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如牛毛的關於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或Maoism（毛主義）論述中，提出“毛澤東主義”並以此為視角，主要是試圖從方法論方面確立一種新途徑來研究老問題。

“毛澤東主義”這個提法最早只可能源於毛澤東本人。據王明的《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注1）中記載：“從一九四一年九月起，毛澤東在同政治局同志的談話中，時常說他要搞一個‘毛澤東主義’。”王明引用毛澤東的話說：“一個領導人沒有個主義，活着就會被人打倒，死了也還被人反對。有個主義情形就不同了。”“我搞毛澤東主義還是要馬克思主義，只是不要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想結合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或者叫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此時，日本尚在準備偷襲珍珠港，美國並沒有對日本宣戰，中國的抗日戰爭前景並不明朗，“毛澤東主義”出籠太早。

當劉少奇等人為了個人目的製造並推行“毛澤東思想”這個用語的時候，中共還沒有取得全國勝利，斯大林正處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頂峰絕無僅有的領袖地位，所以，這個“思想”用詞低於用於馬克思和列寧之後的“主義”的級別。今天，當我們正視中國革命這場人類最偉大的政治實踐時，把其無可爭議的絕對領袖“提升”到“主義”的層次來考察，並無不妥。其實，任何具有特殊政治意義和國際影響的人物的思想（例如托洛茨基、斯大林、卡斯特羅等），稱其為“主義”，都未嘗不可。當然，對活着的人冠以思想或主義之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中共開了先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所以，延安整風之後，首先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注2），是空前之舉，遭到國際共運的普遍抵制。以至中共建國後六、七年間，都沒有再提這個造語。

對於毛澤東主義，首次根據其自身的邏輯研究其（自相）矛盾的，恐怕要歸功於王凡西的《毛澤東思想論稿》（注3）。這本流傳非常有限的論著的歷史價值在今天的任何讀者眼中都可謂有目共睹，不必重複。我只想在此略為提及由於王凡西特殊的流亡背景所造成的局限和政治信奉（托洛茨基主義）所造成的偏見。

王凡西在批判、揭露斯大林、毛澤東的個人神化醜惡時沒能對馬克思、列寧持有客觀、公正的態度，而是把後兩者作為神來崇拜，並把他們等同於社會主義。例如，王凡西在批判《紅旗》雜誌主要理論家施東向（多半代表陳伯達或毛澤東）時讚揚到，“施東向有一句話說得對：‘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的政權問題’”。這可以看成是列寧主義的宣言，與社會主義傳統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很大程序上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社會革命論）不同。王凡西進一步斷言：“可是在毛澤東思想中，表示出最無遠見，因而被事變駁斥得最為殘酷的，恰恰是關於這個根本問題的立場。”這應該可以被認為是王凡西對毛澤東主義理解偏差之典型。毛澤東在此“根本問題”上，表現出了與列寧相當的遠見。

另外，王凡西雖然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養，但他對於社會主義其他流派卻幾乎是無知的。例如，王凡西套用馬克思批判蒲魯東的斷言：“不難看出，這段文字裡提及的蒲魯東、勞麥、小資產者，毛澤東當然和蒲魯東一樣，是‘和小資產階級觀點有關的’。蘇聯在斯大林統治下的官僚主義墮落，以及斯大林官僚制度與官僚思想的普及於全世界共產黨，也大大促成了毛澤東那種貌似辯證的、蒲魯東式的詭辯主義。”這對於蒲魯東和毛澤東都不公平。這裡，引用這段指責並不是想指出因為蒲魯東比馬克思高明，所以王凡西搬用馬克思嘲笑蒲魯東就是錯誤的。我想說明的是王凡西在方法上的局限：如果你自身沒有理解無政府主義的精髓就隨意嘲笑蒲魯東，那麼你怎能反駁陳伯達、毛澤東不理解托洛茨基主義就批判托洛茨基呢？

戴着托洛茨基深度近視眼鏡的王凡西，以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後整整七年才由劉少奇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宣稱“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為例子，譏笑到“一九五六年九月，離開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已過了整整七個年頭。在勝利以前，毛澤東固然看不到中國的革命專政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事實，而在勝利以後，當這個事實擺在面前時，也還需要長長七年的教訓（其中不少是悲痛的），才使他（經過劉少奇之口）終於認識到人民專政已經是一種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實質。毛澤東究竟是怎樣偉大的一個革命戰略家，僅憑這一點就完全可以測定了。”今天，中共自己也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原則”而改用“人民民主專政”，而作為中共實踐的無產階級專政在“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已經徹底暴露出獨裁的本質。應該說，這是毛澤東進一步邁向個人獨裁的理論藉口，而不是他“進步太慢”的說明。這進一步證明王凡西用以衡量中國革命、衡量毛澤東主義的那把“尺子”本身是不科學的。

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的二十七年間，在毛澤東獨裁統治下的中國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對於中國社會和世界政治的影響深遠，從其中概括出反、正兩方面的毛澤東主義，並非沒有益處。但其難度較大，且需要更長時間的檢驗（注4）。相對而言，建國之前的毛澤東主義比較單純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正面價值，可稱為毛澤東主義的精髓（注5）。具體說來，毛澤東主義的形成，可以從毛澤東等人（主要作者是陳伯達）於一九三九年冬季合作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開始。在此論的第二章“中國革命”第五節“中國革命的性質”里，第一次出現了“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概念：“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並不廢除富農經濟。”此觀點在一九四O年一月發表的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論》中更充分地發揮出來。從政治實踐的角度看，正如列寧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布爾什維克奠定了一黨專政奪取政權的理論基礎從而確立了“列寧主義”一樣，“新民主主義革命論”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勝利並統治、發展中國奠定了理論基礎。一言以蔽之：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但它的領導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就是“毛澤東主義”。沒有此理論，就沒有領導人類歷史上最偉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就沒有我們今天認識的中國革命。

毛澤東主義的實踐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且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是對列寧主義的運用和發展，指明在任何經濟形態下的人民都可以直接用政治、軍事手段推行革命、奪取政權。如果我們對照古巴、菲律賓、秘魯、尼泊爾這些不發達國度的情形，毛澤東主義比列寧主義更具普遍意義。

提到毛澤東主義，自然離不開在毛澤東身邊與之共事三十多年的“大筆桿子”、“天才理論家”陳伯達。直到被毛澤東的“第二張大字報”（注6）打倒為止，陳達伯作為中共的理論權威，是毛澤東主義的第一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周恩來、毛澤東推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位子上，官列中共第四名，但很快以“唯生產力論”罪行被打倒。毛澤東拋棄陳伯達，啟用張春橋、姚文元這樣的“理論家”，以為可以為毛澤東主義創造出新的思想，但張、姚等人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反觀陳伯達，在其晚年的十八年獄中期間，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寫出了不少令人稱絕的好文章，如“《石頭記》裡的一件公案”，“‘青州兵’與曹操”，“一部歷史悲劇——《水滸傳》”，“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注7）等。至少我們可以說：陳伯達之後，中共的理論就沒有它自身的邏輯，中共也就沒有了理論。

注1：引自《中國之春》1986年12月第60頁。

注2：據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505頁）考證：1943年7月8日發表的由毛澤東布置並經他審閱的王稼祥的文章，首次用“毛澤東思想”代替“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何方引自徐則浩著《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注3：《毛澤東思想論稿》，王凡西,香港信達出版社，1963年10月初版，信達出版社1973年再版，新苗出版社2003年再版。http://marx.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64.8.htm

注4：對建國以後的毛澤東主義的研究，還涉及到評價鄧小平集團主導中國的意識形態，即所謂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四項基本原則》，需要大量的親歷者的有意義的反省。至目前為止，公眾連許多基本事實都無從得知，遑談評論和分析。何方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算是一個開端，其出發點就是因為經歷了延安整風、長期在張聞天手下工作的著者“深有所感，總想一吐為快，表而出之”，基於“現行主流中共黨史很難算得上信史”（第697頁），“在現行體制下很難成為良史”（第701頁）。

注5：二OO四年我在H-Diplo網上論壇http://www.h-net.org/~diplo/與美國、英國、德國、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的國際政治學者們就中國革命、毛澤東、陳伯達等展開過冗長的論爭，促進了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觀點的形成。

注6：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於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九屆三中全會印發後就註定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難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的陳達伯的政治命運。此“意見”的全文見注5的書裡“附錄一”，第128—130頁。

注7：《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陳曉農（陳伯達之子）編注，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在這些文章中，陳伯達指出：林黛玉的悲劇在於她沒有財產，曹操的發起靠鎮壓、收編黃巾軍，梁山泊好漢們的悲劇在於小生產者的政治局限，佛學的頓悟、漸悟兩派源於社會地位不同等等。可惜，他不能對毛澤東、對自身的經歷進行一番馬克思主義的反省。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05年5月10日 美國聖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