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噩耗，我立即從美國趕回去奔喪，當天就參加了追悼會。作為唯一趕到的兒子，我要求簡短致辭。醫院領導搞不清在國外生活了多年的我會講什麼，有點提心弔膽。我致辭說：父親去世前，去看了節日的花壇。我很欣慰：他臨死前對這個世界最後的印象，是五彩繽紛的
12月里的25日、26日，都是重要的大日子，而對我來講，遠遠比不上30日——今年的12月30日，是我父親的百歲冥誕。
前幾天我妹妹來信說：“忽然想起了我們的父母，那時雖然物資貧乏，但相對同齡人來說，我們是‘富有’的，是讓人羨慕的。我們有吃有喝，還有父母的愛，我的童年是幸福的。一個人還祈求什麼呢。今年12月30日，爸爸100歲生日——大概只有你和我記得這個日子了……”
關於父親，我很想寫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不用給別人看——對於別人，有多大意義呢，只需要給我妹妹、我妻子和女兒，這些最親的親人讀。今天卻寫不了太多，在情緒最沉溺其中的時候，是很難用文字來表述的。
先將腦海中湧出的雜亂念頭和印象記錄下來吧。
抗戰前夕，父親（前排右三）讀同濟醫學院時，是該院“九一八籃球隊”的主力之一。
父親是外科醫生，據說，在武漢還是屈指可數的名醫。那時在武漢有所謂“三把刀子”或“四把刀子”之說，中科院院士裘法祖（1914－2008年）肯定是“第一”，而我父親肯定是“之一”。
在子女面前，他不算一個笨嘴拙舌的人，但是到了公開場合，碰到政治問題，他的腦筋就頓時短路，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實在是太沒有政治頭腦了。
1960年，不知他和母親動了哪根筋，此前從來不會送孩子禮物的，那次，要送我和我哥哥新年禮物，買了一本書，是一本相當厚的上海報告文學選。為什麼選中這本書？讓我至今百思費解。父親翻開書的扉頁，在空白處寫下對我們兄弟倆的寄語，最後幾個字卻很費躊躇：他問我媽，又問我：好好學習，“爭取做一個祖國建設有用的人”還是“爭取做一個祖國建設的繼承人”，哪個好？年幼的我，本能地感覺“繼承人”似乎有點陳舊，就回答父親：你寫“有用的人”吧！他就這麼寫下來了。
那時，“接班人”的說法在報紙上廣播中已經鋪天蓋地，但是無論是他還是我，都壓根兒沒有想到應該用“接班人”的現成說法。
父親期望孩子能做“有用的人”，遺憾，大半生過去，讓他的期望付之東流了。
“文革”中我們家被抄家，大的至少有三次之多，一言難盡。富有造反精神的紅衛兵抱着惡意破壞的快感，將家裡一切“砸得稀爛”——凡是抄不走的，就砸碎。他們喝令打開帶大鏡子的穿衣櫃，不等家人遵命過去，就直接一腳將鏡子踹得粉碎；杯盤碗盞、衣服、醫學圖書、被單被褥、餐具廚具，也就那麼亂扔一地，他們就直接在上面踏過去踏過來、踢過去踢過來。
紅衛兵第一次抄家搬走所謂的“高檔用品”之後，我們忙着打掃收拾廢墟里的滿地狼藉；但是兩三天之後，就來了第二撥，將家裡砸得更亂。他們走後，我們又要收拾，父親很冷靜地制止了我們：別打掃了，就這麼放着。
昨天看到中國《文史精華》雜誌的文章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428億元，黃金118.8萬餘兩、古董1000多萬件”。“文革”後期，當局曾退還了部分抄家物資，但是，我父母告訴我，退還的連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且退還的，都是一些權貴們用不着、也不便收藏和變現的東西。
1968年，學校仍然停課，造反派內部“鋼派”與“新派”內鬥不已，社會很不安寧。初夏的一個中午，父母都還沒下班回來吃中飯，我正在家看閒書，突然外面街上汽車喇叭聲大作，還有“砰砰砰”“噠噠噠”的密集槍聲，我家住在三樓，只聽得樓梯被踏得山響，房門被砸得山響。我去打開一看，嚇了一大跳：十幾個手持衝鋒鎗、手槍的壯漢，擠滿了樓道。開口就氣勢洶洶地問：你爸在不在？
是來抓我爸？年輕的我嚇壞了，回答：他還沒有下班……
話音未落，他們已經衝進來，滿屋搜了一通。我們家的老保姆早嚇得腿都軟了，我年僅七八歲的妹妹也嚇得作聲不得。
家中當然確實沒有我爸。他們商量一下，命令我說：我們要馬上找到他。我們不認識他，你跟我們一起去找！——你也莫怕，我們不是要為難他，只是要他去做個鑑定。
這麼多持槍的人推着我，我只好披上件衣服，跟他們朝父親每天中午下班回家的路，迎着走去。一路上，無數街坊鄰居圍觀高家的兒子被造反派武裝押走，不知犯了什麼事，不知吉凶如何……
他們沒有為難我。在路上，其中有個人對我解釋說：
昨天晚上，“鋼九一三”（這是武漢“三鋼”之一，最大的造反派組織之一）的保衛部長，從老通城豆皮館出來之後，突然有個傢伙衝過來朝他扎了一刀就跑了。他當時還追了幾步，但很快倒下，被送到了我父親的醫院。值班醫生馬上做了常規處理，並告訴隨後趕來的家屬和他的造反派戰友，傷勢並不嚴重，出血不多，要他們放心。但是，此人卻在今天上午死了！這下，造反派怒火衝天，將值班醫生馬上抓起來，要追查他是否階級報復、害死造反派闖將。不知是誰告訴他們，這家醫院有個“外科權威”，要他來做鑑定。於是這些荷槍實彈的造反派就在全醫院找我正被罰掃院子、掃廁所的父親，他們到處問人，找了半天沒找着，就衝到家裡來了。“我們就是要他說句話，我們的×××死了，醫生究竟是不是搞了鬼下了毒手！”
一路上沒有看到父親的身影。醫院大門口、圍牆上已經刷滿了“揪出兇手、討還血債”之類殺氣騰騰的標語。門衛見了這些凶神惡煞，哪敢攔阻。我帶着他們到了父親當“牛鬼蛇神”時的各個工作地點，都沒有見到他。最後來到父親在“文革”前工作的外科，才突然發現父親就在那兒呢——原來造反派一撥人到家來的時候，另一撥人馬已經找到了父親，他所作的屍體鑑定已近尾聲：“……根據病人的情況看，被刺的時候，刀在腹內翻攪，導致肝臟、脾臟已經完全破裂；但因刀十分鋒利，腹部刀口很小，所以並沒有太多外出血……值班醫生的操作是嚴格按照操作規程的。這不算責任事故。”
房間裡，還有一大幫人，我看到醫院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外科負責人，都在場，一言不發，神情尷尬複雜。他們圍着會議桌上橫陳的一具碩大無朋的屍體——那位保衛部長，膀大腰圓，極其魁梧。
父親說到這裡，停了一會兒，又說：“我說的不一定對，請院、科領導下結論。”
一場驚天大禍就這麼消弭無形。押我的人早已不知去向。他拿起桌上自己打掃廁所和院子時的手套，離開那個房間時，醫院和外科的負責人，還有那位摸了一把鬼門關的值班醫生，都來對他說：謝謝你！而他本來是他們的批鬥對象。
我跟父親一起回家。路上父親告訴我：醫院裡面一亂起來，院裡的一個花匠劉師傅急急忙忙地跑來找到他，把他藏到了花房的地窖：“老高，他們要捉你，捉到了你就冒得（沒有）命了！你躲好，我不叫你，千萬莫出來……”後來幾個花匠弄清楚了這夥人並不是要來殺他，才把父親叫出來。
父親還對我說：其實值班醫生還是有一定責任的——他沒有做必要的儀器檢查，沒有及時發現內臟已經攪碎。如果馬上開腹縫合，可能還有救……“但那時我能照實說嗎？我要一說，那個醫生馬上就沒命了！”
六十年代父親查看剛動完手術病人的恢復情況。
父親不是個善於教育子女的人，屬於對子女雖然有所期望，但“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算哪裡”的一類人。而且因為忙，一般來講，他對我的學習也不太過問。只是在平時的交談中，他不時有些隻言片語，既無高度，也無光彩，更無個性，甚至有的還不那麼“政治正確”，當時我沒有太留意，但是40年、50年過去，回想起來，都實際上是最淺顯、最簡單、但也是最基本的人生教誨。他自己秉持這些觀念過了一輩子（雖然他未必百分之百做到），也希望子女能有這樣“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人生。
我現在想得起來的有這麼一些：
——一輩子要靠自己努力，靠自己的本事！什麼都是身外之物，別人都可以奪走，只有自己的本事，是真正屬於自己的；
——跟人相處，最重要的是要設身處地，將心比心；
——你幫了別人的忙，不要總記在心裡；受了別人的恩惠，你要牢牢記住；
——不要講假話，你講了一句假話，就得用一輩子來洗刷；
——做事就要實實在在，交給你的事情你就要做好，要對得起別人的託付，更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答應了別人，你就要守信用，做不到，你就不要答應，答應了，你就要拚命做到；
——四個人，五個包子，你只能吃一個，千萬不要伸手去搶那第五個；
——要對得起朋友，貪小便宜的事不要做，吃虧的事不要怕做；貪便宜，誰願意跟你交朋友？你願意跟這樣的人交朋友嗎？
——人命關天，沒有什麼比人命更大！
——越是不肯做小事的人，越是做不了大事；
…………
1998年10月1日，85歲的父親獨自一人，搭乘公共汽車去濱江公園看為節日布置出來的花壇。回家時剛踏上門前台階，不知怎麼一來，突然往後一仰，倒到地上，再沒有甦醒，送醫院搶救後當天晚上不治。
我得知噩耗，立即從美國趕回去奔喪。回家當天，就參加了醫院的追悼會。因為哥哥已經去世，妹妹沒有趕回家來，作為唯一在場的子女，我要求簡短致辭，對父親說幾句心裡話送行。醫院領導搞不清在國外生活了多年的我會講什麼，有點提心弔膽，要求我寫個草稿，給他們看看。我無心與他們理論，提筆刷刷地寫了一個稿子，他們看了什麼也沒說，還給了我。
我致辭說：
你去世前，去看了節日的花壇。我很欣慰：你告別這個世界前的最後印象，是五彩繽紛的……
湖北電影製片廠六十年代初來拍《高氏醫家》紀錄片，擺拍了這麼一個家庭生活的場景。左一為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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