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不单写出了城市贫民“活着”的物质生存状态，更写出了他们“死去”（或者说“濒临死去”）的精神生存状态。几乎人人都在精神泥沼里打滚，要么，根本不打算挣扎上岸，要么，为了自己爬出泥沼而将别人蹬向深渊——这两种，到底哪一种更为糟糕？
◆高伐林
老高按：大前天，我的一位同窗借给我一本中国女小說家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是作者题签赠给他的。这位同窗在与我酒酣耳热之际，告诉我，方方的这部新著，是这次中宣部在建党90年时推荐的七本书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想，这应该不会是他的醉话，也应该不是我半醺时听错了。 
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
方方的几乎所有作品我都读过，包括前不久入围茅盾文学奖、但最终没能获奖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当时，有的媒体因为她湖北省作协主席的身份，而对她这部作品入围颇有微词，但我认为，她这部作品与最后获奖的五部作品相比，绝不逊色。我以祝福和艳羡的心情，注视着这位学妹，在文学圣殿里登堂入室，不断攀登。
方方求新求变，许多作品让我为之眼前一亮。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十多年前的几部作品。
这里，我找出我12年前所写的一篇对她作品的评论。这篇评论，发在比较偏僻的媒体上，方方本人不一定读到过。但我自我感觉还是写得不错的。
12年前，女作家方方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国人的心理生存状态之黑、之深。现在如何？人心恐怕更往黑处、深处坠下了几层！
无疑，方方的小说集《风景》中的三部长中篇（它们当初在刊物上发表时也曾被某些编辑冠以“长篇”），都是力作。其中两篇《风景》与《落日》，我在几年前就读过，我还记得我是如何一口气将之读完，深深为之感动。
我可以列举三重理由解释对它们为什么感到格外亲切：
第一，她笔下的场景就是我的故园——我也是在汉口土生土长的，她笔下人物生活的地方“三眼桥”“四官殿”“铁路外”，离我童年到青年住的地方一箭之遥甚至一墙之隔，作品提到这些地方，我仿佛一闭眼就能看见那让我怦然心动的大街小巷；
第二，她笔下的人物，也正是我在年轻时经常见到甚至朝夕相处的人——我的亲戚，我的同学，我的邻居……这些人物的音容笑貌，爱好绰号，都似乎就从我的熟人的言行中信手拈来——例如，《风景》中那位中心人物“七哥”在团省委任职，而我凭在团的机关工作过数年的体验，确实嗅到他身上那股说不清道不明却缭绕不已、挥之不去的“青年官”气味。
感到亲切的还有一重特别理由：我很荣幸是比她高一届的大学同窗——当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届的幸运儿，她则赶上了第二班车。而我与她相识，要追溯到更早，1977年春天的一个豪雨之日，《诗刊》的编辑王燕生到湖北来组稿，我与她都被看成“有潜力的文学新秀”叫去座谈——此公眼力可打50分：看她，看准了；看我，看错了。
当然，如果方方的小说只能拨动同窗、同乡的心弦，那是无法解释她的这些小说不胫而走、走出武汉、走向全国、乃至走出国门的——它们接连获奖，难道评委们全是她的同窗、同乡么？尽管湖北出了无数在当代文学史上赫赫震耳、熠熠耀眼的名字（需要我列举吗？闻一多、胡风、光未然……），事实上，楚韵楚风却好象从来也没有在文坛上取得什么“话语权”，文人墨客好象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去开掘自己的地方特色——这个从建筑风格到烹调菜式都像南北杂拌、东西混搅的“九省通衢”，有特色么？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它号称全国第五大城市，在文化精神上它却只比湖北山乡水寨的村民高一个等级，只以其人多货多被他们所仰视。武汉人被全国人看作粗汉泼妇，武汉生长的文人笔下避武汉方言之鄙俗惟恐不及。就连我，当年不也是大学一毕业，就飞也似地去了北京么？
我知道，评论家们会很自信地将方方的小说安放进贴有标签的某个档案抽屉——按文学思潮划界的“新现实主义”呀，以题材类型归档的“新城市小说”呀，以文化地理命名的“汉味小说”呀，以作家性别为准的“新女性小说”呀，不一而足。对于读者来讲，这些其实并无多少意义。有意义的是它们经得起时光的沉淀过滤，在它们发表数年乃至十数年之后再来重读，光彩依旧、魅力依旧。
而我更惊喜发现了它们具有感染力的深层原因：与其说它们让我与多年不见的熟人重逢，不如说介绍我认识了我曾自以为熟悉的陌生人——那些与我虽然朝夕相见的乡亲，难道我对他们不正可以用上那句成语“知人知面未知心”吗？
我的家庭，就像《风景》中杨朦、杨朗的家庭，只在某种偶然机缘中才能够瞥见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被命运的车轮碾压得死去活来的城市贫民的人生境遇，一瞥，仅仅一瞥就赶快移开眼睛，为自己不曾落入那样的境遇而暗自庆幸。而方方的笔锋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全部残酷的现实，那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甚至也不是一个面，而是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从里到外：“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大儿子只好找了个天天上夜班的工作，第七个儿子每夜得在潮湿的床底下入眠，全家吃的是拣来的烂菜，烧的是拣来的煤渣，浑身臭味，走到那里都让人掩鼻（《风景》）；丁如虎一家四代同堂，七口人同样拥挤得要命，祖母不得不挤在孙子孙媳的洞房栖身——那是这家人私自加盖七八平米的披屋（《落日》）。生存资源如此匮乏、生存空间如此仄狭，人们浑浑噩噩，让我们只能想起那部著名小说、电影的标题——“活着”，活着而已。
不仅如此。
方方这些长中篇作品更普遍意义的深层意蕴，在于她不单是写出了城市下层贫民“活着”的物质生存状态，更写出了他们“死去”（或者说濒临死去）的精神生存状态。“父亲买了木料做了一口小小的棺材把小婴儿埋在了窗下。那就是我。我听见他们每个人都对着窗下说过还是小八子舒服的话。”我们看到了这些羡慕死去婴儿的人比经济状况无望、社会地位低下更可怕的心灵黑洞：“七哥的眼睛充填着仇恨。随时要起爆，而他的生命正是为了这起爆而存在。”说的是七哥，其他人也莫不如此，他们的心灵充满了恨。几乎人人都在精神泥沼里打滚，要么不抱任何改变自己处境的希望，根本不打算挣扎出泥沼，要么为了改变处境而不择手段，为了自己爬出泥沼而将别人推向深渊——我们难以权衡：这两种，到底哪一种更为糟糕？
这种迹近完全干涸的心理生存状态，回过头来加剧了他们物质生存状态的恶化，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每个人都是他人痛苦的原因，每个人都因为他人的存在而更感到壅塞窒息，要么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要么更落井下石、朝已经在地上爬不起来的人更踹上一脚——这中间，有人是为了藉此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人则什么也不为，仅仅是想使自己的生活起点波澜，添点滋味。更多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有声的冲突，对人心却更有无形的腐蚀力：“骨瘦如柴的母亲一见男人便作少女状，张嘴就说谁家的公公与媳妇如何，谁家的岳母勾引女婿”；而书中人物一段一段的情史（其中多数，准确点说，应该算是“无情史”），不是悲剧就是闹剧。《落日》中发现祖母喝敌敌畏自杀时，两个儿子和孙子、孙媳对此事的种种盘算，将活人从医院搬出送去火葬的骇人计谋，读来让人不寒而栗！作者最高明的就是，她并没有着力去渲染全家人作出这一惨无人道决策的“戏剧性”，相反，她写出的却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而正是从这一决策的“合乎逻辑”中，我们痛切地看到了人性被扭曲成了何种程度，这种“情”、这种“理”、这种“逻辑”到了何种万劫不复的境地！
今天当然时代不同了，人们的物质生存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是人们的心理生存状况是好转了，还是在继续恶化？我们顺着作品所描绘的轨迹往前瞻望，对这一片“落日”的“风景”，实在无法乐观。 （写于1999年） 
34年前我认识方方就是这副模样，时光好像在她身上没有留下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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