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政治秩序的變遷中體現出來的作為精神家園的希臘羅馬社會規範”[1]一文，我主要考察了作為古典世界的道德規範的希臘社會秩序的興起。借用吉本所羨慕的西塞羅[2]的表述：“希臘哲人們從人而不是神導出道德，但他們以自然的神聖冥想出一種非常奇妙和重要的沉思，通過堅持不懈的詢問顯示了人類理解的力量和弱點。在四種流行的學派里，節制禁慾學派Stoicism和柏拉圖學派力圖調和理性與憐憫的衝突觀點”[3]，這兩種學派在羅馬帝國發生了持久的影響。不過，即使像雅典那樣的一萬左右人口的巨大希臘城邦，也不具備一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國家”[4]的物質基礎。例如，它甚至無法為知識分子提供職業薪水[5]。而羅馬之所以被稱為“永恆的”，就是因為從此以後，人類知道我們可以在獲得大規模社會組織分工的優勢下同時可以擁有個人的“自然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的目的是為被統治者利益服務等制度性的框架[6]，展現了文明的創新。本文作為續篇，主要以吉本的《羅馬帝國興亡史》[7]為線索，從政治/軍隊、法律/行政、政治哲學和宗教等方面考察第一個作為世界帝國的古代羅馬政治秩序的文明創新（和統治瓦解）。

【一】羅馬社會從共和向君主/帝國體制過度不可避免，有許多原因，例如行政的腐敗、貧富差距的鴻溝、貴族階級與強人集團之間的政治私利鬥爭，再加上騎士階層[8]在行省的經濟掠奪[9]，等。傳統上的羅馬共和政治其實主要是指二十來個家族控制制定政策、數百名左右成員享受特權的元老院[10]，是貴族或寡頭集團的政治統治[11]。狹隘意義的共和政治的瓦解並不簡單意味着羅馬政治秩序的退化，相反，在整個羅馬帝國政治秩序動盪的期間，原來只限於數百家貴族享受的共和理念反而深入人心、揮之不去，只是文明還沒有進化到在大規模社會分工中更好地組織自己的程度[12]，只能由羅馬人所知的周圍蠻族的王治[13]影響走向帝制。從西塞羅訴訟的一個例案看出：“毫無疑問，Catilina第二次競選失敗後確實圖謀用暴力推翻共和。當然，他不是唯一的野心家。…象普魯塔克所說：只要一個火星就可以點燃烈火，因為整個體制已經從內部腐敗，任何強人都可以推翻它”[14]。原來適合於小城邦的貴族共和政體無法管理已經征服了整個地中海地域的帝國[15]。幸好在共和政治體制瓦解之際，內戰[16]中羅馬人還珍惜法律的精神，留念共和的小加圖[17]督促龐培和隨他逃出羅馬的元老院通過法律不能屠殺羅馬人的城市、除了戰場之外不能殺害羅馬公民[18]。而散財的愷撒[19]以及後來帝國將領們用金錢許願士兵們（甚至來自蠻族）而給自己“黃袍加身”，不斷摧毀了羅馬共和的社會基礎。

與孔子歌頌周朝而譴責當時的政治秩序一樣，塔西陀、李維、霍拉斯這些懷古的理想主義共和作家特別強調帝國期間道德（文明）的衰落，而他們所歌頌的共和精神是“深厚的尊嚴感覺、對秩序的崇敬、歷史感和對使命的信念”，使羅馬不同於那些只知道匹夫之勇和殘忍野蠻的意大利部落和東方王國[20]，但來自傳統農業的勤勉、淳樸、勇敢、守紀律、忠誠、節儉、頑強、尊嚴、堅定的風氣[21]在羅馬城內蕩然無存。舊的共和制度已經無法治理的事態數不勝數[22]，與羅馬共和早期平民為了爭取社會平等權利與貴族的鬥爭不同，“羅馬國家終於分裂成兩個派別：在城裡的貴族黨派加入了龐培陣營，平民從在高盧帶兵的愷撒那裡尋求幫助”[23]。類似後來在俄羅斯革命和內戰中出人頭地的托洛茨基[24]，西塞羅就是最富於講演的羅馬人中“最擅長彈奏人心的旋律的藝術家”[25]，他觀察講演的三要素是：傳達、傳達、再傳達[26]。此刻，西塞羅“通過阻止暴力和賄賂的新法，縮短審判期、使腐敗幾乎不可能”，為此他支持龐培，讓“他為了拯救國家得到授權召集軍隊，並在一個非常保守的提案下成為單獨執政官—這是朝着君主專制的一大步” [27]。“派別橫行，現在權力和武器是唯一的正義標準。…在法律和神祇那裡能找到什麼信任？”[28]“最恐怖的是在毫無節制和理性的帝國衝動的軍隊”[29]。羅馬軍人的地位從這個例子很典型地表現出來：羅馬共和後期Lucullus率兵打到了中亞的亞美尼亞、底格里斯河流和阿拉伯，士兵們不願再跟隨他打下去。Lucullus只能“流着眼淚一個人一個人、一個帳篷一個帳篷地懇求，甚至象一個僕人那樣卑賤地上下拉着他們的手。但士兵們不屑於他的敬禮，扔下他們的空包，讓他自己去與敵人戰鬥”。[30]

羅馬軍隊的本質在於：“在單純的共和時代，只有那些愛國、有財產的公民才能武裝起來。他們有興趣、責任維護和執行法律。隨着征服的擴張，公共自由減少，戰爭改善成為一種藝術，但也墮落為一種交易。”“除了財產的資格外，羅馬皇帝的軍隊依然主要由出身自由、受過教育的軍官們指揮，但普通士兵，就像近代歐洲的商業僱傭軍一樣，來自最平庸無能、甚至經常是最放蕩的人群。” patriot或patriotism來自patrician貴族，字面的意義是貴族的獻身精神，中文譯為“愛國者”或“愛國主義”不準確，愛國主義倒是與“大國沙文主義”更接近[31]。“古代最突出的由愛國主義表現出來的公共道德來自於強烈的對於我們作為一員的自由政府的保護和繁榮的願望和興趣”[32]。軍官與士兵的階級區分作為職業軍隊的普遍特徵來自羅馬，西方的國家軍隊自此以來嚴格分別兩者[33]，後來成為韋伯所定義的“科層官僚制”的典型[34]，連以平等為旗幟起家的蘇聯、中國的革命軍隊也只能學習西方，採用軍銜制等。“將軍有權處死下屬，羅馬紀律之嚴使得士兵比敵人更怕軍官”[35]。不過，隨着羅馬疆土的擴張，Marius早在紀元前107-100年期間就被迫改革軍隊，“容許無產者編入軍隊並為他們提供武器。這樣，軍隊就變成了職業組織，他們以此為生，最終效忠於他們的指揮官而不是羅馬共和政府”[36]。極端的例子就是凱撒召集了全由高盧士兵組成的“雲雀”軍團，完全按羅馬軍團的方式裝備、訓練，內戰勝利後給予他們全員羅馬公民權[37]。

奧古斯都時期，羅馬帝國膨脹到25個軍團，每個軍團有6100名步兵和720名騎兵，加上禁衛軍，共有35萬左右兵力，統治着大約一億人口[38]。帝國時期，“每年元旦，軍隊要向皇帝宣誓效忠”[39]。“蠻族加入軍隊變得更頻繁、普遍、必須和迫切。…蠻族士兵被無一例外地依照軍功提升到重要的指揮地位。…他們常常被指派到反對自己的同胞的戰爭中。…君士坦丁的兒子的軍營和宮殿由權力很大的法蘭克人支配。…君士坦丁向後繼者顯示了如何給予那些按照軍功和服務值得與第一流羅馬人並列的蠻族人相應的榮譽和地位”[40]。經過君士坦丁改組後的禁衛軍“在東部，這個榮譽職務完全分給亞美尼亞人”[41]。“把蠻族招收入軍隊的危險麻煩從蠻族士兵與敵對的同族人的交往中顯示出來，羅馬帝國的弱點被他們不慎或有意地透露”[42]。日耳曼的第一個民族英雄Hermann（拉丁語Arminius）就是從羅馬軍隊叛逃出來，拉起日耳曼隊伍[43]，兩次擊敗羅馬軍隊，保住了日耳曼民族的自由，免於高盧或西班牙部落的命運[44]。終於，在235年，一個來自Thracian部落的目不識丁牧羊出身的、從來不是羅馬公民的羅馬軍隊將領Maximinus被推上皇帝寶座，羅馬帝國本身也成了最大的戰利品[45]。從“軍事革命”的意義上，自從357年Julian擊敗日耳曼後，笨重的羅馬步兵方陣越來越不敵蠻族的騎兵。Theodosius一世被迫建立由蠻族士兵組成的帝國騎兵，最終這些蠻族騎兵將領如Ricimer、Odoacer強大到可以廢除或擁立皇帝的命運[46]。410年率兵正式毀滅羅馬的哥特首領Alaric也曾經是一個羅馬將軍[47]，唯一的安慰是Alaric和他的許多士兵已經多多少少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洗禮，沒有洗劫教會，六天后就離去了。

東羅馬帝國曾經建立起強大的海軍，兩次擊敗阿拉伯人對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入侵，並保全了西西里。但太強勢的海軍698年廢除皇帝Leontius的權力，把自己的將領Apsimar推上皇位。711年海軍又把皇帝Justinian查士丁尼二世趕下皇位，引起陸軍出身的皇帝們的害怕，終於解散了帝國海軍[48]，把海防交給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僱傭軍。在東羅馬帝國的最後一天抵抗土耳其攻城的緊要關頭，熱那亞將領Justiniani受傷後逃離崗位，被奮戰中的皇帝Palaologus看見，驚詫道：“你的傷勢輕微，而戰況緊急，你的存在是必須的。你要往哪裡撤退？”哆嗦的熱那亞人回答道：“我要沿着上帝為土耳其人開放的道路撤退”。“他的怯弱行為玷污了一個軍人的榮譽”。[49]

在政治結構上，屋大維成為元首“奧古斯都”，基本上廢除了公民大會[50]，但鑑於凱撒的命運的教訓，他知道羅馬人還保存着深厚的共和懷念，在保持永久軍隊指揮官Imperator頭銜的條件下[51]，把任命奧古斯都的名義上的權力“還給”了經過改造的元老院[52]，沒有稱王[53]，更願意被尊為“第一公民”。此後的元老院基本上成為“橡皮圖章”，分享皇帝剩下的權力[54]。據說奧古斯都也兩度考慮復活共和，但畢竟害怕失去權力後自身安全不保[55]。而且，羅馬城裡有一百萬公民人口[56]，住房短缺、租金飛漲、交通堵塞、空氣污染、犯罪率、生活成本和失業率高居不下[57]。“共和已經破碎：行省管理無章，軍隊紀律渙散，元老院腐敗無能”[58]，“羅馬只能靠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管理”[59]。由刻在兩根青銅柱上的“神君奧古斯都把世界征服在羅馬國民的統治下的業績和他為國家和羅馬國民負擔的經費”開頭可以讀到：“我19歲時靠獨自的判斷和自己的負擔召集軍隊，把在歹徒的專制壓迫下的國家解放出來、獲得自由”[60]。當然，他把諸如埃及這樣的富裕地盤也算入他的後院收入[61]，才可以驕傲地總結自己的一生：“把羅馬從石磚之城改成大理石之都”。然而，對於帝國的開國者奧古斯都，正如馬基雅維利在評價羅馬建國者Romulus羅穆盧斯那樣：“他的行為受到指責，但行為的結果原諒了他。象Romulus的情形，結果好的話，他就免於非難”[62]。

作為政治秩序的羅馬帝國在希臘社會規範影響下的周邊世界擴張，是一個歷史的幸運。希臘人自身雖然沒有形成一個單一政治實體，但由希臘神話統一起來的世界卻接受宙斯領導的類似“公民”社會的政治秩序[63]。宙斯靠政治智慧[64]而不是出身或特權、特異功能顛覆了“父吃子”、“子推翻父”的舊宇宙無法律狀態，聯合同盟眾神擊敗對手後分功行賞，確立了“符合自然性格”的法律、秩序、正義、和平、藝術和戰爭規則等神的世界，同樣適用於人的世界[65]，建立了一種“矛盾中的和諧”[66]。特別是，通過與近東的“巴比倫創世紀”Enuma Elish比較，知道美索不達米亞神話反映出與人類奴隸社會對應的上天世界。希臘神話中沒有指明人的來由，但人與神一樣，有自身的權利[67]，可以違背宙斯的意圖，從反抗宙斯的普羅米修斯那裡得到火種利用。所以，從共和之夢出發、在具有公民社會規範的希臘世界成長的羅馬帝國，把法律、人權等文明制度進一步擴散到未開化的蠻族世界；而兼併文化上相對發達、軍事上弱小的國家而集大成的秦始皇帝國、成吉思汗帝國等政治秩序，是一種文明上的退化。

當然，實際上，屋大維死後，帝國的命運常常隨皇帝的德才左右搖擺，除了臭名昭著的尼羅，復興帝國的圖拉真[68]，還有一些不值得一提的過客[69]。值得一提的是: Diocletian戴克里先將元首的稱號改為“主人”，成為羅馬第一位名實相符的皇帝[70]。他又制定出“2皇帝+2副帝”制，完成了由共和制向君主制轉變的最後儀式，造成“皇帝由元老院的權威選出，再由士兵們認可”的現實 [71]。隨着羅馬地位的下降（許多皇帝把司令部作為行宮/首都辦公），元老院被剝奪了最後一點實際權力，成為“羅馬市政議會”[72]。305年戴克里先才五十五歲，“在他統治的第21年，作出了值得紀念的決定：遜位”，“得到為世界作出辭職的第一次榜樣的榮耀”。“在同一天五月一日，按照事先的約定，Maximian也在米蘭辭去(分治的)皇帝權力”。“在與朋友的交談中，他不斷承認統治的藝術是所有藝術中最難的”[73]。可惜的是，作為唯一自願放棄帝位與權力的羅馬皇帝[74]，他不可能免除離開權力之後的帝國的麻煩和自身的危險，因為那些後果與他的一系列的改革密不可分，最後被謀害。

在共和時期，“在任何時代和國家都能找到的貴族與民眾的最驕傲和理想的分離恐怕就是自從羅馬共和以來貴族Patricians與平民Plebeians的分離。財富、榮譽、政府公職和宗教儀式，幾乎被維持血統的前者獨占。…不過，這些不適宜一個自由人民的區分，在護民官的不懈努力下，經過長期鬥爭，終於被移除了”[75]。在帝國時期，公民權被來自小亞細亞的學者稱為羅馬最偉大的成就[76]，也是帝國內部社會鬥爭的焦點。早在紀元前90-88年，在羅馬和它的意大利同盟部落之間爆發的“社會戰爭”最終迫使羅馬授予同盟部落公民權[77]。本來，奧古斯都很不情願把羅馬公民權給予意大利的部落，也不肯解放更多奴隸[78]，但Claudius更像凱撒那樣自由大方，連高盧的部落首領也在48年後可以進入元老院[79]。靠埃及軍團起兵當上皇帝的Vespasian[80]除了把公民權賦予西班牙外，還送給跟隨自己的所有行省士兵[81]。Severus的高級官員多數來自東方和非洲，他自然地賦予更多行省的城鎮公民權。Caracalla在212年乾脆給帝國境內的所有自由人都得到公民權，但這些舉動不是民主的進步，主要是為了增加稅收應付越來越沉重的戰爭等開支[82]。

作為第一個世界性帝國的羅馬帝國，特別是維持了一千一百年的東羅馬帝國，其擴展和存在的原由就在於它的Constitution憲法[83]基礎和行政制度創新。直到羅馬帝國已經陷落後兩百多年，東羅馬帝國629年才最終把來自軍事統帥Imperator的Emperor稱號改為Baileus（希臘語King國王），更接近我們今天理解的操有無制約生殺大權的“皇帝”一詞。但是，非常重要的是：“雖然沒有憲法制約皇帝的權力，他的專制是有限的。他必須總是承認尊重羅馬人民的基本法律的義務，進一步，這裡的隱喻是指主權來自人民，人民只是把他們的權力轉交給皇帝代理行使。查士丁尼在[關於高級官員的權力法]Lex De Imperio中明確地聲明人民把他們的主權轉移給皇帝。…811年，快死去的皇帝Stauracius被他的妻子和姐妹為繼承權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就威脅着要把帝國還給人民。…首先，皇位是可以由選舉產生的；其次，這裡包含了Mommsen所稱的‘行使革命的法定權力’，正如大主教Nicholas Mysticus在十世紀勇敢地說出的那樣”[84]。在現實上，除了軍隊外，元老院[85]和人民也確實在個別特殊的場合行使過廢除、推擁皇帝的權力，如944年、1042年就是由人民把Constantine七世和Theodora推上皇位和共治皇位（與姐妹Zoe）[86]。這個來自於共和歷史的人民有權革命、推翻暴政的政治思想，與中國的“替天行道”類似，後來被盧梭發揮(天賦人權)、由洛克（《政府論》）、孟德斯鳩（三權分立）提煉得更精確、開啟了近代社會的可行的民主制度，可惜在拜占庭和中國，卻沒有產生一個近代政治思想家從制度上思考如何實行“替天行道”[87]。

[1] 趙京，2015年8月10-11日第一稿。

[2] 對於我們今天的公民社會，古代最具有政治天賦的羅馬人種族的政治家代表就是西塞羅。他留下的774封信扎、58篇講演使他成為我們最了解的古代人物（包括他的自我推銷）。他的具有浪漫懷舊色彩的共和情緒帶有普遍思想家的特徵。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27. 下面將從哲學思想角度較詳細評介節制禁慾學派。

[4] 除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明文化的“主權民族國家”的觀念，人類主要還是從羅馬的實際看到了一個公民社會的“國家”、“政府”應該如何運營。

[5]據基佐的考察，直到羅馬皇帝Vespasian，才首次為修辭等職業教師提供薪水。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編者O.S.注，p.51.

[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Introduction.

[7]在“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日本社會黨的瓦解”（2014年1月8日初稿）一文，我回顧到：“1986年離開中國之前，我逐字逐句地讀過當時被譯為中文的關於古羅馬的名著：凱撒的《高盧戰記》、塔西陀的《編年史》和《歷史》、西庇阿的《羅馬史》和《聖經》，感受到超越自身生活時空制約的人生價值，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不僅沒有阻礙閱讀，反而引起我更大的好奇、想象和嚮往，恨不得自己也能親身經歷其中的歷史。”“沒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約的召喚和豐富的歷史想象力，Gibbon寫不出這樣的打動人心的巨著。進一步說，中國近代以來經歷了歷史巨變，但在任何行業卻都沒有什麼可讀的作品，原因也很簡單：學而優則仕（權）、學而優則貴（錢），沒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約的召喚，更談不上歷史想象力。”吉本以後有許多歷史學者對羅馬史有更精密的研究，但本文的目的不是歷史考證知識而是對宏觀的政治秩序經驗教訓的回顧。這只能從經典巨著中獲得。

[8] 騎士階層的高利貸也是惡名遠揚的。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5頁。

[9]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4.

[10]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3. 在西塞羅時，元老院有六百人，包括西塞羅這樣的騎士出身的新貴。p.24.

[11] 我們東亞比較熟悉的中國、韓國“紅二代”、“官二代”或“太子黨”，日本第三代官僚，也類似羅馬的貴族或寡頭集團，壟斷了國家的政治權力，但經濟上有一定的市場自由。

[12] 不看好代議制的盧梭強調希臘民主/羅馬共和的國家只能限於一定的人口規模，如瑞士。但以nation-state民族國家成立的絕大多數近代國家只能採用代議制來間接民主統治，例如，今天在緬甸進行的雖然不充分但足夠反映民意的全國大選，表明他們已經知道、接受、運用民主的方式組織新的政治秩序，比超巨大規模的中國的政治制度更文明開化。

[13] 本文所用“蠻族”barbarian意指相對於希臘羅馬未開化民族、部落，基本上由國王king、chieftain首領統治。以下會進一步說明一些英文政治概念翻譯上的困難。

[14]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72-73.

[15]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8.

[16] 英文civil war帶有“文明社會的戰爭”之意，與中文“內部戰爭”或譯文（美國）南北戰爭不同。中國近代史上的內戰確實沒有文明的含義。

[17]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71.

[18]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49.

[19]實際上，正是愷撒把財富發給下層士兵/平民的遺囑打動了人心，激起人們的憤怒和暴亂，打亂了布魯圖斯團伙刺殺愷撒以後元老院貴族與安東尼等愷撒部下達成的避免內戰的交易。“在他的屍體旁爆發的無法撲滅的反叛成為愷撒的最後、最大的凱旋”。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93. 如果凱撒沒有被刺殺，他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成功的凱撒年曆）計劃得以實施的話，羅馬共和向帝國的轉型會怎麼樣呢？

[20]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5. 例如，羅馬將領Regulus被迦太基俘獲，被放回羅馬為迦太基講和，但他呼籲羅馬繼續戰爭打敗迦太基。他返回迦太基坦然接受死刑。

[21] 著名的例子是Cincinnatus，他被賦予獨裁的權力，但在擊敗外族入侵後，放棄權力回到自己的田園種地。當然，共和政府官員的服務都沒有報酬，以及因為沒有服從上司命令而被父親處死的兒子。Edith Hamilton, The Roman Way, Avon Books, 1973, p.25.

[22] “金錢已經成為公共選舉中必不可少的成分”。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71. “羅馬人把偉大的龐培的營地作為他們的國家、把他的帳篷作為他們的元老院，而不認為那些在羅馬執掌政府的consuls, prators以及所有magistrates比叛亂和賣國賊們的頭銜更好”。上書p.800.“所有競選公職的人都毫無廉恥地公開地行賄發錢，而接受錢財的人們不光只用選票表達回饋利益，也用鞠躬、刀劍和投石來決定選舉。”上書p.872.

[23]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108.

[24] 他們的被殺害命運也類似：禍從口（和寫文章的手）出。

[25]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8.

[26]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1.

[27]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16.寫到這裡，筆者不由得對比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法律之上的“反腐”，也令人覺得帶有朝向“單獨執政官”執政的趨勢。

[28] 護民官Caius Gracchus去元老院（被殺）出門時他妻子的道別之言。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17.

[29]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70.

[30]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18-619.

[31] 這從幾乎所有帝國子民的“愛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對外言動中感受到。

[3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

[33] 美國培養年輕軍官的軍校新生叫Pleb, 就是來自羅馬plebian平民士兵一語。

[34] 韋伯“社會主義”，趙京譯，2010年3月8日。ISBN:978-0-557-01998-4

[3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0.

[3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1.

[37]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32頁。

[38]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08.

[39] 插入一句奧古斯都的業績錄：“有五十萬羅馬市民以軍人的身份向我宣誓效忠”。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10頁。

[4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42-543.

[4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48.

[4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33.

[43]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Cover illustration.

[44] 殘暴的羅馬將領Varus被Hermann領導的日耳曼軍隊完全消滅掉，氣得奧古斯都長久不修頭髮鬍子，不斷嘆氣:“Varus，Varus，還我的軍團！”羅馬從來沒有完全擊敗日耳曼人種，只得劃萊茵、多瑙河為帝國北部邊界。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9.

[45]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3.

[46]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110-111.

[47]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30.

[48]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120.

[4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50.不過，從他六天后死亡的事實，也有人說他的傷勢並不輕微。

[50] 公民大會Assembly原則上講可以召集百萬人開會，雖然從來就沒有成為民主聯合的力量與元老院抗衡，也是一個發泄不滿的公共渠道。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6-27.

[51]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04.

[52] 元老院早已喪失共和精神，魚目混珠，在安東尼、屋大維和他們的親戚Lepidus“後三頭”期間就殺害了三百名元老院議員（和兩千名騎士和更多的市民），內戰後還有上千名議員！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97.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2頁。

[53] king國王這個絕對君主的東方政治或蠻族制度不僅為羅馬人厭惡，也不適合羅馬這樣的高度發達的複雜社會分化。

[54]例如，在三個行省指揮官自立為皇帝、連禁衛軍也唾棄尼羅時，元老院才宣布廢除他的帝位並判處他死刑。

[55]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23頁。

[56] 紀元64年護民官Gaius Papius制定法律驅逐（奴隸以外的）所有非公民身份的人出羅馬。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46.

[5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7.

[58]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57.

[59]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4.

[60]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09頁。

[6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91.

[62] Nico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Cite from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23.

[63] Civil society.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22.

[64] 例如，“當他快刀般判案時，所有人都向他看齊。以他的雄辯，他知道如何迅速結束龐大的爭端—國王們必須有這樣的精神力量”。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Section I, p.55.

[65]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25.

[66]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45.

[67] Hesiod, Theogony. Trnas. Norman Brown,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52. Introduction, p.37-44.

[68] 圖拉真宣誓上任時，將一把劍交給禁衛軍隊長：“拿着。我作對了就用來保護我，我行惡時就用來對付我”。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23.

[69] 如第三任皇帝Caligula謀害了所有可能挑戰他的地位的人，還把愛馬養到皇宮裡並賜予它“執政官”職務！Claudius因為被認為“無能”而躲過一劫，成為唯一的合法繼承人。當忍無可忍的市民殺死Caligula，找到Claudius時，他躲在床下，以為自己死期已到！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20.

[70] 皇帝emperor一詞由imperator（軍隊指揮官）而來。凱撒被稱為終身Dictator（獨裁者）和Imperator。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85.

[7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P.65.

[72]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4.

[7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34-337.

[74]他退休後最大的興趣是種菜。在其後有人曾要求其重登帝位，卻被其斷然拒絕，並回復道：如果你看到我親手栽種的蔬菜時，就不會再提出這種要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5%85%8B%E9%87%8C%E5%85%88

[7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25.十二表法禁止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通婚。

[76] Aristides為此發表的演說。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8.

[7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1.

[78] 他極力想保全羅馬人的血統。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6頁。

[79]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0.

[80] 塔西陀：“帝國的秘密暴露了：皇帝可以在羅馬以外產生”。引用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2.

[8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3.

[82]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3.

[83] 此處的憲法與近代國家的憲法定義不同，但基本上都表示一種全民性的帶有契約性的規範，與神學上的Covenant（人與神之間的不可反悔的合約）意義類似。

[84]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52.

[85] 元老院在君士坦丁堡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雖然他們只在6-7世紀時活躍過。他們因為占有土地等財富，思想傾向專制，被排除在軍隊之外。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59-60, p.18.

[86]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53.

[87] 最近從網上讀到一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推介中國（因為被劃為“胡風分子”和“精通黑格爾”而知名的）“著名思想家”王元化的文章，大意是說中國有用文人的“道統”與政治合法性“法統”legitimacy並列的傳統，其實沒有現實意義。在中國的歷史上，或許有一些知識人不認同當時的政治秩序而在江湖之遠淡泊明志（如所謂與司馬氏王朝不合作的“竹林七賢”、 “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但沒有代表民眾或“天”（神）直接從政治原理上挑戰政治秩序現狀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