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說：我佩服陳雲，他是毛後共產黨內最有深遠眼光的一位；也佩服閻淮書中所寫陳雲長公子陳元，最能克紹乃父箕裘：“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自文革至改開，父子從不為任何“政治正確”價值觀批評所動，始終扣緊“統治階級利益”這個主鏈


　　老高按：去年明鏡集團出書不多，我作為責任編輯，電子書編了若干，多是共和國檔案史料；但印刷紙本書，我只編了兩本：一本，是前中組部幹部閻淮的《進出中組部：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另一本，是中共創始人之一陳潭秋的兒子陳楚三的《人間重晚晴：一個所謂“紅二代”的人生軌跡》。

　　說來也巧，兩本書都是從出生迄今的回憶錄，兩位作者都年過古稀，都是清華校友，都在十年動亂中積極參加運動，都是清華文革中的風雲人物（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是溫和造反派），兩位作者都是“紅二代”，還都在書名上反映出來（只不過在“紅二代”這個詞上，一個加了引號，並用“所謂”這個詞來表示否定；另一個雖然沒有加引號，但強調的是“理想主義者”和“另類人生”）……
　　伴隨着出書，我在我主持的《歷史明鏡》視頻節目中，分別對兩位作者做了多次訪談。因為他們通過寫書和接受訪談披露的史實，確實具有大量獨家內容，因此兩書都很受讀者重視，尤其是《進出中組部》，既因為作者敘述了參與對若干後來官拜正國級、副國級領導人考察拔擢的內幕，也因為作者披露了中共領導集團最高層在選人用人問題上的良苦圖謀和實施手段（這個圖謀和手段，簡而言之，恰好就是關於“黨”的兩個成語：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於是各方反映相當熱烈，印刷和網絡盜版盛行一時。
　　到前天為止，對《進出中組部》，我聽到的都是正面肯定，尤其是好幾位名人的加持稱許：李銳和楊繼繩分別給該書寫序；楊建利寫了一篇《因良知而灑脫》的讀後感；著名學者徐友漁在其著名的《友漁讀書》視頻節目中一連用了三期來談閻淮此書，此外徐友漁還用了兩期談陳楚三的《人間重晚晴》……
　　我說的是“到前天為止”。王希哲發來一篇長文《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與陳雲的遠見——與閻淮的晤談》，對閻淮提出了尖銳批評。王希哲是海外左派領軍人物，他從對閻淮這本書的批評引申開來，涉及對中國發展歷程功過的分析和對未來前景的設想。他對閻淮的批評用詞並不太尖刻（是否因為彼此相熟？），但是批評的分量卻很重。前天我仔細拜讀，深感值得推薦給大家一閱，也相信值得思想者深思。此文已經在《獨立評論》和明鏡網刊登，所以我想作者不反對我在此披露。
　　對希哲某些觀點，我馬上就感覺無法苟同，但其通篇立論是在哪裡失足，其中是否能篩選、提煉出某些正確合理的思想養料，我一下還理不清思路。全篇只見希哲兄長傳短吊地密集攻門，不見閻淮兄如何防守反擊，雖然我理解希哲兄顧及閻淮兄在國內處境的好意，終覺是個缺憾。於是寫信問閻淮是否有自我辯護、反駁老王的文字？他告訴我：當時希哲是從西海岸特地飛到東部來與他晤談，有備而來，事先有詳細提綱；而自己則沒有思想準備，只作為朋友見面閒聊，所以當時沒有記錄，過後也不思量。而希哲事後給他的短信中也承認是“欲借兄書傾弟自家胸中多年塊壘”。
　　閻淮在讀到王希哲這篇文字之後，是否會對這次晤談寫下自己一方的回憶加以訂正？是否對老王的看法寫出回應文章？目前我不得而知，且留一個懸念。
　　王希哲的看法，可能會引起不少爭論。我有言在先：敬請各位讀者網友文明發言，有話好好說。


　　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與陳雲的遠見——與閻淮的晤談

　　王希哲

　　介紹：
　　閻淮，“紅二代”。原清華老紅衛兵，後由陳元派遣進中組部青干局，負責中共第三梯隊考察提拔。陳雲、鄧小平、江澤民家族皆為其仕途背景。時李銳手下。書稱由其考察“提拔了胡錦濤、習近平、李克強……”。89後“叛黨”，海外參加民運。數年後途窮，再由“江叔叔”網開一面回國。（以上簡介多處表述不確，老王實在不應犯這類低級錯誤。——老高注）近來出版一書《進出中組部》，所揭內容相當深刻。據說，引起了當局不滿和對其的控制。原已應邀出席今年2月老王社長組織的第二次曼谷座談會，緣此書故，被禁與會。老王讀此書，對書中特別的亮點“中國官僚階級”與陳雲家族的關係，極感重要。值閻兄訪美機會，專飛普林斯頓友人家約閻兄晤談此書。閻兄先明示他的晤談言論不作公開，後又表示不妨少作公開。老王權衡利弊，考慮閻兄處境，覺還是只整理髮布老王社長一方的談話為妥。謝謝讀者。
　　2018年7月1日

　　王希哲：
　　閻淮兄，我希望對你整個書發揮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注意你的書特別強調一般共產黨國家得到政權以後新階級形成的問題。你好幾次提到德熱拉斯的《新階級》一書，文革中間你提到，後來六四你也提到。這個問題我想談談。
　　為什麼人們對中國共產黨革命後，成為了新的統治階級那麼不滿呢？中國革命是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農民為主的革命。我們先撇開它是是馬克思主義黨，先假設它就是一個歷史上一樣的農民革命，造反奪取政權的團體，像李逵說的，殺進汴京，奪了鳥位。如果說當年毛帶着他的革命成功隊伍進了北京，不說不做李自成，他就做了李自成了，就做了皇帝了，周恩來就做了宰相了，下面各級戰將幹部就封官進爵，當然，漢以後基本就不裂土了，但無土之王還是有嘛。如果這樣，1949當時新階級就形成了，沒有任何人能說什麼話。他造反成功了，理所當然他就是皇帝呀；跟隨他造反革命的，理所當然就應立馬財產權力再分配，剝奪舊階級，全革命隊伍成為新統治階級呀。不然，人家提腦袋造反革命幹什麼？天公地道，誰能有話說？
　　問題就在，你是共產黨，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稱無產階級的黨。毛就進京前對他的隊伍發警告了；“我們不作李自成”，就是說我們不做新的官僚階級，我們與舊式的農民革命不同，我們永遠是無產階級，做人民的勤務員。兩次曼谷座談會，第一次我就重點談這個問題：農民起義隊伍即使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灌輸，在既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它能不能不變質呢？它的最終變質，作“李自成”，是不是一種必然性呢？後來我認識到，它變質是一種必然性。
　　閻淮：對，我同意是一種必然性。
　　王：如果變質是一種必然性，那麼毛的不允許他的黨，他的革命勝利了的農民隊伍“不作李自成”，就是在與一種必然性作鬥爭，作一種最終必定要失敗的絕望而又悲壯的奮鬥。毛後半生的全部悲劇，根源就在這裡了！毛他想不作李自成，但是，他的高中下層官僚內心本能的渴望，又在他們老婆孩子社會關係的慫恿下，就是要做作各級李自成的。解放初期有個農村幹部劉介梅，拿他的“忘本回頭”作典型，就是因為農村基層幹部得了田地又有了權力，強烈欲望要做新地主了嘛。本來說革命後要有長期一段新民主主義，讓人民自己發家致富，後來為什麼很快要合作化呢，公社化呢？就是毛髮現不行，個體農民成長不得了。農民有了田地很快兩極分化，很快要形成新的地主階級，新貧僱農階級。共產黨革命結局仍然是舊農民革命的重演，革命就失去意義了。毛極力地要去壓制這種趨勢，不讓新的地主階級出現。
　　閻淮：毛是非常不希望的。
　　王：毛又發現，非但農村基層，中央地方高中級幹部普遍也是如此。開始形成“官僚階級”了。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文革就是在毛的這個認識基礎上發動了。這點，戚本禹在他的回憶錄中，揭露了不少中央高幹中驚人的腐敗例子。他還問過周恩來，毛的共產黨“官僚階級”提法，是否源自德熱拉斯。閻淮你的書也舉了不少例子證明文革前，共產黨官僚階級已經嚴重存在。
　　但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文革前，“官僚階級”作為資產階級性質的一個階級，還沒有真正形成。因為那時的共產黨官僚再腐敗，也只是搞些特權“多吃多占多享受”，他們還沒有也不允許攫取和占有可以增值的私人資本，在權力加資本的經濟運作下，去盤剝壓迫工農弱勢民眾。他們還是“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上層的官僚特權階層。
　　中國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真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實際是文革被“徹底否定”，右派官僚對造反派全面反攻倒算，取締了人民憲法“四大”權利，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開”以後，才形成的。
　　你的書裡有非常重要的兩個人的說話，一個是陳元，一個是鄧朴方。一個政治上，一個經濟上。政治上，陳元1984年在李銳主持的“幹部子女座談會”說：“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如果一個階級對自己的子女都沒有把握，他就不配稱為統治階級。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而這個“幹部子女座談會”，原意是胡耀邦為遏制幹部子女已經肆無忌憚的特權在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指示召開的。在陳元的“統治階級利益和統治階級政策”發言下，胡耀邦本要求發出的《關於對幹部子女管理教育問題的通知》，無疾而終。說明這時的共產黨官僚層，才明確地有了自己的階級意識，明白地確認了自己是社會的“統治階級”，其子女，自屬這個“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且應共同地享有“統治階級利益”了！
　　然後是鄧朴方，在經濟上。書中引述了一段鄧朴方與陳一咨驚人的對話：
　　鄧問：“一諮，你說說看，改革是什麼？”
　　陳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窮苦老百姓富裕起來，政府就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和環境。”
　　鄧笑着說：“你說的是原則。現實地說，我覺得改革就是：誰有本事，誰就從國家那兒撈一塊！”
　　鄧朴方接着說：“過去國家把什麼都管起來了，現在國家要鬆綁，要放權，就是要利益共享，誰能撈一塊，就讓他撈一塊。”
　　陳說：“照你這個說法，那誰離權力近不就可以撈得多，還是一般老百姓吃虧嗎？”
　　鄧說：“你看歷朝歷代，總是能人先得利嘛！”

　　中國當前“改革”的全部秘密，就都在這裡了！由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大公子鄧朴方，毫無隱晦大大方方地全盤托出了！：
　　原來“改革就是”，“有本事”的共產黨大小官僚們都去“從國家那兒撈一塊！”從原來的特權階層轉化為擁有資本的權貴資產階級。
　　這其實是近40年“改開”，人民天天眼見的事情。只是沒能想到鄧朴方代表的共產黨官僚“統治階級”，早已把它作為自覺的階級行為罷了！
　　德熱拉斯的《新階級》指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權力基礎並非基於擁有財富，而是對於國家所有財富的控制，即鄧朴方說的“過去國家把什麼都管起來了”，現在，鄧朴方告訴我們，徹底否定了文革的中國共產黨官僚層，已經不滿足於“對國家財富的控制”，而是要去“鬆綁”、“擁有”，去攫取，去瓜分了！
　　過去誰要求“國家把什麼都管起來”？毛澤東！因為他不允許出“李自成”。他就不得不高度“專制”。現在毛澤東死了，右派官僚政變當權了，就“要國家鬆綁”“要國家放權”——“誰能撈一塊，就讓他撈一塊”，我們終於能作“李自成”了！陳元、鄧朴方們，真的是很有階級意識的。
　　攫取和占有國家財富，從無產階級的官僚特權階層演變為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真正是在“改開”後才形成的。這個認識，涉及文革的是非問題。共產黨1949革命勝利得天下，到文革才十七年，它雖是一個農民革命的黨，但畢竟有馬克思主義灌輸，幹部隊伍整體演變成與人民階級對立的官僚階級，還沒有那麼快。雖經濟條件決定了幹部隊伍內部從延安起就分有等級差別特權，但濫用特權壓迫人民的幹部，至文革前，畢竟還是少數。大多數幹部確實還是好的。你閻淮的書就說，你父親是好的。你父親是中央部級幹部。你家的貓偷了條魚銜回來，你爸爸都要去補錢。對你影響很深。其實今天哪位紅二代寫他們的父母，都會有這類故事。我相信。我相信那時候幹部，大部分確實是這樣的。說明他們還沒有完全官僚階級化。但由於毛澤東提出了與工農尖銳階級對立的“官僚主義階級”的概念，把所謂走資派定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文革一來，對各級幹部的打擊面就相當大了，所謂“打倒一切”，而且往往斗得還很殘酷，大面積地混淆了兩類矛盾，由此又延伸到了群眾中混淆兩類矛盾的不同派別的武鬥。文革走向了極左，後期更脫離了群眾，人民普遍對文革產生了牴觸和厭倦。我組織“李一哲”給毛主席寫信，貼出大字報《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為老幹部說話，肯定文革大方向的同時，要求糾正中央文革（也實際是毛主席）的極左傾向。四十多年了，我至今還是這個立場：既不全盤美化文革，更不“徹底否定文革”，一切要有分析。
　　但閻淮你的立場很奇怪。你認為官僚階級是共產黨的制度造成的，延安時代就存在，文革前更存在，現在更更是存在。既然如此，你文革中就應該是個徹底的造反派呀，你就應該至今也肯定文革，但你為什麼又與今天的反共公知精英們一樣，要徹底否定文革，甚至與他們一樣表現出對文革那樣不容置辯的仇恨呢？這符合邏輯嗎？
　　現在一提起文革，就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鼻涕眼淚流，要人“懺悔”，其實是完全相反的兩類人。
　　一類說，文革迫害，殘害了大量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家庭和無辜平民群眾。所以一片黑暗，一片恐怖。
　　是的，文革中確有這種情況。但這些事是誰幹的？不正是你閻淮們幹的麼！你的書真實記錄了當年北京的“紅八月”是怎麼開始的：派出所所長來清華找到你。你是清華紅衛兵的頭頭。他把“地富反壞”名冊交給你，要你帶隊去抄家。有人提出，還應去抄“黑幫”的家，那派出所長趕緊說使不得，這些“黑幫”今天被打倒是“黑幫”，明天說不準平反又是“紅幫”了，惹不起的，別干。還是只抄“地富反壞” 的家保險。這派出所長的確經驗老到，很有階級意識。閻淮一聽有道理，就帶隊去抄“地富反壞” 家了。戰果非常輝煌，你書中有記錄。
　　找紅衛兵抄家，這絕不會是那派出所所長個人的起念。上面沒有人指示，他敢做這個？ 北京的各院校高乾子弟“老紅衛兵”能全北京（再蔓延全國）鋪開幹這個？從戚本禹回憶錄那兒看到，實際是葉劍英的很神秘的“北京工作組”那裡下來的。紅衛兵抄家“戰果”也歸了他們，周恩來甚至不許戚本禹過問。所以，“紅八月”抄家濫打濫殺不是中央文革發動支持的，恰是中央文革認為是“走資派”轉移文革鬥爭大方向而反對的。不錯，那時的“老紅衛兵”閻淮們以為這也是毛主席的文革，去抄“地富反壞” 家是緊跟毛主席幹革命， 但他們很快就發現，那確不是文革要他們幹的，文革要他們幹的，是要他們去揭發批鬥他們的爹媽。於是他們覺悟了，他們不幹了，他們甚至組織“老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造反，要反對中央文革，要抵制批判毛主席的“錯誤路線”了。聯動被取締後，他們便鳥獸散，包括閻淮在內的大部，就逍遙各地山水間不幹了。所以，他們實際早就認識到了，他們所干的“紅八月”，現在的反共公知精英和平民一提起文革，就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鼻涕眼淚流，要人“懺悔”的文革中確曾發生的一切，不是文革，而是反文革。他們應該懺悔，應該道歉。但他們懺悔、道歉的，不應該是文革，而應該是他們在文革中的反文革！其實這個道理反共公知精英們心裡也都明白。為此書寫序言的楊繼繩就指出過，老紅衛兵們的行為，實際是代表了劉少奇官僚勢力對文革的抵制和反抗。但今天的反共公知精英和當年的“老紅衛兵”卻真正是“揣着明白裝糊塗”，懷着一個共同的徹底否定和抹黑文革的目的，攪渾水，把自己當年的反文革干的壞事，倒說成是文革，來“懺悔”來“道歉”了。陳小魯等如此，閻淮也如此。還被反共公知精英們讚賞為“真誠”！
　　還有另一類說，文革迫害，殘害了大量的老幹部及其子女家庭，所以一片黑暗。控訴文革黑暗，大體就是這兩類了。
　　這確是文革。文革要整“走資派”，受了共產黨革命利益真誠要“跟毛主席幹革命”的工農群眾及其子女（如王大賓、蒯大富等），和對共產黨的革命和幹部心懷仇恨要乘機“打着紅旗反紅旗”報復的民眾，混雜起來組成造反派，一下子把從中央到地方一大片幹部都打擊了。不少打擊得很過分，後來被渲染成“迫害”“殘害”，也是可以的。這些事是誰幹的呢？是造反派，和害怕被說成是保守派也要顯示“造反精神”的原保守派（骨幹一般是共產黨培養依靠的勞模群眾），加一些也要“緊跟毛主席幹革命”被先後“解放”“結合”的大小幹部們幹的。
　　但是非就在：文革前，吸人民血與人民整體階級對立的共產黨官僚階級，真的已經形成了嗎？閻淮堅持說，這個“官僚階級”已經形成了。既然已經形成了，那麼，文革群眾起來，一下子把從中央到地方一大片幹部（官僚階級）都打擊了，甚至不少打擊得過分了點，又有什麼不對呢？沒有罰不當罪呀？按理說你閻淮應該支持毛呀，可後來你為什麼又反對毛了呢？為什麼開始抄“地富反壞”家你們那麼積極血腥，待中央文革把你們的矛頭扭轉過來，要打擊你們的父母——“官僚階級”了，你們便不幹了，說是毛的“錯誤路線”了，要抵制了，抵制不成，便作“布爾什維克”消極隱退了呢？
　　這麼簡單的道理：若文革前“官僚階級”已經形成，文革打擊幹部一大片，是打擊那個階級，便是對的，應該肯定的；若文革前“官僚階級”沒有形成，文革應打擊的應是少數作惡特權官僚，打擊幹部一大片，便是錯的，是應該糾正的。這點上，閻淮完全失去了邏輯。
　　希哲恰是認為，文革前整體的“官僚階級”沒有形成，部分的高中基層幹部變質，還只是一個尚不擁有資本的無產階級中的特權階層，人數不多。殘酷打擊一大片是錯的。所以1973-74年才寫信寫大字報批評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求糾偏（只要求糾偏，並無否定文革）。這是符合邏輯的。
　　問題又來了：既然文革中打擊幹部一大片不對，甚至“迫害”了，“殘害”了，那麼幹了這件錯事的文革造反派，和害怕被說成是保守派也要顯示“造反精神”的保守組織和人物，他們後來要不要“道歉”“懺悔”呢？不必要了，因為1976的十月的共產黨右派官僚政變上台後，一輪又一輪的對他們的咬牙切齒的政治報復：殺的殺，關的關，斗的斗，判的判，“清理”的清理，最後還要秘密“記錄在案”，永不錄用（閻淮書揭露），他們的文革負債，已經百倍千倍地還清了，還“道歉”個什麼？他們只是需要總結文革正反教訓，以傳左翼後人，與改開後才真正形成的共產黨權貴官僚資本階級，作持久的頑強鬥爭罷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見，右派精英與一般平民對文革的控訴，總集中在“紅八月”高乾子弟們的打人抄家恐怖記憶上，而對造反派和准造反派們對幹部的“打擊一大片”，還真沒有什麼控訴。所以，他們對右派官僚政變上台後清理“文革整老幹部打砸搶的三種人”，卻不見清理處分當初製造了“紅色恐怖”的高乾子弟，很不理解，又看到他們占盡了文革後升官接班，經商暴富，出國買辦等各種風光好處，更為不滿覺很不公平。提出也要查查他們。對此，負責此事的閻淮在書中說了：
　　我（閻淮）私下向清華領導交底：“老人家們此舉專為整治批鬥他們的造反派，豈能拿自己子弟開刀！成立青干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付造反派紅衛兵。”
　　閻淮向李銳匯報情況，並請示“老紅衛兵頭頭”的問題。李銳：“你對清華領導說得好，就是那麼回事！”隨後，李銳讓部辦公廳立即通知北京組織部，並轉發全國各大學——“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紅衛兵不是造反派，其頭頭不屬於記錄在案範圍。”閻淮說，這與日後陳雲對“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的頭頭孔丹來信的批示是一致的——“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    
　　楊繼繩提出說，這是陳雲們清理文革罪惡使用了“雙重標準”。不對！那是楊繼繩公知精英們，自家搞錯了。用陳雲的說法，是陳楚三（烈士陳潭秋之子，文革溫和造反派）和楊繼繩們故意“將水攪渾”了，對陳楚三們要“特別警惕！”。
　　陳雲官僚們看得非常清楚，也分得非常清楚：造反派整他們才是文革，高乾子弟們當初的打人抄家“紅色恐怖”，決不是什麼文革，也決不是什麼罪行，那恰是他們對毛澤東文革方向的干擾和扭曲，是反文革，這干擾和反文革，其實就是他們當初在背後唆使策劃，為了掩護他們的。那是有功，怎是有過？怎能說是“雙重標準”？就拿閻淮說，你是清華紅衛兵抄家的帶頭人，但你卻是被陳雲們視為文革中“表現特別優異”，進入中組部作了考察中共第三梯隊人選的青干局負責人的。“清理三種人，記錄在案”的責任，就委託在你的身上了。對你們，閻淮們，不但“絕不應當追究。還應當依靠他們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這道理老王早就一再說過了，沒人聽。楊繼繩和公知精英們呀，你們現在就聽聽陳雲們的話吧，不要再把當年高乾子弟紅衛兵的“紅八月”行為算到文革的頭上啦！那不是文革，那是反文革；那是有功，不是有罪；陳雲們用的是一個標準，“統治階級利益”標準，不是“雙重標準”。你們就不要再來“攪渾水”啦！
　　我非常佩服陳雲。他是毛後共產黨內最有深遠眼光的一位。也佩服閻淮書中對閻淮影響最大的陳雲長公子陳元。“生子當如孫仲謀”。看書中，陳元所具的睿智，亦最能克紹乃父箕裘：“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如果一個階級對自己的子女都沒有把握，他就不配稱為統治階級。”自文革至改開，此陳家父子二人，從不為任何“政治正確”的價值觀批評所動，始終扣緊了“統治階級利益”這個社會演變的主鏈。
　　去年，我與李偉東就已經這樣談過一次陳雲了。讀了閻淮的書，更加深了對陳雲的認識罷了。
　　李偉東說，89六四後，鄧小平要加緊搞市場經濟，即加緊推行資本主義，南巡，逼在鄧小平陳雲前首鼠兩端的江澤民加緊搞資本主義（美其名“特色社會主義”），不然要“換人”，連換下三個“總書記”。陳雲原主張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大鳥籠”下開放的小市場。陳雲看擋不住鄧小平了，他知道資本主義市場和股票金融一搞起來，是根本不可能回頭的。於是提出，換人也好，但要換上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人還是我們自家的子弟可靠，今後總不至於挖共產黨祖墳”。於是，派一位“太子黨核心人物”（陳元？）與江談判：可以支持江，但江必須讓紅二代上位。江澤民趕緊同意交易，決計將“省部級以上與中央密切的國營大企業，元老家族一家安排一個，進入這些企業的核心管理層”。一個家族分一個國企的結果，就是今天權貴資本主義的滋生發展的源頭。
　　毛澤東是決不允許跟隨他打下天下的共產黨幹部們去搞資本主義，追求私人和家族的發財顯貴的。開始就說了，毛要求他們必須是“無產者”。即便搞點特權，也無非是多吃一點多占一點多享受一點。毛一直壓制着共產黨幹部變質的自發性。壓制到了極點，便是“鬥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江澤民“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文革，放開了共產黨新舊官僚們的手腳，放手讓他們去搞資本主義，“先富”起來。但毛澤東的官僚無論大小原來都是無產者，兩手空空，你要他們從擺地攤起家，一點一滴積累起資本嗎？他們自然要利用他們或他們的父輩當年打天下獲得的權力，將毛澤東時代屬於人民共同財富的“國企”，先“股份公司”化，再私有化，攫取到自己手裡，將自己迅速轉化為大資本家。
　　右翼會說，“我們主張資本主義，但獲得財富的機會要平等。反對紅二代們依託政治權力吞噬原國有財產，成為權貴，盜國集團。”
　　社會主義的原國有財產要不要私有化？除非你是社會主義左派，根本反對私有化。你若是右派你告訴我，不將原國有財產私有化，怎能完成中國的資本主義演變？那麼，私有化給誰？都給外國人？行不通。都平分給全民？蘇聯解體試過，也行不通。希哲早就問過胡平：“胡平，你那麼主張資本主義，主張私有化，那麼私有化給誰？能私有化給你胡平們嗎？”胡平是所謂“黑二代”。“黑二代”顯然希望中國的私有化能私有到非紅二代“平民”，最好私有到因共產黨革命，家族曾被剝奪的“黑二代”手裡。他們把這叫“轉型正義”，是遲來的對共產黨的正義“清算”和賠償。胡平們“黑二代”在文革中是極力地反對“血統論”“自來紅”的。認為“血統論”“自來紅”剝奪了他們“黑二代”道路選擇，背叛家庭，爭當紅色革命接班人的權利和前途。因為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時髦。但當今日鄧小平“改開”時代，資本主義時髦了，當年爭着要紅的“黑二代”們便紛紛退紅復黑（解說當年是被“洗腦”），回歸家族階級立場，要與“紅二代”們爭奪私有化“平等機會”了，還因為“共匪”當年非法剝奪了他們父祖的財產，因此今日應比“紅二代”更有權利優先占據原國有財產了。
　　陳一咨很天真。“什麼是改革？”他回答鄧朴方的問題：“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窮苦老百姓富裕起來，政府就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和環境。”
　　鄧朴方、陳元比他明白得多。瓜分國有財產，權力再分配，真要“給每個人平等競爭機會”，共產黨縱其手中之鹿請天下共逐之，中國的原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關係的大顛覆，大動盪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陳雲所謂“接班人還是我們自家的子弟可靠，今後總不至於挖共產黨祖墳”的名言，說明他的憂慮，說明他預見了不可阻擋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景下，必將潛藏着共產黨革命歷史、革命人物最後被“挖祖墳”的危險。緊緊掌控着中組部的他，未雨綢繆，便遣陳元傳令青干局李銳、閻淮、陳偉蘭（陳雲幼女）們部署共產黨高幹“自己的子女”政治接班，並各家族將原社會主義國家財富，瓜分一塊，以今後紅色豪門聯盟的經濟力量來維持共產黨的政權地位不動搖。這個決策，對共產黨官僚統治階級家族有利，但實際上，在中國社會性質大變動的進程中，對保持社會各階級的穩定不發生劇烈的動盪，顛覆，也是根本有利的！
　　當然，社會輿論最不滿的，是共產黨元老家族的瓜分國有資產。一般口碑最受“政治正確”讚譽的，是應如毛劉周朱任這共產黨五大常委第一級家族後人的無人發財，甚至一貧如洗。陳雲是謀深遠的。他不為這“政治正確”所動。他知道中國資本主義化下，若共產黨自家的“孩子”不能現在迅速利用權力轉化為占據國家主要財富的資本家，繼續掌控住國家全部經濟命脈，那是非常危險的。教條地讓自家孩子守住“紅”的本色，堅持要他們作中國資本主義化下的“無產階級”貧民，如毛澤東子女李訥毛遠新般處社會底層，國家財富就只能急速地私有化到非紅二代乃至“黑N代”手裡，階級力量階級關係就將發生顛倒性的變化，“顏色革命”就不可避免了。“紅N代”那時，將空有憤怒沒有任何財富力量作抵抗手段了，中國革命歷史價值觀就必將顛覆了，共產革命就將被那時的法院“依法追訴”判定為“犯罪”了，共產黨就是“匪”了，共產黨的“祖墳”就要被挖了，就要接受復辟的“黑二代”們的“正義審判”，上絞架了，內戰也就不可避免了。決不可圖虛名而處實禍。
　　共產黨“自家的孩子”作了大資本家，就不顛倒革命價值觀了麼？也會的。“存在決定意識”，新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必須要有新的階級意識階級理論來為他們的階級轉化辯護。他們有人早已不斷地跟着反共右派精英“反思”和“真相”共產黨革命，甚至不斷地跟着反共右派惡罵毛澤東了。但他們的血脈使他們畢竟不能徹底地否定共產黨和清算共產黨。陳雲相信，子女再不肖總不致去仇父祖，“挖祖墳”。因為這一挖，就挖空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就什麼都說不通，他們也就什麼都將沒有了！
　　果然，改開40年，中國雖然已然質變，中國的顏色革命就是杳不發生。非紅二代的或黑N代的新資本家及右翼公知，是無力發動顏色革命的，只能徒喚奈何。況，大批非紅或黑N代的新資本家，還只能依附共產黨權力或依附“紅N代”壟斷性大資本家，才能獲得有限發展空間。中國的顏色革命動盪極可能獲免。這正是當初西方觀察家誤判，以為中國“改開”資本主義發展了，“中產階級”壯大形成力量了，顏色革命就必將到來，卻終於盼不到，失望不解的根源所在。他們應該明白了，秘密就在掌控住了中國全部經濟命脈的大資本家，仍然是“紅N代”。這是陳雲的老成謀國，生前的深遠謀劃。
　　台灣就是這個教訓。國民黨敗退到台灣，掌握住政權，為羈縻本土勢力，定政策由“外省人當官”，經濟上則另開一條路，去讓“本省人發財”。以為如此平衡，省籍溝壑可長安無事。日據時期，本土已經顏、林、林、辜、陳五大財閥。台灣土改，大批地主農家子弟獲得土地補償，投資工商業發財，什麼王、蔡、張、徐、吳數十家舊“望族”新財閥更先後湧出，掌握住了台灣主要財富。他們便成了立志埋葬國民黨的台獨民進黨的後盾和金主。長榮張榮發便曾是陳水扁的直接雇主。國民黨沒有本土財閥支持，只能靠政權資源。搞“民主化”政權一失，財源隨失，便大勢去也，只剩點“黨產”苟延坐吃。民進黨窮寇必追，“割喉割到斷”，殺人殺到死，劍及履及緊盯黨產做文章，判國民黨黨產為“不當黨產”查封沒收，又再狠手剝奪國民黨社會基礎“軍公教”個人的原優厚年金，國民黨在台灣便只剩進墳墓一路了！共產黨的老敵手最後竟由民進黨送終。看國民黨，再看共產黨，不得不說，陳雲眼光老辣。

　　（上面是第一天與閻淮的長篇談話，閻淮的插話和意見，沒有收錄）

　　我說最後一個問題。閻淮書中的結論是說，中國能夠實行多黨的憲政，你為此89後出走巴黎幹了幾個月“民運”。陳元說你“大節叛黨”。但我贊成勝平（馮勝平）的意見，中國還不能實行所謂普世的憲政，還是要先搞共產黨黨主立憲。黨主立憲就是共產黨領導制定並嚴守憲法接受憲法制約的一種憲政。
　　中國與現在西方的憲政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有仇恨的社會。如果中國在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共產黨與國民黨簽了雙十協定，民主建國，雙方真有誠意，那時，還可以跟國民黨一起搞憲政。但一旦內戰發生，一黨打倒另一黨，戰爭消滅另一黨，暴力實行了社會改造，就沒法再普世憲政了。現在流傳甚廣共產黨毛澤東抗戰勝利後的許多向國民黨要民主憲政的文章，還有許多讚美美國民主的文章，說共產黨失信，不兌現諾言。其實這些資料最早恰都是我搞出來的。我那時也認為是共產黨得天下後沒守諾言。後來才醒悟，不是的！是國情變了。那些鼓吹憲政文章，都是抗戰勝利前後，內戰爆發前的東西。內戰爆發了，中國國共兩大政治勢力戰爭決了勝負了，革命暴力土改了，鎮壓了“反革命”了，中國社會有了你死我活政治仇恨了，國共兩黨就根本無法再在一起搞憲政了，甚至也無法與先後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所謂“民主黨派”一起搞憲政了。57年自由鳴放都難。條件變了，刻舟焉能求劍？
　　美國獨立戰爭、林肯戰爭後，憲政也是一二百年才搞出的結果，且今天的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本質亦不過是二百年前華盛頓革命黨一黨的兩派分化。共產黨執政又過近70年了，現在能搞憲政了嗎？還是不能。中國今天還是個政治仇恨社會。我在海外民運混了十幾年，發現國外和國內的反共勢力與共產黨的仇恨，還是非常深的，刻骨的，反共社會層也還是很廣的。他們聲稱要推翻共產黨實行憲政。但這個推翻共產黨後的憲政，怎麼可能是“普世民主憲政”？只能是反共憲政，也即反共專政。
　　他們說，“共匪的革命本來就是無理的，非法的。仇恨也是他們造成的。難道可以不清算嗎？不要轉型正義嗎？”有道理。可是，你們的反共先人就沒有對共產黨播下仇恨了？誰先誰後？這個真不好辯論，也不必去辯論。問題在中國，現實是共產黨革命已經發生，他們也早得了勝利，你與共產黨的政治仇恨也已造成，怎麼辦呢？“現實的都是合理的”。若中國需要普世憲政，美國憲政進程了二百年，也給共產黨一二百年看看吧，現在才70年。
　　其實中國憲政不遠，還是有希望的。憲政不是主觀人為的。憲政反映的是社會客觀現實力量對比下的階級關係，它是社會各勢力鬥爭博弈中已經客觀形成的階級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憲法確認。人為設計搞出推行的“憲政”，該國家一定混亂，失敗直至內戰。由內戰的結果來確定該國“憲政”所能實際實現的程度。
　　為什麼共產黨黨主憲政可能？無他，因為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
　　共產黨高中級官僚轉化為大中資產階級，領導發展中國的“特色”資本主義，但共產黨廣大的傳統無產者基層黨員和社會傳統的擁共階層群眾，不可能都轉化為資產階級，至多擁有些小資產。“紅N代”搞資本主義，為了維持自己的合法性，他們還必須強調“不忘初心”，不能改旗易幟，不能完全丟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紅色意識形態。現在有激進左派說，“特色”共產黨口裡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是假的，是用來掩飾的。對，他們的“特色”就在這裡了。但任何假的東西，只要他被迫始終披在身上，就總會對他有制約，就總會多少發生真的效果的。這就為廣大基層共產黨員基層擁共群眾逐漸結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左翼反對派，提供了正統的合法性，占據了道義的優勢，牽制共產黨中央右派官僚集團不能向資本主義走得太遠，並儘可能地逼迫他們，保留和恢復，甚至擴展更多的有利國家和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因素，如工人平民的監督各級官吏的言論自由權、自由選舉權，民眾的住房、教育、醫療等的福利。
　　這兩大勢力之間，是階級鬥爭性質，但沒有你死我活的仇恨。左翼反對派是建設性反對派。他們的鬥爭博弈，是同一歷史價值觀下國計民生政策的競爭。在這長期鬥爭中，憲法的至高無上地位，便將愈趨形成。於是，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就將在這兩大政治勢力鬥爭的基礎上步步實現；中國的共產黨黨主憲政，也將在這兩大政治勢力鬥爭的基礎上步步實現。
　　2018年6月28日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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