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政治秩序的变迁中体现出来的作为精神家园的希腊罗马社会规范”[1]一文，我主要考察了作为古典世界的道德规范的希腊社会秩序的兴起。借用吉本所羡慕的西塞罗[2]的表述：“希腊哲人们从人而不是神导出道德，但他们以自然的神圣冥想出一种非常奇妙和重要的沉思，通过坚持不懈的询问显示了人类理解的力量和弱点。在四种流行的学派里，节制禁欲学派Stoicism和柏拉图学派力图调和理性与怜悯的冲突观点”[3]，这两种学派在罗马帝国发生了持久的影响。不过，即使像雅典那样的一万左右人口的巨大希腊城邦，也不具备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家”[4]的物质基础。例如，它甚至无法为知识分子提供职业薪水[5]。而罗马之所以被称为“永恒的”，就是因为从此以后，人类知道我们可以在获得大规模社会组织分工的优势下同时可以拥有个人的“自然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的目的是为被统治者利益服务等制度性的框架[6]，展现了文明的创新。本文作为续篇，主要以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7]为线索，从政治/军队、法律/行政、政治哲学和宗教等方面考察第一个作为世界帝国的古代罗马政治秩序的文明创新（和统治瓦解）。

【一】罗马社会从共和向君主/帝国体制过度不可避免，有许多原因，例如行政的腐败、贫富差距的鸿沟、贵族阶级与强人集团之间的政治私利斗争，再加上骑士阶层[8]在行省的经济掠夺[9]，等。传统上的罗马共和政治其实主要是指二十来个家族控制制定政策、数百名左右成员享受特权的元老院[10]，是贵族或寡头集团的政治统治[11]。狭隘意义的共和政治的瓦解并不简单意味着罗马政治秩序的退化，相反，在整个罗马帝国政治秩序动荡的期间，原来只限于数百家贵族享受的共和理念反而深入人心、挥之不去，只是文明还没有进化到在大规模社会分工中更好地组织自己的程度[12]，只能由罗马人所知的周围蛮族的王治[13]影响走向帝制。从西塞罗诉讼的一个例案看出：“毫无疑问，Catilina第二次竞选失败后确实图谋用暴力推翻共和。当然，他不是唯一的野心家。…象普鲁塔克所说：只要一个火星就可以点燃烈火，因为整个体制已经从内部腐败，任何强人都可以推翻它”[14]。原来适合于小城邦的贵族共和政体无法管理已经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域的帝国[15]。幸好在共和政治体制瓦解之际，内战[16]中罗马人还珍惜法律的精神，留念共和的小加图[17]督促庞培和随他逃出罗马的元老院通过法律不能屠杀罗马人的城市、除了战场之外不能杀害罗马公民[18]。而散财的恺撒[19]以及后来帝国将领们用金钱许愿士兵们（甚至来自蛮族）而给自己“黄袍加身”，不断摧毁了罗马共和的社会基础。

与孔子歌颂周朝而谴责当时的政治秩序一样，塔西陀、李维、霍拉斯这些怀古的理想主义共和作家特别强调帝国期间道德（文明）的衰落，而他们所歌颂的共和精神是“深厚的尊严感觉、对秩序的崇敬、历史感和对使命的信念”，使罗马不同于那些只知道匹夫之勇和残忍野蛮的意大利部落和东方王国[20]，但来自传统农业的勤勉、淳朴、勇敢、守纪律、忠诚、节俭、顽强、尊严、坚定的风气[21]在罗马城内荡然无存。旧的共和制度已经无法治理的事态数不胜数[22]，与罗马共和早期平民为了争取社会平等权利与贵族的斗争不同，“罗马国家终于分裂成两个派别：在城里的贵族党派加入了庞培阵营，平民从在高卢带兵的恺撒那里寻求帮助”[23]。类似后来在俄罗斯革命和内战中出人头地的托洛茨基[24]，西塞罗就是最富于讲演的罗马人中“最擅长弹奏人心的旋律的艺术家”[25]，他观察讲演的三要素是：传达、传达、再传达[26]。此刻，西塞罗“通过阻止暴力和贿赂的新法，缩短审判期、使腐败几乎不可能”，为此他支持庞培，让“他为了拯救国家得到授权召集军队，并在一个非常保守的提案下成为单独执政官—这是朝着君主专制的一大步” [27]。“派别横行，现在权力和武器是唯一的正义标准。…在法律和神祇那里能找到什么信任？”[28]“最恐怖的是在毫无节制和理性的帝国冲动的军队”[29]。罗马军人的地位从这个例子很典型地表现出来：罗马共和后期Lucullus率兵打到了中亚的亚美尼亚、底格里斯河流和阿拉伯，士兵们不愿再跟随他打下去。Lucullus只能“流着眼泪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恳求，甚至象一个仆人那样卑贱地上下拉着他们的手。但士兵们不屑于他的敬礼，扔下他们的空包，让他自己去与敌人战斗”。[30]

罗马军队的本质在于：“在单纯的共和时代，只有那些爱国、有财产的公民才能武装起来。他们有兴趣、责任维护和执行法律。随着征服的扩张，公共自由减少，战争改善成为一种艺术，但也堕落为一种交易。”“除了财产的资格外，罗马皇帝的军队依然主要由出身自由、受过教育的军官们指挥，但普通士兵，就像近代欧洲的商业雇佣军一样，来自最平庸无能、甚至经常是最放荡的人群。” patriot或patriotism来自patrician贵族，字面的意义是贵族的献身精神，中文译为“爱国者”或“爱国主义”不准确，爱国主义倒是与“大国沙文主义”更接近[31]。“古代最突出的由爱国主义表现出来的公共道德来自于强烈的对于我们作为一员的自由政府的保护和繁荣的愿望和兴趣”[32]。军官与士兵的阶级区分作为职业军队的普遍特征来自罗马，西方的国家军队自此以来严格分别两者[33]，后来成为韦伯所定义的“科层官僚制”的典型[34]，连以平等为旗帜起家的苏联、中国的革命军队也只能学习西方，采用军衔制等。“将军有权处死下属，罗马纪律之严使得士兵比敌人更怕军官”[35]。不过，随着罗马疆土的扩张，Marius早在纪元前107-100年期间就被迫改革军队，“容许无产者编入军队并为他们提供武器。这样，军队就变成了职业组织，他们以此为生，最终效忠于他们的指挥官而不是罗马共和政府”[36]。极端的例子就是凯撒召集了全由高卢士兵组成的“云雀”军团，完全按罗马军团的方式装备、训练，内战胜利后给予他们全员罗马公民权[37]。

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帝国膨胀到25个军团，每个军团有6100名步兵和720名骑兵，加上禁卫军，共有35万左右兵力，统治着大约一亿人口[38]。帝国时期，“每年元旦，军队要向皇帝宣誓效忠”[39]。“蛮族加入军队变得更频繁、普遍、必须和迫切。…蛮族士兵被无一例外地依照军功提升到重要的指挥地位。…他们常常被指派到反对自己的同胞的战争中。…君士坦丁的儿子的军营和宫殿由权力很大的法兰克人支配。…君士坦丁向后继者显示了如何给予那些按照军功和服务值得与第一流罗马人并列的蛮族人相应的荣誉和地位”[40]。经过君士坦丁改组后的禁卫军“在东部，这个荣誉职务完全分给亚美尼亚人”[41]。“把蛮族招收入军队的危险麻烦从蛮族士兵与敌对的同族人的交往中显示出来，罗马帝国的弱点被他们不慎或有意地透露”[42]。日耳曼的第一个民族英雄Hermann（拉丁语Arminius）就是从罗马军队叛逃出来，拉起日耳曼队伍[43]，两次击败罗马军队，保住了日耳曼民族的自由，免于高卢或西班牙部落的命运[44]。终于，在235年，一个来自Thracian部落的目不识丁牧羊出身的、从来不是罗马公民的罗马军队将领Maximinus被推上皇帝宝座，罗马帝国本身也成了最大的战利品[45]。从“军事革命”的意义上，自从357年Julian击败日耳曼后，笨重的罗马步兵方阵越来越不敌蛮族的骑兵。Theodosius一世被迫建立由蛮族士兵组成的帝国骑兵，最终这些蛮族骑兵将领如Ricimer、Odoacer强大到可以废除或拥立皇帝的命运[46]。410年率兵正式毁灭罗马的哥特首领Alaric也曾经是一个罗马将军[47]，唯一的安慰是Alaric和他的许多士兵已经多多少少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洗礼，没有洗劫教会，六天后就离去了。

东罗马帝国曾经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两次击败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入侵，并保全了西西里。但太强势的海军698年废除皇帝Leontius的权力，把自己的将领Apsimar推上皇位。711年海军又把皇帝Justinian查士丁尼二世赶下皇位，引起陆军出身的皇帝们的害怕，终于解散了帝国海军[48]，把海防交给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雇佣军。在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天抵抗土耳其攻城的紧要关头，热那亚将领Justiniani受伤后逃离岗位，被奋战中的皇帝Palaologus看见，惊诧道：“你的伤势轻微，而战况紧急，你的存在是必须的。你要往哪里撤退？”哆嗦的热那亚人回答道：“我要沿着上帝为土耳其人开放的道路撤退”。“他的怯弱行为玷污了一个军人的荣誉”。[49]

在政治结构上，屋大维成为元首“奥古斯都”，基本上废除了公民大会[50]，但鉴于凯撒的命运的教训，他知道罗马人还保存着深厚的共和怀念，在保持永久军队指挥官Imperator头衔的条件下[51]，把任命奥古斯都的名义上的权力“还给”了经过改造的元老院[52]，没有称王[53]，更愿意被尊为“第一公民”。此后的元老院基本上成为“橡皮图章”，分享皇帝剩下的权力[54]。据说奥古斯都也两度考虑复活共和，但毕竟害怕失去权力后自身安全不保[55]。而且，罗马城里有一百万公民人口[56]，住房短缺、租金飞涨、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犯罪率、生活成本和失业率高居不下[57]。“共和已经破碎：行省管理无章，军队纪律涣散，元老院腐败无能”[58]，“罗马只能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管理”[59]。由刻在两根青铜柱上的“神君奥古斯都把世界征服在罗马国民的统治下的业绩和他为国家和罗马国民负担的经费”开头可以读到：“我19岁时靠独自的判断和自己的负担召集军队，把在歹徒的专制压迫下的国家解放出来、获得自由”[60]。当然，他把诸如埃及这样的富裕地盘也算入他的后院收入[61]，才可以骄傲地总结自己的一生：“把罗马从石砖之城改成大理石之都”。然而，对于帝国的开国者奥古斯都，正如马基雅维利在评价罗马建国者Romulus罗穆卢斯那样：“他的行为受到指责，但行为的结果原谅了他。象Romulus的情形，结果好的话，他就免於非难”[62]。

作为政治秩序的罗马帝国在希腊社会规范影响下的周边世界扩张，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希腊人自身虽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政治实体，但由希腊神话统一起来的世界却接受宙斯领导的类似“公民”社会的政治秩序[63]。宙斯靠政治智慧[64]而不是出身或特权、特异功能颠覆了“父吃子”、“子推翻父”的旧宇宙无法律状态，联合同盟众神击败对手后分功行赏，确立了“符合自然性格”的法律、秩序、正义、和平、艺术和战争规则等神的世界，同样适用于人的世界[65]，建立了一种“矛盾中的和谐”[66]。特别是，通过与近东的“巴比伦创世纪”Enuma Elish比较，知道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反映出与人类奴隶社会对应的上天世界。希腊神话中没有指明人的来由，但人与神一样，有自身的权利[67]，可以违背宙斯的意图，从反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那里得到火种利用。所以，从共和之梦出发、在具有公民社会规范的希腊世界成长的罗马帝国，把法律、人权等文明制度进一步扩散到未开化的蛮族世界；而兼并文化上相对发达、军事上弱小的国家而集大成的秦始皇帝国、成吉思汗帝国等政治秩序，是一种文明上的退化。

当然，实际上，屋大维死后，帝国的命运常常随皇帝的德才左右摇摆，除了臭名昭著的尼罗，复兴帝国的图拉真[68]，还有一些不值得一提的过客[69]。值得一提的是: Diocletian戴克里先将元首的称号改为“主人”，成为罗马第一位名实相符的皇帝[70]。他又制定出“2皇帝+2副帝”制，完成了由共和制向君主制转变的最后仪式，造成“皇帝由元老院的权威选出，再由士兵们认可”的现实 [71]。随着罗马地位的下降（许多皇帝把司令部作为行宫/首都办公），元老院被剥夺了最后一点实际权力，成为“罗马市政议会”[72]。305年戴克里先才五十五岁，“在他统治的第21年，作出了值得纪念的决定：逊位”，“得到为世界作出辞职的第一次榜样的荣耀”。“在同一天五月一日，按照事先的约定，Maximian也在米兰辞去(分治的)皇帝权力”。“在与朋友的交谈中，他不断承认统治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难的”[73]。可惜的是，作为唯一自愿放弃帝位与权力的罗马皇帝[74]，他不可能免除离开权力之后的帝国的麻烦和自身的危险，因为那些后果与他的一系列的改革密不可分，最后被谋害。

在共和时期，“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能找到的贵族与民众的最骄傲和理想的分离恐怕就是自从罗马共和以来贵族Patricians与平民Plebeians的分离。财富、荣誉、政府公职和宗教仪式，几乎被维持血统的前者独占。…不过，这些不适宜一个自由人民的区分，在护民官的不懈努力下，经过长期斗争，终于被移除了”[75]。在帝国时期，公民权被来自小亚细亚的学者称为罗马最伟大的成就[76]，也是帝国内部社会斗争的焦点。早在纪元前90-88年，在罗马和它的意大利同盟部落之间爆发的“社会战争”最终迫使罗马授予同盟部落公民权[77]。本来，奥古斯都很不情愿把罗马公民权给予意大利的部落，也不肯解放更多奴隶[78]，但Claudius更像凯撒那样自由大方，连高卢的部落首领也在48年后可以进入元老院[79]。靠埃及军团起兵当上皇帝的Vespasian[80]除了把公民权赋予西班牙外，还送给跟随自己的所有行省士兵[81]。Severus的高级官员多数来自东方和非洲，他自然地赋予更多行省的城镇公民权。Caracalla在212年干脆给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都得到公民权，但这些举动不是民主的进步，主要是为了增加税收应付越来越沉重的战争等开支[82]。

作为第一个世界性帝国的罗马帝国，特别是维持了一千一百年的东罗马帝国，其扩展和存在的原由就在于它的Constitution宪法[83]基础和行政制度创新。直到罗马帝国已经陷落后两百多年，东罗马帝国629年才最终把来自军事统帅Imperator的Emperor称号改为Baileus（希腊语King国王），更接近我们今天理解的操有无制约生杀大权的“皇帝”一词。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虽然没有宪法制约皇帝的权力，他的专制是有限的。他必须总是承认尊重罗马人民的基本法律的义务，进一步，这里的隐喻是指主权来自人民，人民只是把他们的权力转交给皇帝代理行使。查士丁尼在[关于高级官员的权力法]Lex De Imperio中明确地声明人民把他们的主权转移给皇帝。…811年，快死去的皇帝Stauracius被他的妻子和姐妹为继承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威胁着要把帝国还给人民。…首先，皇位是可以由选举产生的；其次，这里包含了Mommsen所称的‘行使革命的法定权力’，正如大主教Nicholas Mysticus在十世纪勇敢地说出的那样”[84]。在现实上，除了军队外，元老院[85]和人民也确实在个别特殊的场合行使过废除、推拥皇帝的权力，如944年、1042年就是由人民把Constantine七世和Theodora推上皇位和共治皇位（与姐妹Zoe）[86]。这个来自于共和历史的人民有权革命、推翻暴政的政治思想，与中国的“替天行道”类似，后来被卢梭发挥(天赋人权)、由洛克（《政府论》）、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提炼得更精确、开启了近代社会的可行的民主制度，可惜在拜占庭和中国，却没有产生一个近代政治思想家从制度上思考如何实行“替天行道”[87]。

[1] 赵京，2015年8月10-11日第一稿。

[2] 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社会，古代最具有政治天赋的罗马人种族的政治家代表就是西塞罗。他留下的774封信扎、58篇讲演使他成为我们最了解的古代人物（包括他的自我推销）。他的具有浪漫怀旧色彩的共和情绪带有普遍思想家的特征。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27. 下面将从哲学思想角度较详细评介节制禁欲学派。

[4] 除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明文化的“主权民族国家”的观念，人类主要还是从罗马的实际看到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国家”、“政府”应该如何运营。

[5]据基佐的考察，直到罗马皇帝Vespasian，才首次为修辞等职业教师提供薪水。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编者O.S.注，p.51.

[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Introduction.

[7]在“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日本社会党的瓦解”（2014年1月8日初稿）一文，我回顾到：“1986年离开中国之前，我逐字逐句地读过当时被译为中文的关于古罗马的名著：凯撒的《高卢战记》、塔西陀的《编年史》和《历史》、西庇阿的《罗马史》和《圣经》，感受到超越自身生活时空制约的人生价值，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不仅没有阻碍阅读，反而引起我更大的好奇、想象和向往，恨不得自己也能亲身经历其中的历史。”“没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约的召唤和丰富的历史想象力，Gibbon写不出这样的打动人心的巨著。进一步说，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历史巨变，但在任何行业却都没有什么可读的作品，原因也很简单：学而优则仕（权）、学而优则贵（钱），没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约的召唤，更谈不上历史想象力。”吉本以后有许多历史学者对罗马史有更精密的研究，但本文的目的不是历史考证知识而是对宏观的政治秩序经验教训的回顾。这只能从经典巨著中获得。

[8] 骑士阶层的高利贷也是恶名远扬的。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5页。

[9]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4.

[10]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3. 在西塞罗时，元老院有六百人，包括西塞罗这样的骑士出身的新贵。p.24.

[11] 我们东亚比较熟悉的中国、韩国“红二代”、“官二代”或“太子党”，日本第三代官僚，也类似罗马的贵族或寡头集团，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但经济上有一定的市场自由。

[12] 不看好代议制的卢梭强调希腊民主/罗马共和的国家只能限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如瑞士。但以nation-state民族国家成立的绝大多数近代国家只能采用代议制来间接民主统治，例如，今天在缅甸进行的虽然不充分但足够反映民意的全国大选，表明他们已经知道、接受、运用民主的方式组织新的政治秩序，比超巨大规模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更文明开化。

[13] 本文所用“蛮族”barbarian意指相对于希腊罗马未开化民族、部落，基本上由国王king、chieftain首领统治。以下会进一步说明一些英文政治概念翻译上的困难。

[14]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72-73.

[15]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8.

[16] 英文civil war带有“文明社会的战争”之意，与中文“内部战争”或译文（美国）南北战争不同。中国近代史上的内战确实没有文明的含义。

[17]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71.

[18]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49.

[19]实际上，正是恺撒把财富发给下层士兵/平民的遗嘱打动了人心，激起人们的愤怒和暴乱，打乱了布鲁图斯团伙刺杀恺撒以后元老院贵族与安东尼等恺撒部下达成的避免内战的交易。“在他的尸体旁爆发的无法扑灭的反叛成为恺撒的最后、最大的凯旋”。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93. 如果凯撒没有被刺杀，他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成功的凯撒年历）计划得以实施的话，罗马共和向帝国的转型会怎么样呢？

[20]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5. 例如，罗马将领Regulus被迦太基俘获，被放回罗马为迦太基讲和，但他呼吁罗马继续战争打败迦太基。他返回迦太基坦然接受死刑。

[21] 著名的例子是Cincinnatus，他被赋予独裁的权力，但在击败外族入侵后，放弃权力回到自己的田园种地。当然，共和政府官员的服务都没有报酬，以及因为没有服从上司命令而被父亲处死的儿子。Edith Hamilton, The Roman Way, Avon Books, 1973, p.25.

[22] “金钱已经成为公共选举中必不可少的成分”。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71. “罗马人把伟大的庞培的营地作为他们的国家、把他的帐篷作为他们的元老院，而不认为那些在罗马执掌政府的consuls, prators以及所有magistrates比叛乱和卖国贼们的头衔更好”。上书p.800.“所有竞选公职的人都毫无廉耻地公开地行贿发钱，而接受钱财的人们不光只用选票表达回馈利益，也用鞠躬、刀剑和投石来决定选举。”上书p.872.

[23]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108.

[24] 他们的被杀害命运也类似：祸从口（和写文章的手）出。

[25]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8.

[26]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1.

[27]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16.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对比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法律之上的“反腐”，也令人觉得带有朝向“单独执政官”执政的趋势。

[28] 护民官Caius Gracchus去元老院（被杀）出门时他妻子的道别之言。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17.

[29]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70.

[30]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18-619.

[31] 这从几乎所有帝国子民的“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对外言动中感受到。

[3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

[33] 美国培养年轻军官的军校新生叫Pleb, 就是来自罗马plebian平民士兵一语。

[34] 韦伯“社会主义”，赵京译，2010年3月8日。ISBN:978-0-557-01998-4

[3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0.

[3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1.

[37]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32页。

[38]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08.

[39] 插入一句奥古斯都的业绩录：“有五十万罗马市民以军人的身份向我宣誓效忠”。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10页。

[4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42-543.

[4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48.

[4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33.

[43]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Cover illustration.

[44] 残暴的罗马将领Varus被Hermann领导的日耳曼军队完全消灭掉，气得奥古斯都长久不修头发胡子，不断叹气:“Varus，Varus，还我的军团！”罗马从来没有完全击败日耳曼人种，只得划莱茵、多瑙河为帝国北部边界。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9.

[45]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3.

[46]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110-111.

[47]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30.

[48]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120.

[4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50.不过，从他六天后死亡的事实，也有人说他的伤势并不轻微。

[50] 公民大会Assembly原则上讲可以召集百万人开会，虽然从来就没有成为民主联合的力量与元老院抗衡，也是一个发泄不满的公共渠道。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6-27.

[51]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04.

[52] 元老院早已丧失共和精神，鱼目混珠，在安东尼、屋大维和他们的亲戚Lepidus“后三头”期间就杀害了三百名元老院议员（和两千名骑士和更多的市民），内战后还有上千名议员！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97.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2页。

[53] king国王这个绝对君主的东方政治或蛮族制度不仅为罗马人厌恶，也不适合罗马这样的高度发达的复杂社会分化。

[54]例如，在三个行省指挥官自立为皇帝、连禁卫军也唾弃尼罗时，元老院才宣布废除他的帝位并判处他死刑。

[55]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23页。

[56] 纪元64年护民官Gaius Papius制定法律驱逐（奴隶以外的）所有非公民身份的人出罗马。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46.

[5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7.

[58]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57.

[59]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4.

[60]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09页。

[6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91.

[62] Nico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Cite from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23.

[63] Civil society.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22.

[64] 例如，“当他快刀般判案时，所有人都向他看齐。以他的雄辩，他知道如何迅速结束庞大的争端—国王们必须有这样的精神力量”。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Section I, p.55.

[65]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25.

[66]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45.

[67]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37-44.

[68] 图拉真宣誓上任时，将一把剑交给禁卫军队长：“拿着。我作对了就用来保护我，我行恶时就用来对付我”。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23.

[69] 如第三任皇帝Caligula谋害了所有可能挑战他的地位的人，还把爱马养到皇宫里并赐予它“执政官”职务！Claudius因为被认为“无能”而躲过一劫，成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当忍无可忍的市民杀死Caligula，找到Claudius时，他躲在床下，以为自己死期已到！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20.

[70] 皇帝emperor一词由imperator（军队指挥官）而来。凯撒被称为终身Dictator（独裁者）和Imperator。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85.

[7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P.65.

[72]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4.

[7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34-337.

[74]他退休后最大的兴趣是种菜。在其后有人曾要求其重登帝位，却被其断然拒绝，并回复道：如果你看到我亲手栽种的蔬菜时，就不会再提出这种要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5%85%8B%E9%87%8C%E5%85%88

[7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25.十二表法禁止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通婚。

[76] Aristides为此发表的演说。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8.

[7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1.

[78] 他极力想保全罗马人的血统。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6页。

[79]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0.

[80] 塔西陀：“帝国的秘密暴露了：皇帝可以在罗马以外产生”。引用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2.

[8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3.

[82]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3.

[83] 此处的宪法与近代国家的宪法定义不同，但基本上都表示一种全民性的带有契约性的规范，与神学上的Covenant（人与神之间的不可反悔的合约）意义类似。

[84]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52.

[85] 元老院在君士坦丁堡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虽然他们只在6-7世纪时活跃过。他们因为占有土地等财富，思想倾向专制，被排除在军队之外。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59-60, p.18.

[86]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53.

[87] 最近从网上读到一个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推介中国（因为被划为“胡风分子”和“精通黑格尔”而知名的）“著名思想家”王元化的文章，大意是说中国有用文人的“道统”与政治合法性“法统”legitimacy并列的传统，其实没有现实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或许有一些知识人不认同当时的政治秩序而在江湖之远淡泊明志（如所谓与司马氏王朝不合作的“竹林七贤”、 “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但没有代表民众或“天”（神）直接从政治原理上挑战政治秩序现状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