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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英国驻京记者贝克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中文版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中国大陆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前一本书重点写到了河南，后一本书专门写到了河南。在相隔2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两场浩劫，有哪些共性，又各有哪些特点？
◆高伐林
2006年，英国记者贝克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的中文版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同一年，中国大陆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前一本书重点写到了河南，后一本书专门写到了河南。中国人口大省、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中国的腹心地带河南，在相隔2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两场浩劫，有哪些共性，又各有哪些特点，这两本书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对比研究的珍贵资料。
湖北女学者宋致新在武汉家中，对我介绍了关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的情况。
 学者宋致新有多种文学研究专著。
文学评论家为何编著灾荒史料？
宋致新说，提起抗日战争，我们大都会想起“七七”事变、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等战事，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战的正面战场河南，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至少300万人死于饥饿。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这场特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以来被深深地掩盖了。300万人死亡的大悲剧，在现代史上竟难找到记载。然而，300万条生命，相当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十倍！
当宋致新这样说的时候，人们很难想到，她是刚刚从湖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的研究员，长期从事的是中国文学、文学评论研究，出版有《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袁枚的思想和人生》等多种专著，还编选、评注过《谁最会享受人生》、《品味人生》、《明清性灵小品》、《闲书四种》等书。
一个文学评论家出于什么考虑，去编著一本关于60多年前河南大饥荒的书？
宋致新是河南开封人，对家乡父老命运的眷恋关怀，是可以想见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父亲。
宋致新在该书的“后记”中这样介绍：“由于我的父亲李蕤（流萤）曾写过《豫灾剪影》，使我得以了解这场灾难的基本面貌。而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形成？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见死不救？为什么要实行新闻封锁？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如何？灾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大量死亡？这一切，引起了我探寻这段尘封历史的兴趣。”
李蕤（1911－1998）在74岁高龄时写的《豫灾剪影》重印后记中，回忆了他年轻时何以能够去进行一次备尝艰险的采访。当时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从华北回来经过河南，目睹灾情严重，写了报道，《大公报》发了社论，批评说中原灾民饿死，重庆却纸醉金迷。这下触怒了当局，被令停刊三天，受到这样沉重的压力，难以再继续报道灾情。这时，南阳的地方民营小报《前锋报》聘他为“特派记者”去灾区采访报道。他当时与妻儿老母住在河南，每天一开大门就能看到难民倒毙的惨状，一睁眼就可听到啼饥号寒的哭声，作为拿笔的人，他觉得实在不能拒绝这样的委托。于是李蕤便借了一辆自行车前往灾区，从洛阳到郑州，又南下到汝南，沿途记录撰稿，写出《喑哑的呼声》《风砂七十里》《雨天绝粮记》《“死角”的弦上》《粮仓里的骨山》等通讯。1943年《前锋报》将他写的十篇通讯汇集出版，题为《豫灾剪影》，署名“流萤”，报社社长李静之为之作序，印刷了两千册。
唤起宋致新立即动手愿望的，是一个外国人——美国记者Theodore White，这个名字或许少为人知，说起他的中文名字“白修德”，知道的人就多得多。宋致新说：“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回忆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国内文化界对于这段历史的注目，更激发了我探究大灾真相的强烈愿望。”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的作者贝克在书中也曾以满怀敬意的口气提起他的这位先驱。1943年春天，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国民政府军队和日军作战的新闻，但他发现，令人恐怖的不仅是亿万人丧命的战争，还有饥荒。贝克的书中引述白修德的文字虽然不算多，但是让读者印象深刻。而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书中第一部分，正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灾”。她摘选了白修德当年的三篇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河南大灾：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等待收成》，读来催人泪下。他描述了离洛阳市不远的郊外雪地上看来还很年轻的女尸；饿到极点的母亲煮食两岁的孩子、父亲被控勒死两个儿子，然后吃了他们……还揭露河南的国军强征的粮税有时比实际产量还高。军队到村子里抢光农民的粮食，老百姓颗粒不剩。
白修德不仅披露了灾民的苦难，并不遗余力地解救他们。他回到重庆，设法见到蒋介石，直接向他展示在灾区拍摄的包括野狗在尸骨堆旁情景的照片。蒋不得不相信了他，从临近的陕西省调入粮食，军队打开河南省的一些军用粮库，政府在各地设立粥棚赈济灾民。
年轻的记者李蕤四十年代深入河南灾区写下大批报道，让广大读者得以了解灾民的苦难。（宋致新提供）
无数人为搜集史料献出心力
其实，关注河南大饥荒的大有人在，著名作家刘震云就写过一部很有震撼力的中篇小说《温故1942》，后来导演冯小刚要砸下重金，将它拍成一部大片，说要“反映中国人的悲剧史和心灵史”。但是这部作品中写到了日本人帮助解救部分灾民，沾上了敏感话题的边，选题没能通过。
宋致新为了钩沉这段历史，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精力，也得到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的帮助。她说：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和回忆，我一直没有看到完整的全文，感谢定居美国的大学校友，在图书馆中查找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那篇轰动国际社会的报道《等待收成》，还找到更早的一篇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1942年10月22日），又购到白修德自传《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的英文原版，寄回国内；另一位校友、河南大象出版社副社长崔琰也提供了关于白修德的材料。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和社长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是反映豫灾的重要文章。宋致新到湖北省图书馆文献室查找，发现60多年前的《大公报》原件残缺不全，合订本的字迹又难以辨认。她与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取得联系，请他提供原件，王芝琛很快便将原文通过电子邮件发来。
更有戏剧性的是寻访张高峰。他的《豫灾实录》影响甚广，而张高峰是怎样一个人，被捕经过如何，都属未知。宋致新就在网上搜寻，得知张是天津人，生前在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于是，她打电话给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室的主任张玉芳，托她代为寻找，但张去世多年，家已迁址，难以找寻亲属。宋致新又托同学、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乔以钢相助，她费尽周折，打听到张高峰儿子张东的电话，谁知当宋致新拨通给张东的电话，才知道他父亲虽名叫张高峰，却不是她要找的那个张高峰。同名同姓的两个张高峰，都是天津人，都是记者，年龄也相仿——世上竟有如此巧合！
正当宋致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却柳暗花明又一村，收到张玉芳寄来的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的《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一书，书中有张高峰的同学张道梁的文章，详述了张高峰的生平和被捕经过，还附有张高峰晚年的照片，令宋致新喜出望外。张玉芳还提供了张道梁的电话，通过87岁张道梁老先生的帮助，宋与张高峰之子取得联系，得到了有关照片和资料。
李蕤的豫灾报道都发表在南阳《前锋报》上，宋致新很想将这家报纸的资料搜集得更为完整。她从《前锋报》编辑张林翰的悼念父亲李蕤的文章中，得知《前锋报》当时发表过几十篇有关救灾的社评，张林翰和另一位原编辑王骏远晚年曾专程前往南阳档案馆复印珍藏。但张林翰已于几年前去世，王骏远也正病危住院，她无法通过他们得到这些社评。于是她通过全国复印缩微中心购得当时《前锋报》胶片，又花费大量时间查找、抄写，收集了该报70多篇鲜为人知的关于豫灾的社评。在她编书期间，王骏远去世，其子王小宁将父亲生前留下的有关《前锋报》的材料集中起来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她。
宋致新说，在挖掘、收集有关河南大灾的文史资料方面，尤其值得感谢的是长期主编《河南文史资料》的袁蓬先生。他是《前锋报》的老编辑。1985年，李蕤刚刚平反不久，是在他提议下，翻箱倒柜找出仅存一册的《豫灾剪影》，在《河南文史资料》上发表，使这份史料得以流传。多年来，《河南文史资料》刊登了大量关于河南大灾的回忆文章。
宋致新说，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真实的史料。首要的工作是挖掘、抢救、整理和汇集来自各方面的有关记载。“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时能够勇敢地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过这场大灾的“老新闻”，无疑是钩沉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基于这一想法，她在《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收集编选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与回忆，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报道和社长王芸生写的社评，河南南阳《前锋报》记者“流萤”写的系列通讯和《前锋报》的系列社评等等。她说，中外报人怀著强烈的责任感、冒著巨大风险采写的文章，能带著我们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感受到那场大灾何等的酷烈。此外，这本书还收集了当时亲临灾区参与过赈济工作的国民政府官员和对大灾真相有所了解的“知情者”，事隔几十年之后所写的回忆文章。例如曾任河南省建设厅长的张仲鲁对大灾成因的探究，身在台湾的杨却俗对灾情的回忆和对参与救灾当事人的寻访；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大灾前后为民请命的多次提案，曾任军风纪巡察团主任的金汉鼎所披露赈灾款如何被经办人贪污的内幕，此外还有亲历浩劫的灾民的血泪回忆。这本书将有关1942年河南大灾的材料汇集起来，以使读者对1942年河南大灾的总体面貌有一个了解。
宋致新介绍，她花了很大气力设法搜寻当年所拍摄的图片，可惜很不理想，台湾的杨却俗的文章附了一些照片，但这些照片已经被岁月冲刷得模糊不清。出版社的编辑不得已，配上了一些与河南大饥荒类似的图片。
1942年河南大灾是怎么造成的
人们对惨剧嗟叹之余，不禁要问：谁之罪？怎么造成的？宋致新认为，当我们站在时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灾的原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其中较大的战役有三次：1938年2月，日军发动豫北作战（即平定作战），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全境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同年5月，日军发动豫东作战（即兰封会战），6月初日军攻陷开封、中牟，向郑州进逼。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黄水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泛区以东陷于敌手。
1940年6月，日军占领了豫南的信阳，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1941年1月，日军发动了豫南会战，沿铁路北进，中国军队经过激战收复失地，日军退回信阳一带。
这样，到1942年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沦陷，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
黄河的决堤泛滥，蒋介石“以水代兵”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89万百姓丧生，黄水退后形成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沙滩河汊，不愿做亡国奴的民众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的粮食负担。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军粮马料，以及兵源补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五年半里，河南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风调雨顺年景，农民交粮纳赋之后，也谈不上任何储藏。当1942年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又绝收，特大饥荒的爆发就势在难免。
宋致新还分析说：河南本来铁路交通最为发达，平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跨东西。但在抗战中两条大动脉绝大部分瘫痪，只有洛阳以西一段陇海线还开通。而河南公路交通极落后，自古救济饥荒，无非“移民”和“移粟”两法（即将灾民运走或将粮食运来），河南交通运输如此困难，两法都缺乏效率，灾民就像被关在铁屋，只能坐以待毙。
宋致新指责蒋介石专制腐败，不恤民命，是造成国统区70多县河南灾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在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一的沦陷区，同样遭受了严重天灾，灾情被封锁得更严，灾民死亡总数，迄今无从得知。在国统区，要彻底救灾也确有困难。然而，从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无大的战事，国统区还有许多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抓紧救灾，是能够把灾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
蒋介石对河南大灾始终装聋作哑，目的是既不救灾，又可以推卸责任。1943年3月底，当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陕西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目的是为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著冬季的到来，灾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会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然而，多方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于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自卫队的团勇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著农民只好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
自古以来，灾区人民通常是不纳粮的。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偏偏违背救灾的道理，把“纳粮”和“赈灾”搅在一起呢？宋致新解释：他“救灾”是假，征粮是真。由于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几十万河南驻军的口粮，从外省调运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军队不可一日无粮，军民交困时，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
宋致新算帐说：国民政府拨了2亿元赈灾款，当时平粜粮按最保守估计已涨到每斤10元，2亿元只能购得2千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是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200斤，共计3.4亿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可得110多斤。
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四十年代在担任《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期间，真实报道了1942年河南大灾写下他记者生涯的辉煌一页。（资料图片）
如何把民族的灾难转化为思想财富
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说，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在台儿庄大战中建立过战功，驻扎河南期间，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威高权重，腐败随之。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以致老百姓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还认为，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也是大灾越演越烈的原因。当时的河南，民间还蕴藏著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县政府敢负责，组织民众，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产自救，都可以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坚持到麦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灾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余粮和麦收前吃不著的公粮拿出来贷给灾民，但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1942年河南大灾以300万民众活活饿死而悲惨地结束。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除了极少数正直敢言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了片断记录外，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但是，大灾的潜在影响巨大，恶果就一桩桩显露出来。
最直接的恶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惨败。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40万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中国军队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时，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甚至枪杀官兵，造成军队重大损失。
汤恩伯对此不仅不深刻反省，反而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原会战期间身在河南、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
中原会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撤职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组。
宋致新在《1942：河南大饥荒》代前言结尾写道：为纪念被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杀纪念馆新馆。把民族的灾难转化为民族的思想财富，才是对灾难最好的纪念。“我想，中国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头）也应建立1942年河南大灾的纪念馆呢？”
这与《饿鬼》一书作者贝克异曲同工。贝克在中文版前言和后记中两次表达了愿望：应该为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死难者建立一座纪念碑。
《饿鬼》书中有一个重要观点：“世界上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几乎都遭受过灾难性的饥荒。苏联有过两次大饥荒，蒙古、柬埔寨、中国、越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北朝鲜都有过惨重的饥荒。”这段文字实际上提出了共产制度与大饥荒的密切关系问题。贝克也说：“把所有这些罪恶和荒唐的行为全都归咎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的（地委书记）路宪文并不够完全，他们之所以如此狂热地追随大跃进的荒唐目标，其部分原因来源于河南的过去，过去的状况构成了培育乌托邦空想的沃土。”
而宋致新的著作，以翔实的史料启迪今天的我们进行更多层面的深入思考：共产制度对于造成和加重饥荒，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附录：《前锋报》特派员流萤：《走出灾民的“大聚口”》（1943年4月8日，此处从略）
相关文章：略谈河南两次大饥荒的异同——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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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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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鄙视五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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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1 09: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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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意思啊:
1942年河南省的饥荒,国内的出版社可以自由出版.1960年代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国内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敢出版,只能去一国两制的香港出版.
1942年河南省的饥荒,当时的政府以抗战影响士气为由,封锁真相,但还是有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敢于在陪都重庆报道.1960年代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当时谁敢报道?我们一直被灌输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苏修逼债,怪老天爷,怪苏联,根本怨不得党.
1942年河南省的饥荒,没有人为当时的政府开脱(人走茶凉嘛).1960年代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立刻就有信济网友发言(护主心切?):美国1930年大饥荒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 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不幸的是，美国并不是一个共产国家。
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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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星辰的翅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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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8-01 01:26: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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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常听父亲说遭年馑，后来才知道是指1942年大饥荒。父亲那时还小，说是蝗灾造成的。普天蔽日的蝗虫，一定给年幼的父亲很深的印象。他常常说我们吃饭太慢，遭年馑一定会饿死等等。唉，我现在就吃饭奇快，不利于健康啊。
很多历史事件，都很微妙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即使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历史、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通过一代代人传递着。许多大的历史事件都活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只是我们不知道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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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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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20:2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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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苑梦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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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17:4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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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高！你解决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大疑问，从小学写作文时起就认为那个“汤”就是汤恩伯，经您这么一说，我想我老家的“汤蒋”，应该就是“蹚匠”或者“蹚将”。这帮土匪曾攻下我们村子的寨门，杀了很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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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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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10:5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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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兄，谢谢您的长篇回应。
关于少出生人口，我说“过了那几年还会补要”的前提是“只要还想要孩子”，不一定就是损失，因为本来人们可能就不想要那么多孩子，只是避孕乏术，毕竟避孕药的发明在美国也是55年的事。新中国建立后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个人养不起孩子国家会帮你养，所以孩子多在家庭来说不像现在是大负担，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那时也还没有意识到人口需要控制，所以少出生也许当时确实会视为损失，但现在来讲就不是了，甚至可能是贡献。
关于准战时，我强调的是发动大跃进的政治背景与政治动机。当时全国一盘棋，无论是边防区还是内地，都在做备战备荒的工作，典型如三线建设，农业生产是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服务的，因为中国的独立尚未稳定，且完全有可能发生世界大战，中国甚至可能不得不同时与美苏超强作战。所以大跃进的思路过了，错了，但不意外，因为确有需要。近二十年当然不同，虽然也发展军事，尤其最近十年，因为受了美国侮辱和刺激，但总体上国家显然还是以发展经济为优先，也确实有这个国际条件（冷战已结束）和国内条件（护国工作的基础已在毛公时代笃定）。大饥荒在各地程度不同的出现，仅仅是地方政策差别的缘故，无关宏旨。
关于左右翼，历来区分混乱。我有一篇小文《漫谈左和右》，做了我的定义，您可以参考一下。现在的中共基本上是右派和骑墙派的天下，即使思想上仍然相信共产主义，也不一定就是左翼。关键还是要看他是支持下层还是中层，维护下层利益还是中层逻辑。
我很欣赏您那个“操之过急”的说法。我认为现在过多的做大饥荒人口史学讨论本身就是操之过急，因为情绪化的因素和政治观点的对立不会让这种讨论有什么公认的新结论，而只会成为进一步撕裂左右翼的人口政治学骂战。应该把精力更多的放到现实问题上来，而把人口史学问题拖后。
另外，关于美国1930年代的饥荒，Liny网友可以去我那里看一下，有一些相关讨论和链接。我查过美国人口历史，800万以上“人口损失”（按照杨继绳的说法），是确切的。当然，这包括饥荒直接致死人数（饿死或营养不良致死）、少出生人数和少移民人数。右翼学者再夸大后两种成分，第一种成分也不是一个小数字。那个浏阳河为了左翼说当时800万美国人饿死的事告状，可是自己却胡说当时美国人开始避孕了所以故意少要孩子，罔顾避孕药55年方才发明的史实，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骂战效应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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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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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09:5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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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济兄还谈到左翼学者与右翼学者的区别。实际上我的许多关系甚好的师友（包括像刘宾雁、許家屯这样的，都是组织上出了党，思想上仍是共产党员）大概都属于左翼，我探访的许多人，也与右翼完全不沾边。
在大饥荒的问题上，我看不论左翼与右翼，只要是认真严肃的学者，当前的阶段性诉求，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促请当局完全开放关于大饥荒的历史资料，完全开放关于大饥荒的讨论。
将来占有的资料充分了，对这些史实如何分析归纳，那时会有左、右翼之分。现在怎么分呢？难道真正的左翼学者会支持当局继续“保密”、继续利用权力来封杀探讨？
在当前的讨论中，有人急於要追究或者辩解最高层的责任。在我看来，也属于操之过急，情况都不清楚，能说清是谁的责任？有人认为毛泽东是罪魁祸首；有人认为，毛泽东是反五风的，造成饥荒的是刘、邓等人；还有人认为，中共不应负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政治责任，这是交的学费，前进当中的失误……现在不是不能讨论这些问题。但我觉得，在目前信息还远谈不上完整的情况下，很难争论出一个接近真实的、大体得到公认的说法。据我所了解的有限的资料，当时毛、刘、周、邓和各省领导人，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都吹过热风，也都有“实事求是”的告诫。今天的研究者如果各执一端，都可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而老百姓，以及市、县、社、队的干部，当时基本上都听不到毛、刘、周、邓说什么，他们只能根据人民日报社论和典型报导，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播送的新闻来，更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顶头上司的指示来——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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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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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09:5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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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信济先生也听信网上的谣言了？！
“美国1930年大饥荒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 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不幸的是，美国并不是一个共产国家。”
大概对这话的真实性你也有些心虚把，于是又来补上一句：上说不确，应为800万“人口损失”。
你的潜台词无非是说：号称民主自由的头号富国美国尚且饿死800万人（或者隐晦一点的说法：“人口损失800万”），那么中国60年代初即使饿死数千万人，那算个屁呀？
佩服信济先生的辩护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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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留言时间：2010-07-31 09:46:07
美国1930年大饥荒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 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不幸的是，美国并不是一个共产国家。
作者：信济 留言时间：2010-07-31 10:26:18
上说不确，应为800万“人口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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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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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09:5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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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济兄，昨天拜读你的大作《谈大饥荒人口政治学分析的常见误区》，你论述的几点意见，关于人口政治学讨论中右翼学者与左翼学者的差异，关于如何看待少出生人口，关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灾荒的国际和国内背景……我觉得都很有启发，
关于“少出生人口”，我不懂人口学，觉得应该列为饥荒的间接损失，以区别于饿死人的直接损失。战乱、饥荒，都会导致人口少出生，战乱、饥荒过后，又会出现补偿性多出生，这是常态，不唯中国六十年代独有——例如美国战后“婴儿潮”。但是称其为“补偿”、补要（你文中说“过了那几年还是会补要”），就说明“少出生”毕竟还是一种损失，才要将之补回来。只不过，对多数家庭而言，这种损失还算是“可以弥补的损失”而已，而饿死人，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时算不算和平时期？你所说的“金门炮战，59年西藏平叛，62年有中印藏南战役和数万新疆人叛乱奔苏”等等边患、外部威胁，确实都属实，但这些威胁显然都並沒有影响中国和平建国的大局，我更不认为应该将那个年代列为“准战时”。正如您所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面为战、灾难深重的国度”，而直到现在，当局声称的“盛世”，也存在多重内忧外患，那么难道能认为，中国一直就得处于“准战时”状态？
真正对中国和平建国大局产生重大冲击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急於“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决策。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大批饿死人的，並非备战任务相对更严峻的边疆省份，而是河南、四川、安徽等相对来说最和平的省份；二是，饿死人则明显“遵守”行政区划（江苏和安徽边境就相当明显，毗邻的县、乡、村，灾荒、饥馑程度十分悬殊），说明各省领导人的认识和所制定的政策是导致饿死人的非常突出的因素。
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对您的文章做出全面回应，一些零碎想法，就写在这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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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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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09:4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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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枫苑梦客”：
我从小就听说过“河南四殃，水旱蝗汤”的说法，将汤恩伯的军队归为“四害”之一。2006年听宋致新这么说，我也就这么写上了。
但这次在万维这里重新贴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原来还挺有争论的呢。你问起来，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夏明方在《“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载《学习时报》2004年12月6日）中这么分析：
……当地流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八字民谣，其中之一的“汤”，当代治史者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与抗战期间驻扎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的首领汤恩伯直接划上等号。……上一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朱新繁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曾经提及：
“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提起了‘老汤’，就谈虎色变。” 由此看来，上述民谣中的“汤”字，其实很可能就是“老汤”，原意指的是土匪，而且早在抗战以前，这一民谣大概就已经广泛流传，它所揭示的本是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与土匪活动之间的关联。
文章还说，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河南人之所以把土匪叫做“老汤”，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因为晚清民国年间，在土匪活动最频繁的豫西南山区，常年流动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每到冬日的农闲季节，则应募从事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养护工作。这些人在当地被称做“蹚匠”。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成了“汤”。
《民国匪祸录》（民国春秋丛书，苏辽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豫鄂军追歼老洋人》：豫西土匪自称“蹚将”，当土匪称“蹚”，似从下河蹚水转化而来。
姚雪垠的小说《长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带的土匪称做“蹚将”（姚雪垠熟悉这一带的方言）。《李自成》第一卷第24章的注解中说：蹚——动词，混的意思。在地方上混人物叫做“螳光棍”，高级一点叫做“蹚绅士”，土匪又称做“蹚将”。
春秋网上一位名叫“老胡”的作者，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又认为：夏明方的观点实际来自英国Phli·Bilingsiey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三章。
“老胡”说，古籍《周书》中有一句“天有四殃，水旱饥荒。”
这个民谣显然仿照这个句式形成的。这个民谣也有版本为“河南四殃，水旱蝗汤”，当为最初版本，民间流传之中逐渐转化成了“河南四荒，水旱蝗汤”。
但老胡认为：“抗战中，该民谣毫无疑问是变成了专指荼毒百姓的汤恩伯部队”。老胡举出的例证有：《宋任穷回忆录》、孙晓村在《我的回忆》。尤其是1944年11月18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政委王首道《毛主席要我告诉大家——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提到：“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水、旱、蝗、汤， 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三光’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
老胡还说，汤恩伯部的军纪败坏，国军方面的记录也有不少。例如《李宗仁回忆录》提到：“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但近年来，有文章反驳上述针对汤恩伯的观点，例如网易刊出署名“空气”的《“水旱蝗汤”：对国军汤恩伯部的不实之词》。
不管怎样，你家乡的“汤蒋”，看来与这些资料中所说的“蹚匠”“蹚将”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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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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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09:3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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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饥荒饿死三百万人，我以前只是听说过，并不知道详情，看了此文后对那段历史才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赞赏楼主的写作态度。一个有良知的作者的基本素质就应该是客观公正，不因人因党废言，也不因人因党兴言，作者告诉读者的事情应该能够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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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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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07:2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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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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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1 06:4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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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30年大饥荒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 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不幸的是，美国并不是一个共产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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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苑梦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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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30 21:2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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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高介绍这段历史。小时候在家乡听老人说起汤恩伯，都是恨得牙痒痒的。俺老家有一个词叫做“汤蒋”（我搞不清楚是“蒋”还是“将”），坏得很，大概就是汤恩伯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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