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義和團和文革在國民群體的信仰方式和行為方式等重大方面，繼承了共同的蒙昧文化基因，所以義和團式外在群眾運動形式和相應的內在運行邏輯，就必然在文革中再次猛烈爆發。這兩大悲劇之間的傳承關係實在應認真清理和認識了

　　老高按：昨天轉載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現已退休）王毅文章的上半部分，今天接着刊出下半部分。
　　值得指出的是，“文革”這個概念很大，包涵了很多內容，所以當不同的人說“徹底否定文革”“防止文革重演”“中國需要文革”乃至“建議開展第二次文革”等等，所說的“文革”很可能不是同一個概念，至少強調的重點很不一樣（甚至歡呼者與否定者未必那麼尖銳對立，一仔細談起來，可能彼此很多看法還相近呢）。王毅文章中所說的“文革”，在我看來，其實主要指的是文革中的群眾造反，也就是1966年夏天到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之前這一段。
　　今天主持了中國研究院第58次研討會，請來三位嘉賓，討論《機密檔案中新發現的毛澤東講話》，也大量涉及文革。他們探討剖析的角度，很有新意！中午過後才結束。我也做了20分鐘的簡明發言，待抽出時間了，當整理成文，放上博客，供各位批評。請看這次節目的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jWgC0RpJ4


義和團運動蒙昧性的文化根源及其對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

　　王毅，《中國社會科學季刊》2000年第1期、第2期連載

　　（續前）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華夏民族的對外關係，一般總是由與異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與之的衝突對抗這樣兩個方面構成的。在前一方面占主導的時期，從氏族時代繼承的文化自我中心主義與壁壘機制就要大為弱化、甚至幾乎完全隱沒；而與此進步相一致，此時人們對本民族宗教的崇奉和對異教的仇恨也就相對弱化得多。但是在後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時期，情況則相反：這時人們的文化心理就集中在對本族神祇儘可能強烈的“無限信仰，無限崇拜”、以原教旨主義的態度對其純潔性的極端珍視、對異教的極端仇恨等等“圖騰情結”之上。其例子比如我們在先秦典籍中經常可以見到的宗教制度：每當與異族、異國的衝突加劇時，人們就要頻繁祭祀自己民族的神明，以求其對己方更充分的庇護和對敵方更嚴酷的懲罰[84]。而這種以強化“圖騰情結”為基本內容的自衛機制在以後一直被沿襲了下來，故此歷代民族戰爭時，交戰者都要在常規祭祀之外增加祭神的次數和規模[85]。由此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在尊崇原始神性的時代，人們宗教迷狂的強烈程度，一定是與對異族、異教、異國文化的敵視程度成正比的。
　　以上我們敘述了氏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壁壘機制的具體內容、及其在中國文化史中的長期延續。明白了這些情況之後，我們就可以對義和團運動的文化性質、以及繼承其精神傳統的文革之“打倒帝、修、反”有比較真切的了解。因為按照我們上面已經說明的文化機制和邏輯，就不難知道：當外族的壓迫和西方文化的湧入在近代國際環境中變得空前猛烈、而中國文化在進入現代理性社會以前只能沿襲上古以來傳統形態的情況下，中國文化就唯有按照上述舊有的文化機制對列強和西方文化作出自衛反應。使我們的說明特別便利的是，由於義和團運動是在中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矛盾空前激化的情況下爆發的，所以它必然最大限度地激活本土文化中固有的一切抗禦機制，從而使其文化特質最充分、最猛烈地表現出來。於是，我們對義和團運動文化性質的認識，就遠比在千年古史中為其尋根溯源更直接明了得多。

　　歸結起來，義和團運動對西方列強和西方文化性質的全部認識不外以下三點：
　　１、他們是來自蠻荒之地的野獸和魔鬼；
　　２、他們是在用各種無比兇惡詭詐、陰險狠毒的妖術邪法蠱害聖朝的人民；
　　３、西方人的侵入、以及鐵路、電線、洋書、教堂等一切洋物的傳入，不僅造成了無數直接的災難，而且更破壞了“中土”神聖的宇宙秩序，從而導致天怨人怒。於是普天諸神蜂擁下界，並降靈於義和團以剿滅誅絕一切洋鬼洋物。下面依次來看。
　　義和團（包括作為義和團運動準備時期的絕大多數國民對西方的認識）對西方惡鬼和妖術的討伐，一直追溯到了明代末年傳教士來華時輸入的西方文化：
　　……迨明季，西人利瑪竇、王豐肅、陽馬諾、龐迪我等，先後混入中國，以善作奇技淫巧，兼之推測天文，又有妖術燒煉金銀，人多惑之。[86]
　　自古中國最稱盛，教宗聖賢道至正。異端邪說屏最深，到底行事順天心。惟有西洋絕人理，妖物耶穌把教起。……宋元間有匪徒入，暗把妖神等寺立。……利瑪竇與王豐肅，先後中國來插足。會作巧藝講天文，又有妖術煉金銀。……[87]
　　亦有將西方的妖邪比附於中國傳統的異端：“夫法夷洋人者，今之寇讎，古之楊、墨是也。而聖主仁皇帝之聖語中所謂當除異端者也。”[88]而更多的口誅筆伐，則是“徹底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語）西洋人的魔鬼面目和毒蛇本性：
　　耶穌豬精，西洋之主。流傳臭教，……豬羊不祀祖宗，素來不依聖賢規矩。……其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詭如鼠。遍告世人：謹守門戶；……孝悌忠信，堅牢肺腑。……莫吃迷藥（王毅註：指西藥），吃則中蠱。有敢拜豬，齊團懲處。亡八孩兒，莫准入譜（王毅註：指族譜）。逐出海外，去變臊羖。[89]
　　聖諭上說得有：自古三教流傳，儒宗之外厥為仙、釋。……可見世上只有三教是正，再未有第四教了。……自從鬼子來我中國，他就在各省大城大鎮起些鬼堂，名叫天豬教堂，……他那拜的鬼頭名叫耶穌太子。上面畫一鬼像，……其實中國神聖到處降出乩筆，刻傳乩書，明明白白說出耶穌是豬精投胎，在生極奸極惡極淫邪，……閻王恨極，把他魂魄囚在黑暗地獄……[90]
　　與無數這類詛咒相輔而行的，是國人基於本土宗教的集體無意識而判定“鬼教”施行的是各種各樣最邪惡、最殘忍、最無恥的妖術，例如上文提到的吃西藥則“中蠱”，又如：
　　入天主堂，不問男女，主教必先為沐浴，曰淨體，蓋藉此行其姦污。……其銀必取中國人睛配藥點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國人死，無取睛事，獨中國人入教則有之。……能咒水飛符，攝生人魂與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婦女發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樹上，咒之，攝其魂為耳報神，……甚或割女子子宮、小兒腎子，及以術取小兒腦髓心肝，……[91]
　　類似的“憤怒聲討和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語）在義和團文獻中幾乎隨處可見。及至義和團運動達到高潮之際，團民們相信“鬼教”用以抗禦自己神術的種種“邪法”就更加駭人聽聞，例如北京的義和團解釋自己久攻教堂而不克的原因：
　　或問團民：“……西什庫教堂雖大，現有團民十萬之眾，何以一月有餘尚未打破耶？”團民云：“此處與別處教堂不同，堂內牆壁，具用人皮粘貼，人血塗抹，又有無數婦人赤身露體，手持穢物站於牆頭，又以孕婦剖腹釘於樓上，故團民請神上體，行至樓前，被邪穢所沖，神即下法，不能前進，是以難以焚燒（教堂）。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內，專用邪術傷人，固難取勝，反多受傷。”[92]
　　西什庫法國教堂，義和拳及虎神營兵日日圍攻，……義和拳挾煤油、柴草，從外誦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燃）。……謂：“教士以女血塗其屋瓦，並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下，作鎮物，故咒不能靈。”[93]
　　鬼子在交民巷、西什庫，將赤體婦人釘在樓上，或將婦人皮釘之，所以槍炮不能過火。竟有將孕婦開膛，小兒頭至腹外者，慘毒極矣！[94]
　　在義和團眼裡，致使此類種種邪法妖孽橫生泛濫的洋人洋教，不僅是有史以來最為邪惡的牛鬼蛇神，而且他們更破壞了中國固有的神聖宇宙秩序，例如人們把1900年北方大旱的原因歸之於“洋鬼”和鐵路、電線等“洋物”對天地的觸犯：
　　茲因天主耶穌教，欺神滅天，忘卻人倫，怒惱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萬神兵，掃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95]
　　……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王毅註：“子母”即是“鬼子母”，原為佛教神名，民間泛指害人的惡魔）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仙出府，神下山，附着人體把拳傳。兵法藝，都學全，要平鬼子不費難。拆鐵道，拔線杆，緊急毀壞火輪船。……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96]
　　義和團團民在半夜看見一位天神突然降臨到他們面前，……（說）：“我非別人，乃玉皇大帝現身臨凡。……混亂擾攘皆由洋鬼子招來，彼等在各地傳教、立電杆、造鐵路，不信聖人之教，褻瀆天神，其罪擢髮難數。……因此，我才率領天神天仙下降凡間。凡義和團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護。……消滅洋鬼子之日，便是風調雨順之時。[97]
　　由此我們應該澄清的一個重要的命題是：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學術界總是習慣地把義和團運動稱之為“反帝愛國運動”，但是，如果我們了解了上述原始文化以來一脈相承的氏族自我中心主義與文化壁壘機制、及其在義和團運動中的重新爆發，那麼這一通行的定義就值得商榷，因為我們可以把義和團運動稱為“反侵略”或“愛國運動”，然而卻不能因此就將其稱為“反帝”。很顯然，義和團民眾對西方列強的文化、地理、宗教，以及導致工業資本向世界擴張的文化原因等等不僅是一片茫然[98]，而且更只能用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觀念對之加以理解，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上，他們是根本不可能有“帝國主義”這個現代政治概念的。相反，在他們看來，列強和西方文化、工業文明的侵入，不過是自古以來異族和異圖騰之降災致害空前猛烈的重演而已。因此，本節開頭提到的以洋人為《山海經》中的怪獸和毒蛇、以及上面列舉的義和團把上古以來人們賦予牛鬼蛇神的一切文化特質統統加在“洋鬼”頭上，並把剿滅這些惡鬼和破除其魔法、恢復“天朝”固有的神聖宇宙秩序作為自己的基本目的，也就是必然的了。
　　義和團式的對世界格局的認識，在60年後的文革中再一次成為中國人看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方法。儘管畢竟由於現代科學的影響，人們表面上已不再相信要由玉皇大帝、關帝聖君等等普天諸神降靈附體以驅滅“洋鬼”，但是義和團世界觀念的核心——視一切外來文化因素為破壞現世幸福和宇宙秩序的魔鬼，而只有在戰無不勝的神明的率領下群起而攻之才能將其掃除——卻重新在文革中膨脹開來，並且按照其固有的原始文化邏輯導致了狂熱的群眾運動、“紅海洋”的社會文化氛圍、強烈的宗教崇拜、對一切異端殘酷野蠻的“橫掃”等等必然伴生的社會文化運行方式（詳見本文第四節）。
　　從1950年代末期開始，毛澤東就判定“世界上的妖魔鬼怪還多得很”，同時將其與國內的“牛鬼蛇神”視為相互呼應的一丘之貉、並賦予他們“窮凶極惡，面目猙獰”、“形容妖冶，狐媚惑人”等等最狡詐兇惡的本性，並且根據這一基本判斷而親自醞釀、制定了日益明確的“打鬼戰略”，直至使之在文革登峰造極[99]。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對外來魔鬼的認識已經成為當時中國社會中的基本政治文化觀念，所以人們往往隨時隨地都在對之加以運用和弘揚，例如毛澤東著名的《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其全文是以這樣的警句結尾的：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麼，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統統都會被消滅。[100]
　　所以從1960年代初到文革，無數標語、文章、報刊、廣播所宣傳的，就是這“一切魔鬼”的無比惡毒的本性、以及我們終將“消滅”他們的偉大理想[101]。在這種類似氏族文化“禁閉區域”的環境之中，民眾對於世界的認識就只能是義和團式的。例如一位作者回憶了文革前，在她童年心目中西方人的鬼怪模樣和資本主義世界的陰森可怕，以及這個“魔鬼”的世界是如何通過諸如一件粉紅色的塑料雨衣等無數東西幻化成的糖衣炮彈（王毅註：“糖衣炮彈”是1960年代至文革期間是最流行的政治語彙之一），而意在使神聖的中國發生“和平演變”。接着她寫道：
　　我心目中的外國人形象也很可怕。所有中國人都是黑頭髮黑眼珠，而西方人有不同顏色的頭髮、眼珠，看上去很奇怪。我腦子裡的西方人形象或多或少是官方宣傳的寫照：亂蓬蓬的紅頭髮、顏色怪異的眼珠、又高又長的鼻子，走起路來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不停地往嘴裡倒可口可樂，大腿以一種極不雅觀的姿態扭著，還老是怪腔怪調地說：“哈羅！哈羅！”我不知道“哈羅”是什麼意思，以為是罵人的話。當男孩子玩“打游擊”遊戲（類似“牛仔打印第安人”）時，敵方一定在鼻子上黏上玫瑰花刺，代表西方人的高鼻子，嘴裡還要不停地說：“哈羅！哈羅！”[102]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作者的父親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又身為主管意識形態的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出身於這樣家庭的人自幼對西方的認識尚且如此，以文盲、半文盲為主的大多數中國國民的情況就可想而知。在這種極其普遍的國民意識基礎上，本章前面提到的北京紅衛兵們視一切“大鼻子”的外國人為必須送進公安局的敵族異類、以及他們的“火燒英國代辦處”、禁絕一切西方文化的物品、沒日沒夜狂熱地熱衷於“打到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等等行為的發生，也就都是必然的。在下一節中我們還將看到，不僅與文革的這一切極為類似的行為方式早在６０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中就曾爆發流行，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作為狂熱行為之心理基礎的民眾文化觀念和潛意識中的宗教觀念這更深的層面，義和團運動與文革之間更有着高度的契合。
 
　　四、原始文化中的行為方式和原始宗教心理在義和團運動中的全面爆發流行及其在文革時的重演
 
　　上節介紹了義和團運動用以認識世界格局的文化觀念及其與文革的一致性。按照人類學家闡明的文化結構整體性的規律，我們可以知道：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不僅與文化體系的內在本質有着必然的聯繫，而且同樣與這一體系諸多方面的特點和特定的運行方式之間，有着必然和相互強化的聯繫。特別是在中國本土文化在近代受到空前猛烈外來衝擊的情況下，他動員和凝聚自己體內一切文化和宗教的力量，以冀抗禦西方的壓迫就是必然的。例如青年時代的康有為就曾強調的中國巫術文化的天經地義、特別他強調這種宗教文化與中國文化體系的高度統一性是出於先驗的、無可置疑的神聖理由：
　　中國五帝三王之教，父子夫婦君臣兄弟朋友之倫，粟米蔬果魚肉之食，詩書禮樂之學，士農工商之民，鬼神巫祝之俗，蓋天理之自然也，非人道之至也；順人性而教之也，非學而為之也。[103]
　　顯然，這種神聖而統一的內部聯繫，即發源於原始文化“禁閉區域”內一切因素不可觸犯的“神秘屬性”。這種文化特質在義和團運動的無數“反洋教揭帖”中得到了更為淋漓盡致的闡揚：
　　我們三教中人或讀堯舜各位聖人的經書，或讀太上老君的經書，或讀釋迦觀音菩薩的經書，受聖賢仙佛的莫大之恩。想想這鬼叫敢來傷壞我中國幾千年的正教，你說可恨不可恨哩。就是不讀書一字不識的人，決無一日不受天地日月星辰覆載照臨之恩的，決無一個不受文昌帝君關聖帝君灶神財神一切大小神明保佑之恩的，決無一個不受皇上祖宗父母教養之恩的。想想這鬼叫敢傷壞天地日月星辰一切大小神明，以及各人自己的祖宗父母，……又想謀我中國江山，……你說可恨不可恨？想人人良心不昧，再無一個不想滅盡這天豬鬼叫的呦！[104]
　　“一切大小神明”皆被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以“滅盡天豬鬼叫”，這種通俗表述的文化意蘊實際上是：文化體系中原本一切具有神聖屬性的因素都將被最充分地激活、最強烈地表現出它所具有的神性表徵和運行方式，以期捍衛“禁閉區域”的神聖性和抗禦西方文化的侵入。因為本文不是專門研究義和團運動的著述，所以我們只能簡要地從這許多被激活的神性行為方式中選擇出最主要的、也恰恰是與文革行為方式最為一致的幾方面加以敘述，它們是：
　　１、對一切異族和外來文化因素（以及其影響下本土文化的變革）之絕對敵視；
　　２、全社會無限崇拜具有橫掃魔鬼之偉力的神明和各種神聖方法；
　　３、狂熱的群眾運動方式，以及這種狂熱的社會文化和宗教文化氛圍與人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之間的相互塑造。
　　４、在神聖的名義下，對各種異端的狂熱搜覓與殘酷屠戮。下面依次來看。

　　第一，上節指出：任何外來異質文化因素的來臨都是對氏族固有文化體系及其所體現的圖騰之神性的巨大傷害；因此，外來文化的影響越大，對氏族本土文化自衛機制的激活也就越強烈。反過來說，氏族本土文化也決不把任何外來文化因素視為尋常的東西，而是一律視為具有邪惡魔力的鬼物。我們看到，正是上述文化觀念，驅使義和團意欲剿滅一切“洋鬼”和一切外來之物、而根本無法看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與近代以來世界文明進步的錯綜關係，所以借用文革時的流行語來說，這種對外的拒斥是名副其實的“橫掃”：
　　焚燒八面槽、雙旗杆等處教堂、施醫院、講經堂。各處喧言：“西洋人進京四十年，氣運已盡，天意該絕，故天遣諸神下界，借附團民之體，燒盡洋樓使館，滅盡洋人教民，以興清朝。”……又哄傳各家不准存留洋貨，無論巨細，一樣砸拋；如有違抗存留，一經搜出，將房燒毀，將人殺斃，與二毛子一樣治罪。[105]
　　自教堂教產燒畢後，所有城內外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或令貧民掠取一空。……又傳言殺盡教民後，將讀洋書之學生一律除去。於是學生倉皇失措，所有藏洋書之家，悉將書付之一炬。[106]
　　拳眾諱言“洋”，謂洋燈為亮燈，洋布為寬細布。凡教民皆目為直眼。……時京師已尚舶來物，拳眾搜得之，即目為直眼。以是官邸商廛悉索洋貨毀之，玻屑磁片觸處皆是。乃至官譯署者（王毅註：“譯署”即是清朝設立的翻譯各國典籍文件的機構“同文館”），不敢張其門封。……（一知縣）謀回津挈眷，舟行至新安遇（拳）匪，搜出西籍，指為“直眼”，竟殺之。……拳眾謂學堂肄業者為二毛子，經人指出，往往罹害。……又掠豐泰照像館，……謂攝像必以人眼，縛其主者刑迫之，務令指出藏睛處。[107]
　　教堂則無論天主耶穌，悉付一炬；洋人則無論英美德日，悉賜一刀。……以電報鐵路等，與洋人聲氣相通，亦毀之。呼華人之識洋人、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龍江土語，羊一歲謂之庫爾布子，二歲謂之二毛子，見《黑龍江外紀》。拳匪之謂信耶教或辦洋務之人，曰二毛子，語蓋本此，羊、洋同音也），其他三毛四毛等則以其所業者為等差，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見洋錢則色喜，不復害之矣。[108]
　　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毀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109]
　　義和團的志願是反對洋人、洋教、洋貨、洋職員、洋生產工具，凡帶洋字的一概反對。……就連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來換上舊式的。聲勢之大，前所未有。[110]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一概反對”是在以一切洋物為妖孽的文化觀念基礎上產生的，例如上面引文中提到的義和團以為照相是必先挖取人眼的妖術，又如義和團必欲焚毀清朝負責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物衙門”和負責翻譯西方書籍的“同文館”的理由是：“觀署中妖氣極盛，聞同文館洋書極多，均須燒毀。倘有通洋語者，即系奸細，須立時殺卻。”[111]因此，它也就具有典型的宗教禁忌特徵，即對禁忌原則的任何輕微觸犯，都是對本族圖騰神聖性的極大傷害和對邪惡鬼靈之魔力的釋放，故而都必須受到最嚴酷的懲罰。
　　與上述對一切西方文化的橫掃相一致的，是義和團及其支持者對變法維新事業的極端仇視，所以他們“謂洋人為大毛，教民為二毛，康黨為三毛”[112]；稱曾經主張變法的光緒皇帝為“鬼子徒弟”，並“群呼‘殺鬼子徒弟！’”[113]而那些極端仇視維新黨人的守舊派官僚，亦如同以前慶祝慈禧對戊戌變法的殘酷鎮壓一樣，熱烈慶祝義和團的殺外國使館人員而起事：
　　湘撫俞廉三中丞素惡新黨，聞戊戌秋六人被禍時，中丞大喜，即傳春台班演劇三日。今夏聞日本駐京書記生彬山彬被害之信，亦傳春台班演劇二十日。[114]
　　義和團運動中這種對輸入西方文化的清算，甚至一直追溯到林則徐魏源等人“師夷之長技”的主張、以及後來的洋務運動。例如一位士大夫在上書中竭力旌揚義和團法術之神、對洋人百戰百勝之後，又聲討“魑魅”一般的洋務派和現代工業文明的引入：
　　魏源以刺夷情、識夷事、師夷長技著書，天下承其謬者數十年，誤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識夷情，則多增一買辦之材；成就一買辦，則增多一漢奸。……夫既決然絕交，則此種敗類（王毅註：指李鴻章、盛宣懷等洋務派領袖），應須一掃而空，俾光天化日之下，無復魑魅之潛形，此所以整齊一世之人也。既廓清腥穢，則電杆、鐵路、商務、礦物，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皆當禁而止之，此所以整齊天下事也。[115]
　　義和團運動的上述文化觀念、行為方式在文革中再次充分表現出來，這不僅僅體現在紅衛兵重又爆發出對一切“資、修黑貨”、一切西方物品的刻骨仇恨和狂暴掃蕩，以及文革中對所謂“洋奴哲學”、“買辦道路”、“大、洋、古”、“賣國主義政治路線”等等無止無休的殘酷討伐，更重要的是：文革所有這些行為的深層文化動因亦如原始時代和義和團運動一樣，是把“禁閉區域”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引入視為必然蘊涵着無限蠱毒和陰謀的“妖風”、視為註定要動搖整個神聖文化體系的滔天大罪。因此，也就必須一如原始禁忌和義和團施行的“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原則，對一切觸犯者施以最嚴酷的懲罰，而決沒有一時一刻“放鬆警惕”或略加寬貸的可能。其典型的例子比如江青等人在1973、1974年，針對當時中國工業部門引進極少量西方生產設備的意向而將其視為十惡不赦的賣國行為和“路線鬥爭”的重大動向（即著名的“蝸牛事件”、“風慶輪事件”），並藉此在整個國家政治中掀起了軒然大波[116]。顯然，這種全面、絕對和極具神聖性的排外主義，其文化性質早已遠遠超出了理性社會中民族矛盾和文化差異的範圍，而具有氏族時代特有的那種對異族無比強烈的禁忌性，即如梁啓超在評論義和團運動時對其的追根溯源：“我中國以排外聞於天下也久矣。殺洋人，毀教堂，攻使館，戕公使。……野蠻人之排外也，……視之如賊。外人之來我國也，必將深閉固拒，則外人之文化智識，必不能資其益而取其長。……故夫野蠻之世，則排外之心最熱，而排外之例最嚴，家族部落時代，無不仇待外人。”[117]

　　第二，義和團運動與文革在“無限崇拜”神明、篤信各種“橫掃牛鬼蛇神”之神聖方法（即巫術方法）上的一致性。
　　我們已經指出，對於處於“禁閉區域”中的氏族文化體系來說，外來文化的勢能越強，則它對本土文化中作為自衛本能的文化壁壘機制之刺激也就越猛烈。而這種自衛反應中的最根本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激活和膨脹本族神明的神性，以期更有效地保護其子民和更有效地橫掃一切外來的牛鬼蛇神。這一機制在古代的通例，比如我們在上節中提到的每當對外戰爭之際，氏族或國家都要極頻繁地恭祭自己的庇護神。
　　人們對本土宗教熱情的強烈程度與外族衝擊的強度及人們對異族的仇視程度成正比。氏族時代的這一重要的文化原則在義和團運動中，因為列強侵略的空前殘酷和西方文化空前猛烈地湧入而最強烈地表現了出來。當時清朝政府中最堅定地支持義和團的大學士徐桐當被問及“然則中堂能保拳民之必勝乎”時，他回答了一句簡明扼要的話：
　　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擊鬼，何勿勝之有！[118]
　　可見，人們認為至上的神性是義和團對“洋鬼”戰無不勝的根本保證。為了抗禦空前強大的牛鬼蛇神，義和團運動對本土文化中的神性進行了最廣泛的發掘和最大限度的膨脹、普及，比如下面這些為人熟知的例子：
　　義和拳稱神拳，以降神召眾，號令皆神語。……其神則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黃飛虎、黃三太。庚子四五月間，（天）津民傳習殆遍，有《關帝降壇文》、《觀音託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敕，命關帝為先鋒，灌口二郎神為合後，增財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119]
　　……俄而拳眾蜂擁至，人數約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稱八仙，……甲曰：“吾乃漢鍾離大仙是也”，乙繼聲曰：“吾乃張果老大仙是也。”……拐仙並搖兀作跛勢，仙姑則扭捏為婦人態，……（某拳民）突挺身起立，頤頦顫動，兩手飛舞作勢，……作語曰：“吾吾乃關聖。”此語一出，座中咸戰慄失色，堂上堂下，悉匍匐伏地，叩頭如搗蒜，口中齊聲高呼：“請大聖回駕。”……（某拳民）剪成洋鐵一片，朱書一“佛”字，縫之首帕。[120]
　　義和團建立組織，叫做“安爐”。安爐時，先由大師兄口授戒條，教給“降神”的咒語，……爐房裡供奉：“天地三界十方萬靈”、“協天大帝”、“真武大帝”等神牌，終日香煙繚繞，……門前掛着“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大旗。[121]
　　總之，義和團遍請的普天諸神除了佛道兩教、眾多的傳統民間神祇之外，甚至還包括了項羽、趙雲、黃天霸、穆桂英、孫悟空、豬八戒等等無數小說、戲劇編撰的歷史和神話人物。由於這種普遍的狂熱崇拜，致使當時“香蠟鋪生意比太平之時勝強百倍。大街小巷無分貴賤，每夜無不向東南方燒香，京城香料幾為賣盡”[122]；“居民信匪者甚眾，稱其種種神奇，日夜焚香敬拜，市中香貨為之一空。”[123]大量有關記述充斥於幾乎所有義和團的原始文獻之中，從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民眾對這無數神明的虔信達到了何等如痴如狂的地步。
　　義和團運動對本土宗教的動員程度和範圍，比歷代造反運動中類似的動員要廣泛強烈得多，這種情況除了再一次說明中國民間信仰中隱伏着巨大的、隨時可供激活和膨脹成席捲全社會狂潮的宗教資源，而且尤其證明：人們對圖騰和庇護神的崇奉程度，必然是與他們受到“魔鬼”的壓迫程度和他們橫掃牛鬼蛇神的熱望程度成正比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無限崇拜”的狂潮之中，原本相當程度上以“不語怪、力、亂、神”為圭臬的士大夫階層，亦幾乎完全為其所左右：
　　義和團既遍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尚書崇綺等信仰尤篤。……御史徐道焜奏曰：“洪均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御史陳嘉言，自雲得關壯繆（王毅註：即關帝）帛書，言夷當自滅。[124]
　　聞以瀾公將夜間玉皇降世一事，陳進於太后之前；適公爺與民團設壇之時，玉皇出顯神團一事，頗蒙嘉獎，老佛甚喜之。言以垂拱元年，經玉皇降世一次，實系吉祥之兆，中國大有得勝之望。[125]
　　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弟，百司廨署，皆令拳匪設壇，厚其供億，謂之保護。”[126]

　　這種情況也立刻使人聯想起五、六十年之後，成千上萬不同程度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與億萬國民一起投入無限崇拜“紅太陽”和“群眾運動”時的篤誠和熱情。
　　文革時期，曾經在義和團運動的掀起過滔天宗教狂潮的文化機制，再一次最充分地展示了它無比巨大的“魔力”。從表面上看，1949年以後，人們對包括民間宗教在內的幾乎一切宗教文化實施了極為徹底的掃蕩，然而一個民族在幾千年中日積月累、從未間斷的宗教傳統（尤其是心理傳統），是不可能在短短十幾年間、在廣大社會基本保留着傳統生產方式的情況下被清除掉的。所以，文革時“掃除一切害人蟲”、“打倒帝、修、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對魔鬼的討伐既然是以歷史上空前猛烈程度而爆發的，那麼它對至上的、“戰無不勝”的神性之狂熱渴求程度，也必然是歷史上空前的。與義和團運動的佞神狂潮所不同的僅僅是：由於關帝、玉帝、真武、八仙等等傳統宗教的無數表層載體在1949年以後的不復存在，所以社會文化體系中重新被急遽激活的宗教需求和崇拜熱情，就只有通過當時唯一的信仰渠道才能夠得到滿足，這就是“萬物生長靠太陽”[127]。文革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所以會以古今宗教史上空前猛烈的程度爆發出來（較之義和團運動時的“市中香貨為之一空”更為變本加厲的是，文革時無數可以用來製造聖像和“紅海洋”的材料幾乎統統為之一空），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近代以來中國本土文化在列強和西方文化壓迫下鬱積的上述宗教需求，既極少機會為現代文明所改造消解，又在１９４９年以後被強力束縛在一個比中國傳統的多神崇拜遠為狹蹙的渠道之中。

　　與上述崇神狂潮相一致的是：人們出於對牛鬼蛇神“戰無不勝”的宗教熱望，而對一切具有神性的巫術方法狂熱崇奉。前文提到的將西方人詛咒為豬、羊，並且用殘酷的語彙模擬對之的殺戮僅是其中一法：
　　武衛軍人人佩符，蓋以神道事之。……其法上體後刀劍不入，是乃南方巫師之數。……而神其數者遂謂槍炮不傷，又謂能咒禁槍炮。……初起時即遍貼揭帖，定五月廿三日將西什庫、交民巷洋人殺盡，廿四大雨，天下太平；一再展期。或改東交民巷為切洋雞鳴街，玉（御）河橋為斷洋橋；名號越出越多……[128]
　　洋人謂之鬼，洋錢謂之鬼鈔，洋炮謂之鬼銃，……鐵路軌道謂之鐵蜈蚣，……[129]
　　當時流行的諸如此類詛咒、厭勝等巫術方法數不勝數。而1949年以後，政治輿論在不得不對之加以極有限的批評時，仍然把敘述的重點，放在旌揚這些行為方式所體現的“愛國主義”上：
　　團民都是純潔的工農子弟，……宣稱：“婦女若誠心修道，就可以成仙升天，過海殺洋人。”又說：“天山神仙洞開了，神仙滿天飛。”……老年婦女們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裡念着：“先剁腦袋後剁腚，剁的‘毛子’死乾淨。”到十字路口焚紙香詛咒洋人的死亡。每天晚上，大師兄分給每戶黑豆七個，念了咒，讓各家把黑豆放在鍋里倒上水煮，這樣就把洋人的魂聚來煮死，可以聽到洋人在鍋里吱吱的叫。綜合以上情況看來，男女老少都已行動起來，熱烈地參加了這個反帝運動。一方面顯示迷信愚昧，一方面顯示了偉大的愛國精神。[130]
　　因此，許多這類巫術方法在後來的文革中被如法炮製（例如紅衛兵與義和團一樣，拔光受害者的頭髮、用穢物污塗“牛鬼蛇神”的人身和住宅，以及將地名等改為“反帝路”、“反修路”、“反帝醫院”、“反修醫院”等等[131]），就都是順理成章的。

　　第三，狂熱的群眾運動方式、以及這種狂熱的社會文化氛圍和宗教文化氛圍，與人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之間的相互塑造。
　　我們知道，在原始文化的基礎上，整個社會經常把狂熱的“群眾運動”（例如集體打鬼儀式、對圖騰的集體崇拜活動）作為神聖無比、人人必須徹底投身其中的行為方式；以及這種“舉國若狂”的運動形式又必然反過來給人們的原始信仰以巨大有力的強化。在義和團運動中，原始文化的內在機制最猛烈、最全面地表現出它的上述運行邏輯。由此而在國民信仰和國民心理中留下的文化積澱，當然會對後來的文革產生極為直接的影響。
　　戚本禹旌揚義和團是一場最熱烈浩大的“群眾運動”，這當然是對其文化性質非常準確的定義。那麼，作為群眾運動熱潮的義和團運動又有哪些最顯著的運行特點呢？我們說，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的方面：
　　幾乎全社會的一切成員都被捲入這舉國若狂的潮流之中而絲毫不能自主，他們不僅唯有投身其中才能獲得生存的可能，而且只有在這趨之若鶩中才能夠舉手投足，否則就幾乎完全喪失了起碼的行為能力。在關於義和團的文獻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無數這類記述：
　　各處喧嚷燒香滅鬼子，人人附和接應，一口同音，眾聲鼎沸，魂夢皆驚，前三門外各街巷土匪，借團民燒殺之際，乘間搶奪，毫無畏懼，……各處眾口傳言某處着了，某人全家被殺了，或喊嚷東交民巷洋樓着了，到處齊嚷“燒香滅鬼子”。一人喊叫，眾人接聲，時刻不安。……哄傳西什庫教堂大樓被焚。各處男女老幼，人人鼓舞歡欣，隨聲附和，……義和團內傳出，令住戶鋪戶門前各用紅布書寫“紅天寶劍”四字，貼於門頭之上。一時各街巷傳遍，大家小戶無不遵循。……義和團壇內，傳出乩語一張，雲由山東總壇傳來，其略云：洪均老祖降壇曰：……家家不論男女老少，用紅布包頭，燒香三遍，……如若不遵，牛郎不能降壇，亦不能救眾人之難。……如動煙火，避不住洋人槍炮。如有不遵，必受洋人之害。……西四牌樓南北與西華門內外數萬團民，勢如蟻聚，遠望紅巾蒙首，紅布兜胸，遍地鮮紅，血光照耀，其兇殺氣象慘目驚心。[132]
　　晚間看街兵傳信，言東交民巷跑紅旗，家家磕頭燒香。如此一言，同寅諸人（王毅註：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中的官員們），均往義和壇燒香。[133]
　　京城居民，日日謠言，東交民巷鬼子府被火焚燒一事，動輒傾城往觀，舉國若狂。……十四日午後，南橫街居民忽聞有人大呼“潑水”，一時無論何人無不爭往，取水潑之門外，街市盡濕。事後互相駭怪，亦不自知其故。……硃批略云：“京城上至王府，下至小民，無非義和團者”。[134]
　　這種在原始信仰基礎上，“群眾運動”中全民性的無比狂熱從人人都是義和團[135]、“遍地鮮紅”、家家拜神，到萬口傳謠、爭相蟻附、莫名其妙的一窩蜂等等一切一切行為方式，都是人們重又在後來的文革中最熟悉不過的。
　　這種強悍熱烈、具有無比巨大神性的社會氛圍對人們行為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塑造，當然是極端強制性的，例如：
　　（人力車出行）車中必蒙紅被，婦女尤必蔽以紅布或紅巾冪首，否則指為污穢而殺之。男子出行者，襟前各掛紅布數寸，以示信（拳）匪。[136]
　　義和拳起山東，……愚民無知，加額翹足，相望神奇，不數月蔓延遍直隸全境。習此術者設壇焚表，燒香念咒一遍，……如中瘋如患魔。……始謂“扶清滅洋”，大張旗鼓，仇視教民；繼則結黨營私，敲詐錢財，借圖報復。……一村不習此術，則斥為黑村；一人不習此術，則誣為教民。[137]
　　凡焚燒之法，眾團民面向東南躬身，口誦咒語四句，立能請神附身，名曰“上法”。……各舉點著高香一股，在欲燒之房前跪齊，即旁站看熱鬧之人亦令下跪，有不遵者即為奉（洋）教之人，人故不敢抗違。……如有救火者，即指為奉教之人同黨，立刻擒捉處死。[138]
　　義和團壇內傳出，令街巷鋪戶住戶，每晚門前各點紅燈籠一盞，違者按“二毛子”治罪，登時各處遵行。[139]
   （義和團揭帖雲）關聖帝君降壇曰：“萬里香煙撲面來，義和團中得道仙，……傳一張（王毅註：指義和團揭帖）免一身之災，傳十張免一家之災。見者不傳，若為幌（謊）言，為神大怒，必要加災。[140]
　　全社會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必須嚴格遵循“群眾運動”規定的方式，否則就將立即受到神聖而嚴厲的懲罰，這種依靠庇護神和“群眾運動”的無比神威而對社會行為方式的強制性整合塑造，是我們在後來的文革中最熟悉不過的。所以那時極為流行的口號就是：“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以及《造反歌》中所謂“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141]等等更嚴酷的規範。
　　在上述具有強大神性的“群眾運動”的之中，人們思維方式的極端單向性也就是必然的。即如義和團所宣揚的：“滿天星斗與妖孽，生靈到底歸何處，只見明燈路一條！”[142]“前有鬼，後有妖，……若問太平日，（義和團）小將才過壽陽橋。”[143]
　　由於整個世界充滿了牛鬼蛇神的威脅，所以儘管無數的人們對“群眾運動”抱以深深的懷疑，但是他們是卻只能迫使自己相信它的神威：“京中各色義和團，不下數萬，有真能為的，不過百餘人耳，其餘皆混飯吃者，否則既無賴之徒，然又不能不信。”[144]我們知道，東北亞人信奉的薩滿教特別尊崇北斗星神，原因即在於他們經常處於可怕的漫漫長夜包圍之中，“失去它，人們就無法生活下去。”[145]與之相似，不論義和團運動如何最強烈地表現出它的蒙昧性，但是無數的人們對它還是“不能不信”，其原因也就在於“前有鬼，後有妖”這巨大而充滿“巫魅性”的壓迫。及至後來文革時，千百萬紅衛兵唱着“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黑夜裡想你有方向，困難時想你心裡明”的頌歌去“橫掃牛鬼蛇神”，無數的人們則只能擁護、歡呼、加倍熱忱地投身於這狂潮、而決沒有任何選擇其它道路的可能，其原因仍然在於億萬人再一次完全陷於“牛鬼蛇神”的包圍之中。
　　充滿神性而又調動起全民信仰狂熱的“群眾運動”，其社會效應當然是極為驚人而又無比神奇的。例如義和團運動中的景觀：
　　（山西巡撫）毓賢六百里加緊一奏：請將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術）升高，灌入西什庫教堂，以斃洋人之類。[146]
　　……謂洋船來者寬廣數里，大師兄一指，炮皆反擊，船盡沉。日本長街五十里，皆為紅燈照所焚；各國義和團並起，（洋人）皆自顧不暇，必不能遠涉重洋。[147]
　　匪黨妄稱已遣神將出洋，往西洋掃滅各國。[148]
　　（義和團）於所供關聖、觀音位前設一水碗，陳列各種器械，皆廟宇神像手持木造器械，如關聖之青龍刀，悟空之金骨棒，桓侯之鞭，鎮江之斧，韋馱之降魔杵，羅漢之戲龍珠、伏虎圈等。……晚間教頭於地畫一圈，令奉教者立其中，裹紅巾，緊閉雙目，首念觀音潔身咒，次念關神拳咒，……自謂某神下降，所作態度酷肖某神，即素來笨拙無比者，一時靈動異常，是謂降神。……各廟宇神着衣冠及持器具悉為伊等盜去，……謂其得之，以御刀槍，雖外洋火器不足懼也。……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及持羅漢堂泥塑龍虎者，有以竹籠提二家貓者（據稱是神龍神虎，能大能小，要吃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要咬洋人及讀洋書者）。愚蠢可憐之狀，目不忍睹。[149]
　　義和團、大躍進、紅衛兵等等一切神性的籠蓋下的“群眾運動”，其參加者越是充滿了自我犧牲的熱忱、越是激發出超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150]，其結果就越加只能是“愚蠢之狀，目不忍睹”。這種必然性的邏輯原因即在於：在此類“群眾運動”中，人們越是為了“戰無不勝”、“橫掃牛鬼蛇神”，就越是必須加倍把“紅太陽”、群體狂熱性等等所蘊涵的原始性神聖基因激活、釋放出來；而這樣一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就越加徹底地背離了文明社會的理性原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上述“群眾運動”是在秉承原始的文化精神和背離理性原則的基礎上急遽膨脹起來的，所以這種狂潮對於國民心理的建設性培育，就只能是極為巨大的戕害。限於篇幅，這裡僅舉兩個最怵目的例子：
　　當團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枝、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省視家屬，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繫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團民）顧以為樂，……其痛恨洋物如此。今（王毅註：指八國聯軍入京以後）乃大異：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窮褲，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雜糅拼切舛錯，用以自附于洋，昂頭掀膺，翹若自喜。嗟吾北民，豈知人世有羞恥事邪！[151]
　　（天）津有董姓者富戶也，曾有一大師兄入宅，持刀嚇之。董焚香頂禮，始免。後於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師兄執小白旗，上書“大日本順民”。董問大師兄此旗何用？大師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曩者為拳匪者，今多自稱奉（洋）教，恫嚇愚弱，誣指曰：“爾是拳匪，將扭送外國衙門。”愚弱者懼而賂之，即免，又顧而之他[152]。
　　天津陷，殘（拳）匪爭解巾帶，……且多有迎降引導者。向者目洋人為大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風變而媚外，蓋自此始。[153]
　　聯軍入都之時，順民旗幟，遍懸門巷，……迨內城、外城各地為十一國分劃駐守後，不數月間，凡十一國之公使館、十一國之警察署、十一國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輝煌，皆吾民所貢獻之萬民匾聯衣傘，歌功頌德之詞，洋洋盈耳，若真出於至誠者。直令人睹之，且憤且愧，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又順治門外一帶，為德軍駐守地，其街巷內新設各店牌號，大都士大夫之命名，有曰“德興”、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豐”、“德厚”、“長勝”等，甚至不相連屬之字，而亦強以“德”字冠其首。種種媚外之名詞，指不勝屈。而英、美、日、意諸界，亦莫不皆然。[154]
　　所以梁啓超在揭示中國專制主義政治傳統對國民心理的戕害時，特別以此為例說：“不見乎聯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銜（衙）千百，嗚呼痛哉！”[155]而這種在經歷了政治神話和民族神話急遽膨脹與最終幻滅的二重奏之後，人們普遍對一切昔日無上崇高的聖物之逆反與厭倦，也同樣是我們在文革之後再一次最強烈地感受到的。

　　第四，在神聖的名義下，對各種異端的狂熱搜覓與殘酷屠戮。
　　在充滿原始神性的社會文化體系之中，人們必然極其狂熱地把剿滅一切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也就是說，原始宗教的“二元模式”不僅表現在神明和魔鬼“兩條路線”（借用文革流行語）之間的根本對立上，而且也同時表現在：二者對立的程度和世人橫掃牛鬼蛇神的狂熱程度，必是與神明的偉大程度成正比的[156]。原始宗教的這一基本原則在義和團運動中再一次強烈地表現出來，這就使得６０年後文革捕風捉影地“深挖牛鬼蛇神”的狂熱“群眾運動”，有了一個可資比較的生動參照。
　　義和團運動繼承了上述原始宗教基本原則的典型表現，在於它將偉大神明的神性及其現實載體（即旨在誓死捍衛神明、又親得神明降世附體的“群眾運動”）急遽膨脹的同時，也將牛鬼蛇神及其幫凶的魔影加以無限的放大：
　　中國豬教極多，心變豬羊，面猶人面，譬如豺狼窟穴於幾席之下，蜈蚣卵育於襟袖之中，……限三日勒令改悔：悉將耶穌豬精妖巢妖書妖器焚燒，家家石鏨十字架妖像當門踐踏（王毅註：這立刻使人聯想起文革中流行的“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隻腳”的詛咒），堂設天地君親師神位供奉。三日後違令者立刻合門屠之。[157]
　　崇文門外地溝內，拿着一人，身中搜出洋信三封，當即殺了。京中遍地竟漢奸，與洋人通聲氣，逐日遣出二毛子無數，……現京中所住義和團，街巷皆有，終日搜拿二毛子，九城有數萬人，尚有走（脫）者。[158]
　　“中國豬教極多”、“二毛子無數”、“有數萬（二毛子）”！義和團這種神聖而無比可怕的判斷，不是與原始宗教認定的“無所不在的邪魔”、以及後來文革認定的“牛鬼蛇神處處都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在我們身邊”一脈相通嗎？在這樣的信仰基礎上，上文列舉的義和團狂熱地四處搜捕二毛子、並僅僅根據一張紙、幾枝鉛筆等等微不足道的“證據”即毫不猶豫地致人以酷刑和死命，就不僅是必然的，而且尤其是具有極大神聖性的行為。這就象後來的紅衛兵越是殘酷地“橫掃牛鬼蛇神”，就越表現出其崇高的“革命性”一樣。
　　越是具有強烈神性的社會文化，越是要求人們一刻不停地搜覓牛鬼蛇神和各種異端、異教，並以最殘酷、最徹底和最狂熱的方式橫掃這些“害人蟲”。原始宗教的這一基本法則在義和團運動中更典型的表現，在於義和團捕風捉影地“深挖細找”所謂大行妖法的白蓮教、以及對許許多多受到懷疑的無辜者扣上妖孽罪名、並施之以無情的殺戮。
　　白蓮教是明清時期主要的民間宗教，其分布廣泛，支派甚多，後來漸漸成了統治者稱呼異端異教的代名詞。作為一種起於民間的宗教組織，義和團原本就是白蓮教及其分支的衣缽所傳[159]。但是，當義和團成為社會的主流運動、特別是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支持信奉[160]之後，義和團的宗教神聖性和政治權威性，也就必然要建立在永遠充滿敵意地對幾乎一切其他社會成員的監視和懲罰之上；建立在視一切“本是同根生”的其他民間宗教為萬惡的牛鬼蛇神、並對之施以殘酷的圍剿和屠戮之上。而這種必然性的原因，仍然是原始文化中“無所不在的邪魔”的原則、以及原始宗教神魔對立的“二元模式”。其具體事例在義和團運動中不勝枚舉：
　　或在路遇，或自家中，將良民指為“二毛子”揪扭至壇上（王毅註：這立刻讓人聯想起文革時也是可以隨意“揪斗”幾乎任何人），強令燒香焚表，如紙灰飛揚或可倖免。倘連焚三次，紙灰不起，即誣為教民，不容哀訴。登時槍刀並下，眾刃交加，殺斃後棄屍於野，因是負屈誤死者不可勝計。……況紙灰起與不起，毫無定憑，以人命作兒戲，其殘忍可知。[161]
　　（義和團）為拿白蓮教之說以自固。……六月十八日，（菜）市口決男婦六十餘，剮一人；廿五日，又決三十餘人；均不由刑部訊供。其以叛逆誅者，並無軍械及謀反實據，其指為西宮者，乃一垂髫幼女；或詢之，則並不知白蓮教為何物。……（義和）團言白蓮教有萬餘人在京，將盡數搜捕。……團之言曰：二毛與洋人交通，又曰白蓮教遍於都城。……（菜）市口殺白蓮教，人多，劊役不能辦，（義和）團則幫同宰殺，有如雞犬。[162]
　　以良民而蒙白蓮教之名，捉之者乃為白蓮教同源之拳匪。……拳眾攻使館不下，無所泄憤，乃縱戮鄉民。呼噪出永定門，遇赴集者悉縶之，連車載交刑部，凡百二十餘人。指優伶衣冠、兒童玩具謂為白蓮教之證。有婦人抱子寧家，亦陷其中。數尚闕，則縶車夫實之。未訊供，盡戮於市。[163]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久，卒不能下，且傷斃甚夥，遂不敢前。恥無所事，又惡人之指為白蓮教也，乃日掠城外村民男女老幼百餘人，送步軍署，逼請梟首，曰此為白蓮教，而媒孽其證據，有紙人紙馬（王毅註：即所謂大行妖法之物）鞘刀之屬。紙人紙馬者，村市所鬻小兒玩具，鞘刀則工藝所需，婦孺皆知其誣捏也。……婦人方乳之，奪之其懷，即日決六十一人，宛轉呼號，累累屬於道，慘不忍睹，且皆愕然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又數日，複決三十餘人，事如前。[164]
　　不難看出，義和團如此捕風捉影地搜覓和極其殘酷地屠戮一切可能的異端、異教者，乃是維繫其教派以及文化體系神聖性所必須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義和團不僅把搜覓和剿滅所謂“遍於都城”的白蓮教等異端異教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而且其自身內部亦進行着極其殘酷的派系鬥爭：
　　義和團派別分歧，大師兄互相猜忌，發生多次內訌。乾字大師兄張承芝帶領團民數十人，於七月十八日去山東邊境拿二毛子，歸途經郝家窪，被潘榮祚帶領坎字團包圍，發生戰鬥。雒恩俊用箭射中張承芝，並將首級砍下來，掛在保林寺。[165]

　　儘管義和團的最初組織者希望並明文規定“各團師兄，不論何字，均系一家，尤當和睦”[166]，但是，既然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建立在充滿原始神性的文化基礎上，那麼為了維繫這種神性的極端純潔、特別是為了維繫自己對這種神性的獨占（即如本文第三節介紹的，每一原始氏族都必然強調：只有自己才是崇高神意的唯一體現者），義和團內部的派系分裂和相互屠殺也就是絕對不可避免的；這就象後來的不論文革領導者主觀上是否希望“團結大多數”、“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以及如何焦灼地一遍又一遍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167]，但是在社會文化體系中實際運行的，卻只能是為了“誓死捍衛”而越來越瘋狂的武鬥、派仗和“全面內戰”。
　　總之，由於義和團運動和文革在國民群體的信仰方式和行為方式等重大的方面繼承了共同的蒙昧文化基因，所以義和團式的外在群眾運動形式和相應的內在運行邏輯也就必然在文革中再次猛烈爆發出來。所以，當中國在義和團運動整整100年之後再次面臨新世紀的開始、尤其是面臨世界民主化和經濟一體化潮流的時候，以往這兩大悲劇之間的傳承關係實在到了應該認真清理和認識的時候了。
　　* 本文是根據筆者1996年完成的《“文化大革命”與原始文化——文革的荒誕性、野蠻性和瘋狂內在魔力是從哪裡來的》一書第十章內容改寫而成。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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