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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项羽和刘邦先后见到威风凛凛的秦始皇时，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话，表现的正巧是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前者，是一种相容的思维模式，后者，是一种不相容的思维模式。中国对美国，应该说哪一句话、采取什么思维模式呢？
◆高伐林
13年前，香港出版《中国如何面对西方》，由中国大陆学者主编组稿，邀雷颐、孙立平、许纪霖、康晓光、杨东平、王力雄、王小波、陈小雅、刘兵、萧学慧，以及用笔名署名的学者、作家共21位，针对《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各抒己见。当时我受明镜出版社委托，写了一篇文章作该书的“导读”。尽管中美关系、国人对美国的感受又有了若干变化，这里贴出来抛砖引玉。
（续前篇）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国人由“亲美”，又转向“疑美”甚至“反美”，从中国社会心理的层面来看，罗列一下，至少可以排出以下几条原因：
对中国而言，美国的多重角色
一、由于多年来受挫而造成的自卑，埋下对新的挫折和外界批评的排拒基因。这种感觉一百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国人的胸臆深层，有机会就冒出来，甚至在极不相干的问题上也触动敏感神经。例如“诺贝尔综合症”一直未曾痊愈，年年秋天发作；而北京申办奥运主办权以两票之差落败，老百姓被当局大肆造势引起过高的期待心理受到沉重打击，无法以平常心看待这一结局，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成了泄愤的对象，民间甚至一度众口喧腾“抵制奥运”之说。
二、对美国和美国人了解后的吃惊和失望。这正是“因不了解而结婚，因熟悉而离婚”这一妙语的例证：美国由当年一个隔得远远看令人羡慕的模仿对象，变成了在各个场合挤挤撞撞的竞争对手，“美国”并不是“美的国”，过去国人将美国理想化，现在想像的光环消褪，期待的虹彩剥落，才明白美国自己国内的问题随手一抓一大把，也不过如此乃尔！而比发现“美国并不是天堂”更令中国人心寒齿冷的，是发现“美国人并不是天使”——他们那种实用主义和美国中心的思维方式，那种以美国标准衡量一切、改造一切的心态，那种高人一头、指手划脚的习惯，是造成许多中国人反感的缘由。一旦印象形成为思维定式，连美国人所崇尚的确实应该列入人类普遍原则的东西，也一概斥之为“不合国情”，“强加于人”了。“凡是美国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三、“阴谋论”的流毒依然在许多人脑海里挥之不去。人们尚未自冷战中的心态完全恢复过来，疑神疑鬼，处处发现“遏制中国论”的蛛丝马迹。前有中国大陆的政协常委何新先生再三再四地给中南海上“密札”(他的文集就以此为题。《致中南海密札／为中国声辩》，何新著，明镜出版社出版)、与海外记者长谈(却很少与国内记者畅言)；后有《说不》的几位作者，像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手记》中那个无名无姓的受迫害狂主人公，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谈论着他，都在串通一气，暗中策划著针对他的阴谋。我们在《说不》中从前言开始，几乎在每页上都能找到这样的词句：
“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针对中国的大阴谋开始酝酿发酵”(前言一页)；“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说不》40页)；“美国的所有动作(注意：是“所有”——高伐林按)都有它的深藏的有时是秘而不宣的底蕴，这种底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阴谋”(《说不》64页，其中“帝国主义的阴谋”七个字下面点上了著重号)；“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整个西方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说不》66页)；“对于美国的阴谋，中国千万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说不》85页)；“有证据认为”“孤儿院——死亡屋事件”是一桩针对中国政府的彻头彻尾的阴谋”(《说不》95页)；甚至还有这样的句子：“当你以为你正在美国人民进行一场民间交流时，中央情报局就在你身边；当你真诚地向有人推荐美国品味时，殊不知你已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说不》147页)。
美国华裔主播宗毓华也曾有耸人听闻的“中国间谍报导”，看来冷战心态“阴谋论”是双方都有的。不过，两件事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宗毓华的报导引起了旅美华人的群起抗议，不惜与之对簿公堂，最后迫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道歉认错；而《说不》的上述言论尽管引起了来到中国的某些美国商人学者的抗议，却无人理睬。
四、因为未曾达到目的于是就竭力贬抑之的“酸葡萄”心理。例如，有些人想去美国而一直未能如愿，有人想赚美国佬的钞票却没有得手，就通过贬损美国来得到心理平衡，美国的严重社会问题和美国国民素质的缺陷，都成为取笑对象。
五、前几年一些人对民族传统过分否定，引致反弹。有人称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主流是“逆向种族主义”——即所谓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也是劣等民族，只有脱胎换骨才有资格生存下去”。这种“逆向种族主义”的评价是否归纳得公允准确暂且不论，但是在当时反思民族传统时侧重否定其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一面，确实也是事实，这构成后来学术思潮的钟摆向另一端摆去的诱因。
此外还有很多，例如：以中国政治运作方式去猜度美国而引起的误解，中西方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和文化冲突，等等，在特定情境下，都成为了反美的导火索。
这一波中国对美国的复杂的情感反应，原因虽多，但最关键的，我看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人所面对的美国，一身兼二任，亦为老师亦为对手 ——作为老师，他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中国人要虚心向他学习，甚至按照中国传统被要求“尊师”；作为对手，他又得了机会就欺负我们，中国人要狠心将他压过，但是又一时无法如愿。跟从这样的老师，受到欺负时恨不得罢课，但真要拂袖而去，受损失的不是老师，而是学生自己。
如果我们分得再细一点，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美国是这么个多重角色：对于中国的开放来讲，美国是金主；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讲，美国是样板；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讲，美国是对手；对于中国的稳定来讲，美国是隐患。《中国青年报》举行公众调查：百分之七十一点四的人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分量无法视而不见，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更是酸甜苦辣俱全了！
从“彼可取而代”到“大丈夫当如是”
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旅途中，摸索中国与外国包括美国建立正常健康的关系以及“情感抉择”，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美国在变，中国在变，中美关系在变。在这个摸索过程中，不时深一脚浅一脚，甚至踏歪了，都属正常。“情感抉择”也一定会在互动中调整，其中有这样那样的带棱带角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民族主义情绪不是谁想制造就能制造，更不是谁想压制就能压制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涨，是各种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族主义情绪的化解，也需要各种力量的妥善安抚。但是，中共最善于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都记得，中共在各种思想工作的条例、经验介绍中(例如那位德育教授李燕杰的看家本事)，“动之以情”是非常重要的一招——尤其是对于文化水平不高、还不怎么熟谙运用理性、习惯了“跟著感觉走”的民众，简直屡试不爽。
其实，情感包含相当大的危险性。之所以危险，原因在于情感方向的易变、边缘界限的模糊，它不像高精度的激光束，发射出去可以准确地锁定目标，而是难以解释也难以控驭的暴起暴落，流动飘忽。在朴素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甚至极端的民族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可以清晰界定的界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军国主义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当然我并不打算将人们自然而然产生和存在的、合情合理的民族情感用几个等号一变换，就和军国主义合并同类项。但是历史经验反覆证明，军国主义最能毫不费力地调动的，就是人们“自然而然产生和存在的”、“合情合理”的民族情感，这大概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挑动民族主义情感不论是对民众还是对官方，都具有危险性，可能导致一个有利于对方却不利于自己的前景。《中国如何面对西方》中不止一个作者使用了“双刃剑”这个比喻来形容民族主义。而照我看，民族主义思潮在今天简直就像澳洲土著所用过的“飞去来器”，谁用它，谁就最终反遭其害。对官方来讲，挑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构成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如果驾驭不了，可能被迫偏离既定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可能将这股非理性野火引向自身，影响千方百计维持住的平衡和稳定； 对民众来讲，民族主义被挑动起来，可能以盲目的激情不知不觉支持了一些打著“民族主义”旗号，有利于维护官方统治、却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措施。
情感之所以包含相当大的危险性，还有一点不能不察的是，人们对于“出自真性情”的言行，往往报以原谅和同情，将之视为比“出于利益”的言行要高出一个等级。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想法尚可理解；但是在政治行为中，尤其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时，“出自真性情”明明是非必要条件，却被操作者反覆鼓吹，就很值得打个问号。这往往可能是利用人们这种盲点的一种烟幕弹：“出自真性情”是假，“诉诸非理性”是真，可能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造成更严重的危害。任何人如果一味强调自己最深厚最强烈的“情感”，往往就意味著其人其行值得警惕了。如果说《说不》的几位年轻人以抒发内心感慨为宗旨，不妨“出自真性情”一番；那么，在他们之前的何新先生“为中国声辩”，自告奋勇代党中央设计各种政治方略，却花了很多唇舌剖心沥肝地表白自己如何“热爱中华民族”，就不知其用意何在了。
深入追究一下目前的民族主义情感，其下支撑的其实也还是某种在下意识沉潜、沉淀化为直觉的观念，其文化密码上残留著旧的印记。当《说不》赫然以“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作为篇目标题时，他们的宏伟展望是中国(“黄天”)将要推开美国(“苍天”)，新强权取旧强权而代之，成为世界的主导者；其思路的前提设定是：时代的发展将是在时间上先后相续，“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一个取代一个，“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但他们就没有想过，苍天与黄天，一定是死一个才能立一个么？时代的发展是否应该转向在空间上多元并立，共存相容？当项羽和刘邦见到威风凛凛的秦始皇时，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话，无意中表现的正巧是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前者是一种相容的思维模式，后者是一种不相容的思维模式。不幸，《说不》的作者承袭了后者。
非理性情感不可能用另一种非理性情感战胜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中国如何面对西方》中某些作者给我的感觉。
好几位作者这么说：“这部(指《说不》)由五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文人合著的，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不予理睬是中国知识分子表示轻蔑的一种方式”，“如果不是某些外国朋友以为中国无人，误认为这些人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中国知识分子绝不会拿起笔来评论这样的书”，轻蔑之意溢于言表。其实，大可不必。
看来本书中一些作者对卷进这个话题，颇有一点秀才遇到泼皮的尴尬，左右为难——难，不是在学术论证上有多么高深的难度；难，是因为面对了这么几位年轻对手，义愤填膺，口若悬河，举出了成百上千的例证，却不打算陈述道理，更不打算出示证据，他们的目的，只是煽情。而且他们扛著一面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主义大旗，这就又先天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先天地使自己具有某种号召力；使任何敢于反驳他们的人，都被置于一个可疑的立场，甚至预先感到自己跳进黄河洗不清。宣传民族主义，永远可以动员这个民族的精神资源，获得高支持率。尤其是现在，既是一种安全的毫无风险的投机，又是一种高回报率的经济行为。而他们所猛烈抨击的、所尖刻揭发的，基本上又都是事出有因。当代的中国人，谁不能举出几条亲身经历的或者道听途说的可以归作美国或者其他外国欺负中国人的例证！谁又不能举出几条耳闻目睹的崇洋媚外言行！
面对他们，不反驳吧按捺不住；但与之争辩，学者们似乎用什么语调开口，都显得被动。“说不者”是年轻人，年轻人有想骂谁就骂谁的权利，他们的岁数就是他们的资格——列宁有云：“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倚老卖老”这个词只能在讲究上下、尊卑有序的社会里才有现实价值；而在礼崩乐坏之年，其实倒是“倚小卖小”更为有效。骂对了，人家赞他们“初生之犊不畏虎”，敢于向貌似强大的权威挑战，“世界是你们的”；骂错了——骂错了又怎么样？
跟年轻人吵架，先天就落入下风：他骂人，你搬出圣贤之理教训他吗？拿出百科全书和各种统计数据、现场目击者经过宣誓的证词，一一纠正他们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吗？你输了：所有旁观的人都要笑话你：在他们那些鲜活泼辣、简明生动的话之前，你的道理那么苍白，数据那么软弱，态度那么迂腐，你完全是百无一用的学究、东烘先生！
你回骂？你又输了：人们对你撇嘴——你不讲文明，没涵养，没文化，跟年轻人一般见识！
本书中许多作者不厌其烦地指出《说不》的情绪化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再三指出：“我们不应该再走极端……我们不应该沉迷于‘情感抉择’而抛弃理性定位。”(金辉)；“对外关系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李永辉)在这里，“勇气”更多的体现一种情感，“智慧”则无疑基于理性。但是本书有些作者在指斥《说不》“为什么不能来点儿平心静气”(黄钟)的同时，自己却已被“说不者”激动了起来，不够平心静气了，尤其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对《说不》说不”，满篇情绪化的词句泛滥，随手引几个大小标题来看，足证我所言不虚：“《说不》：危险、狂妄的祸国之言”，“民族自大狂透露的极权主义气息”，“包装：一种伪民族主义的伎俩”，“圣战骑士的‘民族良心’何在”，“剥了皮往里瞧”，“法西斯的气味”……用情绪化来反对情绪化，反去反来，不就使自己落到与“说不者”同样的论辩层次、也就同样“危险”了么？
那么，只好走开，任这些“说不者”去自己走向自己的反面？然而，胡说八道之所以占有市场，就是因为不肯胡说八道的人，也不肯出来反驳胡说八道，洁身自好，保持沉默，结果将市场拱手让给了胡说八道者。
“说不者”自有说“不”的自由；不赞成“说不者”也有剖析“说不”的责任。关键就要把握自己的角色：并非与“说不者”同场竞技打擂台，不要去与泼皮比泼，与疯子赛疯。研究泼皮的自己并不就是泼皮，研究疯子的自己并不就是疯子，研究情感的自己不能只凭著情感。既没有必要清高，认为分析他们就失了身份，也不应该将自己陷到他们的思维误区。我们不能同意“说不者”的，不是他们表达自己说不的情感，而是他们不许别人说话的思维方式——自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不仅以国家权力为恃仗，而且还鼓动暴力(“要准备打仗！”)来取消反对者发言权的霸气。当他们说“不”时，却将说不的权力只留给了自己，不允许别人对他们说不，说了就是“汉奸”“卖国贼”(见《还是要说不》)。如果对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我们跟他们还有什么两样？！《面对西方》中许纪霖说得好：如果不是先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那么很可能就找不到自己的情感的支点。“一种民族主义如果长期缺少现代理性的实质性内容，而始终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层次，那么，其中内含的排他性成分仍然具有潜在的暴力性。”
这就是了：我们的当务之急，理应是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按现代模式来重新建构人自身，寻觅新的理性支撑，扩展更为博大的情感胸怀。（1997年）
相关文章： 感性与理性——中国如何面对西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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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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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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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10-16 13:2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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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cheat：我觉得西方人也不见得都以理性看问题。不说大选，就是职业政客在国会的演讲中，也大多数是煽情的语句。但是和中国不同的是，那些煽情不容易造成席卷全国的感性思潮。这是因为不同的势力都在煽情，而这些情绪到了受众那里往往就互相抵消了，或很快被新的情感波动所取代。而只有相对来说“英雄所见略同”的理性的声音，才经得起空间和时间的过滤而被大众所接受。另外，民主不仅是投票。社会上有各种思想库和学术机构“出产”相对理性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支撑和引导社会上的辩论。
我觉得你说的中，西区别不见得是文化和传统的区别，而更可能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区别。其中“言论自由”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你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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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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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10-16 13:1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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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师好文！这么复杂的问题一篇文章自然很难说清。但假如我在十几年前的那一片喧嚣中读到这样的文章和书，一定有种清风拂面的快感。就是今天读来，也觉得很是畅快。把中美关系不是作为两国关系，而是作为国内各种思潮和理念的碰撞互动来看，的确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文中最后一部分关于“非理性情感”的讨论，说到与这些煽情文字“争辩”的困难，我还想补充一句：这是一场“非对称战争”，因为双方的论证标准不一样。一方面喊些口号，举些似是而非的例子就算是立了论，另一方却要逐条用逻辑和事实去批驳。这光从工作量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其实这种现象在很多争论（特别是容易煽动情绪的争论如政治，民族等）之中都普遍存在。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立论者引经据典，冥思苦想提出一个政治理念，反对者一句“你能保证一定不会XXX？”就宣布了死刑。所以，作为一个思辨者（而不是政治活动家）来说，挑选争辩的对象还是很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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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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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10-16 10:4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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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欢乐颂、多思、ddcheat诸位！实在抱歉，因最近实在太忙，只是抽空将原来写的一些文章贴上来（刘晓波那篇急就章算是个例外），几乎没有时间坐下来思考，就网友提出的问题作答。
欢乐颂、多思所提的问题实际可作一篇较大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时间写。简单地说，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在写这篇文章时，各个群体在看待美国的问题上实际上已经出现差异（在时间又过了13年之后，这种差异甚至对立更相当尖锐了），而本文对此没有给以充分的注意；而中美关系也有很多层面，在国家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美并不完全一致，这篇文章说得过于笼统了。此外，更不用说，美国经过“911”和两场战争、重返亚洲……国人对美国的感情更为复杂。
我在后来几年，还曾经对一些中国与美国的学者有一些交谈、做过一些采访，其中也涉及這方面的问题，我将陆续贴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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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dche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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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10-16 10:2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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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师写了又一篇好文章。十分赞同您的观点。每次阅读都很受益。
我个人认为：大体而言，西方人是以理性（或逻辑）看待问题的，而中国人则大多以感性判断是非（这种感性是非的标准，或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是我们过去那么容易被共产党“煽夥”进各种“运动”中去的一个原因吧。（《说不》作者大约也是暗中受中共点拨所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了个“马前卒”：看看它们的调子和当时党报和喉舌的调子何其相似，可看出点端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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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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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10-16 06:4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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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一直在关注你的每一篇博文，与欢乐颂有着同样的疑问，盼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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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欢乐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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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10-15 19:0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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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师这篇文章好啊，非常同意您的“非理性情感不可能用另一种非理性情感战胜”。好奇一下：您自己在引言中说“今天看来，失于偏颇和肤浅”，能否透露一下今天在哪些方面有了不同的想法？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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