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是恼火向苏联领导人泄了底，而是恼火被公开告知老百姓。他着意隐瞒自己是全体党员、全体人民最高主宰、垂帘听政的真相。赵得知邓生气了，真好像自己做了大逆不道之事，想方设法赔礼道歉。这是什么样畸形的党，什么样畸形的体制，什么样畸形的关系？

　　老高按：上周五晚上我发出《伐林追问》第105期文字整理稿（2020年6月3日首播），引发了众多博友网友的热烈讨论，足见“六四”创深痛剧，造成人们心灵中巨大的震荡，绝未被34年岁月磨蚀，大家仍然关注它，试图解释它。
　　但我也感到，讨论中反映出有些朋友的误区。
　　最主要的有三：
　　一是记忆。对那一历史时期中许多事件，已经漫漶不清。对当时情况的描述，只是脑海中的模糊、零碎印象，离真实史实甚远；
　　二是思维方式上，用静止的、固定的、机械的观点看待人与事，未考虑在当时复杂的政治、人事这一网络中的互动，会引起各人思想演化、人际关系亲疏乃至政治站队变化。不少人难以理解：李先念为何对搞掉胡耀邦大有异议、避得远远（他说过胡耀邦是“阳人”），却热衷搞掉赵紫阳？难以理解邓力群在拨乱反正中，竟然是改革开放闯将（陈一谘、何维凌等人对他的贡献赞颂有加），后来却是反胡、反赵的急先锋；也难以理解邓小平何以单年靠左，双年偏右……
　　三是有朋友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而是从刻板的既定结论出发，由果推因，其信奉的既定结论，往往是中共意识形态沙皇操控宣传机器反复灌输的结果——例如从邓小平后来一言九鼎、自封核心，倒推他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众望所归，是所谓“总设计师”；
　　在这里的讨论中，我感到有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提出来请各位斟酌：
　　——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复出，是否就是取党魁权柄如囊中取物的领袖，只因他的伟大谦虚和恢宏远见，才只索要了军委主席的兵符？
　　——胡、赵、邓的关系，是否非此即彼：要么是对头，要么是有主有从的战友？
　　——中共高层政治格局，是否十年（1979-1989）自始至终两军对垒、原班人马一成不变？中间难道没有合纵连横、没有倒戈诈降、没有耳朵一软脚下一滑、没有挖墙角、掺沙子、清君侧？
　　——对邓小平的种种非议，是否就意味着历史的反动、意味着附和当今一尊的倒行逆施？
　　…………
　　我的系列节目《伐林追问》中这一关于赵紫阳的单元，共十集，是2020年春夏之交做的。在那前后，学界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戴晴的《邓小平在1989》、林雪《寻道者赵紫阳》……当时我都没读到，眼下正在补课，丰富或者订正自己的认识，也正从各位的讨论中受到启发。感谢大家畅所欲言！


　　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交底，让邓小平恼火的是什么

　　《伐林追问》第106期，2020年6月5日首播

　　◆高伐林


　　又一个“六四”来了，又过去了，今年（2020年）已经是纪念“六四”第31年了。但对“六四”和相关问题的回忆和剖析，并没有结束。就算一些老话题，也能有些新材料，发现新意思。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老话题。
　　要是问邓小平究竟什么时候决定换掉赵紫阳？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是若问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关系什么时候破裂，大家的意见可能比较一致：1989年5月16日下午——中苏两个总书记的会谈之时。

　　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15日来到北京，是赫鲁晓夫1959年访华三十年之后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是极其重要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和他的“公开性”思维，又猛烈冲击中共，连薄一波都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比戈尔巴乔夫不能落后”。但是他这次来，赶上了中国文革以来罕见的动荡而大打折扣；随后没多久苏联自己也陷入动荡、三年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使这次中苏首脑见面和解的历史意义几乎化为乌有。这是所有当事人都做梦也想不到的。
　　戈尔巴乔夫此行一开始就不顺。北京高校请愿学生有意选在他抵达前夕占据天安门广场绝食。在他们心目中，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份量哪有实现民主自由重要。选在这个时机，选在这个地点，就是要给当局造成压力和国际影响。东道主、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得不改在首都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对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只能在首都机场举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检阅仪仗队。

　　5月16日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有三场会见：上午见军委主席邓小平，下午与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谈，会谈后见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赵紫阳宴请。过去我们只关注赵紫阳那一场，实际上三场会见都有看点。
　　中国革命与苏联有师承关系，甚至中共本身都是苏联红军一位情报人员尼克尔斯基，在一位荷兰人马林的配合协助下创立的。苏联给思想、给理论、给卢布、给枪炮，连邓小平、陈云这些人，也都是苏联培训的人才。邓是六十年代初期中苏论战总指挥，“九评”是他亲自领导完成的，邓小平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历史感。他对戈说：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比较出奇的是，邓更利用这个机会，总结了自己作为中共第二代核心的成就和遗憾，他说：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些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
　　对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讲这番话，很是顾盼自雄，踌躇满志。但戈尔巴乔夫对邓的评价并不怎么高，他在回忆录里说，“邓小平用的概念和术语都是过去时代的用语”。
　　倒是李鹏，对戈尔巴乔夫除了讲套话官话，还讲了一番连习近平也不敢轻易出口、老百姓讲了就涉嫌“煽颠”的话，如果李鹏今天当教师，这番话讲出口，小粉红学生就要举报他。他说：“我们不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也应是自由的、民主的，享有充分的人权。”——这算不算“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最引人瞩目。戈后来回忆，“老实说，在会见中，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坦率令我吃惊。谈话中我甚至想：这是什么意思？”戈尔巴乔夫指出了赵紫阳的悖论和悲剧性——赵紫阳制造了杀死赵政治生命的社会群体。改革者杀死改革者这个悲剧，不久就发生在了戈尔巴乔夫自己身上。这个观点很有深意，我们今后还会谈到。

　　赵紫阳与邓小平

　　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很明确地告诉他：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
　　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起，邓小平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内外公认的的领袖。尽管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了。但是，我们党的所有同志们都知道，没有他的领导、智慧和经验，是不行的。
　　因此，在十三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正式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凡是重大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向他请示。这个决议没有公布，但是今天我向您通报了。
　　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中，措辞和语气做了模糊化处理，以减缓冲击力：“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但赵紫阳这番话说白了就是：邓小平虽然在1987年退出政治局，名退实不退，重大问题都由邓拍板！

　　北京1989年5月17日，学生和民众抗议的矛头指向邓小平。

　　当时国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这番话在电视上现场直播（赵很关注是否直播），赵紫阳点明邓小平才是中共真正的一把手，顿时引发轩然大波，第二天的“517”大游行，邓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说，这个脓包病灶被赵紫阳挑破，是件大好事，这个事实早该让全党全国知晓；更多的人说，赵紫阳推卸责任出卖了邓小平，这是赵紫阳摊牌，是孤注一掷，成功了一举改变垂帘听政，取邓而代之；失败了就是赵紫阳政治生命的自杀。一旦赵紫阳的仕途终结，对朝廷中的改革派必定是一大打击，他信任和重用的改革派高官都大祸临头。许家屯后来对我说过，赵此举实在是失策、不聪明；美国当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甚至认为，这番话敲响了赵紫阳的丧钟。
　　部分知识分子对赵紫阳讲话有更激进的理解。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认为这就是赵摊牌信号。他基于这种理解，起草了北京知识界《517声明》，文中说：“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文中喊出了“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等等口号，影响很大。
　　赵紫阳为什么要对戈尔巴乔夫这么讲？这是“六四”的一段公案。是早有策划，还是为那两天狂热气氛所迷，以为“民气可用”？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

　　这一段是鲍彤在审稿中执笔添加的，赵审阅同意。他们对这样的效果大出意外。鲍彤的秘书吴伟说：“17日上午，我接到一些电话，都说昨天赵紫阳把邓小平给卖了。老鲍一般睡得晚，11点过起床，我去叫他，告诉他我听到的电话。正下楼，他停住了，起码停了十几秒没说话。突然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负全责。”
　　鲍彤请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的社会局局长陈小鲁出面，找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要向她解释。邓榕断然拒绝。鲍彤又请政改办与邓榕有私交的人给她打电话，想亲自澄清赵的本意。邓榕在电话上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我们家老头子已经做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
　　赵紫阳第二天也就是17日，想要找邓小平当面解释。但是邓拒绝与赵单独面谈，而是在邓家召开了紧急常委会。
　　赵紫阳1989年5月2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他已经被停职八天。
　　小平同志：最近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反映，我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产生对小平同志不利的后果，我现在十分懊恼。产生这样不好的销过，是我原来没有预料到的。在深感愧悔的同时，我还想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这次访问朝鲜时，我也着重向金主席通报了这个情况。跟戈尔巴乔夫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做了公开报道。我从朝鲜回来时，听说小平同志关于学潮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议论“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议论得很厉害，我觉得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小平同志的功绩在历史上都是要大书特书的，……这些话也是我对小平同志的真实态度，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反对小平同志！
　　最后一句表忠心的话讲得很重，赵紫阳还用了惊叹号。

　　赵紫阳口述回忆《改革历程》。

　　在《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谈这次中苏峰会，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
　　【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1989年）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赵紫阳的秘书、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鲍彤，中共十三大一中全会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要由小平拍板”的决定，就是他起草的。他披露：邓小平亲自对赵紫阳说：“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是看我稳定不稳定。”鲍彤在接受法广采访时，把赵紫阳在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抛出邓小平”这种说法，称作是个“笑话”。他回顾当时经过说，紫阳5月16日下午要见戈尔巴乔夫，把他下午要念的稿子口径给我看看，是外交部、联络部起草的，总书记要照念的。我看了觉得没有把握，当时来了一个中央联络部的局长，我问他：上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你在场吗？他说在场。我问：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小平说“最高领导人见面了，两党关系自然就正常化了”。我说这个不对，我们知道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知道吗？他不知道。
　　所以我在外交部、中联部给赵紫阳起草的稿子上加了一段话，是我加的，是我的笔迹，有档案可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戈尔巴乔夫：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就是由于两党最高领导人见面，而两党最高领导人不是我赵紫阳跟你，而是上午的邓小平跟你。
　　我觉得紫阳必须表这个态，不表这个态，就违反了党的十三大决议。因为十三大以后，紫阳凡是见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要讲这个话。因为邓小平讲的：“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看我的地位稳定不稳定。”

　　卢跃刚著三卷本《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还有一个因素，我们过去很少注意到，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一书中介绍：原政改办社会局副局长唐欣认为，这件事“责任在苏共。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在进行细节安排的会谈中共识，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是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为标志。不久苏联驻中国大使罗高寿照会外交部、中联部，说：苏共中央认为，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总书记会面，而不是与邓小平会面，是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标志。这说明，苏共对中共的安排有疑议，也是对邓小平在中共政坛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外交部、中联部把苏方的意见报告了鲍彤。鲍彤找陈小鲁起草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预案，小鲁找我商量，说，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儿。我当时认为，苏联不像话，这不是挑拨嘛。小鲁也认为是苏联人挑衅……罗高寿提出问题的时间，是耀邦逝世前，政改室是赵紫阳的联络机构，陈小鲁具体负责戈赵会面的联络。注意，赵紫阳与首都工人对话的时候，就谈了邓小平在全党的地位，能说明是事先准备，我们也准备按照这个基调答复苏共。”
　　唐欣的说法是否可靠？卢跃刚向陈小鲁求证，陈小鲁说，印象不深。这就只能等今后俄罗斯档案解密了。
　　卢跃刚《赵紫阳传》中披露，邓赵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宋克荒事件，也与陈小鲁有关。卢跃刚甚至说，是姚依林“阴谋论”的直接证据，也是普遍认为赵紫阳戈尔巴乔夫谈话出卖邓，邓家和反对派反应激烈的“阴谋论”源头。

　　宋克荒是宋任穷之子，“六四”前后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陈小鲁的完整表述是：
　　5月8日，赵紫阳五四讲话后，形势有点和缓，我到中南海见李勇（赵的秘书，与陈小鲁是北京八中不同年级的同学），出来碰见宋克荒。他问我：“形势怎么样？”我说：“不好。赵这次不行了，赵手里有四张牌，一，管经济他管得好；二，政治上他比耀邦稳健；三，赵没有自己的队伍，四，五三讲话、五四讲话和邓有距离。但是保持点距离也好，唱红脸的，唱白脸的，关键在于赵能否按照他的方针平息学潮。如果不能平息学潮，你是第一把手，起码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要负责任，赵唯一的用处就是当替罪羊了。如果平息，赵还可以待一段。”宋克荒马上跟陈元报告了，说他们商量好了，要和老邓决裂，赵要另起炉灶。这事儿马上汇报上去了……我不知不觉被人当枪使了。这件事对赵紫阳是很大的一件事儿。1989年中央19号文件讲到动向时，讲我们政改室的情况，一半捕风捉影，其中讲，有人给赵紫阳出主意，让赵与邓拉开距离。“有人”就是说的我。“六四”以后，先是中组部副部长刘泽彭跟我谈话，提到我跟宋克荒的谈话。我说，这是我的私下意见，第一没有跟老鲍说，第二我也没跟赵紫阳说。六月初，杨尚昆找我谈话，我跟尚昆谈，5月8日跟宋克荒的谈话，是我的想法，跟赵与鲍无关。
　　你陈小鲁说这些，肯定是你们讨论好的，那也是阴谋论，你赵紫阳肯定有阴谋，党内斗争扩大化，与此有关。

　　陈毅之子陈小鲁当时负责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联络事宜。

　　在卢跃刚看来，陈小鲁这段回忆的信息量甚大，透露出戈尔巴乔夫来中国之前，参与联络工作的主要人物对邓赵关系和赵的前途都比较悲观；透露出邓小平、陈云和杨尚昆这些元老，都知道了宋克荒传递的信息，并招致不满；赵及其智囊有把邓推到前台唱红脸的阴谋，以致称为“六四”清查的重大线索和赵的铁定罪名写入中央文件，而赵戈讲话，就正好坐实了“赵出卖邓”的图谋。——完全是与赵、鲍无关的个人私下见解，就这样在特定的告密语境下被放大为以赵为首的温和派的集体行动。
　　赵是公认在中共他那一代中最有智慧的人，政治经验绝非一般。因此，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不接受赵紫阳和鲍彤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或者认为赵对此有重大保留，有难言之隐。
　　无论如何，就算是忙中出错，好心办坏事，终究产生了严重后果：邓完全不认同赵是在维护他；赵作为一位在那时正在寻求党内外平息学潮之道的政治家，前功尽弃，甚至有人形容为“一言丧邦”。
　　对赵紫阳本意的分析，还将继续下去，我也会继续关注。但这里我有点另外的感想：
　　赵紫阳说“向邓小平请示是符合组织原则”的。这只是符合小圈子的组织原则，符合最高权力圈的组织原则。稍微放大一点，不说全体党员了，就说十三大的党代表，知道这事儿吗？党章不是说“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吗？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就把最高权力拱手奉送给了中央军委主席。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如果说这符合组织原则，这个组织原则站得住脚吗？

　　赵紫阳百年冥寿，许多人给家人送来挽联，图中左侧是其中一幅：六月飞雪 不以血红涂顶戴；百年冥寿 但凭雪白见清芬。（赵紫阳家人提供）

　　党内排序，报上排名，都是赵紫阳在前，邓小平在后。但是大家心照不宣：邓小平才是最高决策者。这是为世界侧目的错乱的、糟糕的体制。有实权的没名分，有名分的没实权。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了这个情况，邓小平非常恼火——他不是恼火这件事，而是恼火被说出来；他恼火的不是向苏联领导人泄了底，而是恼火被公开告知老百姓，视作被赵紫阳出卖，他着意隐瞒自己是全体党员、全体人民最高主宰这个真相，着意隐瞒自己就是在垂帘听政的真相；而赵紫阳得知邓小平生气了，真好像自己做了大逆不道之事，想方设法赔礼道歉。这是一个什么样畸形的党，什么样畸形的体制，什么样畸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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