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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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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回忆：我们怎样遭到屠杀

　　人们很难想象，结下这样的血海深仇之后， “文革”中不共戴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负责人，40年后居然能走到一起。当我接到这些领袖聚会恳谈，解开历史恩怨，共话人间沧桑的照片，很受震动。据悉，这是“文革”40年来，中国唯一见到的“文革”两大派头头的密切接触

　　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武汉造反派领袖之一吴焱金的回忆录《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的文字犹如“天方夜谭”，在他写到的1967年，我虽然还是个不太懂事的中学生，但对他所写的这些事件，要么耳闻，要么目睹，至今记忆犹新，不胜唏嘘。文中所述保守派“百万雄师”制造“6·24”武斗事件，血洗工造总司司令部杀死24人，其地点离我家只有三、四条街，咫尺之遥，后来我也曾前往，凭吊死者，默默发问：谁之罪？
　　人们很难想象，有这样的血海深仇之后，经历过“文革”“7·20”事件的不共戴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负责人，40年后居然能走到一起。2007年7月6日和29日，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几位代表人物，与造反派组织“三钢”“三新”几位幸存的领袖两度聚会恳谈，解开历史恩怨，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据悉，这是“文革”40年来，中国唯一见到的“文革”两大派头头的密切接触。
　　当我收到武汉朋友钟逸、荣根等人发来的会见照片时，感慨系之。深深地祝愿他们能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共同反思总结文革的深刻教训！
　　原书中原有大量翔实注释，介绍“文革”人物和群众组织，为阅读方便，有所删减。——高伐林按

1967年江城抗暴始末《四十三年，望中犹记》节选，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

　　（1967年3月）在武汉军区和中央文革的压力下，（造反派组织）工总、二司的头头开始到武汉军区并在武汉三镇请罪。当时（造反派的另一派）中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二月逆流”整造反派的开始，工造总司和“三新”都没例外。　　无论工总、二司、九一三的头头们如何诚恳地向部队请罪，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不变。1967年3月17日夜间，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工人总部485名头头全部抓进监狱。3月21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即《3·21通告》），宣布工人总部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并公布工人总部十条罪状。面对这突然的打击，不但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感到惶恐与不服，就是与之对立的造反派也笑不起来，都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在陈再道等人的眼里，造反派都是“一丘之貉”，如武汉一中的造反派同样受到“市抓办”（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的打压，硬要把已解散的“三字兵”找回学校搞大联合。这时，保守派空前活跃起来，在街上刷出大标语：“大猪（指朱鸿霞）在坐牢，小猪满街跑！”“二癞子（指二司），你莫喜，真正的保皇就是你。保刘真，保张华（注1），保你的干爹朱鸿霞！”“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等。我们瞬间失语，陷入短暂的迷茫和沉默。不久，就感觉到矛头是对准整个造反派的。　　与此同时，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改头换面，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人民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组成的红武兵组织，遍及武汉三镇和各厂矿企业。保守派组织复活后，各单位造反派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很快就被打得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工造总司司令部前后就收留了二百多人住在司令部大楼里避难。　　保守派组织“红武兵”开始了在武汉文革史上的武斗。在人们的印象中，以“红武兵”为中坚的“百万雄师”在文革中几乎没有搞过文斗。他们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手执铁矛，戴着柳条帽，整整齐齐站在当权派提供的卡车上招摇过市，向以大中学生、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街头群众挑衅，群众骂他们为“黑乌龟”，江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3月中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队”一部分人来到武汉，北大造反派学生李金春等人来工造总司找到我，谈到老帅大闹怀仁堂和农林口反击谭震林的事，说：“现在有一股逆流，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翻案……”我介绍了武汉的情况。李金春说：“镇压造反派就是这股逆流的突出表现，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总是首先拿造反派开刀，我们必须奋起反击这股逆流。”怎么反？李金春说：“为避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解放军，我们可以提出反谭震林式的人物，也就是要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我说：“还不如叫‘武老谭’简单些。”李金春说：“好，既简明，又结合武汉实际，就称‘武老谭’好了。” 《6·4公告》成为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　　6月4日，武汉部队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6·4公告》出笼当日，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8201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牛怀龙表态：“原来咱们打交道还少，有的还不认识，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中说：“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则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6月4日当天，“百万雄师”砸毁了造反派在武汉市委的联络站，新华工、二司学生被赶走，并在武汉市委建立了全市性的联络总站，将武汉市委大楼变成了一个大型武斗指挥部和武斗据点。　　陈再道、锺汉华每发表一次谈话，武汉军区每发布一次《公告》、《通告》，就直接促使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大屠杀的升级。　　“百万雄师”从成立的那一天，就充当了“武老谭”屠杀造反派的工具。正如他们向世人宣示的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牛鬼蛇神”是党内走资派和“百万雄师”称呼造反派的专用名词，所谓“一扫光”，就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地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发展到最后，竟然配合陈再道发动了震惊世界的“7·20”兵变，矛头直指毛泽东。为工总翻案被“武老谭”视为眼中钉　　6月5日，“百万雄师”开始实施武装扫平汉阳的战略，攻打了汉阳轧钢厂，稍带夺取了汉阳最繁华地段锺家村汉阳商场顶层的“三中红岩”广播站。当“百万雄师”端着长矛冲上去的时候，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吕涛像狼牙山五壮士般高举着三中红岩的鲜红大旗从七楼纵身跳下身亡，震惊了江城。　　此后，武汉发生了多次“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据点的武斗。　　1967年“6·17”汉口六渡桥血案后，支持“百万雄师”的军方和“百万雄师”作了战斗总结。据“7·20”事件后公安联司抓捕的“百万雄师”头头陈文、“武汉公安”（武汉地区公安机关的保守派组织）头头汪仕奇交待：“6·17”血案后，武汉军区127部队派驻“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支左的张有富、杨爱忠连长总结这次战斗经验，肯定“百万雄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震撼了敌人，“打乱了敌人企图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的计划”，“宣传了群众，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让群众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伙匪徒挑起武斗没有得到好下场的事实。但是，也有不少失误，失误原因主要是没有学好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建议大家回去好好重读毛主席著作，以便作好下一次战斗准备”。大家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　　他们决定：放下民众乐园，暂不攻占，先攻工造总司。理由是工造总司派五辆汽车的“铁军”参加了武斗，介入“为工总翻案”的行列。我们以“抓工总黑头头”之名，先围而不攻，要他们交出黑头头来，逼他们撤退。若他们不听指挥，就进行强攻。据有关情报，工造总司的铁军全部调到民众乐园去助威，总部并不设防，没有大型武器，更无铁矛，不易防范，容易攻入。　　以上是“7·20”事件后，公安联司审讯参与“6·24”血案武斗人员口供的摘录。　　其实，“6·24”血案前，“百万雄师”早就准备攻打工造总司，并非完全如口供所述。　　当时，我们认为，自己并不是武汉军区公开取缔的“黑工总”，不是军方宣布的“反动组织”，军队“支左”应当保护我们。我们为工总翻案只是思想、观点问题，军方和“百万雄师”不可能对我们下毒手，因为当时工总解散后，工造总司就成了全市最大的造反派工人群众组织，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地军事院校、北大、北航等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工造总司造访。我们认为自己是武汉工人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可能受到武力侵害，所以工造总司根本不设防。甚至有人认为自己若设防就是准备武斗，影响不好。至于所谓“工造铁军”，那只是担任工造总司保卫工作的人员。甚至连刚刚发生的惨绝人寰的“6·17”六渡桥大屠杀也没有唤起我们应有的警觉。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毫无思想准备　　1967年6月24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以前，我们基层组织各单位有很多人被本单位的“百万雄师”打得有厂不能去，有家不能回，所以有二三百人一直住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挤在地铺上睡觉，我们派人用大锅做饭，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这些头头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做好武斗的准备，所以面对即将全副武装围剿、屠杀我们的“百万雄师”，我们仅仅预备了一二十根木棍，还准备了大量砖头作为自己的武器，没有一支长矛大刀。因为在6月24日以前，我们工造总司还没有与“百万雄师”发生过武装冲突，双方仅仅只是思想观点对立而已，我们没有想到，“百万雄师”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他们的目的是要拔除全市的造反派据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完全没有必要死守工造总司司令部这个地方。　　“6·24”血案前几天，8201独立师又以检查消防为名，派两名军人来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侦察我们的防守情况，我们浑然不觉，而是热情接待，任其参观、检查。我带领他们到整个大楼详细查看，对解放军没有丝毫的怀疑。　　工造总司被包围前的两三个小时，门前开来了一辆载重汽车，市机械局的造反派工人周伟杰通知我到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开紧急会议，胡瑞玲（注2）当时是中学红联新美校的造反派学生，她和四五个同学一直住在工造总司司令部，她也是工造总司广播站的广播员。她陪我一起到民众乐园以后，又独自返回友益街的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她回到大楼时，大楼尚未被包围，但她的广播员工作临时被朱庆芳代替。那天胡瑞玲也被“百万雄师”抓走，也受了伤。不过那时她还没有跟我谈恋爱，否则她那天非死不可。我因事发前到民众乐园开会，侥幸逃脱“6·24”大屠杀。军队指挥的“6·24”大屠杀　　据在现场担任总指挥的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彭祖龙回忆：　　6月24日凌晨，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消防车飞速地从车站路等地向设在汉口大智路友益街16号的工造总司司令部扑来，密密麻麻的“百万雄师”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工造总司大楼被围了。我们向外打电话求援，但是已军管的电信局把我们和外面的电话联系完全掐断了。工造总司司令部内大概有220人左右，其中铁军保卫人员约五十几人，办公人员约三十几人，其余大都是被“百万雄师”打得不敢回家的人，还有一些是外省和本省地、县前来武汉访问、避乱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总部头头各忙各的，也未作防御的准备。当时，工造总司司令部隔壁是生产军工产品的武汉市无线电厂，该厂是实行军事管制的，所以该厂驻有几十名军代表。工造总司司令部后面是武汉军区后勤部的营房处，因为周围都是部队，我们思想中就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没想到是这些“亲人解放军”出卖了自己。　　“百万雄师”攻打工造司令部的总指挥部设在汉口球场街武汉市第30中学二楼教室内，做好了充分准备的“百万雄师”，组织了7800余名武斗人员、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机动车辆由汉口汽运二站负责调度，另有3000名机动人员备用。为防止造反派救援，离工造总司大楼200公尺内的道口，全部用装有铁板、砖头的大卡车横停封锁，将四周交通全部隔断。由于军队担任武斗指挥，一切都很专业。共设了三道防线，各工厂派出医务室组成急救站，从市急救站调救护车两辆，救护受伤人员。“百万雄师”总指挥由雄师支队队长汤忠云和江岸区二号头头陈文担任。清晨4时左右，有人发现周围街道有重型卡车横在路口，所有通往工造总司大楼的道路全部被堵。　　清晨6时开始，“百万雄师”前来叫战，广播敦促工造总司：“一、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二、将五类分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三、将抓进去施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四、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这些造谣惑众、无稽之谈的广播是为了给“百万雄师”大开杀戒制造正当的理由和借口。　　广播员朱庆芳在广播中针锋相对地揭露“百万雄师”受陈再道的蒙蔽，被走资派操纵、利用的事实，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等革命歌曲。　　8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开来几辆消防车，开始向工造总司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高压水龙头向大楼不停地喷水，将室外人员压制到室内。10点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圈，向大楼内抛石头，工造总司大楼内人员用已准备的大量石块予以回击。从上午8时起，全市各兄弟造反派组织闻讯都向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求救，工造总司现场总指挥彭祖龙和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市人武部分别通过几次电话，对方答复马上派军队来解围，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来。最后一次去电话的答复更令人不解，军区支左办公室的人说：“我们派出的部队进不去，被他们阻止了，你们最好举着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你们不要和他们发生武斗，以免出现流血事件。”后来，军区支左办公室电话很难打通，即使打通了，再也无人接听。　　此时，大楼内孤立无援，24日中午，“长办联司”派出谢从勤和王叔善带领两卡车人，前往工造总司支援，车开到车站路口，被“百万雄师”阻挡，无法前进，只好撤回。但全国各地的声援电话都打来了，有北京、上海、郑州、成都、太原等地的，他们向我们了解武斗的进展情况，希望我们坚守到底，保证替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让党中央出面解围。　　当时，武汉电信局被军管，我们打出的电话全部被监听，告急电报也发不出去。“7·20”事件后才知道，那时武汉气象台的电报通讯是畅通的，武汉气象台的造反派每小时将武斗情况向北京报告一次，由北京有关单位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反映——陈再道封锁不住“6·24”血案。　　同一天，“百万雄师”还同时摆开了另外三个战场，两个在武昌，围攻武昌杨园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和武昌三层楼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在攻打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时，学生跳楼，当场摔伤了几名。惨无人道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抓住一个跳楼下来的工人就用刀刺死，还有几个人被打或刺成重伤，惨不忍睹。攻打水运工程学院的理由是二司抓了“百万雄师”常委、政参部部长蔡俊善和《百万雄师》报编辑陈秀华等人。另一个是攻打汉阳轧钢厂，事后宣布过姓名的死亡者有7人，重伤者数十人。　　强攻工造总司不下，11时，“百万雄师”用汽车将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大门强行撞开，准备杀入。12时，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仍未攻下。这时形势突然发生变化，工造总司大楼后面武汉市无线电厂的军代表突然将工厂的大门打开，20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大楼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看到寡不敌众，大势已去，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15岁的小姑娘广播员朱庆芳被几个“百万雄师”大汉用铁矛活活杀死。朱庆芳的姐姐（已忘其名，有的回忆录中称为朱庆芳的姐姐朱庆玲，此说不实，朱庆玲当时未受伤，应是朱庆芳的堂姐）的肠子被铁矛捅出，后来被送到武汉市二医院抢救过来，但已终身残废。“7·20”事件后，我和胡瑞玲还到医院去探望过她。　　工造总司司令部失陷，工造总司当天被杀死28人（其中女学生1人、少年2人），重伤60余人。“7·20”事件后查明，尸体共31具，抬到街口和火葬场时发现，有3人还有一口气，还未死，于是丢下。送进火葬场共28具尸体，有亲人认领的共23具，另有5具尸体查不出姓名，也无人认领，估计是大楼内的外地人。重伤员送医院抢救，一个月后死亡的人数未统计。当时身中18铁矛，肾脏被铁矛戳穿，肠子流了出来，右肩、胸膛、手臂全是伤痕的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工人、工造总司的魏昌炽（注3），至今还健在。“百万雄师”没有死伤一个人。杀人后，凶手全部撤出，愤怒的群众拥进工造总司大楼，不少人都目睹了这遍地尸首的血腥场面，相信目击者还有人活在人世，可以作证。这难道是两派武斗吗？这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大屠杀！　　凶手撤出现场半小时后，离武斗开始已经6个小时，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宣传车才赶到，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宣读中央《六六通令》。当宣传车开到汉口吉庆街口时，愤怒的群众用石块猛砸部队宣传车，将汽车推翻，车上的军人逃走。过了不一会，“百万雄师”再次进入工造总司大楼，将围观的人全部赶出，抬走尸体。另外，一部分持长矛者前去解救部队的宣传车。这就是陈再道将军在后来的《自述》中说到的，当部队受到围攻时，多是“百万雄师”前来解救的实例。　　根据“7·20”事件后审讯记录，杀人者主要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铁道部江岸车辆厂的复员退伍军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工造总司大楼三楼藏有市文化局委托保护的老红卫兵“破四旧”在全市没收的古字画共5700余幅，在这次围攻、血洗中，大部分被破坏、丢失。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全文如下：“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7·20”事件后，公安联司根据“6·24”攻打工造总司凶手的检举揭发和交待，参与杀死朱庆芳的有武汉肉联厂杨喜×、何启×二人（因二人还在世，时隔40年，已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因此此处不记全名）。杀害工造总司头头王明扬的凶手是余少卿（市粮食局，已死），杀害工造总司头头戴鹏的凶手是汤忠云，公安联司将审讯材料送交武汉军区，要求按中央《六六通令》予以严惩。　　2008年10月30日中午，彭祖龙邀请我、原武汉橡胶厂的造反派头头朱冬久和武汉橡胶厂“百万雄师”头头董际斗等8人到他家吃饭，董际斗谈起1967年6月24日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的事。董际斗说：“打工造总司前，8201部队以检查消防为名，详细察看了工造总司的防守情况，绘制了进攻图形，并在武汉市三十中向待命进攻的百万雄师作了讲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骤都讲得很详细具体。当时，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提出要在消防车水柜内放六六六药粉，我和汽运二站的人坚决不同意，认为太没人性。双方争执不下，差点打起来，还是军代表调停，决定不放六六六药粉。攻打时，我们使用了自己改制的装甲车，车头很坚硬，用来撞击大门和围墙。由于你们的人顽强防守，装甲车没有攻进去，是从隔壁的八医院搭跳板攻进去的。杀人的主要是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被杀的也以武汉肉联厂工造总司的人居多，我亲眼看到16具尸体。当时你（指吴焱金）不在现场，否则就不好说了。”这是40多年后，亲历现场的当事人主动回忆的。在场几个人均可以作证。董际斗还主动提出和我、彭祖龙三人合影。　　“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大楼时呼喊的口号是“踏平工造，活捉吴焱金！”我因有事侥幸离开，但工造总司有几名勤务组成员伤亡惨重。工造总司三号勤务员王明扬在“6·24”血案中被百万雄师活活杀死，工造总司四号勤务员潘宏斌在最危险时，怀揣着工造总司的公章跳墙冲出重围，跳墙时将脚崴伤。工造总司的保卫部长阎志斌身中数刀，倒在死人堆里，百万雄师把他同其它人的尸体送去火化，火葬场有个工人发现他还有一口气，对他进行了施救，阎志斌得以死里逃生。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宣传部长彭祖龙是现场总指挥，当时受了轻伤，后来被百万雄师抓去，不久放了出来。　　工造总司勤务组7名成员，两人死亡（包括被抓走打死的戴鹏），3人受伤。 “7·20”后军人道歉，罪证被毁　　“百万雄师”杀人者刘××38年后和我们见面，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对工造总司大开杀戒，他振振有词地说：“哪个骂我们，我们就杀哪个。”我们追问为什么要打工造总司，“百万雄师”异口同声讲是汤忠云搞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人当时要我们把造反派从社会上赶回家去。我说：“你们把造反派赶回家就是了，为什么要杀人？”我追问“6·24”你们打工造总司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连朱庆芳那样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不放过？刘某某说，我听说朱庆芳在广播里大骂“百万雄师”，我们的原则是，哪个骂我们，我们就不客气，我们就要打她，再骂我们就要杀死她。　　“7·20”事件中央表态后，7月30日上午，驻武汉市无线电厂的3名军代表主动到工造总司司令部赔礼道歉。工造总司的人大都不服气，死了这么多人，就行三个军礼！此时，有个胆子大的人，上前两耳光打到那个为首的“亲人解放军”脸上，这个军代表马上脱下军帽，两脚并齐，两手垂下，低下头来，一句话也不说，接着又被打了两耳光，工造总司头头们连忙上前扯开、制止。　　军人政权将杀人者交待的全部证据材料收走，但一直置之不理。理由是这些被杀的人并不是哪一个人一刀杀死的，抓谁都不合适。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以及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副政委张昭剑以“运动后期处理”为由，让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7·20”事件后，我们工造总司将千辛万苦查明的23名死者照片和生平在《工造总司》报上刊登，正准备在报上刊登第二批照片时，8199部队副师长赵奋派人到工造总司传话，不准我们再刊登这些死者照片。部队首长说，中央有令，不准刊登有关武斗杀人的照片，因为这些只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要防止阶级敌人将这些照片传到国外，污蔑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危害是容易挑起两派仇恨，不利于做好“百万雄师”群众的转化工作。因此，除已经印出一期报纸外，第二期刊登死者照片资料的报纸无法印出。后来造反派多次挨整又被多次抄家，照片资料已难以找回。

　　“文革”中武汉“7·20”事件中不共戴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负责人，40年后走到了一起。2007年7月6日和29日，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几位代表人物，与造反派组织“三钢”“三新”几位幸存的领袖两度聚会恳谈，畅叙历史恩怨，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据悉，这是“文革”40年来，中国唯一见到的“文革”两大派头头的亲密接触。
　　左侧站立祝酒者左起：叶长鸣（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之子，“文革”中为武汉工学院学生、校“文革”主任，保守派）、吴焱金（本文作者，“文革”中为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造反派）、喻文斌（“文革”中“百万雄师”一号勤务员，保守派）。坐煤车回武汉遭遇“7·20”事件　　7月初，我和田学群、王志良（注4）赴京，为防止途中遭到“百万雄师”拦截，坐吉普车先到黄石市，从黄石市再搭乘轮船到上海，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北京，目的主要是想向中央反映武汉日趋严重的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围剿造反派的情况。我到北京后，重点写“6·24”血洗武汉工造总司的材料，送到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国务院接待站，先后去了两次，接待人员没有任何表态和答复。我们住在海淀区的白石桥接待站约半个月时间。我们还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召集了一个大会，我们在大会上介绍了武汉文革的情况。　　“7·20”那天，我和田学群、周德刚三人从北京乘火车返回武汉。在火车上，我的胃痛得很厉害，火车上人太多，根本无法走动，武汉医学院“三司革联”姓甘的女生翻出车窗，找来治胃痛的药，又从车窗里爬进来。我对她非常感激。火车快到广水车站时，列车广播响了：“吴焱金同志请注意，吴焱金同志请注意，武汉发生了重大事件，请你返回北京、返回北京！”田学群说：“我们赶快下车，下车再说。”车上挤满了人，也无法去问广播员，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谁给列车传递的消息。　　下车时那位姓甘的女生也跟着我们下了车，这时是7月21日上午10时。我们几个人身上都没钱了，再回北京又要买车票。田学群说，我们跟车站上的人商量一下，能否搭一辆便车回武汉，我们先到江岸车站下车，了解一下情况，再商量怎么办。于是，我们找到广水车站管客运的人，车站上的人说，现在没有客车经过，等一下有一辆运煤的货车经过，要停广水，你们如果不怕脏，我就把你们带到煤车上去，可以到达江岸车站。此刻我们归心似箭，管它什么车，只要能回武汉就行。不一会，果然来了一辆运煤的货车，广水车站的人跟火车司机打了招呼，火车司机就叫我们4个人坐在煤粉堆上。车一开动，风把煤粉吹到我们4人的脸上、身上全是煤粉，都成了“非洲人”。姓甘的女生说，她有位亲戚住在丹水池，我们可以到丹水池下车。汉口丹水池地处武汉北郊，离市区很远。我们就在丹水池下了车，到了姓甘的女生姨妈家里。我们洗了澡，换上借来的衣服，将自己的衣服洗净晒干，小甘的姨妈为我们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我们问武汉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小甘的姨妈说，只看到满街都是“百万雄师”的人，估计是出了什么大事。我们看到街上贴的标语：“打倒小爬虫王力，揪出谢富治！”“周总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百万雄师’大、好、纯，‘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从这些标语也可以判断，武汉的确发生了重大的事件。饭后，我们换上自己的衣服，小甘的姨妈留我们住下，我们坚持要走，田学群提议我们分开走，目标小些。　　我来到胡瑞玲家，我们当时还没有谈恋爱，但彼此印象很好，“6·24”她受了伤，在家养伤。我在她家住了一天，知道“百万雄师”在东湖闹事，在全市游行，我们谁也不敢出门。我怕影响她家，7月22日下午我乘车到中南路武汉军区大院门口，看到解放军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大院里面乱哄哄的。我不敢久待，赶快步行十几公里，来到华中工学院。我一到华工，倒在一张课桌上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听到“新华工”的学生说：“中央表态了，武老谭垮台了，‘百万雄师’完蛋了，造反派解放了！”我们赶快坐着“新华工”广播车上街。只见街上写满了大标语：“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百万雄师’完蛋了！”“打倒陈大麻子！”武汉部队军人都乘坐汽车上街游行，军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口号喊得震天响：“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拥护中央表态！” 　　此时，“百万雄师”并未立即垮台，直到7月24日、25日两天，还每天调动数十辆汽车、消防车、装甲车，武力攻打离新华工较近的武汉体育学院和武汉测绘学院，搞得人心惶惶。但这已是他们最后的疯狂。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发表以后，我们就组织了四五十辆卡车，打着工造总司战旗，从武昌关山的新华工返回汉口友益街工造总司司令部办公地。我们沿途高呼口号，受到武汉三镇市民的热烈欢迎。　　我们返回工造总司司令部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员调查一个多月前“6·24”死难人员和受伤者的情况。我带着工造总司勤务组的几个头头来到每一个死难者家里，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沉痛哀悼，我们还到医院和伤病员家里，一一看望、慰问“6·24”受伤人员。很遗憾的是，尽管我一直为此奔走呼吁，但我始终没有能力解决死伤者家属们提出的惩办杀人凶手、还死难者一个清白、按规定给予抚恤和治伤医疗费用这些并不过分的要求，我一生对此事始终感到愧疚和不安。这也说明我们在文革当中，哪怕是“7·20”事件后，从来就是没有掌过实权。注释：　　1，刘真：1903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文革中支持造反派；张华：文革前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2，胡瑞玲：吴焱金夫人，1944年生，武汉市工艺美术学校1966届毕业生，文革中为中学红联新美校革司勤务组成员。1968年秋毕业分配到武汉市美术设计公司任设计员。1969年元月与吴焱金结婚。1993年6月患抑郁症自杀身亡。

　　3，魏昌炽：1940年12月23日生，武汉无机盐化工厂操作工，工造总司普通成员，文革时因参加造反派被当权派关过牛棚，1992年“内退”。

　　4，田学群：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2年11月被审讯期间，据称“突发脑溢血”死亡；王志良：1927年生，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前为省燃料总公司科长，文革中为省直红司二号勤务员，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2007年去世。

　　2007年7月29日，文革中两大派组织头头聚会合影。前排右一为我在《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文中提到过的造反派“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柳英发；后排左四，为武汉地区最大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吴焱金，右四为武汉地区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钢二司”一号头头杨道远。　　相关文章：　　造反派曹承义自述：为何要揭竿而起？　　造反派曹承义自述：武斗杀人凶手是谁？　　造反派曹承义自述：参加中央学习班　　造反派吴焱金回忆：批斗我省最大走资派　　造反派吴焱金回忆：我见到的毛林周陈吴　　造反派吴焱金回忆：一年造反导致终生坎坷　　造反派吴焱金回忆：“文革”是个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