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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错失政治体制改革的黄金时段

　　中国人多少年来盼望政治转型、和平过渡，盼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政改决策，机会多么难得！既然如此，就得反复斟酌，争取让政改方案得到通过。如果这一次不能通过，一拖下去，时过境迁，夜长梦多，不知道又要拖到多少年以后了！——26年前改革者的担忧，竟不幸而言中

◆高伐林

　　众所周知的是，赵紫阳的秘书，是鲍彤；
　　鲜为人知的是，鲍彤的秘书，是吴伟。
　　2012年10月上旬，今年刚满花甲的吴伟，于中共十八大前夕，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参加在纽约长岛举行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他在大会发言中披露：“赵紫阳设想，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成不变的，内容也是不断发展的，要通过三到四届党代会，逐步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从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变，实现共产党自身的转型。”
　　利用会议的间隙，我找到吴伟，请他讲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共高层尝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甘苦教训。

吴伟。（高伐林摄）

未出茅庐就崭露头角

　　吴伟，1952年出生于吉林，16岁多就当了知青，后来当了五年兵；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他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当时叫吉林师大）政治系。苦读四年，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委宣传部，从那儿又考上中央党校研究生。
　　我问吴伟：你是怎么到了鲍彤身边的呢？
　　吴伟说：1985年、1986年那几年，我在读中央党校期间，和其他几个同学组织了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小组，搞了一些活动。特别是1985年夏天，我们搞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调查，有二百多个研究生参加。我起草了总报告，这样就和陈一咨他们比较熟了。研究生毕业，陈一咨推荐我到鲍彤所领导的政改办（那时还不叫这个名称）去。1986年10月，政改办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去报到、参加会议了。
　　吴伟对鲍彤评价挺高。他回忆说，虽然鲍彤是中央委员，又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地位相当高了，但他从来没有架子，第一次见面，他说，你就叫我“老鲍”吧。到现在吴伟也仍然叫他“老鲍”，叫他夫人“老蒋”。吴伟印象最深的是，鲍彤不搞拉帮结伙，在工作中又极为严谨，给中央起草文件，从角度、结构到文字，不知要改多少遍，一个字、一个词他都不放过。
　　如果不算临时人员，这个研究政治改革的智囊班子，最多时大概有30多人。“一开始我和吴国光去的时候，第一批只有七个研究人员（领导不算在内）。到十三大之后，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编制有20来人，但实际上只有十六、七个，最后解散的时候只有17个研究员。”研究员都是副处级以上，要任命都是按照局长、副局长来任命——因为他们经常要到各省市调查，定个级别，到下面人家好知道按什么规格接待，什么级别的领导出面。

住了三个月“秦城监狱招待所”

　　那年，吴伟34岁。他在陈一咨的具体领导下，投入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过了没几个月，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中共元老们逼迫辞职，中央决定赵紫阳接替、代理总书记之际，吴伟被定下来给鲍彤当秘书，“我一直当到1989年的5月28日，官方把鲍彤抓起来，也把我和鲍彤的另一个生活秘书抓起来了。”
　　不过，吴伟马上补充了一句：“也算不上正式抓吧”。鲍彤是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而吴伟等两人，是在秦城三套院的第二套院，“算是个招待所”。
　　不管叫什么，反正，他当时失去了人身自由。“主要是想通过我们调查鲍彤的活动。但是名义上是针对鲍彤的，不是针对我们的。”
　　吴伟在秦城那个“招待所”呆了将近三个月；生活秘书比他早出去一个月。三个月出来，已经物是人非。原单位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已经被中央明令撤销。“但是所有的人不能走，要继续清查、清理。当时由中直工委派出工作组，查‘黑手问题’，结果查来查去，根本就没有！除了一个鲍彤被判刑七年、一个高山被判刑四年以外——哦，他们的问题后来都公布了，根本与黑手没有关系嘛！”
　　其他的人呢？“我们研究室二三十个同志，只有一个受了‘警告’处分，其他党员全部正常登记，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包括我。因为我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正常的工作，不是搞阴谋诡计呀。”
　　话是这么说，在使用安排上，吴伟当然属于不能再被信任的人了。他告诉我：“到清理的后期，按当时中央清查清理办公室的说法，我们研究室的这些人，都‘不能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我被分到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给我安了个‘编辑部副主任’。我原来是正处级，而这个副主任是副处级，”
　　吴伟要较真了：“我有意见啊，去找领导：你凭什么给我降职？我犯错误了吗？”
　　他回忆，领导上说：没有呀，档案里并没有记载你有什么错误。吴伟追问：“既然没有，为什么给我降职？”吴伟对我说，我本来不会去争这个，但这个时候，我不能不争——因为人家一看我降职了，我要是没犯错误，为什么会被降职？
　　好在，在中国，不乏解决这类问题的折冲办法。“领导说，那你说怎么办？我心想，我要争当正职也不合适啊，毕竟业务不熟呀。我说，加个括弧，写上‘正处级’吧。”领导欣然同意这个下台阶：“这可以！”

参与起草政改总体设想

　　在大百科干了近两年，政治气氛实在太压抑了，得不到重用，也得不到信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吴伟的一些朋友去了海南，1993年他也就索性舍弃公务员的待遇，“下海”了，先后搞了几个公司。“我不是经商的料啊，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自己缺少赚钱的本事，几个公司都做得不好。”2003年之后，他就不做自己的公司了，到朋友的公司去任职。年龄渐大了，就辞职，回家搞研究、写文章。但他对鲍彤的尊重，却是多年延续下来了。最近几年，他还是常常去见鲍彤，长的两个月，短的半个月，就会去拜访聆教。
　　《新史记》记者问吴伟：你当了两年多的鲍彤秘书，主要干了哪些事？参加哪一个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项目吗？
　　当时被安排在综合组当处长的吴伟回忆：鲍彤当时明确交待：你在我这里当秘书，但是还要参加研讨，做你的研究工作。
　　他记得，当鲍彤秘书没多久，就投入了起草刚刚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关于遏止“反自由化”狂潮的“5·13”讲话，“鲍彤下面有五个人参与起草，三个人写第一稿，每人一部分——我也有一部分，然后吴国光统稿，政改办的秘书长最后润色。”《新史记》记者记得：1987年赵紫阳的这一讲话出来，举国大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顿时偃旗息鼓，原来眼前的吴伟参与阻遏了这一逆流。

鲍彤。

　　吴伟介绍，政改办的综合组，主要就是负责起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件，当时分了工：吴国光参加的是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一位副局长带领吴伟等人，起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
　　吴伟说，十三大报告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这两个文件是有区别的：十三大撒报告是对外公开发布的，主要是讲虚的、讲原则性的问题；而“总体设想”不讲虚的，大部分是很实的，讲操作性的问题：“要干什么”“怎么干”，像撤销党组，撤销政法委，等等，全都列出来了。
　　对于比较虚的原则，大家都举手赞成；一谈到实的，分歧就来了。吴伟回忆说，赵紫阳原来打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要在1987年10月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以便随后提交十三大审议，但是由于这个实的东西引起的争议太大，“它太具体了，所以在全会上就不大能通过”，为了保证十二届七中全会和十三大能顺利召开，就没有在全会上表决，改成了“原则同意”。十二届七中全会公报这么表述：“原则同意”这个总体设想，并把其中主要精神写入十三大报告。
　　我後来查1987年10月20日通过新华社发布的十二届七中全会公报原文，是这么写的，验证了吴伟的说法：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
　　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我追问：你说当时“争议太大”，那么是关于政治性的争议呢，还是关于操作性的争议？当时党内高层“左”的势力、保守势力还相当强大。不过吴伟说，这个“总体设想”主要都是操作性的，原则上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连十三大报告大家都通过了么。

邓牌政改与赵牌政改

　　吴伟回忆起八十年代投入政治体制改革的经历，充满了激情。
　　他说，当时高层有三个方面的政治力量，第一，是胡赵为代表的开明领导者；第二是邓小平，作为党内矛盾的仲裁人，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么“左右互搏”；第三就是党内保守派。
　　吴伟认为，赵紫阳经历过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文革”，他从共产党传统的阶级斗争学说中挣脱了出来；第二次，就是从1989年之后，经过思考，他实现了向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转变。
　　如何看三年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吴伟的看法是，确有双重性：从目标上说，赵紫阳与邓小平是并不一致的。现在有人批评说，那只是体制内的改良。吴伟说，但是对“改良”，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他的措施，与赵紫阳提出的目标和措施是不同的。
　　这就是赵紫阳当时的难处——吴伟回忆说：邓小平主张的，是对体制做些改良，在保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变的情况下，革除体制内官僚主义呀、层次过多呀、职责不清或交叉重叠以致互相推诿呀，等等之类的弊端，以提高行政效率。邓小平从来也没有认真想过在中国搞民主；而赵紫阳受命主持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他是要实实在在推动民主；然而，他又处在邓提出的目标的压力之下。“但赵紫阳还是将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提出来了”。
　　吴伟回忆，赵紫阳接受了鲍彤和我们政改办提出的方案——将政治体制改革设为两个层次，把邓小平的“提高政府效率”包括进去，然后把高度民主作为长远目标。吴伟解释，这样一方面可以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适合中国的现实发展需要。
　　他说，后来政改办又提出，要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两个转变”的口号，赵紫阳也接受了。

当今领导人政改魄力未达到中共十三大高度

　　吴伟在纽约研讨会的发言中具体阐明说：赵紫阳在主持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出一系列措施，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范围。他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就摈弃了过去多年一贯制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邓小平划定的政改范围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改革，提高效率，而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接过邓小平“党政分开”的口号，提出了一系列更新、更带根本性的措施。
　　吴伟记得，当时赵紫阳的政改措施中有很丰富的内容，例如，他主张取消对文化作品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提出了开展社会协商对话，通过协调社会矛盾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等等。
　　吴伟说，后来赵紫阳还提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提出要有政务类和业务类的划分，“这是关键啊，为将来实现公务员中立奠定一个基础。”——不过吴伟紧接著就澄清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所谓“公务员制度”，远远不是当时设想的制度了！
　　吴伟还说，在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又提出了几条，例如，他提出：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改造”二字，不是过去所一贯说的“加强”。不过这一条，后来没有在高层通过；吴伟介绍，赵紫阳又提出，开展廉政建设，“他看得很清楚，当时由于经济上的双轨制，导致腐败盛行。”
　　恰恰这些，在“六四”之后，被邓小平和党内保守派指责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证据。吴伟说，“这也说明，赵紫阳所推行的这些举措冲破了邓小平的范围，也成为后来邓小平中止这场改革的原因。”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改革设想不是一回事。

政改机会得来不易要珍惜

　　怎么看待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国内也有人在反思八十年代的政改，有一种观点认为，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成熟，所以最后就失败了。对这一观点，吴伟坦率地说：从总体上说，我无法反对，但我也不能笼统地赞成。为什么？“因为时机选择，并不是赵紫阳的选择，而是邓小平的选择，赵紫阳只是被动地接受了邓小平的安排，来主持制定方案，并组织操作。”“如果说时机选择不成熟，那只是赵紫阳的改革在当时行不通；而邓小平提出了十六字改革方针，如果赵照这条路去走，是可能成功的，他也可以照样当他的总书记——但这就不是赵紫阳了！”
　　一直到“六四”枪声响起之前，邓小平一直在观察，赵紫阳到底想干什么？吴伟说，“赵紫阳想干什么？他想坚持民主与法治！”赵紫阳在“六四”前夕再次提出：要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这表明他仍然坚持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
　　吴伟认为，正是由于赵与邓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在当时的实践中，一方面体现了邓小平的想法，一方面表现出实际操作者的想法。这二者的冲突，最后导致了邓小平动手中止了改革。
　　邓小平是党内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症结。吴伟分析说，在当时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态格局中，邓小平算是中间势力：他主张改革的时候，就倾向胡赵；当他发现胡赵超出了他所能容许的范围，他就出手阻止，站到保守势力那边。
　　吴伟认为，1989年改革被中止是邓小平主导的，但是党内保守势力从1985年之后持续不断地反扑，已经酝酿了这个结果。“邓小平最后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与陈云、李先念、李鹏、姚依林他们，没有什么区别，达成了一致：对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容许存在，必须扼杀掉。”
　　回顾往昔，吴伟十分感慨。他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中，我们当时有一个指导思想：中国人多少年来盼望要政治转型、和平过渡，盼到了这次政改，机会多么难得！既然如此，我们就要争取让方案得到通过——如果这一次不能通过，一拖下去，时过境迁，夜长梦多，不知道又要拖到多少年以后了！
　　证诸20多年来的史实，可不就是如此嘛！到现在，领导人的政改思路和魄力，还难以企及中共十三大达到的高度！
　　吴伟回忆，当时要著眼于能让方案通过，每一条、每一句，都必须考虑联系实际——联系实际的意思首先是：必须考虑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吴伟告诉《新史记》：政改的方案，必须得到两方面的理解：要让邓小平这个最高权威能够接受，也要让中国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民主、主张保障公民权利的人能接受。难乎哉！
　　那个年代，陈子明和王军涛他们也在积极鼓吹他们的主张。吴伟说，按现在的说法，其实我们都是主张“宪政民主”的。不过我们政改办的这些人非常清楚：我们与他们，并不是在观点上有什么“根本区别”，而是位置不一样：我们还在在体制内，所以我们不能与上面搞翻了。“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的政改方案能在中共党代会通过——如果通不过，再好的方案也没有用！”
　　吴伟说，有这样一个目标，就要求我们和社会上鼓吹宪政改革的民主派“得有一个界线”。“当时鲍彤反覆地提醒我们，咱们内部，应该‘研讨无禁区’，但是对外呢，就得讲‘宣传有纪律’，要让人抓不住把柄。”

“长胡子的黑手”子虚乌有

　　李鹏等中共保守派势力，一直企图从鲍彤所主管的智囊班子中找到攻击赵紫阳的炮弹。吴伟对笔者指出：他们怀疑鲍彤和政治改革研究室是动乱的“后台”、“黑手”，从这里开始搞鲍彤。但是查到最后，却有很多证据证明他们的指控站不住脚。“查来查去，中央政改研究室与‘动乱’根本没有任何联系，没法认定是‘黑手’！”
他说：“查到最后，和学生运动有一点联系的，只是我们那儿的高山，他在1989年5月19日，参加了‘三所一会’起草关于时局声明的会议——高山本人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秘书长，他是以这个身份参加的这个会议。跟我们研究室，从组织上说，其实并没有关系。”
　　吴伟还说，鲍彤对高山参加这个会，事先是不知道的；高山回来以后对鲍彤汇报、向机关党委报告了，结果，机关党委批评了他，鲍彤也批评了他：你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嘛！本来紫阳就够麻烦的了，你给我添了麻烦，更是给紫阳添了麻烦！
　　5月20号，李鹏的日记里说，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黑手”，还列举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指控赵紫阳通过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插手学生运动。吴伟指出，李鹏这个日记，是“2003年整理出来的，但到那时已经是鲍彤蹲监狱之后了，早都查得一清二楚，根本没有这些事情嘛。可是李鹏还是照样这么说！”

李鹏、姚依林贪污陈云意见

　　吴伟向我证实，后来被怪罪到赵紫阳头上的1988年“物价闯关”，确实是邓小平的旨意，并非赵紫阳心血来潮，赵紫阳是背了“黑锅”。而这，正是元老干政最大的要害：权责不对等——干政的元老有权力却不用负责任；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无权决策，却必须承担决策错误的责任。
　　吴伟在回答我的提问中，还披露了一些罕为人知的史实。他透露，政治局常委按照邓小平的指令决定“物价闯关”时，陈云曾经两次表示反对。“过去没有什么材料说陈云反对，但现在有了”。
　　陈云何时提出反对的呢？吴伟对日期耳熟能详，张嘴就来：第一次，中央研究物价闯关这一重大决策，是1988年5月16日；两天后，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家报告给他，陈云就明确表示了反对。“按说，陈云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反对这一决策，那么第二天，5月19日，中央常委开会，你姚依林作为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有责任把中顾委主任的意见告诉所有常委吧？但他一句话没说。”
　　一个多星期之后，1988年5月28日，李鹏又到陈云家，陈云又谈到物价闯关，正式地斩钉截铁地对此做出判断：你们搞不过去。然而，“两天之后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你李鹏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有必要、也有责任向中央转达中顾委主任这么重要的意见啊，可他仍然一句话没说！”
　　我问：李鹏与姚依林两人，商量过要协调行动吗？吴伟回答：这倒没有证据来证明他们商量过。他们两个人是不约而同地“贪污”了陈云的意见。
　　为什么他俩会这么步调一致呢？吴伟的判断是：因为他们俩都知道“物价闯关”是邓小平提出的啊，如果将陈云的意见讲出来，岂不是等于用陈云来压邓小平？！——他们不敢撞在枪口上。“鲍彤就一针见血地说，他们两个人是去向陈云打小报告的，但陈云一反对，他们就不好办了，只好不传达。”
　　邓小平、赵紫阳知道陈云反对吗？吴伟说，没法证实，也没法否定，因为直到赵紫阳去世，他没有谈过这个问题；看来邓小平也不知道陈云是这个态度。
　　我再问：陈云讲了两次，都没有得到中央的理睬，会怎么看？吴伟说，也不知道，“没有资料证明”。他认为，这是“很奇怪、很诡异的一件事”。
　　吴伟告诉我，中共十三大之前，中央常委讨论人事安排初步意见后向邓小平汇报时，赵紫阳说了一句话：我希望我当了总书记以后，中央只有一个“婆婆”——他这话的意思是，就邓小平一个人发话，陈云和其他元老的话，我就选择性地听。
　　我还是觉得疑惑，问吴伟：陈云不赞成物价闯关的意见，既然被李鹏和姚依林“贪污”了，那你是从何知道呢？吴伟告诉我，“2005年出版的金冲及《陈云传》里提到了这事。”吴伟读到之后，就去问鲍彤，鲍彤说：“有这事吗？我不知道。”其他赵紫阳的身边人也都不知道，都觉得很吃惊。他们看了《陈云传》，里面先叙述了陈云的意见，然后说，中央（1988年）5月30日开会，通过了赵紫阳提出的关于物价闯关的安排，陈云同志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吴伟愤愤地对我说：“陈云的意见，赵紫阳都不知道，采纳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