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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处在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1959年，河南处在中共建政第十个年头的和平建设年代。1942年，当灾象初呈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1959年，年初，毛泽东收到了河南省某些县里农民的信。1942年，国民党政府对外出逃荒的灾民放任自流；1959年，共产党当局对外出逃荒的灾民严格禁止
◆高伐林
河南真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据说在二十世纪以“乞丐之乡”闻名。仅从英国记者贝克《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中译）和中国学者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两本书来看，从1942到六十年代初不到20年，饿死数百万人的大灾就至少发生了三次——中间的一次是1946年，据贝克的书里所记载，1946年的大饥荒席卷中国19个省份，河南也在其中，据说也死亡数百万。英国记者约翰·里德利写道：“经过那些残破的土屋，总能感到屋里发出尸体的恶臭。”
我在阅读贝克和宋致新这两本著作时，随手写下一些读后感。整理了一下，这里我简明扼要地列举一下1942年和1959年饥荒的异同。以下史实，除注明者外，均引自这两本书。我得提醒读者注意：贝克控诉他认为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和中共的心情溢于言表，而宋致新在抨击日寇侵略者的同时，谴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也毫不掩饰。
《1942：河南大饥荒》（宋致新编著）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贝克著，姜和平译）
1942年，河南处在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第五个年头、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日寇占领了全省三分之一土地。
1959年，河南处在中共建政第十个年头、“大跃进”的和平建设年代（不过，正如信济所说，这一年发生了达赖出走的西藏事件，三年后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42年，当8、9月河南灾象初呈时，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陕西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是为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这一年12月，中央政府虽然拨给了河南2亿元救灾，但同时下令：军粮征收不能再减免。
1959年，年初，最高决策者毛泽东收到了河南省某些县里农民的信，信里明言有人死于饥饿。毛置之不理，反而认为农民是因为抗拒交出私藏粮食，才招致干部殴打。这一年2月，毛在省级干部会议上说，“只有5％的干部违法乱纪，我们应该看成是个别现象……如果我们夸大这些缺点错误是不对的。”（此外，众所周知，这一年的“庐山会议”，本来中央有意图要纠“左”，但毛泽东因为彭德怀上书称“大跃进”“有失有得”，掀起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狂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
1942年，国民党政府以“国难当头”“不得影响抗战士气”等理由，进行新闻封锁。《大公报》因为披露灾区真相的报道和发表抨击当局的社论而被整肃，罚停刊三天；幸亏河南省南阳的民营地方小报《前锋报》，派出年轻记者流萤（即李蕤），发表《豫灾剪影》系列通讯和相关社论，随后该报社将系列通讯辑录成书出版。
1959年，中共当权者以“捍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等理由，禁止报道真相。继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一片对“三面红旗”颂扬之声，中央到地方所有报刊对灾区都只能进行“正面报道”。（但据杨继绳《墓碑》和他接受我采访时所述，当时的记者还是秉持良知，采写了大量“内参”，将严重的灾情上报中央）
1942年，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
1959年，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中央报告：前一年“大跃进”获得伟大胜利，本省粮食产量“放卫星”，达到3,500万吨，比实际产量1,250万吨高出近三倍！吴还保证河南省要争当全国“第一个扫盲省”、“第一个水利化省”和“第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说，谁敢说1959年产量低于1958年，谁就是“阶级敌人”。
1942年，国民党政府对外出逃荒的灾民放任自流，不闻不问，致使灾区社会状况极为混乱，加重了人民的困苦。幸亏当时陕、甘各种社会慈善机构，出面组织各种募捐赈灾活动和设施，设立“粥棚”“孤儿学校”“收容所”。（另据有关资料，当时国民政府在陕西山区划定了移民区，号召河南灾民自行前往接受安置，并发放安置费，每人2块光洋。）
1959年，共产党当局对外出逃荒的灾民严格禁止，设卡堵截，路宪文将逃荒者也列为要镇压的“三种障碍”之一，下令主要干道、铁路由民兵把守，游民一律逮捕，连路边乞讨的孩子也当“罪犯”抓起来，各级政府还命令严禁收留逃荒者。仅固始一县，就有15,000人因为企图逃荒遭到逮捕关押和送去劳改。这一时期，社会上已经基本上没有任何慈善团体了！
1942年，少数外国记者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冒著危险深入到灾区进行采访，不仅对西方报道中国真实情况，而且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各级统治者直率建言。
1959年，西方记者对河南灾情的采写报道情况尽付阙如。贝克在其《饿鬼》中，点名批评了包括埃德加·斯诺、韩素音、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费正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些著名西方记者、学者，认为他们在大饥荒的年代访问中国，却并没有揭示实情。
相关文章：一九四二年：河南三百万人死于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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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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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兄：
十分钦佩您不曲不饶探究事实真相的精神。尽管我认为历史要有后人来写才能客观，但我们作为一个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有责任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尽量记录下来。您正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善莫大焉。尽管国人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比较河南两次大饥荒，有助于我们了解KMT和GCD对大饥荒该负的责任。但是，骂老毛也好，赞老蒋也好，我们都不应该忽视一点，即老毛的皇帝老子思想害惨了中国人，可老蒋也不是一个好相与,不然他不可能爬到高位。不过，我与您一样，也认为老蒋对中国人民的残害要小于老毛(不知版依基督教是否对他的后期有很大的影响，如是，则宋美龄对中国人民作了一件大好事)。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如果我们处于老毛老蒋的地位，我们未必一定会比他们好到哪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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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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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2 10:5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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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看到一篇资料，也放在这里吧。文中提到的“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稍经查证，就可断定是舒同。被称为“红军书法家”“中国第一枝笔”，他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但政治品格十分卑劣，看看在他治下，山东民众曾遭过什么罪！“人民用生命写下的历史是无法抹掉的”！
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
作者：肖磊，原载《炎黃春秋》
（肖磊简介：1942年参加抗日，1990年离休。“文革”前和检察机关重建后，任检察员38年。“文革”中停止检察业务）
笔者读了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刊登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同志关于“特殊案件”的文章。此文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披露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安徽全省因饥饿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及人相食1289起的骇人听闻事件。在那只准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的年代里，安徽省公安厅能将人相食的这种“特殊案件”材料完整地保存至今，确实不容易。这是那段不寻常历史的铁证。否则，历史最悲惨的一幕将被模糊，甚至被淹没。
几年来，笔者从一些报刊上读到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人相食的事例。虽然不是完整的数字，但也说明，人相食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发生。人相食是饥饿到了极限、生命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发生。这时即便有一点树皮吃（笔者在山东益都县亲眼见到树皮树头都被吃光），也不会吃人的尸体。真不敢想象那让人恐惧的可怕场面。
史料记载，各朝各代都有过灾荒，有过饿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之多，其规模波及全国，人相食事件之惊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三年灾害期间，笔者工作在山东。据吴玉林主编的《中国人口》山东分册记载：1959年至1961年山东非正常死亡319.9万人。人相食事件虽无全省数字，但从部分案例中，说明全省各地，特别是灾害重点县，均发生过人相食事件。1960年春，山东日照县检察长发现本县和相邻的莒县，不但大批饿死人，且发生人吃人。为了情况可靠，他还亲自到事发地点作了核对。经初步核实，日照县一个生产大队发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尸体五具。莒县的三个生产大队均发生人相食的事件。他将情况转告莒县领导部门。因事关政治影响，未敢向本县领导人汇报，没过几天，又相继发现人吃人事件。这时他想起在省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本县同乡陈雷。陈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向他反映，一定会得到重视。这位县检察长急急忙忙到省检察院向陈雷汇报了人吃人的情况。陈雷听了甚为震惊，认为如此严重的问题，应立即报告省委主要负责人。此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开会，住北京饭店。陈送走了日照县检察长，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饭店，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日照县人相食的情况。陈雷满以为会得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重视，但出乎陈的意料，主要负责人态度冷漠，且不耐烦地问陈：“你谈的这些情况是听说的呢？还是亲眼看见的呢？”陈雷从问话的口气里听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忌讳听饿死人、人吃人的事件，涉及严重灾情、继续饿死人的情况陈未敢往下汇报，只好悻悻而返。据笔者当时得知，有许多干部向省委汇报饿死人、人相食的情况，都被以“听信传言”顶回去，并告知全省各地“禁止传谣”。有传播这方面情况的，要严加追究。 1960年春，济宁火车站一外流人员被劝阻站劝阻(那时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均设阻止人员外出逃荒的机构，名曰劝阻站)。这位外流人员说：“饿的人吃人了，还不让逃荒。”外流人员当即被送到车站派出所，以“污蔑大好形势”的“罪名”关押审查。也是这年的春天，胶济铁路辛店火车站挤满了外流人员，要求上车，被劝阻站阻止。其中一外流人员带着全家数口外出逃荒，被劝阻站挡住，令其全家返回原地。这个外流人员说:“要不是饿的人吃人，谁往外逃荒。”劝阻站的人员说:“你这是造谣破坏。”互相争吵起来，劝阻人员对其打骂。外流人员从携带的炊具中抽出一把菜刀相威胁。适有公安战士在此等候上车，见外流人员手中拿着菜刀，立即端起冲锋枪将这一外流人员击毙。事后政法机关为此发出简报，通报全省，要求劝阻工作不要激化矛盾，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1960年冬，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对批判不服，称自己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自己承担“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想不通。但又说对不起山东人民，在批判大会上，鞠躬向全省人民表示谢罪。在对其批判中，有些地、市干部揭露了大批饿死人，以及人吃人的问题。曾因向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遭到冷落的省检察长陈雷，也壮起了胆子揭露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时遭到的非难。
批判省委负责人会议的最后阶段，曾希圣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破坏耕作制度”、“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曾的《总结报告》书面材料发至全省各县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读了曾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人吃人的问题时，引起了他对金乡县是否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的注意，为此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两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虽然缺少全省的统计，但远不是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七十余起。1961年春，笔者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审讯中一作案人供称:“二年内盗挖饿死后新埋上的尸体十多次。一具尸体能割十几斤肉。最初，因全家饿的快要死，吃了几次人肉没饿死。往后盗了尸体煮熟推到大集上当牛肉卖，每斤五元，都抢着买。”另一作案人供：“二年内盗尸煮了当牛肉卖，共有七、八次。卖人肉的还有几个人，他们盗尸体卖比我多。”这两名罪犯各判徒刑四年。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莱阳县城相公社(城关公社)两位五十多岁的男社员，他们是邻居，白天他们二人还病恹恹地坐在门口石台上说话，都说自己不行了。到了夜间死了一位。当夜其亲属将死者埋到莱阳城东南一里远的丘陵上。活着的那位邻居饥饿难忍，在这天的下半夜，背上筐，带着铁锨和菜刀奔向城东南丘陵，掘开邻居的土坟，割下死者两条腿装进筐里。在背着人腿返回时，摔在梯田下死亡。天亮后被过路行人发现，报告了城关派出所，经民警检验认为:盗尸人严重水肿，身体极其虚弱，加之偷尸劳累、恐惧，跌撞而死。通知了盗尸者亲属及被盗尸体亲属各自作了掩埋。
人民用生命写下的历史是无法抹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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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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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2 10:4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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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关注！所发表的高见，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这两起灾荒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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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晚秋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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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2 07:0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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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42年和59年两次大饥荒难。
评说国共两党执政时期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和罪恶更难。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承受两个魔鬼的折磨。
哪个魔鬼更坏？
回答这种问题需要智慧？
谢楼主好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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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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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1 22:1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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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最显赫的事实对比：
1942年河南的饥荒，当时就有公开报道，现在中共也允许出书；可是1959年的饥荒，当时是严禁泄露国家机密，现在仍然是不能让国内民众知道和议论的超级国家机密。
最核心的比较：
蒋介石炸开花园口，要从灾民饥民口中夺栗强征军粮，是为了“抗日救国”；毛要“亩产万斤”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农民口中的每一棵米粒都搜刮上去，换苏联的机器军火，还要送到东德捷克去换取对“新中国”毛主席的赞叹！中国人多，用几千万人口饿殍，来迅速打造“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让北京的金山上放射出刺眼的光芒！
谁说老毛不会算术，不会做生意？贱民贱命换取“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了子孙后代！”
谁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
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希公斯圣，俱往矣。旷世枭雄，舍毛其谁？
唯有倾举国之力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法老可以相比。难怪大跃进中《人民日报》就刊登粮食堆成山照片，欢呼这是新中国的金字塔。“卫星”放上天了，工厂建起来了，机器也买进来了，中国人口素质也提高了，于是再来一个《党内通讯》，谆谆教导中央到小队的同志们“节约粮食，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加上神农氏的科学种地法。食堂解散了，三自一包有见饥民吃饱瓜菜了，马上“四清”文革，四海翻腾云水怒，红太阳光辉照全球，连中非帝国皇帝的皇冠都可以轻易地包下来了。（想想看，区区几千万美元，就让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皇帝”——都在非洲，还有一个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屁颠颠跑到北京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样的便宜，苏联美国可曾捡得到？）
这样纪录描述毛时代，是描述的荒诞还是荒诞得无法描述，不敢让人再翻查这些纪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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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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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1 21:4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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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懂得尊重人的生命，尤其是农民的生命。在中国，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被统治者极端蔑视的“草民”。1942年河南大饥荒饿死800万人和1959－62年饿死三千多万人，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如果说1942的大饥荒的历史背景是由于河南处在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日寇占领了全省三分之一土地，当时的中央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和掌控，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可以推诿，那么60年代初的大饥荒就没有任何可以推诿的借口了。“严重自然灾害说”、“苏修逼债说”现在已被大量事实证明是忽悠老百姓的谎言。也就是说，42年的大量死亡（注意：是地方性局部性的）是战争条件下造成的，而60年的大量死亡（注意：是全国性全面性的）却是和平时期执政党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当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使粮食产量剧减，在59年许多地方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严峻形势下，执政党不仅没有及时刹车，采取措施加以弥补和挽救，反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掀起了反击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本该反左的却荒唐地变成了反右。于是“大跃进”的狂飙越刮越猛，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饥荒已经不可避免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至少是可以大大减轻的大灾难就这样眼睁睁地发生了。毫无疑问，毛泽东要为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负主要责任。毛泽东的权威和龙颜比亿万草民的性命还要重要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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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苑梦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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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1 14:2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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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高介绍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早就听说过这篇小说，一直没有机会读。刘震云是我的同乡，还是大学同学，很敬佩他，这是一个用良心写作的作家。
无论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还是在共产党统治下，老百姓的生命都是被贱视的，可以为了大局而被牺牲的。直到现在网上充斥着这样的观点。可是，人们想过没有，当国民生命可以任意被牺牲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独立、强大对国民还有什么意义？当国民的个体生命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得到尊重？我很惊讶刘震云居然敢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在这万维上，肯定会被定位“汉奸”言论：
“河南人没有全部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年之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1942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的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可以卖的呢？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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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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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1 13:4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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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南1942年大灾，还有一个让人深思的情况。
前面我提到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冯小刚拍电影而被封杀。
刘震云是河南省延津县人，现为中国作协委员，一级作家。发表过《塔铺》、《新兵连》、《头人》、《官场》、《官人》、《故乡面和花朵》等，多次获奖。我读过他的《一地鸡毛》、《单位》、《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看过他的小说《手机》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
这里介绍一下他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内容和有关情况。
《温故一九四二》出版于1993年，描写的是1942年－1944年之间，由于大旱灾、大蝗灾，河南省三千万民众饿死了十分之一。1943年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通过宋庆龄向蒋介石报告了“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另外还有三百万人逃荒，卖儿卖女，狗吃人，人吃人。“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大公报》记者一篇《豫灾实录》记录了真实情况，被迫停刊三天。哀鸿遍野、赤地千里。传教士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蒋委员长下达了救灾命令，但是政府官员黑心黑肺，看著人民死亡，所谓救灾运动，只是一场给洋人看的闹剧。
刘震云说：
“河南人没有全部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年之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1942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的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可以卖的呢？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刘震云还说：
“一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些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这样的史实披露和这样的表述，不可能不在中国引起巨大的争议。
2006年3月，《温故一九四二》由刘燕子翻译成为日文，竹内实监修，由中国书店出版。刘震云写了一篇日文版序。他说：
写作《温故一九四二》，已是13年前的事了。这是一篇在中国引起争议的作品，大家读完这部作品，就会明白争议的所在。其实这种争议，相对于这部作品，是一种误会。这篇作品写到了政治、战争、灾荒，1942年，正是中日战争的胶著状态，于是又涉及到人，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美国人。中国人中，又有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是一盆杂拌粥。这时在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不是因为灾荒，而是因为政治和战争。在政治和战争挤压出的真空地带，我的父老乡亲，在往陕西逃荒的路上，被饿死300万人。大家争议的焦点，是作者的态度。其实我的态度，并不是许多人读出来的态度。虽然写的是政治、战争和灾荒，但我并没有从这些角度出发，或者说，我写的也不是政治、战争和灾荒，而是一种复杂的生活；或者说，我是从生活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和战争的角度，去打捞几十年前在逃荒路上饿死的那300万乡亲。这里有一个大和小的概念。世界上有60多亿人，两千多个民族，尽管人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积累不同，宗教和信仰等也不同，但对大和小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即认为社会比生活要大，政治和宗教又比社会大，控制著社会，这是人类到目前为止的认识和实践，但我恰恰认为，不仅仅是1942年，到目前为止，这是人类纠纷、暴力和战争的起源。我们看一看目前的中东地区，就会明白这一点。其实具体到每一个人，每天清早遇到的问题，和人类的结论恰恰相反。他遇到的生活比社会大，人比生活大；具体到1942年，一个灾民如何活下去，又比政治和战争要大。从短期看，政治和战争改变了历史；从长远看，却是灾民的一顿饭，改变了历史。《温故一九四二》写出来以后，中国的一位著名导演，一直约我把它改编成一部电影，想把它拍成波澜壮阔和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剧本写出来了，拍电影的钱也到位了，也是因为这些争议，和认识角度的不同，暂时搁浅了。这也是另一种误会，就像《温故一九四二》中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误会一样。（刘震云引文完）
一个让我深深痛心的史实是：1944年春，日本人只用少量兵力，便势如破竹般打垮了十多万中国军队。在此期间，河南不少老百姓自告奋勇地为日军带路、抬担架……还拿起锄头、猎枪、大刀，整排、整连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达几万人（有说五万军队）。
这能仅仅责怪河南同胞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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