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菲利普·戈登（Philip H. Gordon）今日10月12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评论，改编自一篇即将收录于外交政策协会出版的2027年版《重大决策》的文章，旨在讨论“为何脱离不是答案” 。菲利普·戈登先生是布鲁金斯学会小西德尼·斯坦学者。他曾在拜登政府担任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并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白宫中东事务协调员。请读他的评论：

《教父》第三部中迈克尔·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那句著名的哀叹，可以作为过去三十年来每一位美国总统处理中东事务时的座右铭：“就在我以为已经脱身的时候，他们又把我拉了回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承诺要“像激光束一样”聚焦经济，却在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深陷以巴冲突，并试图遏制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下的伊拉克。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上任时承诺奉行“谦逊”的外交政策，最终却入侵并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宣布“转向亚洲”，结果却被卷入阿拉伯之春的后续局势、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耗尽精力的对伊朗谈判。乔·拜登（Joe Biden）试图降低该地区的优先地位，直到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占据了拜登总统任期的大部分精力。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川普（Donald Trump）曾在竞选中反对“无休止的战争”，最终却押注于一场针对伊朗的鲁莽战争，这场战争可能决定其第二任期的性质。

伊朗战争为围绕美国中东政策的长期辩论注入了新的动力。迈克尔·富克斯（Michael Fuchs）8月在《外交事务》撰文主张，这场冲突——一场“史诗级灾难”——应当推动早就应该进行的撤离。他认为，美国应将所有基地和部队撤出该地区，并“结束其作为地区秩序担保者的角色”，使华盛顿能够集中精力于亚洲和欧洲更为优先的目标。这是一个严肃的论点，将引起许多美国人的共鸣：他们看着自己的国家在该地区花费数万亿美元、牺牲数千条生命，却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可言。

这种认为美国承担过多义务的诊断是正确的。但“放手”——实际上就是任由该地区听天由命——这一处方并不正确。伊朗战争并未证明美国在中东已不再拥有利益；它以极其痛苦的方式证明，美国确实拥有利益，而华盛顿一代人以来追求这些利益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教训不是放弃该地区，而是重新思考一种已经变得代价过高且适得其反的做法。美国应当以较小规模的军事存在、更多外交、更多替代方案和更多伙伴，捍卫范围更窄的一组核心利益。无论是加倍投入，还是一走了之，都无法摆脱困住近来每一位总统的循环。一条更加务实、更有节制的中间道路或许可以。

对外政策的愚行

看看批评美国在该地区外交政策的人有哪些判断是正确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各自耗费至少2万亿美元，还夺去了数千名美国军人和数十万当地平民的生命。这些战争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声誉，使一代美国人怀疑自己的国家能否成为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二十五年的反恐行动确实显著削弱了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但也没有让该地区变得更加自由，而且在许多地方，局势反而更加不稳定。如今，伊朗战争又增添了美国傲慢自大和军事过度扩张的新后果：数百亿美元的直接军事开支、数千人死伤、军事资源从其他重要地区被调走、稀缺弹药库存消耗殆尽、联盟关系紧张、油价上涨给俄罗斯带来意外之财、一个更加强硬的伊朗政权，以及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

批评者还有一点是正确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长期以来被认为对于威慑战争和维持能源流动至关重要，但如今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负担。华盛顿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建立的大型基地网络，现在容易遭受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为德黑兰提供了目标和施压筹码，而非阻止它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前沿部署的部队诱使美国领导人寻求军事解决方案，而保护这些部队的需要又形成了一个适得其反的循环：美国部队面临的威胁，成为继续将其留在当地的主要理由之一。批评者认为，美国对地区伙伴的支持太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也太容易遭到滥用，这同样是正确的。例如，华盛顿对以色列几乎无条件的支持造成了道德风险——一份隐含的保险，鼓励以色列冒险，并将美国拖入它并未选择、也无法控制的冲突。美国依赖海湾伙伴维持其安全存在，同样导致华盛顿对镇压行为的批评趋于克制，并默许这些伙伴在利比亚、苏丹和也门等地进行破坏稳定的干预。

因此，美国国内政治即使尚未走向彻底撤离，也正在朝着克制的方向发展。绝大多数美国人在民意调查中表示，伊朗战争不值得打，而两党的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越来越怀疑美国与以色列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及那些似乎既没有让国家更加安全，也没有解决他们最关心问题的“永久战争”。任何忽视这种怀疑情绪的战略，都不太可能在下一次选举后继续存在，也不太可能获得那次选举可能产生的国会的拨款。

利益依然存在

然而，承认美国政策已经失败，并不等于认定美国的利益已经消失。过去美国参与该地区事务的一些最重要理由，例如冷战期间与苏联的竞争、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严重依赖、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鼎盛时期构成的威胁，以及脆弱的以色列需要保护以抵御敌对阿拉伯军队，确实已经减弱。但剩下的利益是真实存在的，伊朗战争已经极其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以能源供应仍然具有的重要性为例。美国如今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净出口国，从波斯湾进口的原油很少，这使许多人得出结论：该地区的能源对美国人已不再那么重要。但美国“能源独立”的说法被严重夸大了。石油是一种可以相互替代、具有统一全球价格的商品。正如伊朗战争所表明的，无论哪里的供应遭到切断，美国人加油时都要支付更多费用，而亚洲和欧洲增长放缓也会拖累美国经济。世界摆脱化石燃料的速度，也没有许多人希望的那么快。尽管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确实蓬勃发展，全球石油和煤炭消费量最近仍创下历史新高，化石燃料依然提供全球约80%的能源，仅比20世纪90年代初的约85%略有下降。耗能巨大的数据中心不断扩张，进一步推高了需求。

伊朗战争以残酷的方式提醒人们正视这些现实。不出所料，伊朗通过攻击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全球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和近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曾经通过这条海峡运输，此外还有化肥、精炼产品和其他关键商品。油价飙升，导致美国汽油价格上涨超过4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70%，推高了通胀和利率。只有中国出人意料地大幅削减石油进口（储备积累和转向可再生能源促成了这一变化）、战略石油储备的紧急释放，以及沙特和阿联酋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共同发挥作用，才使损失暂时没有严重得多。在考虑美国是否仍需关心中东石油的外运时，应当记住：石油供应冲击引发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下降1%，将使美国产出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全球产出下降1%，将使世界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后果是所有美国人都应关心的。

美国在该地区拥有需要积极追求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需要避免的威胁。

核不扩散是另一项持久存在的利益。一些学者主张，可以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实施威慑，甚至认为核武器的扩散可能使该地区趋于稳定，正如有人认为核武器在冷战期间发挥的作用一样。另一些人则认为，一旦美国军事干预的威胁被消除或降低，伊朗就会放弃核武器选项，因此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这两种结果都有可能出现，但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太可能在这上面下注，而且有充分理由不这样做。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知道，它可以维持或增加对代理武装的支持、加大对邻国事务的干预，或者升级与以色列的冲突，并确信其核武库能够威慑任何试图以推翻政权作为回应的行动。

而且，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其地区邻国很可能也会尝试这样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于2025年与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并于2026年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他曾表示，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沙特阿拉伯也将“不得不获得一枚”。土耳其外交部长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他的国家会考虑采取同样的做法。一个拥有多个核国家、其中许多彼此敌对的中东，将远比今天更加危险，核事故或核武器使用的风险也会更高。美国脱离该地区的逻辑意味着，华盛顿可以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就像它容忍巴基斯坦和朝鲜拥有核武器一样，而且它或许确实能够如此。但大多数美国人很可能更希望永远不必验证这一点。

恐怖主义威胁也已经减弱，但并未消失。数十年的情报工作和军事施压，重创了基地组织的领导层，并剥夺了伊斯兰国的领土性“哈里发国”。自九一一事件以来，没有任何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本土实施过造成大量伤亡的袭击。这意味着，华盛顿能够且应当投入远少于“全球反恐战争”时期的资源用于反恐。但伊斯兰国及其分支仍有能力实施造成大量伤亡的袭击，正如它们2024年在莫斯科附近和伊朗克尔曼发动的袭击所表明的那样，而且它们继续激励着恐怖分子，例如2025年1月驾驶卡车冲入新奥尔良波旁街人群的袭击者，以及同年晚些时候在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杀害15人的那些袭击者。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叙利亚过渡时期的混乱使数百名伊斯兰国成员从该国监狱逃脱或获释。至少一项规模有限的反恐任务，以及与地区伙伴的反恐合作，仍将是必要的。

最后，美国在该地区拥有需要积极追求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需要避免的威胁。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拥有价值超过5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并持有多达2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其中包括有助于压低美国借贷成本的国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超过2万亿美元，它们还在投入数千亿美元，与美国企业合作建设数据中心，使自身扎根于美国的技术生态体系，而非中国的技术生态体系。随着它们扩大民用核能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它们很可能会与美国企业共同推进——或者至少美国人应当希望它们如此。这些经济联系本身并不足以成为美国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或广泛安全及情报伙伴关系的理由。但它们提高了地区不稳定的代价，也提高了美国退出可能促成的、向北京靠拢的地缘政治转向的代价。

放手的局限

主张脱离中东的论点建立在一系列乐观假设之上。按照这一理论，没有美国，该地区将形成自身的均衡。海湾国家将找到与伊朗共处的方式，而非进行竞争或暴力冲突。不再受到威胁的伊朗将放弃核武器。失去美国后盾的以色列将变得更加谨慎，但又不至于弱到可能遭受攻击的程度。地区国家的自身利益将维持石油流动，不会出现新的恐怖分子避风港，也不会有外部大国填补真空。其中一些假设或许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些假设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场赌博：相信中东的未来将比过去更加平和，相信那里的不稳定或冲突不会影响美国，这种判断更多基于希望，而非经验。

看看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如何回应美国的脱离。无法再指望美国保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不会简单地迁就德黑兰。它们很可能会采取对冲策略——深化与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中国的防务联系，而沙特阿拉伯则可能进一步接近自身的核武器选项。以色列感到自身更加暴露于威胁之中，可能会更倾向于发动预防性打击，而没有美国参与，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可能更容易产生反击的冲动。伊朗还可能认定，通过其数十年来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民族自豪感的浓缩计划获得核武器的道路，终于畅通了。即使美国不再在该地区拥有军事基地和部队，美国人仍很可能受到由此引发的军备竞赛、安全竞争和潜在冲突所产生后果的影响。

认为美国撤出该地区会使华盛顿在人权等问题上拥有更大影响力的观点，也存在局限。结束与中东国家的安全关系、军售和情报合作，将使美国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公开向它们施压，但这也可能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使其昔日伙伴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华盛顿或许会因保持距离而感觉更好，但它未必会喜欢由此产生的结果。

历史还表明，撤出该地区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后，结果并非稳定，而是伊斯兰国的崛起。该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夺取了面积接近大不列颠的领土，杀害美国人和许多其他人，并策划海外袭击，迫使华盛顿重返该地区，开展持续多年的空中和地面军事行动。如果未来一届政府撤除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结束长期存在的安全与情报伙伴关系，并将中东情景从五角大楼的应急规划中移除，这未必能消除下一场危机来临时美国介入的必要性，却会限制华盛顿届时的选择。

明智参与

脱离中东的替代方案，并不是更加紧抓过去那些失败的做法不放。一些为伊朗战争辩护的人主张，现在所需要的是“完成任务”的决心，正如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7月所说的那样。这种思路要求以武力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打击伊朗，直到该政权投降或垮台，并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以规模相当于川普政府提出的1.5万亿美元预算请求的国防预算提供资金。这样的做法将重蹈过去诸多失败根源中的覆辙：相信只要美国展现出足够的决心，军事力量就能永久解决该地区的问题。它在公众或国会中也几乎得不到支持。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方式，以美国人愿意承担的代价，保护一组雄心较小但更加现实的利益。

这首先要求放弃以武力改造该地区的幻想。使用军事力量威慑侵略——美国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与使用军事力量追求政权更迭等不切实际的目标，是有区别的，正如华盛顿2003年在伊拉克、今年又在伊朗所尝试的那样。如果这一教训此前还不清楚，那么现在应该清楚了。

其次，美国必须彻底调整其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目前，美国在十多个大型军事基地驻扎着超过5万名军人，仍远多于1991年海湾战争前的数量。伊朗战争表明，这些基地极易受到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它们赋予伊朗的施压筹码，比赋予美国的还要多。许多基地在战争最初几周遭到严重破坏，花费数十亿美元将它们按原样重建，几乎没有什么道理。

但美国可以调整其军事部署，而不放弃采取行动的能力。例如，华盛顿可以用一个由规模更小、更加分散、防护更完善的设施组成的网络，取代那些规模庞大且易受攻击的设施，并使这些设施远离最可能的攻击来源。它可以通过为人员以及燃料和弹药储存修建地下掩体来加固这些地点，以多层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保护它们，并预先部署装备以便迅速增援——使伊朗或任何其他对手无法获得集中的攻击目标，同时保留按需开展行动的能力。华盛顿还可以考虑将部分指挥和协调职能转移到美国本土，或欧洲和迪戈加西亚等更安全的海外地点，并发展其为海上行动进行海上补给的能力。它还可以依靠与约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等国签订的基地使用协议，在需要时补充其在该地区保留的设施。技术使大型军事设施更容易受到攻击，但也使美国能够将指挥职能从巴林或卡塔尔转移到南卡罗来纳州，从密苏里州派出战略轰炸机对伊朗发动空袭，并主要依靠海上的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艇组织海上封锁。

为了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同时避免被拖入战争，美国还应重新将外交作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主要工具。伊朗怀疑华盛顿是否会遵守任何新协议，这将使外交变得困难：川普退出了2015年的核协议，随后又两次在谈判进行期间攻击伊朗。但战争结束后，一个遭到削弱、陷于孤立、希望重建经济、避免反复战争并防止国内动荡的政权，最终将需要与邻国和西方大国达成一种共存安排，而这将要求对其核计划实施可核查的限制。那些认为强制外交已经为时过晚的人——例如由广泛联盟和可信的武力威胁作为后盾，运用制裁和激励措施——应当考虑替代方案：每隔几年轰炸一次伊朗，或者接受伊朗拥有核武器。2015年的协议，无论存在哪些局限，在限制和监督伊朗核计划方面，都比一场战争更加有效。这场战争使伊朗拥有了更强的追求核武器的动机、足以制造十几枚此类武器的高浓缩铀、大量核技术知识，却没有核查人员在当地开展工作。短期内不太可能达成类似协议，这也是必须维持威慑的原因，但这样的协议必须成为任何长期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为了进一步降低未来冲突的风险，华盛顿还应与其伙伴合作，降低世界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中断时的脆弱性。美国目前正设法让大量原油通过海峡，尽管成品油未必能通过，但这只能依靠为关闭应答器、从伊朗炮火威胁下悄然驶过的油轮提供昂贵的军事保护。出口商正在支付大幅上涨的运输和保险费用，却仍面临遭受攻击的风险。这是不可持续的，而绕过海峡的进程已经开始：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将每日约500万桶石油改道运输，绕过海峡，并计划增加至少每日400万桶的管道输送能力；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能源企业也在探索其他路线，包括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管道。建设和保护这些管道将耗资巨大，但远比试图以武力维持海峡开放，或应对周期性短缺和价格飙升便宜。

与此同时，美国应像其他国家正在做的那样，采取更多措施降低自身经济的石油消耗强度——诚然，只要川普仍担任总统，这就不太可能发生。战争爆发以来，许多国家加快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推进，中国则大幅削减石油进口，并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包括显著扩大电动汽车的使用。如果气候变化尚不足以为这一必要转变建立政治支持，那么伊朗战争应当足以做到这一点。

即使华盛顿继续参与中东事务并致力于地区安全，它也必须取消对以色列的空白支票。以色列政府确信，无论它做什么，美国都会支持它，包括对伊朗发动战争、在外国首都暗杀敌人，以及在加沙造成大规模伤亡和灾难性状况，这有可能将美国拖入它不想参与的战争。美国至少应执行现有的美国法律，将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与尊重人权及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挂钩。在此基础上，美国仍可向以色列出售其威慑侵略和在遭受攻击时自卫所需的武器，同时避免成为它所反对的冲突或行为的共谋者或参与者。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那些助长非洲和也门冲突的海湾伙伴。当美国保持足够程度的参与，使其伙伴在意失去美国支持时，附加条件的做法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最后，美国应寻求与其全球盟友开展更多合作，而不是因单独行动将它们推开。欧洲和亚洲盟友拒绝加入一场它们认为不明智、而且事前未征求它们意见的伊朗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与它们在1991年海湾战争联盟、2014年后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2023年至2024年在红海对抗胡塞武装的海上联盟，以及促成2015年核协议的外交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盟友与美国在能源安全、核不扩散和反恐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而且能够贡献投资、制裁、外交、军售和军事力量——前提是华盛顿将它们视为伙伴，而非旁观者。此外，如果美国减少对中东永久基地的依赖，就很可能必须更加依赖其在欧洲的基地，而如果美国不断欺凌欧洲盟友，并威胁重新考虑其北约成员身份，这将很难做到。

打破循环

对本文提出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的人会问，既然过去那么多总统试图调整战略重心、减少对该地区的投入都失败了，为什么这一做法能够成功？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保证。中间道路可能既无法使美国免于承担参与的成本和风险，又暴露出克制的局限——形成最糟糕的局面。

但有理由相信，它可能奏效。伊朗战争以痛苦的方式证明了军事力量的局限、美国旧有基地模式的脆弱性、过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代价，以及华盛顿无条件与以色列保持一致所产生的后果。这些变化共同提供了一个开始采取不同做法的机会，而美国公众对中东又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战争日益降低的容忍度，很可能会约束未来的总统，防止他们受到以武力追求不切实际目标的诱惑，再次被卷入。2028年的选举周期将提供一个有益的机会，让人们辩论正确的前进道路。

美国人有理由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结果感到沮丧。数十年的努力和数万亿美元的投入，未能为该地区带来稳定、民主或和平，而最新的战争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了一场战争开始前并不存在的危机，并加剧了它原本旨在消除的核扩散风险。但彻底脱离尽管很有吸引力，却是一场不必要的赌博。美国的目标不应是放手中东，而应是以更加明智、更加现实的方式追求其在该地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