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焱金认为：造反派这个受迫害、打击最重的群体，一直没有话语权，被妖魔化。造反派代表着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文革开始就是被整的受害者。文革结束后，当局根本不承认文革中受党、政、军走资派支持的保守派杀人放火的事，哪有一点实事求是的胸怀呢？这迫使我们亲历者不得不认真回忆，力争留下一点文字给后人
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恐惧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节选，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
有一种官方舆论说是：“造反派横行十年，造成十年浩劫。”其实，造反派在文革十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是挨整的，无非是运动初期冲击了一些当权派，再就是1967年“7·20”事件中央表态后扬眉吐气几天。什么时候轮到造反派横行呢？造反派又有什么权力横行呢？造反派唯一的资本是毛主席的支持。这种支持那里抵得过手握生杀大权的当权派呢？不过纸总是包不住火的，随着刘丰被中央点名为林彪死党、曾思玉为活党，地方干部和造反派才盼来了转机。后来毛主席提出“兵归营，权归政”，林彪军人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才得到了纠正。
不甘受辱，纵身一跳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不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被“一举粉碎”，国内政局发生根本变化。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几个人，也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灭顶之灾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
我实在是一个在政治上太不敏感、反映太迟钝的人，我以为只要自己和中央那几个人毫无来往，文革中既无现实的犯罪问题，又无刑事问题，当局对我的处理充其量不过撤职受批判而已。和1967年6月24日被武装的百万雄师无端杀戮一样，这次我也没有做好挨整的精神准备。倒是一些经常挨整的同志事后告诉我，应该把他们想象得坏一些，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不管把他们想象得多么坏都毫不过分。
1976年11月，省市当权派纵容打着“工农兵”（改头换面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旗号的一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听说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人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我不愿受辱，于是妻子带着我到她的亲戚、朋友家，还有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彭祖龙介绍的一位同事家，一家一家地躲藏，暂避风头。有一家人，家里还要照顾高位截瘫的病人，又要照顾我，我感到十分不安。在逃难期间，我什么人也不见，什么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只是埋头看书、倒头睡觉而已。我尽量不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尽可能少麻烦人家。我一共逃亡40余天，也给掩护我的每一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彭祖龙介绍的那位同事家的女儿，因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焱金”，并拒绝主动揭发交待，在“说清楚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抓纲治国”运动中被开除团籍。当年，开除团籍处分还是比较严重的处分，意味着永远失去当局的信任，在工作、学习、晋升等各方面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市革委会通知我的家属，让我必须到市革委会去报到，我于1977年元月5日到了市革委会，立即进了市革委会专门为我举办的“学习班”。所谓学习班，类似于今天的“双规”，是强迫限制被办学习班对象人身自由的监狱，被办学习班的对象如果因文革问题判刑以后可以折抵刑期。我们所有因文革坐过牢的人们，经过比较都一致认为，学习班里除了吃饭、睡觉条件好过监狱，其它各方面比在监狱更难受。我的学习班场地就设在我和谢滋群（“文革”前为武汉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文革”中为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办公室里，这两个办公室分别有100多平方，这是原国民政府时期德国领事馆的红瓦斜顶三层楼房，外形类似现存的武汉市外办的楼房。文革后被拆掉，重建了现在的市长办公楼。学习班由某处长主持，我已记不得他姓甚名谁，副手是城建委干部吴青华，因此人整我最凶，故至今未忘其名。还有许多监督看管我的人则是由城建系统抽调的原“百万雄师”骨干，有干部也有普通工人。
学习班刚开始是走读，白天交待问题，还可以每天晚上回家。当时，我妻子胡瑞玲因大量吐血，正在医院住院，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癌。不久，学习班改成隔离审查，我不仅不能回家，也不能会见亲友，我妻子的病情确诊是大叶性肺炎，已经排除了先前怀疑的肺癌，但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我并不知道。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并不害怕也毫不回避交待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问题。我跟办学习班的人讲，我一没有现行反革命言行，二同“四人帮”没有交往和组织联系，三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四是我从没有搞过抢枪武斗，五是我十年来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老干部，相反很多市里的老干部曾受到过我的保护。因此我自认为这次过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谁知这些人抓不到令我害怕的问题，便变着法子想要置我于死地。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40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联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40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他们多是妻子的亲朋好友，我若无端出卖他们，我还是个人吗？今后还能面对社会和他们吗？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所有和我有牵连的人都会立即失去自由，和我一样被关押起来，被迫交代和我接触的点点滴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它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很大，甚至超过我在文革中干过的每一件事，这是打死我也不能说出去的。于是，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40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在谢滋群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想起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为营救王锦铭去过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到那里的可怕景象，难道是要我也去做丧失自由和尊严的阶下囚吗？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这些中外名言在脑中盘旋。想到父亲身患癌症，妻子患绝症正在住院，想到我愧对的“6·24”死难烈士的冤魂……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这非法的所谓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将文革的一切留待历史评说。第二天，1977年5月22日午睡时间，我照例睡不着觉，而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念，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
我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病床上，脚上打了钢钉，上了牵引，腰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据医生说，晚送来十分钟就完了。
病床立即成了戒备森严的学习班，隔离审查继续进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导致尾骶骨以下丧失知觉，大、小便严重障碍，完全吃不下东西，专案组不得已将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来病房处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烦事。后来妻子回单位接受审查，专案组又出新招，将我患胃癌的父亲叫来病房处理这些特别护理的杂事。我每天的检查交待、接待外调还需照常进行。这期间，我告诉妻子自杀的原委，妻子埋怨我，说这种事即使说了也没什么，为此牺牲自己不值得。后来我交待了避难40天的经过情况，他们派人详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上纲上线的事，便再也不问我外出避难40天的事了。反过来要我交待为什么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外出避难40天的事交待了后，虽然对当初保护过我的人没有造成致命伤害，但我至今仍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一顶到底呢？在医院里，专案组的人还经常用“你想不想治病”来对我进行威胁，但我已经到了这种状况还怕什么呢？事实上，由于没有全力进行认真治疗，使我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和严重后遗症，至今头疼、腰疼、膀胱疼，不能正常大、小便，完全不是人过的日子。记得病房当时有位姓喻的女医生是对我十分积极治疗的，但没有几天就不让这位医生在病房出现了。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一直进行到大约11月份，我终于有一天拄着双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医院转悠活动一下。我看到整个医院贴满了大标语：“打倒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打倒吴焱金！”“吴焱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搞笑的是，“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也不少。
我知道医院不是我的久留之地，但我病得如此严重又能送到哪里去呢？这一天很快来到了。1977年11月的一天，我一早便被押送到武汉剧院，里面坐满了人，看守告诉我这是全市的广播大会，听众有百万人之多，你要放老实一些。大会开始，和我同台被批斗的人是市革委会常委、钢工总头头沈复礼。我听到不断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我，说的却是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无非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斗。我当时想，文革十年中，我从没打过人或指使别人打人，如今被当权派指使人控诉，而走资派指使“百万雄师”无端杀死我的战友28人，他们无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
更可笑的是夏菊花也上台控诉我，这完全是专案组故意搞的。因为我在学习班说过：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夏菊花说成“百万雄师”头头，到处抓她去批斗，我很反对，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杂技演员罢了，不能因为王任重的文章说她是“一朵红花”就整她。有一天工造铁军的小青年居然自作主张将夏菊花抓来关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我闻讯后立即去和夏菊花谈了话，并当即派人送她回去，她当时很感激。后来她和我街坊、三轮车工人余宏杞在部队当干部的儿子结婚，我路过她家，她经常在门口和我热情地谈话。
今天专案组特地安排夏菊花上台控诉我，显然是想用事实来反驳我的说法。这些篡改历史的人也是太可笑了。最后，大会宣布我三项罪名：一、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三、充当“四人帮”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后将我押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
奇怪的是，后来判我的刑时，批斗大会上定的罪名一条也不算数，群众控诉的一个字也未采纳，而是等他们特地修改的新刑法出来，牵强附会地套个“颠覆政府”的罪名判我八年。谁颠覆谁，谁说得清楚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被谁颠覆的？华国锋又是被谁颠覆的？胡耀邦、赵紫阳又是被谁颠覆的？谁对谁错，完全是胜利者一句话。可怜的老百姓，怎么就被这令人眩晕的政治套上了呢？
我不用逐条对判决书进行批驳，只用将它公之于众，明眼人一看自明。1983年元月24日在审判我前，当局曾为我免费指定两名律师当我的辩护人。我问官方指定的律师：“你们能为我作无罪辩护吗？”答：“当然是作有罪辩护。”我说：“你们连情况问都没问就推定我有罪，我要你们来辩护什么？你们昨天在哪里发财，今天还是去哪里发财。”在法庭上，我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只可惜当时我没有也无法留下文字记载的东西。
跨进看守所的运动犯
尽管我宁死不当阶下囚，但我抗不过命运。粉身碎骨、伤痕累累、死里逃生的我终于跨进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的大门。
来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吃不饱饭的看守所，如同走进了活棺材，显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然而在我看来，看守所同在高墙外隔离审查的“五不准”学习班比较起来，简直是人间天堂！这里没有大呼小叫的批斗，没有无休无止的逼供、诱供，没有置人于死地的威胁……相反的，在牢房里，政治犯（在牢里又称“运动案子”）是受到刑事犯人尊重的，连管教干部在态度上也将我们政治犯和刑事犯区别对待。刑事犯如果有大声喧哗或其它违犯监规的行为，轻则训诫，重则镣铐加身，严重者还会被丢进隔音室。而对政治犯们则要客气得多。
初进看守所，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小便不能自理，看守所派了四个刑事犯照顾我，这四个人居然不嫌脏臭，照顾我一年多。人人都知道牢房里有牢头号霸，但我关押六年多，换过几次监号，我在所有坐过的几个监号里没有发现号霸欺凌弱小的行为。在我坐过的牢房里，政治犯的地位高高在上，谁也不敢侵犯。以下依次是杀人犯、抢劫犯、盗窃犯、经济犯，最下层和备受歧视的是犯“花案”（强奸犯或鸡奸犯）的。牢房里生活是极其单调和枯燥的，伙食又出奇地差。我们刚去时据说每月的伙食费是八元钱，一日三餐九两糙米饭，有盐无油的水煮菜，甚至一连多日吃腌菜。一星期内有两次菜中有水煮的几小块豆腐是大家盼望的营养餐。如果想吃红烧肉呢？得拼命做火柴盒，每人每日达6000个以上为甲等奖，达到了这个标准的每周有一次可以吃到八小块红烧肉；平均每日做到5000个者，每周可以奖励七小块红烧肉；日均在5000个以下为丙等奖，每周奖励六小块红烧肉；个别表现不好者吃不到肉。看守所里逢年过节才能吃到馒头和油饼，数量也很有限，想吃饱是做梦。因为油少饭少，如同三年自然灾害一样，个个是饿鬼。湖北人有句俗话形容吃相难看：“像饿牢里放出来的”，以前没体会，到牢房里就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我同号的一个小青年，肚子特别大，每天早上发给每人的一点开水，每人约两碗，供饮用和洗脸，他总是一饮而尽，还向别人要水喝。他总是笑着说：“饭不够，水来凑。”他每天趴在风门前苦苦哀求：“阿姨、大姐，加点菜！”由于他嘴甜，送菜的经常将没分完的剩菜全给他，他一下全倒进自己的脸盆里，一脸盆菜竟独自吃光。有时要不到菜，他干脆把做火柴盒的糨糊吃掉。牢房里也不止是他一个人吃，后来看守所换上化学糨糊，他吃得呕吐才不敢吃了。监号里最奇的是赌饭游戏，叫做吃饭“放卫星”。赌胜者将全监号所有人的饭一次吃掉，不吃菜。赌输者只能吃自己的一份水煮菜。有的六七十岁的人居然一次能吃近两斤米饭，这种事情社会上没有亲历过的人有谁会相信呢？
虽然饥饿是难耐的，但对我来说无所谓，有一次我胃疼，四天没吃饭也熬过来了。生活的艰苦我是毫不在意的。人们多以为牢房里的生活是阴森可怕的，犯人一定会愁眉不展。错了，犯人最讨厌的是整日以泪洗面、愁眉苦脸的家伙，大家的要求是人人都要“快活”，所以“快活”一词成为犯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为了寻找“快活”，上面说的吃饭“放卫星”是一种，还可以土法下棋，土法打牌，“打电话”敲墙互通消息，如176是“要吃肉”等等。最常见的娱乐是吹牛，侃大山，吹牛永恒的主题是“性”和“吃”，真是牢房里缺什么大家就侃什么，实行精神会餐。
在看守所演讲“打倒华国锋”
当时监号内张贴的监规落款仍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制定”，我对干部（犯人对看守的称呼）说：“你们既然仍承认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为合法政权机关，那么以篡党夺权的罪名关押我就是非法的。我当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我没有夺谁的权，是别人夺我的权，我决不会遵守什么监规。”我曾写下打油诗道：“监规上书革委会，要我遵守理太亏。若还承认革委会，你就要听我指挥。究竟谁夺谁的权，哪个错来哪个对。除非主席亲口讲，我已不知该听谁。”
我不守监规的表现是，画上大幅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张贴在监号内，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或大声朗读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抄，高唱《国际歌》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不知是出于对运动案的看法和当局不同，还是出于对我身体残疾状况的同情，总之从第一看守所的所长到所有干部都给了我极大的宽容。尽管我在看守所里为所欲为，闹得一塌糊涂，他们从没有对我大声训斥，更没有用刑具惩罚，而他们对刑事犯的惩戒我是亲眼目睹的，犯人“背宝剑”的刑罚是很痛苦的。
干部们反复对我说：“不是我们要关你，关你是由上面决定的。你要闹到上面去闹，不要为难我们。”我说：“我找不到上面，我在看守所闹正是要通过你们反映上去。革命烈士不都是在牢房里斗争吗？我很想成为这样的烈士，烈士需要刽子手成全。”干部们为了让我在监号里少闹，想了很多办法，如单独找我谈话或单独为我放风，送开水给我喝（用水壶烧的开水味道就是不一样），给烟抽等等。我对这些干部直至所长至今仍深表感谢，我在坐牢的几年中给他们制造了数不清的麻烦，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使我的人格尊严没有受到侵犯。直接管我的干部名叫余华山，有较高的水平，就连人称“周阎王”的周所长对我也是很客气的，使我深感学习班和看守所是两重天，早知如此，我也大可不必担心被关进来了。
干部对我的宽容并没有使我收敛，我横竖是视死如归的，对什么都不在乎，长期的关押使我愤怒，我多次要求治病和公审（在多大范围里抓的我就在多大范围里公审），均得不到解决，病痛的折磨使我忍无可忍。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华国锋署名的长文《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一看就大骂华国锋是“骗子”，是“两面派”、“阴谋家”。我心想，我从未反对过华国锋，在批斗逮捕大会上却将我扣上“反华主席”罪名，我今天干脆大反特反，大不了将我拖出去枪毙。于是我在全看守所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以最大的声音作打倒华国锋的讲演，大骂他是叛徒、骗子、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这一下不得了，干部带领枪兵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牢房，一拥而上，把我丢进隔音室监禁，再也不怕我闹事了。
我听过犯监规被关进隔音室的刑事犯，把隔音室形容得非常恐怖，一般的刑事犯人关进去半小时即会叫饶投降。
待我被关进去时，睁开眼睛许久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借助微弱的灯光看清了，隔音室约1.5平方米左右，既无床铺也无被褥。地上有一小洞，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洞旁边有固定的脚镣、手铐刑具，隔音室密不透风，只有拇指大的一个小洞透气，既无水又严重缺氧，两道厚厚的门完全隔音，里面闹翻天外面什么也听不见，一副比棺材还要厉害的活棺材！关在里面的人完全是活着的死人。我不知死活，还在里面大呼大叫，很快就窒息晕过去了。有一天，一个看守的枪兵居然偷偷递给我一支点燃的香烟，我抽了几口，因里面缺氧太难受，只得忍痛把香烟丢进洞里去了。枪兵很同情地对我说：“领导规定我不能同你讲话，但我听说，你只要肯认错，马上就可以放出去了。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不知枪兵是真的敢冒险向我透漏机密，还是干部特意授意枪兵来劝说我，反正我不为所动，坚决不肯认错。我对枪兵说：“不信你看，华国锋那样的‘灾麦子’①迟早是要垮台的！”我在隔音室坚持了半个月，身体大受摧残。这天来了一位市公安局孔副局长，人称孔铁嘴，找我去谈话。我不但绝不承认我在看守所演讲有错，还说关押我也是非法的、错误的。我跟毛主席太紧，你们却污蔑说我反对毛主席。我从没有反过华主席，你们非要给我扣上反对华主席的帽子，那我今天就真的反了华主席，让你们按这个罪名给我定罪好了。我多次见过毛主席，我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毛主席批准的，为什么不说我是毛主席帮？我多次见过周总理，一块吃饭、喝酒、看电影、照相，为什么不说我是周总理帮？我从未见过那四个人，为什么把我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我身体有病为什么不给我治病？你们说我有罪为什么不公审？……我侃侃而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孔副局长不耐烦了，一挥手，枪兵不送我回隔音室，却将我送回原监号。我拒不检查，也被强行解放了，以后对我提起公诉时也不提我在看守所公开大反华国锋的事，因为华国锋那时已经被撵下台了，成了又一次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强加罪名，判我八年徒刑
在我被非法关押时，我一再强烈要求在什么范围抓我，就在什么范围公审我。我要求召开百万人公审大会，当局一直置之不理。直到针对我们专门制定了新刑法，直到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直到审判湖北的夏（帮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后，1983年1月才在武汉又拼凑了一个吴焱金、顾建棠、彭祖龙、曹承义“四人帮”进行审判。据顾建棠查到的中共中央档以及湖北省政法委经办“两案”负责人谢杰民的亲笔证言，当时湖北省向中央申报“两案”需要判刑的人是很多的，但中央后来决定，湖北省“两案”只判刑到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个人为止，除个别人有刑事问题外，下面的一律不再审判。但当时把持省、市委的主要负责人违抗中央指示。一定要上挂下联、层层打击，在武汉也搞了一个“四人帮”，于是就有了对我的所谓审判。
因为我拒绝了当局指派的对我作有罪辩护的免费律师，委托我的妻子作辩护人，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她了解我在文革中活动的全部真相。由于我请了妻子当辩护人，起诉书就送达我妻子，所以，我并没有看到起诉书的文本，也就不知起诉我什么，因而无法写辩护词。再说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要讲稿，有了讲稿也不照讲稿念。1968年省、市革委会成立后，当年国庆搞了一次盛大的群众游行，在这么庄严的大会上，我也是脱稿讲话的。那天我在主席台上作为群众代表讲话，我一开口就是“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然后完全离开讲稿大讲特讲，以至现场的广播声音被关掉数次。
在法庭上，并不十分了解我文革全部情况的妻子逐条为我作了无罪辩护。
我本人也在法庭上作了许多插话和发言，并进行了陈述。
1月24日—25日连续两天开公审会，其实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审判不过是走个过场。1月25日审判完了就当庭宣判，宣判完后，对我的关押就结束了。因为我身体残疾，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将近两年释放了我。我被大哥和等在法庭外面的交通车接回家了。
我回家后，因为我要治病，要生活费，1984年夏天去过副市长谢滋群家。我以前去是随到随进。这次哨兵不让我进，我报上名字叫哨兵打电话，打完电话哨兵说：“对不起，首长不见你。”我当时很生气，想起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不少冲击市革委会、找谢滋群副主任麻烦的人，全由我给他挡驾处理了，今天连门都不让我进。于是我写了一封措辞不太客气的信，交哨兵转交谢副市长。
没想到这件事又给我招来牢狱之灾。我和顾建棠一样，都是宣判完了就回家，何况我还是因病保外就医。就因为这封信，1984年9月当局又把我投进武汉第二监狱。由于我身残病重，解大、小便障碍，既不能参加劳动，也不能同劳改犯住在一起，所以监狱把我单独关押在惩戒犯人的禁闭室里。因为我不是受惩戒的犯人，所以牢门是日夜开着的，我可以自由活动，在监狱内到处逛，随便和人聊天。
1985年3月13日，我带着浑身伤痛的重病之躯，服完了八年徒刑，终于走出监狱大门，开始了艰难的谋生之路。
笑评当年判决书
26年前，当法官将判决书交给我时，我看都没看，当场撕得粉碎，以表达我的愤怒。2004年因为要解决“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人员养老生活费，省政法委必须审核当年法院对我的判决书，没有判决书，无法认定我是“两案”人员，拿不到生活费。我只好到原审判单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印了当年的判决书，证明了我“两案”人员的身份，才领到了养老生活费。
一般人大约很忌讳谈坐牢，更不愿让人看判决书，似乎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些人则不然，我们问心无愧，光明正大，顶天立地，无事不可对人言。当局为整我们动用了全党、全国的人力物力和全部社会资源，残酷折磨，非法隔离审查，挖空心思编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们的家抄空了，祖宗三代查遍了，亲朋好友查遍了，连丈夫、妻子、儿女都要强迫揭发、交待。如果用当时整我们的方法清查如今的腐败官员，大家想想会是什么结果？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还用我多说吗？
今天重读二十六年前的判决书，我不但毫无当年的愤怒，只觉得好笑，越看越乐。时间真是个好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我的第一条罪状是参加毛主席号召的一月夺权，我不过参加了一次会议，吵了架，夺权流产。这一条，矛头是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当年邓小平替刘冰转信告迟群和谢静宜的状，毛主席大怒：“告迟群、小谢，矛头是对我的。”明目张胆否认毛主席直接支持的“一月风暴”，矛头不是指向伟大领袖又是指向谁？还用我辩护吗？
第二条罪名是：污蔑“7·20”为“严重政治事件”，在《六二四战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诬称武汉军区搞了“反革命暴乱”，煽动同伙把所谓“党、政、军”内走资派及公检法，“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我在小报上的文章与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提法完全一致，当时全国军民也是这么跟着表态的。硬说我小报的一篇文章“致使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实在是牵强附会，难道我的一篇短文比中央的指示威力还大，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欲加之罪，也太缺乏法律根据和事实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连“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也不承认我迫害过他们，相反的“百万雄师”司令俞文斌在1972年出狱后曾带领几个头头亲自登门看望我，对“6·24”屠杀工造总司群众表示道歉，并对我们在7·20事件后没有对百万雄师群众进行报复表示感谢。只是当时在我心中由于“6·24”血案这道坎过不去，对俞文斌等人非常冷淡，没有说一句原谅他们的话。30多年后，俞文斌见到我说：“我们对你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你是个老实人。可是当年我们亲自上门赔礼道歉，你一言不发，搞得我们下不了台。”
第二条罪状也不需要驳，因为当时对武汉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表的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7年7月27日《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明确提出“四个一小撮”，当时解放军大游行也喊了这种口号，偏偏我在小报写一篇感想就成了罪状，我可没有中央的调子高。为什么不批中央而扣我罪名呢？恐怕至今也找不到我迫害任何人的证据，相反跟我造反的群众被无辜屠杀28人，杀人者竟成了有功之臣，活着的被封官晋爵，当上局长，死了的被平反昭雪等等，这又是哪一家的法和理呢？
第三条罪状是领导“反复旧”。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亲自解决此事，中共中央为此发了《五二七指示》，我为此作了数不清的检讨，被整得死去活来。现在到这里升了级，成了颠覆政府的罪状。大家知道，所谓颠覆政府，应该是指颠覆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当时我是红色政权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巩固红色政权。究竟是谁颠覆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还需要我说吗？如果我真的颠覆了无产阶级政权，早该成当局的大英雄了。
第四条罪状是批林批孔搞“放、平、补、提、纳”。这也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当时实际的。省、市委当时都在转弯子，主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放人、补台都是省、市委决定的，我们作为文革中一直被打压的人，当时提这些要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如果我们真的“夺了权”而且“横行十年”，还用得着为被抓、被整的战友去要求省、市委“放、平、补、提、纳”吗？只能说明我们当时也是被整肃、被打压的弱势群体。
最后一条罪状是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更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参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是我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联系实际，促省、市委转弯子的，省、市委后来也开始转弯子，还在襄樊召开转弯子经验交流会。不仅如此，十月政变后，华国锋为了掩盖自己反对毛主席的罪恶阴谋，稳定局势，不是仍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甚至在逮捕我的百万人大会上不是仍在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何罪之有？至于说我污蔑给周总理献花的群众是反革命，完全是没有证据的不实之词，相信当局到今天也不可能拿出真凭实据。
我当时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事后，审判长成厚胜对我说：“这都是全国统一定的，你要想辩明造反派无罪，除非四人帮无罪。”一语亮出了底牌：无罪也是有罪，这是政治需要。
后来看到胡厚民的遗稿《法庭陈述》，胡厚民比我高明的是他看穿了政治斗争的把戏，既然打击你是既定方针，为自己辩护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早就说过：既然造了反，就是给他们下跪也没用。他在法庭上视死如归，放弃了为自己个人辩护，而为全体遭受打击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申冤辩诬。他站得高，赢得包括他的反对派的尊敬，不得不称他为“法庭英雄”、“悲剧英雄”和“失败的英雄”。
我家对门就是国民党的战犯楼，那是国家拨款专门为他们买的房子，他们都在市参事室挂职，开会有小车接送，每月工资不菲，而且是统筹医疗，实报实销，看病、吃药、住院不用自己花一分钱，死后有丧葬费，住房可以买卖也可以由亲属继承。
我经常和战犯们谈心，深叹自己不如“战犯”。战犯们则说：“我们还不是托台湾的福！要不是有个台湾摆在那里，我们能有这样的待遇？中共当局对我们不敢马虎，一是统战的需要，二是做给全世界看。你们唯一的后台老板毛泽东死了，你怎么能跟我们比呢？我们当年和共产党是真刀真枪的干，谁没有血债？政治这个东西永远是为需要服务的。”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战犯们不愧为战犯，直教我茅塞顿开。
一位姓李的青年人说：“你岂止不如战犯，也不如地、富、反、坏、右，谁让你跟老毛跑，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应得的下场!”
我参加了一场由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能做到约束部下，没有对一个领导干部进行武斗，不把矛头对准无辜群众，文化大革命那么乱的情况下很少有人犯罪，应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即使在我的战友被无端屠杀28人的情况下，我也强令不准报复。即使有个别人不听招呼，我一经发现，立即制止。例如王锦铭在7·20事件后把胡重远抓来打，我发现后当即制止，当场放人，并派人护送胡重远回家。
然而，我的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级别（相当于副军级）、工造总司司令的头衔，决定了我无论如何注意政策、洁身自好都是徒劳的。正如隔离审查时专案人员对我说的：“我们不打击你打击谁？”我和刘祖平不一样，明知自己是冤案，却不做平反梦，如今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已不把我们当反革命看，相反的我的街坊胡炳贤见面就喊我“老革命”。我所到之处，还是挺受人尊敬的。缺憾就是自己太穷了，年老力衰，身残病重，面对养老和治病均没有保障的晚年，我忧心忡忡。更使我悲伤的是，相濡以沫的妻子受我牵连英年早逝，我唯一可以依赖养老送终的女儿也因为我的政治阴影和生活的压力意外身亡。如今孤身一人的我再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恐惧了，随时可以去见马克思和毛主席。我很欣赏一副古联：“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这应该成为我的墓志铭。
后 记
由我口述、锺逸先生整理的这本文革回忆录，意在尽可能还原我所经历的武汉文革原貌。由于时隔四十多年，手头没有原始数据，挂一漏万，或者事实小有出入，在所难免。现在无须争论当初谁对或谁错，也不存在指责谁，而是摆清事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一份遗产，让历史最终来进行评判。
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个检验的过程有时是很漫长的。以此推论，美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建国以后就没有翻过烧饼，由于军队国家化，也不存在政变的问题，科技、生产都上去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否可以说实践证明美国是最正确的呢？是否可以说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过去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错误的呢？是否（再问就麻烦了）……通过一个极短的实践，全盘否定另一个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实践，是否自身还要继续经过实践的检验呢？获得真理是没有止境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史无前例”，它的对与错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亲历者能下结论的，它将是相当长一个时间研究和争论的课题。
不过，造反派这个人数众多，受迫害、打击最重的群体，一直没有话语权，被妖魔化，深深的偏见印在一些人的脑海里，年青一代则更不知当年造反派是怎么一回事。
简单地说，造反派代表着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与日益腐化的官僚阶层——当权派存在着永远的矛盾。自古以来，总是当权者整群众，群众给领导提意见是大逆不道，要遭报复、穿小鞋的，何况造反，造反是要杀头的。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创这样一个先例，他公然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造当权者（走资派）的反。他自己在中央五一六通知中率先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矛头直指党、政、军的走资派。他带头“炮打司令部”，在党的领导下，受迫害和打击的人民大众才有了一次理直气壮和当权者或走资派斗争的机会和勇气。这批无辜的群众在文革开始就是被整的受害者。而那些整人者依然是历次运动一贯整人的当权派及其子女和被他们重用的骨干。文革初期“破四旧”刮起的红色恐怖，什么“红海洋”，砸庙宇，毁文物，抓黑帮，横扫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等等，都是由当权派操纵保守派红卫兵干的。文化革命中任意武斗，随便抄家、抓人、打人、杀人也是他们首开风气的。但当权者操纵的所有国家宣传机器都将此说成是造反派的罪行。当局根本不承认文革中有受党、政、军走资派支持的强大的保守派杀人放火的事。对这些人的罪行非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不清算，还要大加培养、重用。虽然是成王败寇，由胜利者书写历史，但口口声声强调“实事求是”的当权者又哪有一点实事求是的胸怀呢？这就是迫使我们这些文革的亲历者不得不认真回忆，痛苦地思索，力争留下一点文字给后人的原因。
文革运动初期，为了发动群众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毛泽东是不遗余力支持造反派的，甚至是支持激进派的。以致在造反派中形成了造反精神越强越革命的错觉。当时没有这批敢冲敢闯的小将，群众确实难以发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激进派是有功的。同时也滋长了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的极左思潮。
由于造反派有了激进派和温和派，加上大联合、夺权的争执，造反派的内战在所难免，它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国性现象。这就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斗、批、改搞不下去了，武斗升级了，谁打招呼也听不进去了。特别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下令开枪打死、打伤毛主席派去制止武斗的工人、解放军，激怒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从此大、中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造反派退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和激进派作了严厉的批评，强调三年结束文革。
三年结束文革，本来是毛泽东最初的设想。但毛泽东“7·20”在武汉遭遇滑铁卢后，加速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步伐。毛泽东为平衡各派政治势力，抛出王、关、戚，牺牲文革中为他冲锋陷阵的全国造反派。
但失控的文革不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造反派一旦被打下去，否定文革的势力立即汹涌而来。于是毛泽东又发动批林批孔、评水浒批投降派、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他决心捍卫他一生中做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因为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是总头子、总司令，所以一切反文革的势力把主要矛头和终极矛头对准毛泽东。但毛泽东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背弃了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一时不敢贸然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极力阻止和回避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本人，而是使用政治斗争伎俩，先搞掉那四个人，再全面清算造反派，把所有的罪责都加到那四个人和造反派身上，还说自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先是野心膨胀，当了投降派，采取非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手段抓了四个人。然后自己以正统毛主义者自居，坚持“两个凡是”，大搞“抓纲治国”运动。所谓“抓纲”，就是狠抓阶级斗争之“纲”，所谓“治国”，就是大规模的进行抓捕镇压。以肃清“四人帮”残余为借口，从上到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关押、处决一切政冶异议人士。在“抓纲治国”的政治运动中，以“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的罪名进行无情的镇压，一样地用文革中走资派惯用的所谓“恶攻罪”来抓捕和杀人。所谓“恶攻”就是恶毒攻击之意，大到一本书、一篇文章，小到一封家书，情书，一句话，只要沾上了“恶攻”二字，就可能人头落地。华国锋的倒行逆施，使全国造反派陷入血海深渊，结果还是昙花一现，他的“一举粉碎”，成为走资派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样被别人搞阴谋逼下台，被别人“一举粉碎”，成为历史上的笑柄。
由此联系到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在当权派面前即使表现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毫无意义的。在政治斗争中输掉的一派，只能接受被人狂泼脏水的结局。
武钢有个董明会，本是个老实工人，文革中是造反派中的拥军派，被军代表选中参加中共九大、十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总工会主任、武汉市民兵指挥部总指挥。此后他与造反派从不往来，一心听军代表的，后来则一心听领导干部的。毛泽东逝世后，他也和其它一直造当权派反的造反派头头一样被抓进去坐牢。开始他想不通，后来他看到华国锋、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等都下台了，他才想通了：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只要你与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沾上边，再谨小慎微也没有用。
还有一个新派头头，新华工的张立国，自从1968年2月被结合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当上副主任以后，就与造反派断绝往来，一条心听曾、刘首长和张体学的话。毛泽东逝世后，同样被列为与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一样的湖北地区“四人帮”代表人物，被重判13年。他十分地想不通，看来他没有搞通“政治斗争需要平衡”这一点。当权者光打击钢派不打击新派行吗？不仅他被平衡了进去，我不是也被平衡进去了吗？
造反派群体长期受打压，被妖魔化，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的原因。只要法制不健全、不完善、执法不公，只要人权没有充分保障，只要没有充分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结社自由等宪法保障的权利，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不是对文革历史要淡化吗？淡化到文革幸存者全部自然消亡，淡化到没有人敢为造反派伸张正义、说公道话，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就淹没了，剩下的只是官方的记载，是成为定式的结论。
我这本书是很不成熟的，抛砖引玉都谈不上。只是希望更多的文革幸存者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如实地记录下来，给自己也给后代一个交代吧！
我虽然不是完全不能动笔，但重病缠身，没有那个精力。于是由我口述，锺逸先生整理成这些文字。为这本书，锺逸先生牺牲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反复核对史实，征求各方意见，终于得以和大家见面。对锺逸先生付出的辛劳，我深表感激。
对本书提出修改意见的有徐海亮、余德亨、段夙慧、罗耀先、顾建棠、彭勋、彭祖龙、柳英发、谢保安、李承弘、邓国栋……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为本书付梓作出艰辛努力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焱金
2009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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