战争等开支[77]。

其次、罗马人“对法律秩序有着独特的看法，这些看法带着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自然法，他们基于这一价值观发展出人类社会的法律，即古罗马法”[78]。“法律的条文、限制和保证可能是罗马对西方文明进化的主要礼物。罗马法不仅制订了普遍的人权定义，也保证了对法的尊重和承认只有只有在法律下文明人才能生存和繁荣”[79]。即使帝国军队和政府瓦解之后，罗马法律和相应的行政制度复制在别的国家、机构里。这不意外，因为罗马法本身，以十二表法[80]为象征，就是学习吸收邻近部落的罗马走出了野蛮/未开化状况。Romulus从自然学会了婚姻、教育和家长权威的法律，Numa制订了民族之间的法律和宗教崇拜，Servius制定的民法考虑了七个市民阶级的权利和财富，以五十个新法规来遵守契约、惩罚犯罪[81]。除了希腊，东方的波斯王Artaxerxes（统治年代公元240-254）的法律也值得效仿，例如：“君主的权威来自军队，而军队必须靠税收维持，而所有的税收靠农业，而农业的繁荣只能依靠公正和适当的保护”[82]。这与在东罗马帝国晚期征服了波斯、俄罗斯、叙利亚、中亚、印度等巨大地域的铁木尔Timour（70岁死于征服中国的路上）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会得出结论说这个蒙古皇帝对人类祸端多于福利。一、如果说有些无序和地方压迫被铁木尔的刀剑治服的话，他的药方比疾病还要命。…二、他的多数破坏性战争是沿途侵略而不是为了征服。…三、Transoxiana和波斯帝国成为他的家族的永久财富而得以经营治理，但也常常因为征服者不在而中断或破坏和平的治理。…四、不管他的行政如何成功，都随着他的死去而终止。他的儿孙们只知道君临而不治理”[83]。

罗马共和的公民大会、元老院和法庭有三十多名法官和陪审员，法官传统上来自元老院，也开放给富裕的骑士阶层，后来也开放给不那么有钱的第三种类公民但仍然有财产资格要求[84]。帝国时期，“所有的文职官员都来自法律的职业。…经过五年的教育课程，学生们被分散到各行省去追求财富和声誉”[85]。罗马的所有高等教育和很大部分的中级教育的机构都是训练讲演[86]。“这项原来只限于贵族的神圣遗传的高贵艺术，落到自由人和平民的手中”。在实践上与我们今天面临的“民主法治”社会类似，长期以来被禁止收费的律师们却习惯接受礼物和遗赠[87]，按私人的兴趣解释法律。法律文书迅速膨胀，“到第四世纪时，法律的文献需要好几个骆驼才能驮住了”[88]。考虑到罗马文学等文化活动并不活跃[89]，至今我们使用的印刷用语，如“一卷”volume书形、铁钉字母的字体stylus/style[90]，主要源于法律文书的出版。

帝国行省的行政秩序基本上是“天高皇帝远”的封疆大臣与地方自治[91]的联姻。“作为州长的第一年可以搜刮足够的钱支付买到这个职位的贿赂，第二年得到的钱足够收买那些要审判他的罪过的法官，第三年发的财可以够他一辈子享受的了”[92]。罗马的第一个历史学家Sallust就是靠巴结凯撒得到或恢复官位，在Numidia行省当州长期间贪污腐败，足够他退休而专心历史写作[93]。几次靠贿赂脱身的非洲部落首领Jugurtha最能体会罗马的法律实践：“在罗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买到”[94]。这出卖了西塞罗定义的罗马法精神：“什么是民法？它是一种不能被影响弯曲、被权力折断、被金钱腐蚀的东西”[95]。

西罗马帝国灭亡五百年后，东罗马帝国政治上其实也沦落为东方朝廷之一。君士坦丁以后，吉本痛斥到：“罗马政府就变得更专制，所有的国家资源都被用在巨大的官僚和军队系统，所有的人的精力也被转到同样的事业”，“手工艺者被绑在凳子上，农夫被绑在土地上，商人被绑在行会里”，失去了自由活力[96]。“简单强大的元老院和凯撒（皇帝）们不懂外交，但拜占庭的君主们却精通此道。他们的永久使节们的多产记忆里充斥着相同的千篇一律的虚伪语言和高谈阔论、蛮族的无礼与奴性”[97]。当然，东罗马其实是首次柔和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实验室（包括妇女首次被容许拥有财产[98]），古典文明融入新的基督教文明，创造出以此两大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99]。而东罗马帝国之所以还被看成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Justinian查士丁尼的法律大全[100]。“如果不是查士丁尼的法律大全，罗马法的遗产可能就遗失了。”它的精神体现在如下的罗马观念和基督教教义方面：“它提醒皇帝把对人类的爱作为制定法律的首要考虑，人权比物权神圣，保护弱者抑制强者”等[101]。它由四部分组成：人、物、行为和个人过失（最后犯罪法原则）[102]。例如，关于行为，“人的一般责任来自他们的公共和私人关系，但他们彼此之间的特殊义务只能在承诺、受益和伤害这三个反面体现出来。当这些义务被制定成法律，相关的各方就要被迫履行法律行为。这个原则被所有各国都立为类似的法规，是相当普遍的理性和正义的结论”[103]。这正是罗马法律的逻辑理性，所以它的精神被普及到西方[104]乃至整个文明世界，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创新”。例如：“任何人不能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辩护”、“不能因思想定罪”、“提供证据的责任在肯定方而不在否认方”、“父子不能互相作证”、“判罪时必须考虑年龄和缺少经验的因素”等[105]。法律大全对利息也有详尽的规定，从普通的4%开始，不能超过12%[106]。

特别在思想、言论自由方面，正如塔西陀缅怀的那样：罗马共和是“稀有的幸福时代，你能思想你乐意的，也可以讲你思想的”[107]，以此衡量，今天的许多国家还没有达到罗马帝国的文明程度。奥古斯都有一次在元老院看到一个议员在会议上选择被自己放逐的政敌，建议到：“能不能选更合适的人？”，被那议员断然回绝：“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奥古斯都在元老院看到有人贴大字报攻击他的名誉，也没有追查作者，只是非常认真地反驳诽谤。有好几次被恶意嘲讽，奥古斯都也只是用布告反驳而已。他特别在遗言中反对制定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108]。即使是残忍的奥古斯都继任者Tiberius[109]，对于社会上的流言恶语、中伤自己和家庭的讽刺诗文，也一概泰然处之，明确声明：“自由的国家里，言论和精神都是自由的”[110]。

罗马法的精髓是个人权利的民法，由国家来执行惩处的犯罪法是帝国晚期才制定的[111]。进一步，“古罗马法由两个不同的系统构成，一个是专门适用于罗马公民的，即"在城市里的定居者"。还有一个法律体系是针对非罗马公民的。”“在古罗马法早期，重要的法律体系是"公民法"，也就是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法律。这是当时人们极为注重的法律，陪审团将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上面。当时社会的主要评论与分析都集中在这部分法律体系上。”简易的"各种人的法律"在帝国时代越来越复杂、重要，它成为新的法律秩序的基础。[112]不过，3世纪早期当所有帝国境内的自由人家庭出身的人都被赋予公民权时，这个发源于希腊的理想，终于在罗马帝国以法律的形式成为普遍现实[113]，“法律作为实现正义的实践，自然地、不可避免地首先和最终是罗马的产物”[114]。

当然，罗马法的实践与理念相去甚远，法律大全用拉丁语写成，但人们多数只会讲希腊语[115]。特别是繁琐昂贵的程序有利于富人，有时候还不如“简单快速的土耳其判官”来得公正[116]，“罗马人同时被法律的繁重和主人的任意的意志所压迫”[117]。尽管不理政务[118]，特别“在晚年查士丁尼的坚定意志集中在天上的幻想而忽略了地上世界的事务”[119]，但是，“罗马的公共理性已经被悄悄地、勤勉地注入欧洲的内部体制，查士丁尼的法律在独立的民族仍然被尊重或服从。这位把自己的名声与人类的不朽秩序的荣誉和利益连在一起的君主真是聪明幸运”[120]。

西罗马最后出现了一位明君Majorian，他的带有明确原创思想和表达的法律忠实地代表了爱护民众的性格，他同情他们的痛苦、研究了帝国衰落的原因、能够力所能及地对公共混乱施行法规和有效补偿。可惜“他太久忽视了威胁他的帝位和生命的黑暗阴谋”，被逼迫逊位，五天后死亡[121]。罗马被蛮族攻陷后，有些贵族逃到非洲，继续对罗马效忠。“Demetrias带上面纱、发誓贞节，作为对罗马和世界的最高重要性”[122]。其实，“即使罗马城存活下来，它还是已经失掉了自由、德行和荣誉”[123]。不过，即使罗马城陷落了，罗马的不朽在于帝国行省、边缘甚至遥远地域在断绝与罗马的政治联系后仍然进行的不断罗马化过程，东罗马帝国就是第一个样板[124]。

拜占庭帝国也出现了许多人道主义的关怀事例。如被称为“Almoner医院社区服务员”John Chrysostom作为东方教会的发言人，把自己的财力用于君士坦丁堡的医院建设，受人爱戴而被皇帝嫉恨，死在流亡之地。阿奎那说，给他整个巴黎城，也不肯交换Chrysostom的希腊文手稿[125]。

第三，在政治哲学[126]方面，我们都熟悉“哲学王”Marcus Aurelius写给自己的《沈思录》。Aurelius的德行符合罗马的贵族/爱国精神:他的妻子策划东方的州长Cassius(刺杀凯撒的主谋的后代)谋反，但Cassius被自己的部下杀死。Aurelius赶到东方，拒绝读Cassius的书信而把它们烧毁了，就免除了别的合谋者[127]。密尔高度赞叹到：“他的写作是最高的古代伦理作品，与基督的基本教导特征没有什么差异”，可惜的是，“这个最和蔼可亲的哲学家和统治者，在庄严的职责之下，下令对基督教的迫害。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悲剧的事件之一。如果基督教在Aurelius的赞助下，而不是在君士坦丁治下，被接受为帝国的宗教，那将是一个多么不同的基督教世界啊！”[128]。但《沈思录》几乎没有谈论时政，“从我母亲那里，学会了同情、仁慈，不仅远离恶行也远离恶意，以及简朴的生活”[129]。“从兄弟Severus那里学到热爱亲人、真理和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政体、尊重绝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君王政府，等观念”[130]。其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生活的艺术就像一个拳击手而不是一个舞蹈演员。你必须站稳脚跟对应突然和意想不到的事态”[131]。“接受财富和成功时不要得意忘形，做好准备放它们离去”[132]。“既然你有可能在任何时刻离开人世，要节制每一个行为和想法”[133]。“今天我没有任何烦恼，或者说我摆脱了所有烦恼，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在外面而在里面，在我的观念里”[134]。“死神就在前方。乘活着的时候你还有力量，做一个好人”[135]。“最后，快乐地等待死亡，就像那些组成任何别的生物的各种元素的解体一样”[136]。“正如生成由相同元素组成一样，死亡也是一种自然地奥秘，分解成相同的元素”[137]。宇宙“是统一、秩序和天意。…我崇敬、坚定信仰[自然的]统治者”[138]。与西塞罗、塞涅卡等名人一样，Aurelius信奉克己俭朴的Stoicism学派，认为自然世界按普遍理性有规律地运行，人的义务就是服从、也只要顺从理性就可以与环境和谐相处[139]，“人的目标因而就是达到完善的理性”[140]。

Stoicism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提倡的一个上帝、上帝不在寺庙内、男女/自由民和奴隶平等的哲学[141]，以及狄奥根尼“属于世界而不是某一特定希腊城邦”的人生观[142]，在东罗马帝国为人们提供了回应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来，小城邦共和的平静生活被撕破后，在动荡的大环境中渺小的个人的道德和理性，为抛弃世俗功利的基督教伦理扫清了思想障碍[143]。不过，克己俭朴学派在帝国统治阶层曲高和寡，大概是因为当时传染欧洲的瘟疫而死去的Aurelius没有把任何哲学气质传给他的儿子，继位的Commodus成为“对罗马比任何瘟疫或犯罪还厉害的诅咒”[144]。

除Aurelius之外，“元老院议员Boethius是加图或Tully可以承认的最后的罗马公民同胞”[145]。他的祖先有人当过皇帝和教皇，他本人523年成为西罗马帝国的文职行政首领，但被以叛逆罪逮捕处决。在失去自由之前他已经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自己也写过逻辑论文、评注别的哲学家、写过关于代数、几何、天文和音乐的书，以及（作为基督徒）四篇关于基督教教义的神学论文。当然，他的被称为连接古典世界和早期中世纪的“西方思想的里程碑”的著作就是他临死之前写就的《哲学的安慰》[146]。例如，“谁不看到高贵出身的名声是多么空虚、多么愚蠢？…如果高贵出生有什么优越的话，我认为只有一点：它将赋予高贵出身者不得玷污他们的先祖的德行的义务”。“虽然分离广阔遥远，所有人都来自同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父亲—他提供所需给所有人。…除了原罪和邪恶地玷污了天国的起源的卑劣行为，谁都没有堕落、都不是凡夫庶子”[147]。Boethius信奉基督教但没有直接向耶稣祈祷，而没有放弃理性来追求神：“从古至今，地球和天空的创造者用理性统治世界，在它的指示下时间从永恒的深渊发出”[148]。“作为万物自然的创造者，神处理所有事物、指导他们向善”[149]。神“观察所有事物，倾听所有事物”[150]。那么，人还有自由意志吗？这是西塞罗等已经争论过的老问题[151]。哲学女神的回答是肯定的：“有。实际上，只有人被赋予自由意志，他才是理性的动物”[152]。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form观念，哲学女神说明我们的感觉、印象、思想等形式作为人的理性要服从神的意愿，如果提升到超级智慧的高度才可以看到超级简单、没有局限和限制的先天知识[153]。所以，“人的自由坚定屹立，法律是公正的，因为除了必须之外的意志都会受到奖励和惩罚。…所以，抵抗邪恶、提升你的灵魂希望正确、卑微地向天祈祷。只要你不隐瞒自己，知道你所有的行为都在无所不知的法官的眼里，伟大的正当的必然性就会到来”[154]。这本书完成后不久，Boethius在皇帝Theodoric面前被残忍杀害[155]，他的问题要靠圣奥古斯汀和圣阿奎那来回答了。

东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仍然是拉丁语，但普通人以及文学、哲学的语言是希腊语[156]。随着基督教的合法正统化、叙利亚和埃及被阿拉伯人占领，以及雅典学园的关闭，希腊研究就退入寺庙中去了[157]。“他们的没有生命的手中握有先祖的财富，却没有创造和改进了神圣遗产的精神：他们阅读、颂扬和编辑，却无精打采的灵魂却不能思想和行动。在一千多年的进化中，没有一样发明提升了人类的尊严或改进人类的幸福。没有一个观念被加入古代的灿烂系统，…无论在体裁或情感、原创的惊奇，甚至成功地模仿等固有的美感，都不能在湮没中找出一件历史、哲学或文学作品”[158]。“在欧洲陷入最深的野蛮状态下，亚洲的光亮和灿烂有赖于土耳其征服者的温和管制而不是知识”，土耳其人被波斯和伊斯兰文明同化的成功例子就是在Alp Arslan和他的儿子手下的波斯宰相大臣Nizam[159]。

第四、吉本通常被认为是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基督教的始作俑者，正如他在结尾写道：“经过尽心的探寻，我可以把罗马的毁灭区分出四条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原因：一、时间与自然的侵害，二、蛮族和基督教的敌视攻击，三、对物资的利用和滥用，四、罗马的内部纠纷”[160]。“我们毫不奇怪或感到诋毁地听到，说基督教的导入或至少它的滥用影响了罗马帝国的衰亡”[161]。

我们从熟悉的基督教史观（主要是《新约》本身）知道基督徒的献身精神把“奴隶的宗教” [162]转化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的过程和罗马在神的意志下发展的历史定位，也知道小普林尼对图拉真皇帝的报告信等罗马官员的态度变化，但吉本从罗马史出发的观察值得借鉴：“希腊和罗马多神教信徒从来没有把未来状况的说教作为一种基本的信仰”。“灵魂不灭的真理在印度、亚述、埃及和高卢受到更诚挚的灌输和成功，…我们只能把它归结于把德行的动机作为野心的工具利用的既成僧侣集团的影响”。“我们发现摩西的律令中缺乏灵魂不灭的说教”。“当使徒们用接受信仰、遵从箴言的条件开出永生的幸福时，这样的甜蜜许诺很容易吸引罗马帝国内的各种信仰、各种阶层和每一个行省的民众。”“古代以来很受欢迎的神圣再临的观念被密切地联系到耶稣的复活”[163]。行省长官审问过耶稣的弟弟圣徒Jude犹得的孙子们，“他们伸出因为日常劳作变得粗糙的双手，申明他们的所有财产来自相当于24英亩的农田的劳作，…犹得的孙子们被怜悯和藐视他们的官员放走了”[164]。如果我们记得耶稣被定罪的过程，但“Hadrian和Antoninus Pius的法令明确规定不能凭观众的叫声作为法律证据定罪或惩罚那些拥抱基督教的热诚的不幸者们”[165]。“然而，从最初的基督徒们的交代显然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行使皇帝或元老院权威、独自手握生杀大权的行省行政官员都受到信任、表现出老练的方式和自由的教养，他们尊重法律、精通哲学格言。”[166]。从罗马公民保罗的命运[167]，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帝国而不是波斯、阿拉伯、印度等没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王国展开。进一步说，如果保罗没有罗马公民权而得以在帝国境内自由传教，基督教今天可能还只局限于犹太教中的一个小异端团体。

当然，基督教的人道精神确实提升了罗马文明的素养。例如，在Honorius治下，虽然已经遭到基督徒等谴责，罗马人仍然继续观赏角斗，每年有几百人或几千人由此被屠杀[168]。这时，一个叫Telemachus的亚洲信徒跳进角斗场分开角斗士，打断了罗马观众的雅兴，被乱石砸死。但疯狂的人群马上冷静下来，认识到他是真正的烈士，服从了Honorius的法律，从此以后禁止以人的牺牲为娱乐。吉本打抱不平到：“没有任何教会，也没有任何教坛为这位为人类牺牲的信徒立碑纪念”[169]。

或许，只能说基督教加快了本来就在瓦解的罗马帝国的解体过程。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政策其实来自于现实的对应考虑，例如，“Maximilianus，一个非洲青年，被判处死刑。…他固执地反复宣称他的良心不容许他从事士兵的职业”。“不可能期待任何政府会忍受不治罪百人长Marcellus的情形。一天，在公共集会上，这个军官抛掉他的皮带、武器和肩章，高声叫喊:只服从永生之王耶稣基督、永远抛弃利用武器和为邪教主子的服务”[170]。面对类似的风气，利用比镇压是更有效的策略。

罗马皇帝们也力图用Pagan自然崇拜[171]回避基督教，“Julian的神学系统好像包括卓越重要的自然宗教的原则。…这位虔诚的皇帝承认、敬重宇宙的终极原因：它代表了无限自然的所有完美，但肉眼不能见，渺小的人的理解力无法达到”[172]。只在位一年八个月、32岁就死去的Julian不愧为一个柏拉图的门徒，在征战波斯失利弥留之际，留下了感人的教诲：“我从哲学学会了灵魂比肉体优美，高尚的物质的分离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我也从宗教那里学到：早期的离世往往得到更虔诚的回报。…我无悔死去，就象我无罪活过一样。…我要慎言不致影响你们推选新的皇帝”。体现了他热爱德行、珍惜名声的统治激情[173]。

东方诸神Cybele、Isis和Mithras传到罗马也曾经吸引过不少信徒，特别是与波斯拜火教有联系的Mithras神，“以其兄弟结义和为善良事业战斗的重视，在罗马军队中如野火一样扩散，在纪元三世纪实际上成为军队的非正式宗教”[174]。不过， 没有妇女参与的宗教都不会成长、持久。除此之外，罗马帝国也试图把（先是死去的、后来也包括活着的）皇帝造成神明[175]，作为帝国的象征[176]。但只有基督教吸引不分男女、年龄、阶层、地位（从奴隶到皇帝）、种族的帝国境内的人群，而且还把信徒宣教的使命作为得救的途径，印证了“烈士的鲜血就是教会的种子”的成长历史[177]。

除了《圣经》中直接接受罗马法律(如奴隶制[178])的教规，得到正统地位的基督教全面世俗化。“在一个专制政府下，只有主教享受和行使只被自己的同行审判的特权，即使在杀害的案件，他的弟兄们组成的教士会议才能审判他的罪过或清白”。“古代的至圣所特权被转移到基督教堂，特别在小Theodosius的自由同情治下，被延伸到奉献的界限范围”。“主教是他的信徒的道德检阅官”[179]。由此也引起宗教迫害的开端：“每一个罗马人都可以行使公开谴责的权利，但在Theodosius治下首先设置了信仰审问处，一个遭人痛恨的名字”[180]。“首都的教士们和教会都类似地从他们的创始人的德行堕落下来”[181]。“君士坦丁给予他们安全、财富、荣誉和复仇，对天主教的信仰的支持也是文职官员的神圣重要的职务”。“随时排除那些与皇帝特地拥抱的正统神学不相符的人员或教师，不让他们分享报酬和免役权”。“君士坦丁绝对禁止异端，把他们的共有财富没收给国家或正统教会”[182]。“与罗马一样，君士坦丁堡被教会和物产地主控制”，但接受基督教的欧洲蛮族“喜欢集中一切权力，教皇成为事实上的帝国国王，主教们是领军作战的地主贵族”。具有希腊文化精神的东正教没有世俗权力，例如，它从来没有（机会）插手教育[183]，而天主教会的组织越来越像帝国，“教会的阶层相应于罗马帝国的行政机关，…天堂的法律受到罗马法令的强烈影响，特别关系到基督教内的单个教会的地位更是如此（主要原则来自罗马的公司法）。”“随着罗马国家的衰落，教会成为拉丁文化的主要储存库，”拉丁语“只有在天主教才作为一个功能语言存在下来”[184]。那些奠定了近代政治思想的马基雅维利、摩尔、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法国哲学学派都从罗马共和中汲取养分，而那些古典罗马著作从何而来呢？“教会保存了它们。正是因为这些教会里的复制件，罗马的遗产才传了下来”[185]。

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例子还可以在几乎所有的拉丁语系的语言生成中看出：Ulphilas把《圣经》翻译成德语，“这个天才改进和变声了不适合任何精神交流的士兵和牧羊人的粗鲁破碎的方言，为了翻译，他不得不发明了24个德文字母，其中四个独特的发音不存在于希腊和拉丁语”[186]。在德国发明的“印刷术出现后，希腊原版的《新约》编辑们放弃了自己的成见和时代的错误。那些被罗马和日内瓦热心造就的虔诚的伪品，开始在欧洲的各国、各种语言加倍扩展”[187]。而乌兹别克8世纪被伊斯兰征服后采用阿拉伯语，加入苏联后开始采用拉丁字母和Cyrillic，1993年独立后制定了根据拉丁字母演变的乌兹别克文[188]。

东罗马帝国耗费了许多精力在不毛的偶像表示纠纷上，最终导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分裂[189]，但也达成了一些成果。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召集150名主教参加的会议，希望从正统神职人员的集合中发现真理和智慧，完成神学系统。结果，通过对上帝之子是上帝的认可，自然地推演出圣灵也是上帝的三位一体结论[190]。这是热爱哲学思辨和争辩的希腊后裔的天赋。

自从大胆的米兰主教Ambrose因为皇帝Theodosius屠杀Thessalonian人而把他革除教门以来[191]，欧洲的世俗君王们就离不开罗马教皇。罗马帝国灭亡后，教皇也曾经亲自出马，解救过罗马城不被蛮族洗劫[192]。但“如果他们许诺服务，他们指望的是统治；如果他们发誓效忠，他们盯着叛乱的机会”[193]。十字军东征“途中”对东“罗马帝国”[194]的掠夺为土耳其苏丹的最终攻陷君士坦丁堡准备了条件[195]，“拉丁人活跃的精力伤害了他们的理性和宗教的要害，如果说第九、第十世纪是黑暗的时代，第十三、十四世纪就是荒诞无稽的时代”[196]。其实，能够拯救拜占庭帝国的希望只有一种压倒土耳其敌人的绝对优势武器：炸药，而“这样的武器就在他们的手里，在命运垂危关头正好发现了它的利用”[197]。但是，“一个来自Dane或匈牙利的火炮的发明者，计划在希腊人军营里饿死，叛逃到穆斯林阵地，受到土耳其苏丹的重用”[198]。实际上，Mohammed二世率领攻城的士兵“在16万到45万人之间。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大量的基督徒为土耳其人而战”[199]。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回到欧洲的君士坦丁堡希腊人意外地发现：“对过去的帝王的访问除去了分离的面纱，他们以自己的眼睛看到强大的欧洲再也不能以蛮族来对待了。”记忆中粗鲁野蛮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过去和现在与我们的头脑/观念如此熟悉”[200]。实际上，形式上由教皇加冕的Charlemagne查理大帝和“日耳曼人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在艺术、宗教、政治等方面已经比“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第三罗马”（莫斯科）开化多了。

最后，除了基督教，东罗马帝国的衰亡也直接帮助了伊斯兰教的兴起[201]。埃塞俄比亚本来是著名的早期“传道人”菲利普开垦的处女地[202]，如果埃塞俄比亚国王能够守住亚洲的地盘，如果罗马奴隶出身的Abrahah不被波斯推翻，“如果基督教权力继续在阿拉伯维持下去，穆罕默德在他的摇篮期就被抹杀了”[203]。吉本从过错和德行的平衡来总结穆罕默德，尖锐地代表了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的态度。“一个盯住同一物体不停运转的大脑会把一个普遍义务的精力转换成特殊的召唤，理解或幻觉的建议的热诚会被感受为上天的激励，思考的劳作会以狂喜和幻影终结，内向的感受与无形的监视会被描述成上帝天使的属性”。“穆罕默德命令或批准了对逃离战场的犹太人和无神论者的杀害”，“他独自被上帝免除了正面的道德律令的义务”，“在私生活方面，穆罕默德沉溺于一个男人的胃口、滥用了一个先知的称号”，特别是他对女性的行为，西方文明无法接受[204]。不过，在那个时代，女性与奴隶一样，并没有获得人的尊严（为成吉思汗提供性服务的妇女不计其数），伊斯兰教更需要的是文明提升的启蒙[205]。

另一方面，吉本对伊斯兰教规和治理有所肯定，“不要让你的胜利被妇女和孩子的血液玷污。不要砍树，也不要烧毁庄稼”[206]。“如果我们比较哥特人对西班牙的入侵，或者Castille和阿拉贡国王们的反攻，我们不由得赞许阿拉伯征服者们的适当性和纪律”[207]。“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弟子们得到郑重的邀请接受更加完美的穆罕默德的启示，但如果他们更愿意交付适当的上贡款，也有权利享受良心和宗教崇拜的自由”[208]。这在伊斯兰社会里犹太人享受的相对安定地位中得到证明，虽然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学校的甲骨文，只不过被歪曲了而已。他的帮派弟子没有上溯到泉水的源头，而是从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和摩尔人接受了被歪曲了的遥远的解说”[209]。除了东南亚经受过佛教洗礼的伊斯兰国家（拥有最多穆斯林人口），由波斯文明转换来的伊朗什叶派，以及经受过波斯文明而接受伊斯兰教的土耳其苏丹，都比发源地阿拉伯具有宽容和启蒙的色彩[210]。正如正统基督教（天主教）经历过出身教会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到康德）和再洗礼派等新教革新进化一样，伊斯兰教社会的进化主要期待于伊斯兰教内部的温和改革潮流（例如妇女的平等权利）引导穆斯林信徒主流摒弃极端的原教旨主义。

吉本列举东、西罗马帝国的“Arcadius和Honorius的敌意把共和体出卖给共同的敌人，拜占庭对罗马的陷落、意大利的不幸和西方的丧失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的例子，总结道：“它的衰亡的历史简单明了，与其询问罗马帝国为什么毁灭，我们倒是应该惊奇它为什么存活了这么久”[211]。

历史上多次发生惊人的类似，对由俄罗斯革命产生的现代苏联帝国的研究也达到类似的“现在看来，这个体制居然能够维持到1991年，反而是一个奇迹。”的感概[212]。进一步，与其追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重复苏联的历史吗？”[213]，我们首先要研究一系列问题：它的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何在[214]？如何判别它的社会秩序公平性？它的整体的道德规范是否已经堕落腐化到不可忍受非改不可的程度？它将会走向帝国的道路吗[215]？它是否正在走向帝国的道路[216]？除了重复罗马、大不列颠、苏联和美利坚等世界性帝国的行为，它对新的国际秩序与规范有所创新吗？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11月11-15日第一稿[217]】

[1] 赵京，2015年8月10-11日第一稿。

[2] 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社会，古代最具有政治天赋的罗马人种族的政治家代表就是西塞罗。他留下的774封信扎、58篇讲演使他成为我们最了解的古代人物（包括他的自我推销）。他的具有浪漫怀旧色彩的共和情绪带有普遍思想家的特征。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27. 下面将从哲学思想角度较详细评介节制禁欲学派。

[4] 除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明文化的“主权民族国家”的观念，人类主要还是从罗马的实际看到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国家”、“政府”应该如何运营。

[5]据基佐的考察，直到罗马皇帝Vespasian，才首次为修辞等职业教师提供薪水。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编者O.S.注，p.51.

[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Introduction.

[7]在“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日本社会党的瓦解”（2014年1月8日初稿）一文，我回顾到：“1986年离开中国之前，我逐字逐句地读过当时被译为中文的关于古罗马的名著：凯撒的《高卢战记》、塔西陀的《编年史》和《历史》、西庇阿的《罗马史》和《圣经》，感受到超越自身生活时空制约的人生价值，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不仅没有阻碍阅读，反而引起我更大的好奇、想象和向往，恨不得自己也能亲身经历其中的历史。”“没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约的召唤和丰富的历史想象力，Gibbon写不出这样的打动人心的巨著。进一步说，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历史巨变，但在任何行业却都没有什么可读的作品，原因也很简单：学而优则仕（权）、学而优则贵（钱），没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约的召唤，更谈不上历史想象力。”吉本以后有许多历史学者对罗马史有更精密的研究，但本文的目的不是历史考证知识而是对宏观的政治秩序经验教训的回顾。这只能从经典巨著中获得。

[8] 骑士阶层的高利贷也是恶名远扬的。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5页。

[9]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4.

[10]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3. 在西塞罗时，元老院有六百人，包括西塞罗这样的骑士出身的新贵。p.24.

[11] 我们东亚比较熟悉的中国、韩国“红二代”、“官二代”或“太子党”，日本第三代官僚，也类似罗马的贵族或寡头集团，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但经济上有一定的市场自由。

[12] 不看好代议制的卢梭强调希腊民主/罗马共和的国家只能限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如瑞士。但以nation-state民族国家成立的绝大多数近代国家只能采用代议制来间接民主统治，例如，今天在缅甸进行的虽然不充分但足够反映民意的全国大选，表明他们已经知道、接受、运用民主的方式组织新的政治秩序，比超巨大规模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更文明开化。

[13]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72-73.

[14]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8.

[15]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71.

[16]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49.

[17]实际上，正是恺撒把财富发给下层士兵/平民的遗嘱打动了人心，激起人们的愤怒和暴乱，打乱了布鲁图斯团伙刺杀恺撒以后元老院贵族与安东尼等恺撒部下达成的避免内战的交易。“在他的尸体旁爆发的无法扑灭的反叛成为恺撒的最后、最大的凯旋”。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93. 如果凯撒没有被刺杀，他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成功的凯撒年历）计划得以实施的话，罗马共和向帝国的转型会怎么样呢？

[18]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5. 例如，罗马将领Regulus被迦太基俘获，被放回罗马为迦太基讲和，但他呼吁罗马继续战争打败迦太基。他返回迦太基坦然接受死刑。

[19] 著名的例子是Cincinnatus，他被赋予独裁的权力，但在击败外族入侵后，放弃权力回到自己的田园种地。当然，共和政府官员的服务都没有报酬，以及因为没有服从上司命令而被父亲处死的儿子。Edith Hamilton, The Roman Way, Avon Books, 1973, p.25.

[20] “金钱已经成为公共选举中必不可少的成分”。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71. “罗马人把伟大的庞培的营地作为他们的国家、把他的帐篷作为他们的元老院，而不认为那些在罗马执掌政府的consuls, prators以及所有magistrates比叛乱和卖国贼们的头衔更好”。上书p.800.“所有竞选公职的人都毫无廉耻地公开地行贿发钱，而接受钱财的人们不光只用选票表达回馈利益，也用鞠躬、刀剑和投石来决定选举。”上书p.872.

[21]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108.

[22] 他们的被杀害命运也类似：祸从口（和写文章的手）出。

[23]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8.

[24]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1.

[25]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16.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对比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法律之上的“反腐”，也令人觉得带有朝向“单独执政官”执政的趋势。

[26] 护民官Caius Gracchus去元老院（被杀）出门时他妻子的道别之言。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17.

[27]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70.

[28]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18-619.

[29] 这从几乎所有帝国子民的“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对外言动中感受到。

[3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

[31] 美国培养年轻军官的军校新生叫Pleb, 就是来自罗马plebian平民士兵一语。

[32] 韦伯“社会主义”，赵京译，2010年3月8日。ISBN:978-0-557-01998-4

[3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0.

[34]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1.

[35]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32页。

[36]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08.

[37] 插入一句奥古斯都的业绩录：“有五十万罗马市民以军人的身份向我宣誓效忠”。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10页。

[3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42-543.

[3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48.

[4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33.

[41]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Cover illustration.

[42] 残暴的罗马将领Varus被Hermann领导的日耳曼军队完全消灭掉，气得奥古斯都长久不修头发胡子，不断叹气:“Varus，Varus，还我的军团！”罗马从来没有完全击败日耳曼人种，只得划莱茵、多瑙河为帝国北部边界。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9.

[43]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3.

[44]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30.

[45] 公民大会Assembly原则上讲可以召集百万人开会，虽然从来就没有成为民主联合的力量与元老院抗衡，也是一个发泄不满的公共渠道。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6-27.

[46]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04.

[47] 元老院早已丧失共和精神，鱼目混珠，在安东尼、屋大维和他们的亲戚Lepidus“后三头”期间就杀害了三百名元老院议员（和两千名骑士和更多的市民），内战后还有上千名议员！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97.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2页。

[48] King国王这个绝对君主的东方政治或蛮族制度也不适合罗马这样的高度发达的复杂社会分化。

[49]例如，在三个行省指挥官自立为皇帝、连禁卫军也唾弃尼罗时，元老院才宣布废除他的帝位并判处他死刑。

[50]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23页。

[51] 纪元64年护民官Gaius Papius制定法律驱逐（奴隶以外的）所有非公民身份的人出罗马。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46.

[52]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7.

[53]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57.

[54]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4.

[55]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09页。

[5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91.

[57] Nico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Cite from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23.

[58] Civil society.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22.

[59] 例如，“当他快刀般判案时，所有人都向他看齐。以他的雄辩，他知道如何迅速结束庞大的争端—国王们必须有这样的精神力量”。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Section I, p.55.

[60]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25.

[61]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45.

[62]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37-44.

[63] 图拉真宣誓上任时，将一把剑交给禁卫军队长：“拿着。我作对了就用来保护我，我行恶时就用来对付我”。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23.

[64] 如第三任皇帝Caligula谋害了所有可能挑战他的地位的人，还把爱马养到皇宫里并赐予它“执政官”职务！Claudius因为被认为“无能”而躲过一劫，成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当忍无可忍的市民杀死Caligula，找到Claudius时，他躲在床下，以为自己死期已到！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20.

[65] 皇帝emperor一词由imperator（军队指挥官）而来。凯撒被称为终身Dictator（独裁者）和Imperator。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85.

[6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P.65.

[6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4.

[6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34-337.

[69]他退休后最大的兴趣是种菜。在其后有人曾要求其重登帝位，却被其断然拒绝，并回复道：如果你看到我亲手栽种的蔬菜时，就不会再提出这种要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5%85%8B%E9%87%8C%E5%85%88

[7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25.十二表法禁止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通婚。

[71] Aristides为此发表的演说。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8.

[72]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1.

[73] 他极力想保全罗马人的血统。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6页。

[74]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0.

[75] 塔西陀：“帝国的秘密暴露了：皇帝可以在罗马以外产生”。引用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2.

[7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3.

[7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3.

[78] 锺国平《法律原理与社会》第二章社会理论第二节翻译亨利·梅恩的社会理论六《古代法》各章介绍2、第二章——成文法出现后法律的演变（续）。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5/10/201510270621.shtml#.Vi-St_mrSUk

[79] 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76.

[80] 纪元前450年公布的首部行政法/民法。除了梭伦，甚至那些采纳毕达哥拉斯哲学或借助于诗歌和音乐的非成文法的希腊城邦，还可看出埃及和Phoenicia法典的印记。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26-327.

[8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24.

[8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83.

[8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54-1255.

[84]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8.

[8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22.

[86] 修辞学家Quintilian在一世纪成为第一个领薪水的教授。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7.

[8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3.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6.

[8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36.

[89] 罗马建国五百周年后才出现《奥德赛》的拉丁译文，可以想象文学读者不多。Edith Hamilton, The Roman Way, Avon Books, 1973, p.14.

[90]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12.

[91] 特别是从来没有被希腊/拉丁化的亚洲部落王国，例如犹太人地区，拥有高度自治，包括自己的constitution宪法或国王。

[92]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0.

[93]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14-415.

[94]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0. 他最终被Marius抓获，死在罗马监狱里。

[95]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5.

[9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26.

[9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13.

[98] 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52.

[99] 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51.

[100] 集大成编篡者是博学的法学家Tribonian。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48.

[101] 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76.

[10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49.据维基百科:《民法大全》（Corpus Juris（亦作Iuris） Civilis），又称《查士丁尼法典》或《国法大全》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以及新律。最后完成于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内容为东罗马帝国时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权威法学家的法律解释，还有给法律学生当作法学的入门教材等。该法奠定了后世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基础。

[10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67-368.

[104] 特别是继承法国大革命的《拿破仑法典》以及受它影响的欧洲大陆法律。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当时处于法国领土，也反映了拿破仑法典的精神。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6.

[105]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6.

[10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70.

[107] 转引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9.

[108]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52-153页。

[109] “没有一天不处死人，连祭日也不放过，新年元旦也处罚”。“古代以来，不处死处女。叫刽子手先蹂躏没成熟少女，再施行绞刑”。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88-289页。民众在他死后狂喜不已（302页）。

[110]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58-259页。

[11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5.

[112] 锺国平《法律原理与社会》第二章社会理论第二节翻译亨利·梅恩的社会理论六《古代法》各章介绍2、第二章——成文法出现后法律的演变（续）。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5/10/201510270621.shtml#.Vi-St_mrSUk

[113] 当然，这样讲避开了罗马必不可少的社会经济基础—奴隶制：共和时期奴隶的人口远多于公民人口，帝国时期两者人数相当。

[114] Edith Hamilton, The Roman Way, Avon Books, 1973, p.159.

[115] Leo III和他的儿子出版了希腊版，成为东罗马帝国所有法庭的主要权威。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840.

[116]今天也是如此。我在美国经历过几次大小官司，因为不熟悉程序、过程太长、无法承担律师费等，没法达成明显的简单正义期待。我由此得到的教训是回避不熟悉的法律程序，专注一条特别适合于自己的权利条款，如大萧条以后制定的证卷交易法规中关于股东的提案权，运用成“阿基米德杠杆”改善大公司的企业治理弊端。见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view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csrr.pdf  (包含41个公司)。

[11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82.

[118] 他的能干的讨伐意大利等原西罗马帝国疆土上的蛮族的将领Narses是个太监，引得已经相当开化的蛮族们的嘲笑。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299.

[11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83.

[12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22-323.

[12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69，1275.

[12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124.

[12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55.

[124] 君士坦丁甚至从意大利输入真正的罗马无产阶级流浪汉，使君士坦丁堡更具有正宗的拉丁气氛。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57.

[125]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29-430.

[126] Lucretius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是最伟大的古典艺术之一，主要宣扬伊壁鸠鲁的哲学(尤其是原子论)。从政治思想的角度，伊壁鸠鲁的哲学远不及柏拉图和Stoicism学派。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15.

[127] 这个情节与中国的忠臣勇将（如岳飞）的德行类似。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39.

[128]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29-430.

[129]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5.

[130]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7.

[131]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42.

[132]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47.

[133]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12.

[134]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51.

[135]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20.

[136]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15.

[137]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22.

[138]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30-31.

[139]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6.

[140] Essential Works of Stoicism, ed. Moses Hadas, Bantam Books, 1961. Introduction.

[141] Edith Hamilton, The Roman Way, Avon Books, 1973, p.203.

[142] Essential Works of Stoicism, ed. Moses Hadas, Bantam Books, 1961. Introduction.

[143] Essential Works of Stoicism, ed. Moses Hadas, Bantam Books, 1961. Introduction.

[144] 历史学家Cassius Dio语。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1.

[14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2.

[146]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Preface. 伊丽莎白一世女皇1596年也亲自翻译过此书。

[147]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III, p.76.

[148]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III, p.84.

[149]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I, p.136.

[150]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48.

[151] Cicero, De Divinatione, II 7, 8.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55.

[152]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47.

[153]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42.

[154]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68-196.

[155]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70.

[156] 查士丁尼本人和他的许多高级官员和将领都不是来自罗马，在他治下，君士坦丁堡的大约60万“罗马人”讲希腊语。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68-69.

[15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874.

[15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877.

[15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86.

[16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441.

[16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3.

[162] 基督教受到的第一次国家迫害是尼罗转嫁罗马的纵火案。尼罗的残暴和教徒的英勇就义征服了罗马公民。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17.

[16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00-403.

[164]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61-462.

[16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66.

[16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67.

[167] 百人长等官员听到保罗说他是罗马公民，立即改变态度。Acts 22:25-30.

[168] 图拉真治下时，有一次两千个角斗士被投入角斗场自相残杀或与野兽搏斗，供七万人观赏。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32.

[16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063-1064.

[17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88.

[171] 基督教徒在罗马的城镇繁荣后，称非基督徒为paganus(拉丁语“乡巴佬”)。连教会首领彼得在东方传教30年后也移民到罗马。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9.

[17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61.

[17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828-829.

[174]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27.

[175]也传说奥古斯都的母亲在阿波罗神庙怀胎。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90-191页。

[17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25.

[177]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31.

[178] 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多达7万人，持续了3年，震撼了罗马帝国，最后把6千名奴隶钉上沿着通往罗马的130英里十字架。罗马随即通过法律，只要一个主人被害，就要杀死他家的所有奴隶。奴隶的反叛自此平息，直到最后罗马陷落时，主人们才发现仆人们普遍与外地通风报信，分享屠城的果实。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84.

[17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65-667.

[18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73.

[18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71.

[18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71-672.

[183] 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52.

[184]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59.

[185]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0.

[18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8-19.十多年前，我们所在的门诺教派有一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牧师，他独力把《圣经》从英文/意大利文翻译成厄立特里亚语，举家（妻子是白人）迁回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不久的厄立特里亚传教。我买下了他拍卖的花瓶并捐献了一笔。我后来断断续续地接到他的通讯，叙述在伊斯兰军事社会里传播基督教文明的艰辛。

[18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0-31.

[188] A Visit to Uzbekistan, Awake! October 2015, p.11.

[189] 来自叙利亚的君士坦丁的大主教Leo反对用圣像（与伊斯兰教类似），下令销毁圣像并迫害反对者，遭到一些行省的教会的抵制，并引起罗马教皇的抗议，两者的积蓄已久的冲突终于爆发，分道扬镳。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93.

[19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69.

[191] 皇帝被迫忏悔八个月后才得以进入教会。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38.

[192] Leo一世452年请求入侵的匈奴首领“祸端”Attila，罗马得以免除一劫。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38.

[19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71.

[194] 吉本在用这个称呼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01.

[195] 土耳其人刚出现在中亚时与拜占庭帝国结盟征服波斯帝国的等属地。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117.

[19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144.

[19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63.

[19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33.

[19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36. O. S. 注。

[20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73.

[201] 笔者也不由得指出西方对中东政策失败的“原罪”，例如美英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的野蛮愚蠢的战争，其中的一个恶果就是“伊斯兰国”的产生。最近好不容易才听到第二号战犯布莱尔的“道歉”，如果有一个公正的国际法庭把第一号战犯推上法庭的话，有可能获得广泛伊斯兰世界的赞同和支持，共同对抗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恐怖主义。

[202]  《圣经》Acts 8:27记载Philip the Evangelist为来自埃塞俄比亚Candace女王很有权势的太监洗礼。

[20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280.

[204]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92-695.

[205] 伊斯兰教启蒙的困难事实在于启蒙的尝试几乎被（或自愿）排除在伊斯兰教门之外了。“如果把苏菲教门仅仅作为伊斯兰的一个特殊分支（就象一般中国人知道的那样），就没有多大的思想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作为“异端”的苏菲教门扬弃了“正统”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才使其他文明对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教义产生好奇和兴趣。”赵京，”苏菲教门的泛神论与自由主义”，2013年12月25日。

[20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23.

[20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78.

[20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82.

[20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144.

[210] 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128.

[211] 例如，从君士坦丁堡变为伊斯坦布尔后，土耳其苏丹下的教育成为当时世界最兴旺的系统。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2.

[212]赵京：苏联体制下的政治警察，首发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二期。收入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1年第二版。

[213] 赵京：关于莫洛托夫和苏联的兴亡，2001年8月。收入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1年第二版。收入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1年第二版。

[214] 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一个显著标志，例如最近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6.5%目标。但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制度不同，它关注的是人的权利/自由状况。

[215] 例如，”中国目前正在开发宏伟的“一带一路”项目，这是一个将20多个国家按照古代“丝绸之路”的路线联系起来的经济纽带。但是这个耗资1400多亿美元的项目在存在很多挑战，包括战争、区域纷争和内乱。”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silk-road-20150415/2720453.html

[216] 例如，中国与相关各国近年来在东海、南海的冲突和较量，至今看不出任何解决的规范和秩序。

[217] 文章随时修改，引用请参照研究所网址http://cpri.tripo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