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14、15、16年代表Young和Chevedden出席Netflix股東年會，宣讀他們的股東提案[1]。今年的股東年會，除了他們，還有我的提案付諸表決。

今天下午3點，我通過電話出席會議，主持人越過前3個公司的提案，一開始就請Young的夥伴McRitchie代表她宣讀她的第4號提案要求公司公布政治支出，接着由Chevedden宣讀他的第5號“簡單多數（半數以上）可決”的提案。“簡單多數可決”的提案正是我14、15、16年代表他們宣讀過的提案，也得到了多數股東贊成，但董事會一直拒絕採納。被稱為“美國企業頭號敵人”的Chevedden鍥而不捨，列數這個提案在13、15、16、19年都獲得80%以上的贊成；同時指出：遭到54%反對的一個董事、遭到33%反對的兩個董事要是在別的公司就當不成董事了。

我宣讀最後的第6號提案，指出公司2020年開始有兩個CEO，他們的年收是中間收入員工的197和179倍，相當於2019年一個CEO年收倍數190的兩倍。企業的高層報酬並沒有一個合理的方法論，例如，Twitter公司的CEO年收與中間收入員工的比率連續兩年都低於0.001，而JCPenney公司的CEO年收比率1294是導致其破產的原因之一。日歐大公司的高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比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與政治學創始人Aristotle的“貧富差距不超過5倍”的建議[2]接近。正如Warren Buffett承認的那樣：“存在着階級間的戰爭，是的。我的階級，富人階級，正在發起戰爭，而且正在贏得戰爭”。美國公司高層報酬的氣球式上升，對經濟整體是無法維持的；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趨勢是無法持續的美國經濟的問題和國際動盪不安的根源。

主持人隨即讓公司秘書長宣讀投票結果，除了我的提案，即前5個提案，包括Young和Chevedden的股東提案，都獲得多數贊同。

我的提案多數都超越狹隘的公司治理而着眼於廣泛的政治社會問題，所以獲得的贊成幾乎停留在個位數百分比。股東投票不是按人頭民主、而是按股份資本占有數量投票的，在政治社會議題上嚴重偏向資本階級，印證了“The preferences of the average American appear to have only a minuscule, near-zero, statistically nonsignificant impact upon public policy./普通美國人的選項看起來對公共政策只有微不足道的、近於零的、統計上無意義的影響”， “”Inequality is not an accident of the past four decades. It was carefully nurtured by the thousands of decisions by legislators who helped out their rich friends and let everyone else fall behind./不平等不是過去四十年的偶然事情，而是議員們深思熟慮地做出的幾千個決定的結果以幫助他們的富人朋友、拋棄別的人。”[3] 

從策略的角度看，正面強攻實力相差太懸殊，下一次提案應該把廣泛的政治社會議題實質結合在公司治理的框架形式內，向老朋友McRitchie和Chevedden那樣，動員起更多的股份資本阻止美國的Oligarchy/財閥集團的壟斷和集中。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21年6月3日]

後記：6月3日股東大會表決的結果是：贊成12,271,599（3.6%）、反對329,057,740（96.4%）、棄權2,395,506、未投票38,857,464。

[1] 趙京，“Netflix公司治理的老問題”，2016年6月9日。

[2] 趙京，“亞里士多德《Πολιτικά/ㄆㄛㄌㄧㄙ事務/政治學”，2021年3月27日。

[3] Elizabeth Warren, Persist, pp.145-146.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