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国家的梦、社会的梦，我们首先想到毛泽东。毛泽东爱吟诗填词，酷爱李白、李贺、李商隐。“三李”都是写梦高手，但毛泽东写梦境并不多，其中多数还是否定式的，例如：“别梦依稀咒逝川”、“一枕黄粱再现”。正面抒写的这句“我欲因之梦寥廓”，也不是真写梦境，而且还是抄袭前人句式
◆高伐林
2012年11月29日，中共新总书记习近平领著全体政治局常委，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发表讲话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据新华社）
这番话之后，“中国梦”一时成了中文媒体和网站上的热门话题，自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以下，朝野各方人士纷纷出来解读。解读不足，则演绎之；演绎不足，则争之辩之；争辩的顶点，便是《南方周末》事件，《南方周末》事件被戏称为“两梦之争”——“两梦”嘛，一个，是“复兴梦”，另一个，是“宪政梦”。
梦：吉兆与警号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本是人在睡眠中某个阶段自发性的心理活动，属于人人皆有的正常精神现象。不过，古人无法科学解释梦的成因，梦的功能便放大了，进入社会领域，成为艺术、宗教、哲学的催化剂，甚至被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托梦、解梦、圆梦，在各个民族的传说中所在多有，甚至传说一个梦改变了一段历史进程：韩愈《幽兰操》诗句，就援引千年流传的故事说：“文王梦熊，渭水泱泱。”文王梦飞熊而得到太公姜尚（即姜子牙）为相，兴王师而诛无道，解倒悬而抚黎元。
其实，这件事于史无征。不过，据《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文王、武王等确实谈到“梦”；《周礼》记载，周代春官宗伯有“占梦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还记载了将梦分成六类：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明代更有人集过去诸家梦说，将梦分成九种。历朝历代对梦境的研究连绵不绝，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影响不小的梦文化。
由于梦境奇幻玄妙，不受拘束，与艺术的关系更为密切，文人墨客更多地侧重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向往，通过“梦”来呈现，例如“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岑参），“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夜来幽梦忽还乡”（苏轼），“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李煜）……还有无数干脆就以梦入题的诗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李贺的《梦天》……更不用说那部中国古典文学的扛鼎之作《红楼梦》了！
这时，是否真做过这样的“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对“梦”的津津乐道，强烈地否定现实——做梦，是下意识的；写梦，则往往是有意识的。
梦，有的作为吉兆，有的作为警号。像《逸周书》的《寤儆》篇则记载周武王梦见灭商的计划泄露，从梦中惊醒，忧惧不已。周公劝导他说：“天不虞周，惊以寤王，王其敬命！”他鼓励武王说，这是上天让他居安思危的鞭策。文王、武王、周公等等，正处在由夏商“尊命”、“尊神”向西周“尊礼”文化的过渡时期，开启了人文思潮和理性主义之流。周公的论述，已经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了。
梦再绚丽，也不过是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尽可以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吹”得又多又大，让人眼花缭乱，但自己可别当真。李白、李贺、陆游、苏轼，通过梦境来寄托理想，他们也都很明确地将梦与现实划分明晰：梦就是梦，绝不是真。
而对那些真将沉溺于梦不能自拔的，人们则会不留情面地冷嘲热讽。“南柯一梦”“黄粱美梦”“痴人说梦”“浮生若梦”、“醉生梦死”……等等成语，乃至“做梦娶媳妇”之类的民间俗话，不都是对他们的讥笑甚至鞭挞么！
“梦”成了理想的代名词
在中国人的文化编码中，“梦”多半并非正面肯定的呈现。“文王梦熊”算是少见的例外，而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不知周（庄周，即庄子——老高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庄子·齐物论》），则只是用梦来讲“物化”的哲理。 什么时候，“梦”竟与理想挂上了钩？ 在中国，或许要从孔子算起。
孔子一辈子崇尚理性，言传身教“子不语乱力怪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祭神如神在”。但如此一头扎到实用的“至圣先师”，竟也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自己衰老得太厉害了！好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他将没有梦见周公，看成自己衰老的标志。而这句话，给“梦”和理想架起了桥梁。
孔子与周公相隔好几个世纪，他梦周公，其实是将周公当作理想人格的象征，将周公辅佐武王和成王治理的时代视作黄金时代。孔子通过“梦”，表达的正是憧憬、向往——将数百年前的周朝，视作自己的理想国。
梦既然与理想挂上钩，而且超越了个人，也就成为正面积极的概念，令人肃然起敬了。正如中国老诗人流沙河在其《理想》一诗中所写：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老诗人还有众多比喻：理想是罗盘，是船舶，是海天相吻的弧线，是闹钟，是肥皂，是还魂的仙草……甚至，是慈爱的母亲。
毛泽东的梦
考察国家的梦、社会的梦，我们首先想到毛泽东。
毛泽东爱吟诗填词，酷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这“三李”都是写梦高手，毛泽东自然也会写到“梦”。
不过，奇怪的是，虽然有人称誉他是“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也有人说他的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然而就其传世的作品看，毛泽东写梦境并不像他所推崇的“三李”那么多，其中多数还是否定式的，例如：“别梦依稀咒逝川”（《七律·到韶山》）、“一枕黄粱再现”《清平乐·蒋桂战争》）……
正面抒写的，恐怕只能找出一句：“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七律·答友人》）——就这一句，还不是真写梦境，只是“欲”而已！而这一句，毛泽东也是偷懒，拣了前人的现成诗句“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毛泽东既然是“三李”的粉丝，笔下就不由自主将他们的诗句直接搬到自己诗中。郭沫若经常及时地指出毛泽东如何脱胎换骨给予彻底改造（例如，“天若有情天亦老”原封不动地照搬李贺，郭沫若就有长篇解释）。而这一次郭沫若却对此缄口不言，只是转移话题说：“主席所答的是湖南友人……这芙蓉国固然限于湖南，但也不单纯地限于湖南。它可以象征全中国，也可以象征全世界。”
倒是有毛泽东另一方面的许多诗句，证明他不仅无法沉溺于梦境，相反，他是时时警醒：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虞美人·枕上》，1920年）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清平乐·会昌》，1934年）
一唱雄鸡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
毛泽东的文章中，更比比皆是这样的句子：“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这里，毛泽东将学西方，既称作“迷梦”，又称作“理想”，将这两个概念，直接当成了同义词。
毛泽东否定了那种学西方的“迷梦”，他要以自己的理想来取而代之。毛泽东不屑在自己的诗中写梦。他要在现实中实现他的宏大想像，他的理想、他的梦，无须通过诗词这一中介，直接就付诸实施！像他这样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领袖，肯定会将自己的白日梦扩大，作为国家的梦、民族的梦。
于是我们看到——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10月3日）这一“随心”一“著意”，就直接开启了大跃进、大饥荒的巨祸！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巫山云雨”，毛泽东用了一个楚襄王梦见巫山神女的典故，但“截断”两字，硬生生地否定了旧梦，取而代之的是“高峡出平湖”的新梦。这个“梦”，毛泽东跃跃欲试，不过在林一山与李锐御前辩论之后，未敢付诸实施。但数十年后，三峡大坝终究成了李鹏的“历史丰碑”；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训愚氓”嘛，只是说说而已；“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则预示了对外要反修防修，对内要“四清”“社教”，最终，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旷世浩劫；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在全球舞台上不断煽风点火，酿成无数巨灾：1965年印尼共党和华人被杀50～300万；七十年代中期红色高棉杀害柬埔寨高达四分之一左右国民……
此外，毛泽东还大笔挥洒过许多在别人看来是梦话连篇，而他自己却并不认为虚妄的设想。例如，《念奴娇·昆仑》《鸟儿问答》……从中体现出来的主旋律，是“平等”“大同”：“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
毛泽东这一“梦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植根于百年来中国知识精英的梦想。这一话题说来话长，只能以后有时间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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