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过:“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别的案子都能翻,却坚决不许翻林彪的案。丁凯文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要追到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上。毛泽东除了安排明面上的接班人,还会安排一两个“备胎”,让其互相制衡。在他发现刘少奇不一条心时,就扶植掌军权的副主席林彪和掌党权的总书记邓小平 ◆丁凯文/高伐林 (续前篇)搞政变会先“预演”吗? 高:林彪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当权者给之定的罪名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你认为林彪被官方如此定性,原因何在? 丁: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毛泽东知悉林的座机坠落,机毁人亡时,说了一句话:“这是最好的结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毛泽东在南巡的过程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林彪,声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凡是知道前“九次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的人,都明白这一说法实际上已将林彪摆到了敌对面的地位,林彪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彭德怀、刘少奇的下场。“倒林”原是毛的本意。这次林彪自己跑了死了,省了毛的许多力气,免去了那些类似于斗倒刘少奇的党内斗争之举,乃至毛泽东额首称庆。此外,林彪一死,毛本人干的很多坏事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推到林彪的头上,像整罗瑞卿、贺龙、反“二月逆流”以及“杨余傅事件”等等。毛何乐而不为呢! 高:你认为,官方的结论,像“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篡党夺权”、“谋害毛泽东”、“叛党叛国”等等,疑点何在? 丁:疑点就在于,这些“罪名”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只要当局要打倒某人时,就千方百计找出所谓“证据”定罪,而这些一面之辞都是经过精心策划、被反复宣传,将任何相反的声音都予以“消音”,或者相反的声音即使有也过於弱小,以致根本无法被世人知悉。举例来说,原本林彪在1969年10月为防止苏联突然袭击而发布的紧急命令,到他死后当局就上纲上线,生拉硬扯为是林彪要搞“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相当多老干部被临时疏散到外地,本来是顾及他们的安全,与林彪这个命令毫无关系,也硬被说成是林彪为了政变而清除障碍。这一不实之词在后来不仅未被澄清,反而还不断被广泛引用。只要去书店、图书馆翻翻那些党史书籍和老革命们的回忆录,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了。官方的定论是多么荒谬,可多少人对这些说辞不仅没有任何怀疑,甚至还津津乐道!试问:这个世界上可有人在搞政变前要先来个“预演”,提前告诉大家他要搞“政变”了? 其它例子实在太多,书里面有详尽的叙述,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海外从事林彪事件研究者寥寥无几 高:“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人们就私下流传关于林彪出事的各种说法,对官方灌输的统一口径暗中存疑。这么多年来,官方、民间和国内外学界对于林彪罪案疑点,调查有什么进展,研究有什么成果呢? 丁:我们可以分为国外和国内两部分来讨论。先说一下海外的研究。 真正在海外从事林彪事件研究的人寥寥无几,就我目力所及,在美国大概只有弗吉尼亚州的Old Dominion University 历史系的金秋教授…… 高:你说的是吴法宪的女儿? 丁:是的。金秋教授在1999年出版了《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英文著作,是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较为系统地研究林彪事件的专著。金秋教授由於她个人的独特经历,拥有别人所难以掌握的资料,她的书,是迄今为止研究林彪事件最权威的著作之一(在我向丁凯文采访之后不久,吴法宪去世,他与妻子陈绥圻一道完成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于2007年——高注)。另外,还有澳洲Monash大学亚洲研究系孙万国教授,他与泰伟斯教授(Frederick C. Teiwes)合著了一本《林彪的悲剧:文革中骑虎难下》(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以上这两本是本人读到的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专著。据说台湾和日本也有学者研究林彪事件,但因为本人未曾读过他们的著作,这里不愿妄加评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一位史学研究者冯治军先生,冯先生著有《林彪与毛泽东》,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毛、林从井冈山时期到林彪最后倒台的关系,该书是一本相当不错的著作,值得一读。 此外,谈及林彪事件的研究,我们不应忽视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林彪事件虽然不属该书重点讨论的范围,但高在许多问题上的确有相当深入的考证与分析,特别是谈及毛林冲突的起源及后来的发展,都有独到见解,许多史料也极有价值,虽说在个别问题上,我们之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高的著作仍然是海内外研究者作学术研究时经常引用的著作。 总的讲,海外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资料匮乏,海外学者不具备高文谦曾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这样的特殊背景,研究很难深入。 高:但是,同样是信息封锁,海外对中共其它一些重大问题不是仍有不少研究者、也出了不少成果么? 丁:林彪事件与中共其他问题很大不同点在於重要的真相资料太少。当局全面封锁,人们能看到的基本是官方一家之言,而且被大量反复渲染,造成人云亦云,真假莫辨。其中有一小部分确有其事,但大部分是人为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较一下毛刘周,就很不一样:他们是正面人物,官方披露很多东西,其子女、亲友、部下以及各界人士也都不遗余力地回忆挖掘,所以这些人物的资料大大多于林彪。关于林彪,除了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外,几乎没有什么相反的资料问世。国内知情人士不敢说,海外想说也说不到点子上,这就造成了海外研究的极大困难,自然就研究者寡。国内官方研究“以毛划线” 高:那么中国国内的研究呢? 丁:大陆的林彪研究,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层次,就是官方的研究,诸如中央党校的于南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教授,另外还有一些文人作家如萧思科等,他们的研究著作多是在当局划定的圈子内,不断重复当局原有的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结论,为当局的论断作注脚。再有,就是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教科书,无论是中共党史研究室编撰的党史“文革”史,还是其他学校或个人撰写的党史“文革”史,在林彪事件上的说法一如既往,没有什么突破。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林彪的这一生》,作者少华、游胡,此书算是较为系统地写了林彪的一生,但不过是集官方说辞之大成,东拼西凑,毫无独立见解,此书也竟然一版再版,大行其道——由此倒也看出林彪这一话题之长盛不衰。 除了这些官方研究者之外,不可忽视的是一大批党内元老及其子女所撰写的回忆录,比如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张耀祠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这些回忆录有一些价值,毕竟多多少少还透露了一些内容。但这些回忆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毛划线”,全力维护毛的形象,维护当局钦定的历史…… 高:请你举一例。 丁:张耀祠的回忆谈及毛泽东整倒罗瑞卿时,只是强调当时叶群(叶的后面自然是林彪)向毛告罗瑞卿的状,似乎是叶群一告一个准,毛听信了叶群的汇报而决定整倒罗瑞卿。可他身为当事人,为何不说当时向毛告罗状的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人物,如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等?这些军内高干在“倒罗”一事上实际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还有其他老帅如叶剑英等在“倒罗”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有所取舍的回忆录,只不过是迎合了当局的既有定论,试图抹去那些曾经干过不太光彩之事的人的记录。另外一些高干及其子女的回忆录,在林彪问题上也基本是重复当局的结论,有些根本就是一部简明中共党史加上自己家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由於他们打的旗号是“回忆录”,所以在很多问题上误导视听,不仅未能澄清历史事实,反而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就是典型一例。国内民间研究难以畅所欲言 高:民间独立学者的研究情况是不是能有新的成果? 丁:对,民间的研究是第二个层次。民间学者以何蜀、余汝信和陈晓宁为代表,他们在大量收集资料基础上,对林彪事件详加分析,在许多问题上有突破性进展,如关于所谓的“设国家主席”,“林彪政变杀毛”等,对推动深入研究林彪事件起了极大作用。 我们要特别提及大陆的史学专家王年一教授,早在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上,王教授首次就林彪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文革”史学界应该重新研究林彪事件,客观公正地评论这一历史事件。这在当时环境下可说是一鸣惊人,难能可贵。 大陆作家张聂尔女士撰有《风云“九一三”》一书,张女士出身军队元老家庭,曾访问过不少林彪事件当事人,此书叙述“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以及过程有独到之处,值得研究者注意。此外,还有部分原林办的秘书、警卫们的回忆,虽然在大框架内未能突破官方说辞,但在一些具体事例上说出了当时的原委。比如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等,张云生就澄清了所谓“林彪吸食鸦片”的传闻,指出这一传闻毫无事实依据,纯属故意败坏林彪的声誉、糟践林彪的形象,也正符合了当局对林彪的批判。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传记作家舒云女士,在撰写了《百战将星——杨勇》,《大将罗瑞卿》等书之际,舒云女士还下了很大的功夫采访“九一三事件”当事人,试图揭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特别是她不仅写了那些上层人物荣辱沉浮,还写出了那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由於林彪事件而无辜受牵连的悲惨命运,令人扼腕叹息。(我向丁凯文采访之际,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尚未出版,舒云的其它几本关于林彪的书《林彪画传》《林彪日记》更是几年后才问世。——高注)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国内在林彪事件研究上的不足,这主要还是表现在资料缺乏,林彪事件的许多当事人还无法畅所欲言,再加上当局人为的限制,更使这一课题的研究难于深入。 像1971年9月8日到9月13日,林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身边的宋德金、李文普等人,也说了、写了些东西,但是语焉不详,琐碎含混,吞吞吐吐。 高:林立衡不是一直在为她父亲恢复名誉而奔走上书吗? 丁:对,她是一直在致力于为她父亲翻案,她作为当事人、知情人,怎么能同意当局对她父亲的那些明显与事实不符的结论?但是她受到当局很大的约束,在我们这本书中就写了,当局对她“约法三章”,要求她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写回忆录发表。所以尽管她了解相当多的情况,却从来不向外披露,至少我没有看到哪个报刊刊载林立衡的回忆录和采访记。她只是不停向中央写信报材料、反映情况。 丁凯文编著《百年林彪》,出版于2007年。邓小平为什么那么恨林彪? 高:“文革”中绝大多数案子都已经翻了过来,你认为林彪的案为什么没有翻?要改变官方给林彪的定性,症结在哪里? 丁:症结在於要破除当局新版的“两个凡是”,即:凡是邓小平及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下的结论不可更改,凡是“两案审判”特别法庭所判定的结论不可更改。须知任何研究领域都不能人为地设置禁区和障碍。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为了在全党统一思想认识,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本来应该热烈讨论的问题人为地划定了框架,给人们念起紧箍咒,谁要是越雷池一步,谁可能就要倒霉。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文革的研究要“宜粗不宜细”,特别是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时,更要小心翼翼地为他们妥为遮掩,将他们的倒行逆施大事化小,为他们开脱为“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等等。 高: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旗帜的邓小平,不是还说过:不管案子是谁定的,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吗?为什么不愿意给林彪翻案,要设下新版的“两个凡是”? 丁:是啊,毛要用莫须有的罪名整林彪,还好理解,我们觉得很“正常”;但是邓小平为什么会如此?国内作家萧思科写的那本《特别审判》中,对于当时中国的所谓“特别法庭”的决策过程写得够明白了,邓小平怎么指示,彭真怎么指示,定什么性,诉什么罪,判什么刑,谁该重判,谁过去有功可以轻点……都是他们说了算。你能想象美国的一个什么案子,由总统和副总统在白宫里面先研究该怎么定罪判决吗? 邓小平什么案子都可以翻,即使自己亲自主持的“反右”,虽然留了尾巴,剩几个人坚持不认错,毕竟也大部分平反了。惟独林彪的案子,他坚决不翻。邓小平实际上是将仇毛转化为仇林——他说过:“林彪不死,天理难容。”但是不更应该说“毛泽东不死,天理难容”吗?就算林彪干过坏事,都是毛泽东为首干的啊! 高: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将仇毛转化为仇林? 丁:原因很复杂,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要追到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上。毛泽东安排接班人,从来都不是只安排一人的,除了那个明面上的,他还会安排一两个“备胎”,让其互相制衡,便于他控制。在他发现刘少奇越来越不一条心时,他就扶植掌军权的副主席林彪和掌党权的总书记邓小平。这两个人本来都是毛泽东的人,又分管一摊,并无冲突,但在毛泽东的这个接班格局中,很自然就会发生矛盾。我注意到,林彪在“文革”中,对刘少奇倒没有批过什么,倒是批邓比较多,有些话说得比对刘少奇还重,恐怕这里面就有心结在起作用了。有这个历史因缘,邓小平复出,自然就坚决不让翻林彪的案。为了维持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的地位不能动摇,那么谁来为毛泽东背黑锅?就得你林彪(还有江青“上海帮”)背着了! 要想在林彪事件问题上有突破性进展,必须破除新版的“两个凡是”,也就是说要冲破当局各种人为的限制,要求开放档案资料,让广大学者专家们畅所欲言。我相信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林彪事件的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未完待续) 相关文章: 推倒加给林彪的不实之辞:丁凯文答问之一 抽掉林彪罪状第一块基石:丁凯文答问之三 专访舒云(上):寻找林彪事件的黑匣子 专访舒云(下):林彪被人下了很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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